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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来华讲学100周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于2019年5月2日到4日举办了有300余名中美教育专家参加的座谈会；我国学术界及教育界也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与纪念活动，研究杜威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有的期刊还开设了专栏。这些活动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向杜威致敬。杜威穿越百年再度“归来”。归来有意义吗？致敬有价值吗？套用实用主义的经典问句：杜威及其理论对于今天我国的社会与教育“有用”吗？
一百年来，来华讲学的外国学者不可胜数，为什么单单杜威被如此追忆？
1988～1994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所写都是杜威，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杜威的教育目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其整个教育理论。此后的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受杜威的影响颇多。因此我愿意结合自己的研究和体会，谈谈杜威为什么会被如此追忆。
一是杜威来华历时长、影响大。1919年4月30日，在中国的“五四运动”前夕，杜威抵达中国上海，开启了他的中国学术之旅，访问过程中，原计划只有几周的行程被延长到两年多，这期间杜威访问了中国十余省，做了两百余场演讲。他极力倡导民主与科学，与五四精神之德先生与赛先生不谋而合，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被广为传播形成风潮。论及西方教育家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杜威首屈一指，无人能及。当然，两年多的中国之行也改变了杜威，2019年初，美国学者尚恩·罗斯尔顿发表的题为《杜威在华经验考述（1919-1921）：中国是如何改变杜威的？》的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2月）就讨论了这个问题。
二是杜威与中国最著名的两个教育家颇有关联。在中国，如果推举一个古代的教育家，那么“至圣先师”孔子没有任何争议；如果推举一个近现代的教育家，那么“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也不会有争议。
我们先说杜威与孔子。把杜威与孔子放在一起，很多人会感到诧异。实际上，中外都有学者对二人进行比较研究。在我国，最早把杜威和孔子相提并论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在1919年就曾以《孔子与杜威》为题发表演讲。与杜威同时代的哲学家怀特海曾说过：“要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要想了解杜威，去读孔子。”诸多中外学者把杜威与孔子进行比较研究不是偶然的。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二人的思想底色是一致的，孔子讲求实际非常务实，杜威反对玄学追求实效，二人的思想都具很强的世俗性，强调入世有为，无宗教色彩。杜威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契合度很高，这可能是杜威容易被国人接受的原因之一。
再说陶行知与杜威。陶行知曾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是杜威的学生，其生活教育理论源于杜威。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会”“做中学”等一系列观点，陶行知结合中国国情将杜威的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观点。除陶行知外，胡适、陈鹤琴、蒋梦麟等也都是杜威的学生。这几位都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思想界和教育界有很大影响的人物，在他们的推动下，杜威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三是杜威的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是杜威归来的最重要价值，也是我们现在向杜威致敬的最主要原因。这种看法，符合杜威本人对于“理论是否有价值”的判定标准，这也算是用杜威的方式向杜威致敬。杜威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当时美国刚刚完成工业化革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工业化的完成，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社会面貌的深刻变化，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大致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是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加，但是贫富分化更为严重；二是精神文化没有与物质财富同步前进，物质财富的增长反而带来了精神文化的衰落。这些问题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问题极其相似。杜威反对无节制的旧个人主义，认为少数在经济竞争中成功的人凌驾于大多数人之上、少数人的个人自由侵害了大多数人的个人自由是不合理的。杜威要求以新个人主义取代旧个人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应合作而不是无情地竞争，强调人的社会责任，要求动用国家力量来遏制资本的冷酷扩张。这些思想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而言，很有现实意义。
建设现代化强国、推进教育现代化，这是当前我国的主流话语，杜威的理论对我们的社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都有启示。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现代化的本质是现代性即现代精神不断增长和实现的过程。民主与科学是现代精神的集中反映。而杜威理论中有两个关键词，恰恰就是民主与科学。当一个社会更为理性、更加民主，就意味着其现代化程度更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国民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许多民众的思想与行为仍然表现出传统人的一些特征，诸如遵从盲从权威，轻视民主与法治，看重等级；关心私利有余而关心公益不足，公民意识淡漠；相信外在的、神秘的力量，相信神鬼，不相信科学理性的力量等等，人的现代化的任务依然艰巨。
杜威倡导科学理性精神，鲜明体现在他对科学方法即反省思维的推崇上。与科学知识相比，杜威更为强调的是科学方法的价值。他视科学思维的方法为革除社会弊端、实现社会理想的最重要手段。杜威还将科学思维的方法与民主联系起来，认为科学思维的方法反对因循守旧，反对任何外部的权威，强调创造和验证，与民主主义是相通的。科学方法在杜威的整个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而教育恰是使人掌握这种方法的最重要手段，正是在此意义上，杜威宣告，科学、教育和民主的目标合而为一。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进一步解读为：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现代人，推进人的现代化，是教育促进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手段。
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我们更加关注杜威理论对于我国教育改革、教育现代化的意义。杜威教育理论内容宏富，此处仅以他关于教学方法的理论为例予以说明。
杜威猛烈批判传统的教学方法。他认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一种沿袭甚久、积弊甚深的教学方法，教学活动是在教室这个专门设定的场所里进行的，教师站在讲台上向学生灌输既与生活无涉也不契合儿童理解力的系统性很强、逻辑性很强的教科书，儿童则坐在固定的位置上，静听和记诵教科书，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教师、教材、教室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学生、学生的活动、教室以外的世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传统教学方法的目的在于使儿童获取知识，但由于这种知识脱离生活、不合儿童兴趣，结果使得儿童虽能背诵它记住它来应付提问、考试和升学，但却不能真正喜爱和掌握它。儿童处于消极的、被动的地位，兴趣、爱好受到剥夺和压制，能力发展与主动性受到压抑和束缚，整个教育、整个学校没有多少生机和活力。杜威所要做的变革就是变教师讲授、学生静听的教学方式，为师生共同活动、共同经历的教学方式，书本降到次要的地位，活动升为主要的地位，教学也不再局限于教室之内。 杜威强调思维的价值，将思维五步法直接运用到教学方法上，认为教学法的要素和思维的要素是相同的。这些要素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学生要有一个真实的经验的情境—要有一个对活动本身感兴趣的连续的活动；第二，在这个情境内部产生一个真实的问题，作为思维的刺激物；第三，他要占有知识资料，要进行必要的观察，来应对这个问题；第四，他必须将所想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条不紊地呈现出来；第五，他有必要也必须有机会通过实际应用来检验他的观念，使这个观念意义明确，并且让他自己去发现它们是否有效。传统教育的弊端不在于运用知识去发展思维，而在于将知识本身视为目的，学生的目标就是堆积知识，以便在课堂提问和考试时照搬，这种静止的、冷藏库式的知识阻碍了思维能力的发展。
杜威提出的教学方法论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教学方法的变革，也不仅仅是教学论的变革，而是整个教育观念的变革。正是这种新的教学方法揭示了杜威教育理论与传统教育理论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即是以获取知识为目的还是以培养智慧为目的。他提出：知识与智慧的区分，是多年来存在的老问题，但仍需要不断地提出来。知識仅仅是已经获得并储存起来的学问；而智慧则是运用学问去指导改善生活的各种能力。杜威要培养的是人的智慧，即明智地行为、行动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传统教育以知识为目的并以知识扼杀智慧，杜威则以智慧为目的并以知识来增进智慧。杜威是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论述教育的。
行文至此，我们蓦然发现，杜威原来是批判性思维的鼻祖、“基于问题的学习”或项目学习（PBL）的先驱，综合实践活动、研学旅行等也从他那里找到了源头。这些都是现在的热词，也是当前教育改革的热点。
杜威教育理论中的好东西很多，远不止上面所讲的那么一点点。杜威是一个思想大家，他熔欧美思想于一炉，具有深厚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功底，这就使其教育思想既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理论深度又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宽广视野。杜威还集欧美教育思想之大成，对欧美的教育思想史进行了系统、细致、深入的梳理，充分借鉴吸收了人类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教育智慧，这使得杜威的教育思想博大而精深，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容并不过分。
21世纪的中国有其独特国情，杜威的教育理论对于今日中国之教育，绝非灵丹妙药，但会有丰富启示，会让我们更加务实、更为深刻。
杜威的著作值得实践工作者一读。但是他著作很多，实践工作者不可能也没必要都读，其中有两本最值得深读细读，一是《民主主义与教育》，二是《我们怎样思维》。二者都有中译本。读后你可能会感觉到，杜威的思想穿透了历史，穿越百年来到了现在，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并且依然具有蓬勃的青春活力。
（编辑？孙金鑫）
一百年来，来华讲学的外国学者不可胜数，为什么单单杜威被如此追忆？
1988～1994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所写都是杜威，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杜威的教育目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其整个教育理论。此后的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受杜威的影响颇多。因此我愿意结合自己的研究和体会，谈谈杜威为什么会被如此追忆。
一是杜威来华历时长、影响大。1919年4月30日，在中国的“五四运动”前夕，杜威抵达中国上海，开启了他的中国学术之旅，访问过程中，原计划只有几周的行程被延长到两年多，这期间杜威访问了中国十余省，做了两百余场演讲。他极力倡导民主与科学，与五四精神之德先生与赛先生不谋而合，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被广为传播形成风潮。论及西方教育家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杜威首屈一指，无人能及。当然，两年多的中国之行也改变了杜威，2019年初，美国学者尚恩·罗斯尔顿发表的题为《杜威在华经验考述（1919-1921）：中国是如何改变杜威的？》的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2月）就讨论了这个问题。
二是杜威与中国最著名的两个教育家颇有关联。在中国，如果推举一个古代的教育家，那么“至圣先师”孔子没有任何争议；如果推举一个近现代的教育家，那么“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也不会有争议。
我们先说杜威与孔子。把杜威与孔子放在一起，很多人会感到诧异。实际上，中外都有学者对二人进行比较研究。在我国，最早把杜威和孔子相提并论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在1919年就曾以《孔子与杜威》为题发表演讲。与杜威同时代的哲学家怀特海曾说过：“要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要想了解杜威，去读孔子。”诸多中外学者把杜威与孔子进行比较研究不是偶然的。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二人的思想底色是一致的，孔子讲求实际非常务实，杜威反对玄学追求实效，二人的思想都具很强的世俗性，强调入世有为，无宗教色彩。杜威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契合度很高，这可能是杜威容易被国人接受的原因之一。
再说陶行知与杜威。陶行知曾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是杜威的学生，其生活教育理论源于杜威。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会”“做中学”等一系列观点，陶行知结合中国国情将杜威的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观点。除陶行知外，胡适、陈鹤琴、蒋梦麟等也都是杜威的学生。这几位都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思想界和教育界有很大影响的人物，在他们的推动下，杜威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三是杜威的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是杜威归来的最重要价值，也是我们现在向杜威致敬的最主要原因。这种看法，符合杜威本人对于“理论是否有价值”的判定标准，这也算是用杜威的方式向杜威致敬。杜威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当时美国刚刚完成工业化革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工业化的完成，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社会面貌的深刻变化，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大致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是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加，但是贫富分化更为严重；二是精神文化没有与物质财富同步前进，物质财富的增长反而带来了精神文化的衰落。这些问题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问题极其相似。杜威反对无节制的旧个人主义，认为少数在经济竞争中成功的人凌驾于大多数人之上、少数人的个人自由侵害了大多数人的个人自由是不合理的。杜威要求以新个人主义取代旧个人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应合作而不是无情地竞争，强调人的社会责任，要求动用国家力量来遏制资本的冷酷扩张。这些思想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而言，很有现实意义。
建设现代化强国、推进教育现代化，这是当前我国的主流话语，杜威的理论对我们的社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都有启示。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现代化的本质是现代性即现代精神不断增长和实现的过程。民主与科学是现代精神的集中反映。而杜威理论中有两个关键词，恰恰就是民主与科学。当一个社会更为理性、更加民主，就意味着其现代化程度更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国民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许多民众的思想与行为仍然表现出传统人的一些特征，诸如遵从盲从权威，轻视民主与法治，看重等级；关心私利有余而关心公益不足，公民意识淡漠；相信外在的、神秘的力量，相信神鬼，不相信科学理性的力量等等，人的现代化的任务依然艰巨。
杜威倡导科学理性精神，鲜明体现在他对科学方法即反省思维的推崇上。与科学知识相比，杜威更为强调的是科学方法的价值。他视科学思维的方法为革除社会弊端、实现社会理想的最重要手段。杜威还将科学思维的方法与民主联系起来，认为科学思维的方法反对因循守旧，反对任何外部的权威，强调创造和验证，与民主主义是相通的。科学方法在杜威的整个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而教育恰是使人掌握这种方法的最重要手段，正是在此意义上，杜威宣告，科学、教育和民主的目标合而为一。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进一步解读为：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现代人，推进人的现代化，是教育促进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手段。
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我们更加关注杜威理论对于我国教育改革、教育现代化的意义。杜威教育理论内容宏富，此处仅以他关于教学方法的理论为例予以说明。
杜威猛烈批判传统的教学方法。他认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一种沿袭甚久、积弊甚深的教学方法，教学活动是在教室这个专门设定的场所里进行的，教师站在讲台上向学生灌输既与生活无涉也不契合儿童理解力的系统性很强、逻辑性很强的教科书，儿童则坐在固定的位置上，静听和记诵教科书，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教师、教材、教室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学生、学生的活动、教室以外的世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传统教学方法的目的在于使儿童获取知识，但由于这种知识脱离生活、不合儿童兴趣，结果使得儿童虽能背诵它记住它来应付提问、考试和升学，但却不能真正喜爱和掌握它。儿童处于消极的、被动的地位，兴趣、爱好受到剥夺和压制，能力发展与主动性受到压抑和束缚，整个教育、整个学校没有多少生机和活力。杜威所要做的变革就是变教师讲授、学生静听的教学方式，为师生共同活动、共同经历的教学方式，书本降到次要的地位，活动升为主要的地位，教学也不再局限于教室之内。 杜威强调思维的价值，将思维五步法直接运用到教学方法上，认为教学法的要素和思维的要素是相同的。这些要素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学生要有一个真实的经验的情境—要有一个对活动本身感兴趣的连续的活动；第二，在这个情境内部产生一个真实的问题，作为思维的刺激物；第三，他要占有知识资料，要进行必要的观察，来应对这个问题；第四，他必须将所想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条不紊地呈现出来；第五，他有必要也必须有机会通过实际应用来检验他的观念，使这个观念意义明确，并且让他自己去发现它们是否有效。传统教育的弊端不在于运用知识去发展思维，而在于将知识本身视为目的，学生的目标就是堆积知识，以便在课堂提问和考试时照搬，这种静止的、冷藏库式的知识阻碍了思维能力的发展。
杜威提出的教学方法论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教学方法的变革，也不仅仅是教学论的变革，而是整个教育观念的变革。正是这种新的教学方法揭示了杜威教育理论与传统教育理论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即是以获取知识为目的还是以培养智慧为目的。他提出：知识与智慧的区分，是多年来存在的老问题，但仍需要不断地提出来。知識仅仅是已经获得并储存起来的学问；而智慧则是运用学问去指导改善生活的各种能力。杜威要培养的是人的智慧，即明智地行为、行动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传统教育以知识为目的并以知识扼杀智慧，杜威则以智慧为目的并以知识来增进智慧。杜威是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论述教育的。
行文至此，我们蓦然发现，杜威原来是批判性思维的鼻祖、“基于问题的学习”或项目学习（PBL）的先驱，综合实践活动、研学旅行等也从他那里找到了源头。这些都是现在的热词，也是当前教育改革的热点。
杜威教育理论中的好东西很多，远不止上面所讲的那么一点点。杜威是一个思想大家，他熔欧美思想于一炉，具有深厚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功底，这就使其教育思想既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理论深度又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宽广视野。杜威还集欧美教育思想之大成，对欧美的教育思想史进行了系统、细致、深入的梳理，充分借鉴吸收了人类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教育智慧，这使得杜威的教育思想博大而精深，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容并不过分。
21世纪的中国有其独特国情，杜威的教育理论对于今日中国之教育，绝非灵丹妙药，但会有丰富启示，会让我们更加务实、更为深刻。
杜威的著作值得实践工作者一读。但是他著作很多，实践工作者不可能也没必要都读，其中有两本最值得深读细读，一是《民主主义与教育》，二是《我们怎样思维》。二者都有中译本。读后你可能会感觉到，杜威的思想穿透了历史，穿越百年来到了现在，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并且依然具有蓬勃的青春活力。
（编辑？孙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