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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媒体灾难报道的增多,因灾难报道引发对被采访者,受众,采访者的次生伤害也频频发生。这些次生伤害产生的背后有着媒介技术发展,新闻事件选择把关过程的导向性偏差,传播者脱离现实的受众想象等多方面社会诱因。
【关键词】灾难报道 次生伤害 社会诱因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进,媒介环境的相应改善,媒体的灾难报道日益增多,而由灾难报道引发的各种次生伤害事件近年来也随之频频发生,一度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
一、灾难报道引发的各类“次生伤害”
所谓灾难报道引发的“次生伤害”,主要指除灾难事件本身直接导致的伤害外,因媒体采访报道灾难事件、灾难伤害的行为而引发的一种伤害,又称为灾难报道背后的灾难。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被采访者
灾难报道中对被采访者造成的“次生伤害”主要有:
一是强求采访对象回忆痛苦经历和谈心理感受,导致采访者心理创伤加重。根据心理学研究的报告,不论是直接受灾、目睹灾难或参与救灾的人员,有30%一58%的人会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对创伤事件的相关刺激或者受难经验的不断反复,将强行唤起幸存者痛苦的记忆,出现恐惧、紧张、失眠、忧郁的症状。甚至产生自杀、精神病等问题。①而很多记者为了挖掘新闻,往往不顾采访对象的心理承受能力,强求采访对象一遍遍回忆痛苦经历,从而导致采访对象心理创伤加重和出现心理不适。
二是否定被采访者的隐私,窥视被采访者的悲痛和伤处,导致受访者精神上的痛苦与不安。新闻报道总带有一定侵略性,而受访者的悲伤和伤处则要求隐私。“多数受害者或受害者的亲属在目睹死亡悲剧或灾害后,沉浸于悲哀之中。这个时候记者接近他们,就侵犯了他们悲伤的空间”②而这种侵犯往往会增加受访者的心理负担,导致愤怒、恐惧、沮丧、耻辱等极度情绪。如,有些灾难报道往往专注于受访者的悲痛和受伤处,特写镜头往往对准极度悲伤的情绪表情,以至让当事人感到精神尊严受伤,导致被拍者极度的反感。这些采访行为,侵扰了被访者,会给对方带来额外的精神痛苦。
三是干扰正常的救援,影响受访者及时获救,加重灾难伤害。如,汶川地震中,有记者为了直播时追求感人的效果,要求救援人员给她5分钟,以采访被埋压的受害者,全然不顾对方的生命危在旦夕。
(二)对受众
灾难报道不当往往还会引发对受众的伤害。主要表现:一是过多的灾难镜头给受众带来过多心理与精神上的伤害,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很多灾难报道中,被鲜血浸透的面目全非的尸体、恐慌的受难者等刺激性画面和细节描述充斥荧屏或版面,成为视听者挥之不去的灾难记忆,以至于给受众带来恐慌、焦虑、不安、愤怒等不良心理反应,甚至会导致社会性的恐慌,以及社会公众焦虑、愤怒等负向情绪的积累,从而带来社会的不安定。英国广播公司的Anne Leer女士曾说:“我们按照市场需求进行客观报道,由于过多的灾难暴露镜头,不仅没有在客观报道后帮助公众,反而加剧了灾难对人们精神的影响。”③因此,传者在报道灾难性新闻的时候特别要重视受众的注意心理,避免引起太强的情绪记忆,尽可能地转移受众的注意视角。
另一方面,灾难报道中媒体流露出的冷漠、幸灾乐祸等不健康的情绪,也会引发受众的情感伤害。如,台湾1999年大地震,内地一家报纸报道以“台湾这下被震惨了”为标题进行报道。这样的标题透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意味,不仅伤害灾区受众的感情,也会让其他非灾区的受众感到寒心。
(三)对采访者
新闻记者常是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人,而灾难事件发生24小时可能是现场每个人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因此,作为灾难现场目击者,记者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会受到影响。
首先,灾难现场有很多危险因素,易导致采访者人身受到伤害。
其次,灾难现场恐怖、悲惨等场景,使现场记者产生强烈的心理刺激和心灵震憾。美国德特灾难新闻研究中心曾指出“有大量的证据和越来越多经验研究显示,记者同其他首先到达现场的灾难救援者一样,非常容易遭受精神混乱的威胁。一旦新闻工作者要长时间报道精神创伤事件,他们得注意遭受次生精神创伤、因同情带来的压力、精神疲劳、间接的精神障碍等问题”④
最后,灾难报道中所面临的职业角色要求及社会伦理冲突的抉择,使记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易引发心理创伤。与参与救助和围观者不同,记者在目睹灾难的同时,为保证报道最准确地还原现场,记者常要过分压抑情感,保持理智的心情和敏锐的观察力以完成采访任务。这也常使在灾难现场的记者面临职业角色要求及社会伦理冲突的抉择,如,是先救人还是先报道?这些伦理的拷问,往往会让记者内心挣扎,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
二、灾难报道引发“次生伤害”的社会诱因
应该说每次灾难之后由采访报道引发次生伤害事件,总会引发民众的激烈评议和媒体从业者的自我反思。但在这些评议和自我反思中,常将问题归结于个别记者和媒体灾难报道经验的不足,以及道德与伦理的淡忘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但笔者认为,这些只是灾难报道引发次生伤害的显性因素,我们不能忽略其背后的社会诱因这一更深层的社会背景。
(一)媒介技术发展的影响
在众多次生伤害现象背后,往往反映出媒介技术发展的影响性。随着数字化时代来临,灾难现场的图片、影像、声音等信息的视觉、听觉效果越来越逼真、清晰,同时第一时间获取、传递灾难现象信息的技术门槛也大大降低,各种灾难信息可以第一时刻轻易通过现代通讯网络向外传播。于是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现场直播一切”,可以“全方位展示现场”的时代,于是包括媒体工作人员、普通民众在内很多人都无法摆脱我在现场的情结。人们对媒介技术的依赖心理日益加强。⑤于是“我在现场”,“全方位展示”成为很多媒体灾难报道中竭力追求的目标,而受众也越来越渴望第一时间看到、听到更多的灾难现场。于是在瞬息万变的灾难现场,一个镜头猝不及防处理不当,次生伤害便随之产生,局面也会因此变得不可收拾。可以说,正是媒介技术的发展,给现代人带来前所未有的传播效果感受。而这又促成了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对这种技术效果的过度依赖和热衷,从而导致了次生伤害的出现。
(二)新闻事件选择把关过程的导向性偏差
媒体的导向是影响微观层面的新闻制作和新闻选择标准的主导因素。通常来说,新闻是一种专业,因而新闻的生产与选择应有其专业标准,这包括人们公认的新闻伦理道德准则,媒体在新闻制作与选择时应以其为主要导向。但在众多灾难报道中,我们常发现媒体新闻选择把关过程中会迫于商业竞争的压力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出现导向偏差,客观上造成了次生伤害的发生。
(三)传播者脱离现实的受众想象
客观上看,受众本身的某些心理倾向(如对隐私的窥视欲等),信息接受习惯等影响着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行为方式和新闻选择的标准,促使了次生伤害的发生。但我们也要看到,目前对灾难报道导致次生伤害的揭示与谴责有很多是来自民间,来自受众。如,汶川地震后,网上出现“5·12地震灾害中的无良记者们,请住口”,“记者不要只做冰冷的‘采访机器’”等帖文,文中收集了大量灾难报道所引发的次生伤害现象,引起民众的关注与媒体的反思。应该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受众不再仅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新闻传播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和最终完成者。正是由于受众的参与,客观上造成受众不断对新闻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及生产过程进行监督,提出质疑。同时在这种参与中,受众的媒介素养也在不断的提高,对媒介的品质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此,传播者脱离现实的受众想象也是造成灾难报道中的次生伤害的一个原因。
在传统的大众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的不对等,受众常被看作是被动的,消极的。因此,很多时候,受众需求往往存在于传播者的假想之中,公众对媒体行为的监管也难以发挥作用。媒体人员常在潜意识中认为生产什么新闻,受众就会接受什么新闻,新闻生产选择中不必顾虑来自受众的评判。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受众越来越多地参与新闻的生产与监督,受众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信息的接受者,他们可以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强调他们的新闻观念和新闻需求。因此,在灾难报道中才会出现媒体无视或忽视受众对媒介内容评估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不顾忌受众的感受和接受心理,一厢情愿或一意孤行的进行采访报道,导致次生伤害的出现。
应该说灾难报道引发次生伤害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要想有效解决灾难报道中的次生伤害问题,除了要加强媒体的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媒体的灾难报道水平外,建设良性的媒介生态环境也许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参考文献
①杜玫,《试析灾难报道和受众心理》,《新闻世界》,2009 (2):57
②李梓新:《灾难如何报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135
③王毅伟,《记者在灾难报道中的理性选择》,《新闻采编》,2002(5):31
④苏轮机等:《四川地震香港记者反思录》,香港新闻教育基金出版,2008:193
⑤夏文蓉,《当下新闻图片造假的社会诱因分析》,《新闻记者》,2008(7):88
(作者单位:淮海工学院文学院)
责编:周蕾
【关键词】灾难报道 次生伤害 社会诱因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进,媒介环境的相应改善,媒体的灾难报道日益增多,而由灾难报道引发的各种次生伤害事件近年来也随之频频发生,一度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
一、灾难报道引发的各类“次生伤害”
所谓灾难报道引发的“次生伤害”,主要指除灾难事件本身直接导致的伤害外,因媒体采访报道灾难事件、灾难伤害的行为而引发的一种伤害,又称为灾难报道背后的灾难。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被采访者
灾难报道中对被采访者造成的“次生伤害”主要有:
一是强求采访对象回忆痛苦经历和谈心理感受,导致采访者心理创伤加重。根据心理学研究的报告,不论是直接受灾、目睹灾难或参与救灾的人员,有30%一58%的人会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对创伤事件的相关刺激或者受难经验的不断反复,将强行唤起幸存者痛苦的记忆,出现恐惧、紧张、失眠、忧郁的症状。甚至产生自杀、精神病等问题。①而很多记者为了挖掘新闻,往往不顾采访对象的心理承受能力,强求采访对象一遍遍回忆痛苦经历,从而导致采访对象心理创伤加重和出现心理不适。
二是否定被采访者的隐私,窥视被采访者的悲痛和伤处,导致受访者精神上的痛苦与不安。新闻报道总带有一定侵略性,而受访者的悲伤和伤处则要求隐私。“多数受害者或受害者的亲属在目睹死亡悲剧或灾害后,沉浸于悲哀之中。这个时候记者接近他们,就侵犯了他们悲伤的空间”②而这种侵犯往往会增加受访者的心理负担,导致愤怒、恐惧、沮丧、耻辱等极度情绪。如,有些灾难报道往往专注于受访者的悲痛和受伤处,特写镜头往往对准极度悲伤的情绪表情,以至让当事人感到精神尊严受伤,导致被拍者极度的反感。这些采访行为,侵扰了被访者,会给对方带来额外的精神痛苦。
三是干扰正常的救援,影响受访者及时获救,加重灾难伤害。如,汶川地震中,有记者为了直播时追求感人的效果,要求救援人员给她5分钟,以采访被埋压的受害者,全然不顾对方的生命危在旦夕。
(二)对受众
灾难报道不当往往还会引发对受众的伤害。主要表现:一是过多的灾难镜头给受众带来过多心理与精神上的伤害,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很多灾难报道中,被鲜血浸透的面目全非的尸体、恐慌的受难者等刺激性画面和细节描述充斥荧屏或版面,成为视听者挥之不去的灾难记忆,以至于给受众带来恐慌、焦虑、不安、愤怒等不良心理反应,甚至会导致社会性的恐慌,以及社会公众焦虑、愤怒等负向情绪的积累,从而带来社会的不安定。英国广播公司的Anne Leer女士曾说:“我们按照市场需求进行客观报道,由于过多的灾难暴露镜头,不仅没有在客观报道后帮助公众,反而加剧了灾难对人们精神的影响。”③因此,传者在报道灾难性新闻的时候特别要重视受众的注意心理,避免引起太强的情绪记忆,尽可能地转移受众的注意视角。
另一方面,灾难报道中媒体流露出的冷漠、幸灾乐祸等不健康的情绪,也会引发受众的情感伤害。如,台湾1999年大地震,内地一家报纸报道以“台湾这下被震惨了”为标题进行报道。这样的标题透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意味,不仅伤害灾区受众的感情,也会让其他非灾区的受众感到寒心。
(三)对采访者
新闻记者常是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人,而灾难事件发生24小时可能是现场每个人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因此,作为灾难现场目击者,记者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会受到影响。
首先,灾难现场有很多危险因素,易导致采访者人身受到伤害。
其次,灾难现场恐怖、悲惨等场景,使现场记者产生强烈的心理刺激和心灵震憾。美国德特灾难新闻研究中心曾指出“有大量的证据和越来越多经验研究显示,记者同其他首先到达现场的灾难救援者一样,非常容易遭受精神混乱的威胁。一旦新闻工作者要长时间报道精神创伤事件,他们得注意遭受次生精神创伤、因同情带来的压力、精神疲劳、间接的精神障碍等问题”④
最后,灾难报道中所面临的职业角色要求及社会伦理冲突的抉择,使记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易引发心理创伤。与参与救助和围观者不同,记者在目睹灾难的同时,为保证报道最准确地还原现场,记者常要过分压抑情感,保持理智的心情和敏锐的观察力以完成采访任务。这也常使在灾难现场的记者面临职业角色要求及社会伦理冲突的抉择,如,是先救人还是先报道?这些伦理的拷问,往往会让记者内心挣扎,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
二、灾难报道引发“次生伤害”的社会诱因
应该说每次灾难之后由采访报道引发次生伤害事件,总会引发民众的激烈评议和媒体从业者的自我反思。但在这些评议和自我反思中,常将问题归结于个别记者和媒体灾难报道经验的不足,以及道德与伦理的淡忘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但笔者认为,这些只是灾难报道引发次生伤害的显性因素,我们不能忽略其背后的社会诱因这一更深层的社会背景。
(一)媒介技术发展的影响
在众多次生伤害现象背后,往往反映出媒介技术发展的影响性。随着数字化时代来临,灾难现场的图片、影像、声音等信息的视觉、听觉效果越来越逼真、清晰,同时第一时间获取、传递灾难现象信息的技术门槛也大大降低,各种灾难信息可以第一时刻轻易通过现代通讯网络向外传播。于是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现场直播一切”,可以“全方位展示现场”的时代,于是包括媒体工作人员、普通民众在内很多人都无法摆脱我在现场的情结。人们对媒介技术的依赖心理日益加强。⑤于是“我在现场”,“全方位展示”成为很多媒体灾难报道中竭力追求的目标,而受众也越来越渴望第一时间看到、听到更多的灾难现场。于是在瞬息万变的灾难现场,一个镜头猝不及防处理不当,次生伤害便随之产生,局面也会因此变得不可收拾。可以说,正是媒介技术的发展,给现代人带来前所未有的传播效果感受。而这又促成了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对这种技术效果的过度依赖和热衷,从而导致了次生伤害的出现。
(二)新闻事件选择把关过程的导向性偏差
媒体的导向是影响微观层面的新闻制作和新闻选择标准的主导因素。通常来说,新闻是一种专业,因而新闻的生产与选择应有其专业标准,这包括人们公认的新闻伦理道德准则,媒体在新闻制作与选择时应以其为主要导向。但在众多灾难报道中,我们常发现媒体新闻选择把关过程中会迫于商业竞争的压力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出现导向偏差,客观上造成了次生伤害的发生。
(三)传播者脱离现实的受众想象
客观上看,受众本身的某些心理倾向(如对隐私的窥视欲等),信息接受习惯等影响着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行为方式和新闻选择的标准,促使了次生伤害的发生。但我们也要看到,目前对灾难报道导致次生伤害的揭示与谴责有很多是来自民间,来自受众。如,汶川地震后,网上出现“5·12地震灾害中的无良记者们,请住口”,“记者不要只做冰冷的‘采访机器’”等帖文,文中收集了大量灾难报道所引发的次生伤害现象,引起民众的关注与媒体的反思。应该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受众不再仅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新闻传播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和最终完成者。正是由于受众的参与,客观上造成受众不断对新闻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及生产过程进行监督,提出质疑。同时在这种参与中,受众的媒介素养也在不断的提高,对媒介的品质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此,传播者脱离现实的受众想象也是造成灾难报道中的次生伤害的一个原因。
在传统的大众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的不对等,受众常被看作是被动的,消极的。因此,很多时候,受众需求往往存在于传播者的假想之中,公众对媒体行为的监管也难以发挥作用。媒体人员常在潜意识中认为生产什么新闻,受众就会接受什么新闻,新闻生产选择中不必顾虑来自受众的评判。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受众越来越多地参与新闻的生产与监督,受众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信息的接受者,他们可以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强调他们的新闻观念和新闻需求。因此,在灾难报道中才会出现媒体无视或忽视受众对媒介内容评估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不顾忌受众的感受和接受心理,一厢情愿或一意孤行的进行采访报道,导致次生伤害的出现。
应该说灾难报道引发次生伤害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要想有效解决灾难报道中的次生伤害问题,除了要加强媒体的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媒体的灾难报道水平外,建设良性的媒介生态环境也许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参考文献
①杜玫,《试析灾难报道和受众心理》,《新闻世界》,2009 (2):57
②李梓新:《灾难如何报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135
③王毅伟,《记者在灾难报道中的理性选择》,《新闻采编》,2002(5):31
④苏轮机等:《四川地震香港记者反思录》,香港新闻教育基金出版,2008:193
⑤夏文蓉,《当下新闻图片造假的社会诱因分析》,《新闻记者》,2008(7):88
(作者单位:淮海工学院文学院)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