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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有着基本相同的历史经历，都曾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同时，两国都实行了法制改革，但两国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本文从不同方面，分析了两国法制改革成败的原因，并展望了未来中国法制改革的走向。
关键词：法律移植；效果不同；原因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19实际中期，中日两国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经过一段时间的抗争，两国到最后都与西方列强签定了不平等条约。逐渐丧失了国家的部分主权。中日两国统治阶层，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救亡图存的呼声，被迫实行变法。于是，日本在1868年的时候，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开始了脱亚入欧的步伐。开始了大规模的至上而下的法制改革，最终摆脱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走上了独立富强的发展道路。基于日本变法成功的激励，晚清政府中的先进分子开始借鉴日本变法成功的模式，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但最后以变法失败而告终。
清末的法制近代化为什么会失败？日本的法制近代化为什么会成功？这个现象值得人们深思。综合各种原因，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变法的成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一，两国经济基础的不同，决定了两国法制的差异性。
中日两国政治制度的改革，法制的发展，同样受制于两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古代中国一直以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经济为主。特别是自汉代以来，统治阶级更加推崇重农抑商的土地政策，竭力保护地主阶层的利益，所以即使到了清末，地主经济依然强大。虽然在清末法制改革时，晚清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适应时局的发展，兴办过一些民族企业，但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和人事权，财政权基本上由清政府控制，不可避免的出现挪用资本，任意侵吞企业财产的腐败现象。此时的晚清政府所推行的法律制度，是在没有动摇其经济基础之上进行的，不仅没有成就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反而对资本主义采取了抑制和高压政策。反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同样也实行“重农抑商”的土地政策，极力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基本是固定的，再加上，日本实行比较森严的等级制度，其国内的阶级流动性较差，所以地主阶级的封闭性很强，导致整个阶层力量的削弱。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之后，统治阶级大力扶持资本主义经济，政府通过立法，在贸易，税收等领域进行大刀阔虎的改革，有力地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两国文化的不同，决定了中日两国法制的差异性。
固守本土文化的观念，日益模糊了统治者的视线，严重地阻碍了清朝统治者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即使到清朝末年，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不得已开始引进西方的法律文化制度，但也始终坚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所以，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是阻碍西方先进法律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因素之一。反观日本，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日本逐渐形成了善于学习的民族特性。在汉唐时期，日本派遣唐使前来学习博大精深的汉唐文化，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逐渐挽回日益丧失的国家主权，免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其内在的善于学习的民族特性再次被唤醒，从而积极地向欧美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政治法律文化，努力革除弊病，积极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法律方面的改革，促进了国家的兴旺繁荣。
三，人为因素的影响，决定了中日两国法制的差异性。
19世纪后期，中日两国经历了类似的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命运。在中国，清政府的统治大权一直是满族掌控着。但康乾盛世之后的满清皇族逐渐成为了当时社会腐朽，保守势力的代表。他们格守着“宁肯忘国，不肯变法”的封建腐朽思想，对外割地赔款，俯首称臣，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对内血腥镇压变法革新势力。在矛盾日益尖锐的处境和内外交困的形式下，满族统治者眼看统治难以维持之下，才被迫答应下诏变法。但变法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摆脱西方列强欺压和宰割的局面，重新建立统治基础。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考虑，在君权至上的框架下，采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逻辑。在不动摇封建统治之根基的情况下，进行形式上的变法和改革。反观日本，日本在面对深重灾难的民族危机之下，断然决定推翻幕府统治，铲除屈从于外国势力的根基，积极地推进改革，富国强兵。维新改革派除了狠抓科学技术方面的革新，积极派遣通晓西学，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先进学者，技术官员等人才到西方国家考察学习，归国之后在维新政府担任要职。同时，维新改革派还十分重视法律制度的革新。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是一次成功的政治经济改革，在日本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日两国法律移植的不同效果证明，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制度，制定法律，牺牲统治阶级的自身所得利益，是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选择。突破狭隘利益的束缚，勇于改革，敢于改革，是国家复兴道路上不可回避的话题。（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陈鹏生 中日法律文化近代化之若干比较 中国法学 1992年
[2]杨鸿烈 中国法律发达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2002年
[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 1997年
[4]展恒舉：《中国近代法制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
[5]华友根 《董康的法制活动与思想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关键词：法律移植；效果不同；原因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19实际中期，中日两国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经过一段时间的抗争，两国到最后都与西方列强签定了不平等条约。逐渐丧失了国家的部分主权。中日两国统治阶层，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救亡图存的呼声，被迫实行变法。于是，日本在1868年的时候，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开始了脱亚入欧的步伐。开始了大规模的至上而下的法制改革，最终摆脱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走上了独立富强的发展道路。基于日本变法成功的激励，晚清政府中的先进分子开始借鉴日本变法成功的模式，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但最后以变法失败而告终。
清末的法制近代化为什么会失败？日本的法制近代化为什么会成功？这个现象值得人们深思。综合各种原因，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变法的成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一，两国经济基础的不同，决定了两国法制的差异性。
中日两国政治制度的改革，法制的发展，同样受制于两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古代中国一直以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经济为主。特别是自汉代以来，统治阶级更加推崇重农抑商的土地政策，竭力保护地主阶层的利益，所以即使到了清末，地主经济依然强大。虽然在清末法制改革时，晚清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适应时局的发展，兴办过一些民族企业，但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和人事权，财政权基本上由清政府控制，不可避免的出现挪用资本，任意侵吞企业财产的腐败现象。此时的晚清政府所推行的法律制度，是在没有动摇其经济基础之上进行的，不仅没有成就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反而对资本主义采取了抑制和高压政策。反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同样也实行“重农抑商”的土地政策，极力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基本是固定的，再加上，日本实行比较森严的等级制度，其国内的阶级流动性较差，所以地主阶级的封闭性很强，导致整个阶层力量的削弱。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之后，统治阶级大力扶持资本主义经济，政府通过立法，在贸易，税收等领域进行大刀阔虎的改革，有力地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两国文化的不同，决定了中日两国法制的差异性。
固守本土文化的观念，日益模糊了统治者的视线，严重地阻碍了清朝统治者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即使到清朝末年，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不得已开始引进西方的法律文化制度，但也始终坚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所以，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是阻碍西方先进法律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因素之一。反观日本，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日本逐渐形成了善于学习的民族特性。在汉唐时期，日本派遣唐使前来学习博大精深的汉唐文化，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逐渐挽回日益丧失的国家主权，免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其内在的善于学习的民族特性再次被唤醒，从而积极地向欧美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政治法律文化，努力革除弊病，积极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法律方面的改革，促进了国家的兴旺繁荣。
三，人为因素的影响，决定了中日两国法制的差异性。
19世纪后期，中日两国经历了类似的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命运。在中国，清政府的统治大权一直是满族掌控着。但康乾盛世之后的满清皇族逐渐成为了当时社会腐朽，保守势力的代表。他们格守着“宁肯忘国，不肯变法”的封建腐朽思想，对外割地赔款，俯首称臣，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对内血腥镇压变法革新势力。在矛盾日益尖锐的处境和内外交困的形式下，满族统治者眼看统治难以维持之下，才被迫答应下诏变法。但变法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摆脱西方列强欺压和宰割的局面，重新建立统治基础。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考虑，在君权至上的框架下，采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逻辑。在不动摇封建统治之根基的情况下，进行形式上的变法和改革。反观日本，日本在面对深重灾难的民族危机之下，断然决定推翻幕府统治，铲除屈从于外国势力的根基，积极地推进改革，富国强兵。维新改革派除了狠抓科学技术方面的革新，积极派遣通晓西学，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先进学者，技术官员等人才到西方国家考察学习，归国之后在维新政府担任要职。同时，维新改革派还十分重视法律制度的革新。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是一次成功的政治经济改革，在日本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日两国法律移植的不同效果证明，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制度，制定法律，牺牲统治阶级的自身所得利益，是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选择。突破狭隘利益的束缚，勇于改革，敢于改革，是国家复兴道路上不可回避的话题。（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陈鹏生 中日法律文化近代化之若干比较 中国法学 1992年
[2]杨鸿烈 中国法律发达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2002年
[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 1997年
[4]展恒舉：《中国近代法制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
[5]华友根 《董康的法制活动与思想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