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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明的自觉引领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自觉总结党自身的历史得失、成败经验的传统，尤其是在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上。2021年对于百年大党的历史总结，其中很重要的是对于党所形成的“新政治传统”的自觉整理，尤其是“典章制度”的系统、全面整理，同時关乎长治久安的党的“政治文化”的养成，也将更自觉地进入破题。
其一，就中国文明的延续与更新的一体性而言，中共领导人民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走出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文明在国家层面的大一统在现代的彻底化。工业化的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大一统，新的数字技术更是加强了中国的大一统，而二者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推进的。
其二，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层面的“群众路线”，不只是现代化的政党的组织、动员，还同时应看作是明清以来“礼教下移”在现代的彻底化。“礼教下移”是宋明理学家强调的礼教的“天理”“良知”之教化的内化于心，从士大夫精英逐渐下移到普通民众。“礼教下移”在长时段历史来看，也是因应着宋以后中国从世家大族主导的贵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的社会大变化。平民社会的精英选拔是通过科举考试，元朝以下《四书》上升到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取士之标准教材。《四书》尤其是《大学》《中庸》，相较《五经》的复杂、繁难而经年累月不易掌握来说，远为简易、容易掌握，同时又能“立乎其大”，直截而又系统地“下学上达”、能“明明德”、追求“止于至善”。《大学》《中庸》之简易对应着平民社会的中等阶层，明清的“礼教下移”则较之《大学》《中庸》更为普及化、平民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文明样态，应看作是中国文明接受现代化的冲击、挑战而在学习中快速实现工业化并利用现代化、工业化的技术手段，而最终在国家、社会层面对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与礼教自组织的双重的彻底化扩展。中国共产党本身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礼教自组织完全合一。
其三，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将会愈加激发其自觉的文明意识。那就是深刻理解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其延续在根本上是靠着文明意识的内聚力。这体现在经学以及《资治通鉴》所凝聚的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文明意识。“文化强国”在“体”上而言，根本的最终目标是文明意识及其文明内聚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党，对于中国道路根源于中国文明亦有认识。中国道路与中国文明二者之间古今一以贯之的是“道”，中国道路也将上升到“道”的新文明原理的高度。
融汇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的新中国文明
中国经济从原来的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要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跃入中高端，科技创新成为关键，这在美国看来就是动了其在全球霸权所依托之高科技这一根本。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中国发动科技战、科技封锁，中国必须要在“卡脖子”的核心技术攻关上突围而自主创新。其实中国自主创新的不只是“卡脖子”技术，还有“杀手锏”技术以及关键的共性技术，如此方可全面增强中国的国家战略科技能力。
中国具有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超大规模市场，这是中国科技创新的独特优势所在。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国际科技合作，而是以我为主地统筹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所形成的内循环有利于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同时也是国际高科技之所需。但中国具有不依赖、不受制于外的自主创新的“依自不依他”的独立精神，反而有可能灵活自如、操之在我地吸引、扩大与国际的科技合作。
完整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又与另一更大的优势联结在一起，那就是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之“新”，不仅是相较于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还与另外两个“新”相结合，那就是与全球化、数字化的结合。与数字文明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带来了精细化的治理。
显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是隐性的大国科技之道的整体支撑。其中，有既属科技本身，但又超越纯粹专业技术的科技的战略与管理，真正的帅才的重要性于此凸显，当年的周恩来、聂荣臻、张爱萍、钱学森正是如此;有作为基础研究支撑的数、理、化的基础学科，尤其是数学作为基础之基础，更需要重视和加强;有技术、工艺的经验累积。当前，我们要冷静看待“互联网+”的热度，就工业而言，应是倒过来，是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的基础是技术、工艺的大量经验累积，这些是难以反向模仿的。
技术的目的是要规模化地转化为工业，最终要与产业结合在一起，在这中间我们还有一个短板，那就是工业设计、工业品牌以及最具灵魂性的艺术设计、艺术精神。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所输出的丝绸、瓷器，乃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材料、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丝绸、瓷器与今天的苹果手机具有高度的相通性——苹果手机作为具有奢侈品与艺术品性质的电子消费产品，是数字文明时代的材料、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结合。今天回到中国历史的丝绸之路，是要深刻把握其中的“精神”。既要补数字文明时代我们在材料、技术上的短板，也不能忽视补我们在工业设计、艺术设计上的短板，从而才能形成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品牌、中国设计。
科技与人文、艺术要重新高度结合，这不仅体现在工业设计、艺术设计的可见之“用”上，更要立基于深层次的“体”上。数字文明时代的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指数级的加速度，数字科技的“快”要用人文、艺术的“慢”与“静”来加以平衡，艺术尤其作用于人的性情，静而生明，“非宁静无以致远”。
较之艺术、人文，更深一层的是中国文明与科学技术的深度关系，包括以下5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中国文明在对现代科学的学习中，将科学变成中国新文明的重要有机部分。在学习西方科学的一套体系的同时，中国文明自身体系中也有一套西方所没有的中国人的科学思维。中国因此有两套思维、两套体系在手，这有助于中国发展出不对称技术、颠覆性技术的“杀手锏”来“弯道超车”，譬如东风导弹打航母就有中国人的独特思维。 第二，在工业文明之后最新的数字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西方工业文明具有对自然等的巨大破坏性，中国文明因而在对其学习时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抵触、冲突。但数字文明则不一样，中国对于数字化真是如鱼得水，中国在数字化技术的最新发展尤其是5G上第一次与西方站在差不多的起点上。数字文明的互联互通的思维与中国农业文明的思维具有高度的相通性。数字化也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数字化的技术将使大一统更为彻底化。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工业文明时代则落后挨打、奋起赶超，而在数字文明时代则有可能重新领先于世界。
第三，数字化的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技术，中国文明对于数字文明的参与、加入，将对西方科技的“荡而不返”在根本上做出修正。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在哲学上对科技时代做出深刻的批判，海德格尔的哲学深受中国道家的影响。
第四，数字技术、海量大数据不断的一次次无约束的野蛮利用将使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个人隐私安全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具有垄断性的头部数字技术公司、资本需要接受国家的规训，商业型、金融型、平台型的数字化垄断企业都是如此，技术型的数字企业若具有垄断性，最终也要自觉接受国家的规训。我们要在数字企业的野蛮创新、开疆拓土与国家安全之间加以统筹、协调。
第五，数字、互联网是没有历史纵深的，但在中国，在“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意义上的中国，数字、互联网既不能不懂政治，也不能没有历史的纵深。这不仅是对头部数字、互联网企业而言的，而且应该是对广大的互联网从业者而言的，也是对伴随互联网长大的年轻人而言的。他们都需要在中国历史的纵深以及文明意识中克服互联网“荡而不返”的偏移，中国历史将展示其在现代前所未有的丰富性。
中国文明意识下政治对于数字技术、资本的利用与规训
中国文明的文明原理对政治与商业、资本的关系的观点，是以政治为主轴，商业、资本围绕着政治，这是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能成为唯一连续未断裂文明的关键所在。政治在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对于权力的极度不信任，政治之为政治乃是要处理“群”的全体凝聚的根本问题，政治意味着国家、民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业、资本的特性则是追逐部分人、少数人的利益，也是相对短期的可见利益，而不可能如国家一样追求百年甚至数百年的长远利益。今天，中国对于数字技术资本的利用与规训，应该在根本上理解成对中国文明意识自觉的激发。
西方文明以商业、资本为主轴，政治围绕着资本，这样才能理解美国跨国企业、欧洲老家族资本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这在根本上乃是西方封建社会、贵族社会在现代的顽固残留。根源于中国文明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绝不容许中国出现美国式的数字技术资本私人垄断帝国。欧洲与美国有所区分，欧洲提出向美国的数字垄断巨头征收数字税，这不只是国家竞争的需要，也是欧洲的社会主义传统的残留。
中国党和政府清醒地意识到需要对数字技术垄断企业加以合理的规训，这也要成为企业家的思想自觉，而这在根本上是要深刻理解我們的文明传统。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时，商人虽曾有一时之盛，但为了中国文明的延续，商业、资本不能控制政治而通吃天下、影响社会的安定，政治对于商业是在利用的同时要有能力加以规训，汉武帝及其以后历朝历代已对此做出了历史选择，这是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所在。
让中国在数字文明时代居于领先地位，要意识到走国际化道路的中国数字化头部企业不能发展成为欧美式的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跨国资本主义。今天，在新的全球化的新历史形势下，我们需要深刻理解数字文明时代的新技术与新资本，需要重新思考过往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所具有的部分新意涵。国家深刻意识到数字化、互联网下的新的组织、动员方向的转变，互联网的战争是一场只能打赢而不能失败的战争。欧美的跨国数字技术垄断帝国是将科技、资本、媒体直至与政治完全打通而通吃，中国开始出现类似的苗头，一些互联网垄断企业在结合数字技术、资本的同时，也通过进入数字媒体来最大地发挥数字的联通性，从而隐秘、不为人觉察地影响政治，从而固化其技术、资本的垄断性。垄断企业自身发展出的数字媒体是数字文明时代的软性的笔杆子，“履霜，坚冰至”，对此不能不有所防范。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自觉总结党自身的历史得失、成败经验的传统，尤其是在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上。2021年对于百年大党的历史总结，其中很重要的是对于党所形成的“新政治传统”的自觉整理，尤其是“典章制度”的系统、全面整理，同時关乎长治久安的党的“政治文化”的养成，也将更自觉地进入破题。
其一，就中国文明的延续与更新的一体性而言，中共领导人民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走出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文明在国家层面的大一统在现代的彻底化。工业化的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大一统，新的数字技术更是加强了中国的大一统，而二者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推进的。
其二，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层面的“群众路线”，不只是现代化的政党的组织、动员，还同时应看作是明清以来“礼教下移”在现代的彻底化。“礼教下移”是宋明理学家强调的礼教的“天理”“良知”之教化的内化于心，从士大夫精英逐渐下移到普通民众。“礼教下移”在长时段历史来看，也是因应着宋以后中国从世家大族主导的贵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的社会大变化。平民社会的精英选拔是通过科举考试，元朝以下《四书》上升到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取士之标准教材。《四书》尤其是《大学》《中庸》，相较《五经》的复杂、繁难而经年累月不易掌握来说，远为简易、容易掌握，同时又能“立乎其大”，直截而又系统地“下学上达”、能“明明德”、追求“止于至善”。《大学》《中庸》之简易对应着平民社会的中等阶层，明清的“礼教下移”则较之《大学》《中庸》更为普及化、平民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文明样态，应看作是中国文明接受现代化的冲击、挑战而在学习中快速实现工业化并利用现代化、工业化的技术手段，而最终在国家、社会层面对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与礼教自组织的双重的彻底化扩展。中国共产党本身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礼教自组织完全合一。
其三，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将会愈加激发其自觉的文明意识。那就是深刻理解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其延续在根本上是靠着文明意识的内聚力。这体现在经学以及《资治通鉴》所凝聚的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文明意识。“文化强国”在“体”上而言，根本的最终目标是文明意识及其文明内聚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党，对于中国道路根源于中国文明亦有认识。中国道路与中国文明二者之间古今一以贯之的是“道”，中国道路也将上升到“道”的新文明原理的高度。
融汇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的新中国文明
中国经济从原来的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要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跃入中高端，科技创新成为关键，这在美国看来就是动了其在全球霸权所依托之高科技这一根本。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中国发动科技战、科技封锁，中国必须要在“卡脖子”的核心技术攻关上突围而自主创新。其实中国自主创新的不只是“卡脖子”技术，还有“杀手锏”技术以及关键的共性技术，如此方可全面增强中国的国家战略科技能力。
中国具有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超大规模市场，这是中国科技创新的独特优势所在。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国际科技合作，而是以我为主地统筹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所形成的内循环有利于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同时也是国际高科技之所需。但中国具有不依赖、不受制于外的自主创新的“依自不依他”的独立精神，反而有可能灵活自如、操之在我地吸引、扩大与国际的科技合作。
完整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又与另一更大的优势联结在一起，那就是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之“新”，不仅是相较于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还与另外两个“新”相结合，那就是与全球化、数字化的结合。与数字文明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带来了精细化的治理。
显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是隐性的大国科技之道的整体支撑。其中，有既属科技本身，但又超越纯粹专业技术的科技的战略与管理，真正的帅才的重要性于此凸显，当年的周恩来、聂荣臻、张爱萍、钱学森正是如此;有作为基础研究支撑的数、理、化的基础学科，尤其是数学作为基础之基础，更需要重视和加强;有技术、工艺的经验累积。当前，我们要冷静看待“互联网+”的热度，就工业而言，应是倒过来，是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的基础是技术、工艺的大量经验累积，这些是难以反向模仿的。
技术的目的是要规模化地转化为工业，最终要与产业结合在一起，在这中间我们还有一个短板，那就是工业设计、工业品牌以及最具灵魂性的艺术设计、艺术精神。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所输出的丝绸、瓷器，乃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材料、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丝绸、瓷器与今天的苹果手机具有高度的相通性——苹果手机作为具有奢侈品与艺术品性质的电子消费产品，是数字文明时代的材料、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结合。今天回到中国历史的丝绸之路，是要深刻把握其中的“精神”。既要补数字文明时代我们在材料、技术上的短板，也不能忽视补我们在工业设计、艺术设计上的短板，从而才能形成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品牌、中国设计。
科技与人文、艺术要重新高度结合，这不仅体现在工业设计、艺术设计的可见之“用”上，更要立基于深层次的“体”上。数字文明时代的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指数级的加速度，数字科技的“快”要用人文、艺术的“慢”与“静”来加以平衡，艺术尤其作用于人的性情，静而生明，“非宁静无以致远”。
较之艺术、人文，更深一层的是中国文明与科学技术的深度关系，包括以下5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中国文明在对现代科学的学习中，将科学变成中国新文明的重要有机部分。在学习西方科学的一套体系的同时，中国文明自身体系中也有一套西方所没有的中国人的科学思维。中国因此有两套思维、两套体系在手，这有助于中国发展出不对称技术、颠覆性技术的“杀手锏”来“弯道超车”，譬如东风导弹打航母就有中国人的独特思维。 第二，在工业文明之后最新的数字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西方工业文明具有对自然等的巨大破坏性，中国文明因而在对其学习时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抵触、冲突。但数字文明则不一样，中国对于数字化真是如鱼得水，中国在数字化技术的最新发展尤其是5G上第一次与西方站在差不多的起点上。数字文明的互联互通的思维与中国农业文明的思维具有高度的相通性。数字化也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数字化的技术将使大一统更为彻底化。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工业文明时代则落后挨打、奋起赶超，而在数字文明时代则有可能重新领先于世界。
第三，数字化的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技术，中国文明对于数字文明的参与、加入，将对西方科技的“荡而不返”在根本上做出修正。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在哲学上对科技时代做出深刻的批判，海德格尔的哲学深受中国道家的影响。
第四，数字技术、海量大数据不断的一次次无约束的野蛮利用将使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个人隐私安全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具有垄断性的头部数字技术公司、资本需要接受国家的规训，商业型、金融型、平台型的数字化垄断企业都是如此，技术型的数字企业若具有垄断性，最终也要自觉接受国家的规训。我们要在数字企业的野蛮创新、开疆拓土与国家安全之间加以统筹、协调。
第五，数字、互联网是没有历史纵深的，但在中国，在“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意义上的中国，数字、互联网既不能不懂政治，也不能没有历史的纵深。这不仅是对头部数字、互联网企业而言的，而且应该是对广大的互联网从业者而言的，也是对伴随互联网长大的年轻人而言的。他们都需要在中国历史的纵深以及文明意识中克服互联网“荡而不返”的偏移，中国历史将展示其在现代前所未有的丰富性。
中国文明意识下政治对于数字技术、资本的利用与规训
中国文明的文明原理对政治与商业、资本的关系的观点，是以政治为主轴，商业、资本围绕着政治，这是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能成为唯一连续未断裂文明的关键所在。政治在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对于权力的极度不信任，政治之为政治乃是要处理“群”的全体凝聚的根本问题，政治意味着国家、民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业、资本的特性则是追逐部分人、少数人的利益，也是相对短期的可见利益，而不可能如国家一样追求百年甚至数百年的长远利益。今天，中国对于数字技术资本的利用与规训，应该在根本上理解成对中国文明意识自觉的激发。
西方文明以商业、资本为主轴，政治围绕着资本，这样才能理解美国跨国企业、欧洲老家族资本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这在根本上乃是西方封建社会、贵族社会在现代的顽固残留。根源于中国文明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绝不容许中国出现美国式的数字技术资本私人垄断帝国。欧洲与美国有所区分，欧洲提出向美国的数字垄断巨头征收数字税，这不只是国家竞争的需要，也是欧洲的社会主义传统的残留。
中国党和政府清醒地意识到需要对数字技术垄断企业加以合理的规训，这也要成为企业家的思想自觉，而这在根本上是要深刻理解我們的文明传统。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时，商人虽曾有一时之盛，但为了中国文明的延续，商业、资本不能控制政治而通吃天下、影响社会的安定，政治对于商业是在利用的同时要有能力加以规训，汉武帝及其以后历朝历代已对此做出了历史选择，这是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所在。
让中国在数字文明时代居于领先地位，要意识到走国际化道路的中国数字化头部企业不能发展成为欧美式的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跨国资本主义。今天，在新的全球化的新历史形势下，我们需要深刻理解数字文明时代的新技术与新资本，需要重新思考过往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所具有的部分新意涵。国家深刻意识到数字化、互联网下的新的组织、动员方向的转变，互联网的战争是一场只能打赢而不能失败的战争。欧美的跨国数字技术垄断帝国是将科技、资本、媒体直至与政治完全打通而通吃，中国开始出现类似的苗头，一些互联网垄断企业在结合数字技术、资本的同时，也通过进入数字媒体来最大地发挥数字的联通性，从而隐秘、不为人觉察地影响政治，从而固化其技术、资本的垄断性。垄断企业自身发展出的数字媒体是数字文明时代的软性的笔杆子，“履霜，坚冰至”，对此不能不有所防范。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