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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轼的词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基调,那就是对人生不断的思考。这主要是由于受到儒释道三家积极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是苏轼对人生境界不懈追求的结果。
【关键词】苏轼词;坎坷人生;旷达豪放;儒释道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一生屡遭贬谪,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更加豁达旷放,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东坡词中,有一个或显或隐、贯穿始终的基调,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生咏叹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作者对人生持续不断的思考。
东坡词对人生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对人生矛盾:
出仕与退隐。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长时间在宦海浮沉,反复地面临着人生抉择,尤其是在政治上受挫,遭致贬谪之时。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功业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倾向隐退:“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在经历了宦海浮沉之后,苏轼更体悟到仕途的曲折与险恶:“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其退隐的内在要求自然格外强烈。而一旦被朝廷“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可见苏轼仍徘徊在出入之间。在苏轼看来,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功成身退:“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理想与现实。苏轼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烦冗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长恨此身非我的,何时忘却营营”“人生底事,来往如梭”。他的飘泊感、沦落感、厌倦感也油然而生:“生人到处萍飘泊”“天涯同是伤沦落”。“乌台诗案”后,两度流放贬谪黄州及岭海,都曾使苏轼的理想破碎:“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迭”。词句中饱含着曲折和难言的苦衷!词人忽而迷惘:“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忽而负屈:“问公何事,不语书空”;忽而沉痛:“珠泪溅,丹衷碎”。所有的这些都是由仕途的沉浮不定所引发的。
词人从现实走向理想的步履为什么那样艰难?朝廷党争的存在,使各派彼此掣肘,互相攻讦,争斗不休,使苏轼难以大展经纶。宋王朝国力的贫弱,国策的保守,亦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道大难容,才高见嫉”(薛瑞生语)苏轼的命运不问可知。
那么,该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
宇宙与人生。这是一个沉重的带有根本性的课题。“阆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不知人生苦厌求”,苏轼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奇想中触及了宇宙无穷与人生短暂的深刻矛盾。鉴于此,他对于时不我待异常敏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种对于人生短促的慨叹,与其惜花伤春之词同样表现出对生命本体的忧思。但苏轼并非一味慨叹,他在《赤壁赋》中就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达观的诠释:“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在词作中常常表现出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就与这种达观的态度相表里。
但是在苏诗词中最值得关注的,我认为还是那些富有积极思想的部分。具体表现为:
对现实人生的热爱。这在前期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即使词人身处逆境,我们仍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还有更多的作品写对自然和人生的品味,尤其是像“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潇洒;“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欣慰,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同样显示了词人对现实生活的无限热爱。
在顺境中的淡泊。元丰末年至元祐年间,苏轼时来运转,甚至有过“未周岁而阅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元祐六年三月,将自杭州知州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偏要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难能可贵。
在逆境中的从容。作于黄州时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便是一个显例。上片写途中遇雨时的情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实际上,词人用象征手法写出自己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的坦荡与气度的从容。作于同一时期的《念奴娇·中秋》,则有着更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词人的心灵仿佛是在“万里云无留迹”的“长空”中自由飞翔,忽而天上,忽而人间,“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三句,可算是在想象中灵魂向着“自由王国”的飞升。所以相对说来,此词更能表现词人精神的自由。毫无疑问,词人在逆境中的这些心态,都是经过自我调节的结果:他已从一次次政治斗争的噩梦中醒来,恐惧、惊惶、困惑、委屈等已消解殆尽,这种在逆境中随遇自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是十分难得的。
面对境遇变化时的通达。同是境遇变化时登楼,苏轼说:“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虽非吾土且登楼。行尽江南岸,此淹留。”而建安作家王粲则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淹留!”如果说后者表现的是一种情感,那么前者则是一种理智;后者是诗人的纯真,前者则是哲人的通达。苏轼谪居黄州时,效法陶渊明,躬耕东坡,似有无限快慰与满足:“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晚年远贬海南,艰苦备尝,九死一生,而笔下春景仍富有生机与活力:“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即此一端,亦可见词人确实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诗词所作的人生思考超凡脱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对审美的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力图达到对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身处逆境,都是如此。
【关键词】苏轼词;坎坷人生;旷达豪放;儒释道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一生屡遭贬谪,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更加豁达旷放,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东坡词中,有一个或显或隐、贯穿始终的基调,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生咏叹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作者对人生持续不断的思考。
东坡词对人生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对人生矛盾:
出仕与退隐。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长时间在宦海浮沉,反复地面临着人生抉择,尤其是在政治上受挫,遭致贬谪之时。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功业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倾向隐退:“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在经历了宦海浮沉之后,苏轼更体悟到仕途的曲折与险恶:“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其退隐的内在要求自然格外强烈。而一旦被朝廷“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可见苏轼仍徘徊在出入之间。在苏轼看来,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功成身退:“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理想与现实。苏轼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烦冗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长恨此身非我的,何时忘却营营”“人生底事,来往如梭”。他的飘泊感、沦落感、厌倦感也油然而生:“生人到处萍飘泊”“天涯同是伤沦落”。“乌台诗案”后,两度流放贬谪黄州及岭海,都曾使苏轼的理想破碎:“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迭”。词句中饱含着曲折和难言的苦衷!词人忽而迷惘:“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忽而负屈:“问公何事,不语书空”;忽而沉痛:“珠泪溅,丹衷碎”。所有的这些都是由仕途的沉浮不定所引发的。
词人从现实走向理想的步履为什么那样艰难?朝廷党争的存在,使各派彼此掣肘,互相攻讦,争斗不休,使苏轼难以大展经纶。宋王朝国力的贫弱,国策的保守,亦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道大难容,才高见嫉”(薛瑞生语)苏轼的命运不问可知。
那么,该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
宇宙与人生。这是一个沉重的带有根本性的课题。“阆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不知人生苦厌求”,苏轼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奇想中触及了宇宙无穷与人生短暂的深刻矛盾。鉴于此,他对于时不我待异常敏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种对于人生短促的慨叹,与其惜花伤春之词同样表现出对生命本体的忧思。但苏轼并非一味慨叹,他在《赤壁赋》中就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达观的诠释:“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在词作中常常表现出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就与这种达观的态度相表里。
但是在苏诗词中最值得关注的,我认为还是那些富有积极思想的部分。具体表现为:
对现实人生的热爱。这在前期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即使词人身处逆境,我们仍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还有更多的作品写对自然和人生的品味,尤其是像“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潇洒;“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欣慰,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同样显示了词人对现实生活的无限热爱。
在顺境中的淡泊。元丰末年至元祐年间,苏轼时来运转,甚至有过“未周岁而阅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元祐六年三月,将自杭州知州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偏要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难能可贵。
在逆境中的从容。作于黄州时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便是一个显例。上片写途中遇雨时的情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实际上,词人用象征手法写出自己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的坦荡与气度的从容。作于同一时期的《念奴娇·中秋》,则有着更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词人的心灵仿佛是在“万里云无留迹”的“长空”中自由飞翔,忽而天上,忽而人间,“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三句,可算是在想象中灵魂向着“自由王国”的飞升。所以相对说来,此词更能表现词人精神的自由。毫无疑问,词人在逆境中的这些心态,都是经过自我调节的结果:他已从一次次政治斗争的噩梦中醒来,恐惧、惊惶、困惑、委屈等已消解殆尽,这种在逆境中随遇自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是十分难得的。
面对境遇变化时的通达。同是境遇变化时登楼,苏轼说:“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虽非吾土且登楼。行尽江南岸,此淹留。”而建安作家王粲则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淹留!”如果说后者表现的是一种情感,那么前者则是一种理智;后者是诗人的纯真,前者则是哲人的通达。苏轼谪居黄州时,效法陶渊明,躬耕东坡,似有无限快慰与满足:“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晚年远贬海南,艰苦备尝,九死一生,而笔下春景仍富有生机与活力:“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即此一端,亦可见词人确实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诗词所作的人生思考超凡脱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对审美的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力图达到对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身处逆境,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