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学模曾经概括自己的治学之道为——“不能守旧、不怕守旧”。
　　
　　蒋学模先生终于没能看到北京奥运，于90高龄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今年上海学界在不到100天时间里，失去的第三位学术巨匠。贾植芳、王元化、蒋学模，三位经历了多种政治气候考验的海派学人，彼此间都很熟悉，仿佛约好似的，也在2008这个自然气候异常之年结伴而行。三位见证了中国30年发展轨迹的海派学术巨匠，都曾以无与伦比的思想精髓，演绎生命之树常青的理论传奇。
　　在这有很多共性的三人中，笔者与蒋学模先生最为熟悉。关于蒋学模，人们都钦佩他主编的、已经发行达2000万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这套长盛不衰的教材，不仅培训了改革开放时期最初的实践者和后继的决策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演进的一个缩影。蒋学模曾经就此概括自己的治学之道为——“不能守旧、不怕守旧”。
　　先介绍一个“不能守旧”的案例。我们知道，蒋学模这一代大师都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往往对领袖的经典著作钻研极深。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因为张仲礼院长时常和蒋学模先生有些通信往来和资料交流，我很自然地被他们选为“邮差”。我最初拜访他在长阳路寓所的时候，我国还没有时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他对我作为“邮差”送去的一些博士论文总是很严格地进行审阅，退回去重改也是常有的事。那个时期，虽然“改革开放”的说法已经普及，但“市场经济”的概念还没有成为共识，更不用说写入宪法呢。而且，推崇私有制往往被指责为就是推崇“市场经济”。蒋先生是推崇公有制的，而且有着清晰的基础框架。我每次去看他，总是见他在阅读经典著作，手边是一叠厚厚的写作中的文稿。他和我谈论得较多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断，他觉得苏联亡党亡国的一大教训就是放弃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蒋学模很钦佩毛泽东，1958年的时候也得到过毛主席的召见。那一年，可以说是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同时得到召见的复旦教授还有苏步青、周谷城等人。因而，在“文革”中，这三位大牌教授虽受猛烈批判，但总体上受罪不多。蒋学模认为，二次大战以后的历史，证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规划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1991年建党70周年后不久，他在当年第18期的《求是》杂志发表题为“在中国绝不能搞私有化”的文章，论点非常鲜明。他说，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一旦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实施私有化，第一个后果就是失业人口急剧增加。这对于人多地少、人均资源不很丰富的我国来说，将是一个无法承受的灾难。同时，私有制一旦成为占主体地位的经济成分，同私有制相联系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势必膨胀起来，造成整个社会分崩离析的局面。
　　当时，我对他描述的这番前景也感到很害怕。那个时候，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上是不上西方经济学的，尽管我的同学们都在悄悄地阅读凯恩斯的著作。不过，没多久，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发表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论文也可以涉及“市场经济”选题了。而他本人，在学习了这篇划时代的新经典著作后，寫下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探索》一文，发表在1993年第20期的《求是》杂志上。文中，他的观点有所修正。他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能不能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恢复和发展呢？如果离开生产力标准，按照传统观念，那显然是不能允许的。而按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从生产力标准来考虑问题，答案就完全不同了。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人口众多，资源又相对贫乏的国家，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增加劳动就业、增加社会产品供应和增加国家税收，都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显然，对他来说，在晚年修正自己的理论观点需要的是极大的勇气。
　　这以后，他的家就定格在国年路上的复旦大学第一教师宿舍。作为邻居的我，也经常前去串门，因为他那儿常有“纯洁的公有制时代”喝不到的好茶。他喜欢听我讲社科院的调研情况，喜欢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手头除了邓小平的著作，还有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他很少大骂腐败问题，总是从权力对资源的支配角度向我表述他的理解。
　　可以说，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蒋学模钻研邓小平理论极其用功。进入新世纪，他也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吃得很透，并且融入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修订工作中。如2005年定稿的第13版在2007年6月，已是第7次印刷了。该版本在分析苏联败亡教训时，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剖刀的，指出苏联在生产增长模式上，是依靠大量消耗能源、原料和人力，属于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型模式。这种高耗费型的增长模式，在工业化初期、在需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完成一些重大建设项目时，是有效的。但越往前去，必然要越受资源约束而使增长速度降低下来。进入60年代以后，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便逐步下降，到苏联瓦解的前一年即1990年，出现了负增长。苏联模式下经济发展呈现停滞状态，特别是农业和轻工业落后，人民生活难以改善，导致人民不满，这是苏联瓦解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这些认知的变化，反映了蒋学模无畏探索、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所以，有一次北方的经济学大家于光远，前来上海看望这位南方的经济学泰斗，于光远自称是“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而蒋学模则接口说“那我就是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
　　而在“不怕守旧”方面，我的理解是他“变的是具体的方法论”，“守”的是“不变的世界观”。如笔者在1985年使用的是第4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到20年后的第13版，他都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高理想的社会”。而最后一段，是他向学习者发出的号召，两个版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先辈怀着共产主义的崇高革命理想，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也要怀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