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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纪念‘二·七’的烈士……特别纪念广暴的领袖张太雷同志，省港大罢工的领袖苏兆征同志，海陆丰农民领袖彭湃同志，东江工人领袖杨石魂同志，和南路农民领袖黄学增同志！”
这是1930年1月17日的《中共广东省委“二·七”纪念宣传提纲》，收藏于中央档案馆和广东省档案馆。
历史还收藏了哪些呢？比如，黄学增如雷州火山爆发一样的革命精神。
1
1900年10月14日，广东省遂溪县乐民镇敦文村，一座泥砖墙、稻草顶的三间屋——雷州半岛典型的乡村民居，出生了一个男婴。
黄学增的幼名叫妃贵。
在通行雷州话的雷州半岛，以“妃”字为启承、为语气助词的名字，如妃宝、妃贵、妃七、妃八，比比皆是。也许，名字里有妃子的“妃”，人生就会有妃子的福气。而“贵”，更是一种直接的、隆重的祈求。
妃贵，以及妃贵们，操雷州方言的雷州半岛人，他和他们的名字，寄托着祖辈多少大海一样深沉的期望！
但离北部湾只有二里路的敦文村，没有一片以它的名字标记的海，也就只能将生存的根扎在土地上。
这片土地遭受海潮和暴风雨的频繁洗劫，只剩下苍茫的血色与苦涩的海盐味，只能种植没有太多奢求的番薯。
北部湾的上空，云中的雨，雨中的云，中了“十年九旱”的魔咒，常常变幻无常，舍近求远，就是不落到雷州半岛的土地上。于是春种和秋种，给气死了，给旱死了，死在热带、亚热带龟裂的渴望里。
敦文村，以及和敦文村一样的村子们，饥饿的日子如摇摇摆摆的高轮牛车，蹒跚在赤地千里之上……
1913年，妃贵13岁，能帮家里干很多农活儿了，还能扛一把竹竿，给别人家放养鸭子。但父亲咬咬牙，还是将他送到村里的私塾。
父亲希望儿子起码有他那样的日子，耕种几亩祖传的薄地，又粗识伦理，写一纸整齐的字，为村里村外的乡亲建屋择日、看相占卜、超度亡灵。
“妃贵”的名字太直截了当了。当道公的父亲知道颜子和曾子是孔子的贤徒，便将“妃贵”改名为学曾，而他的大哥则为学颜。但又觉得“学曾”迂旧，又改为学增。
1914年，黄学增进入乐民海边上的乐民乡高等小学。1916年春，不满16岁的黄学增才读了一年私塾、两年小学，便考入雷州半岛仅有的一间中学——雷州中学，即后来的广东省立第十中学，现在的岭南师范学院。
雷州中学于海康县城的雷州城，其前身为明崇祯九年（1636年）创立的雷阳书院，为广东六大名院之一。
我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广东卷》中发现，吴茂信的大型雷剧《陈瑸放犯》里的陈瑸，为清康熙年间岭南三大清官之一，曾任雷阳书院山长。
清嘉庆年间的陈昌齐，集考古学家、文学家和天文、历算、地理、医学诸学于一身，1811年至1815年为雷阳书院山长兼主讲。晚清岭南才子陈乔森，更执掌雷阳书院三十年。
黄学增不可能亲耳聆听陈瑸、陈昌齐、陈乔森的教导。但我想，他该为陈乔森于遂溪城隍庙的题联而低头沉思……
那些差役都是鬼，
这个衙门不要钱。
他该读过陈昌齐的《淮南子正误·卷一》，开篇是《原道训上》：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
16岁的少年黄学增，是如何感悟鬼神之门、天地之道、天地之浊而徐清的呢？
随着西学的引入，1903年，雷阳书院改称雷阳中学堂，1913年改称雷州中学校。
谭平山是黄学增入学时的雷州中学校长，是1921年创建“广州的共产党”的年轻人。他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他在雷州被推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代议士之一。
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了，但华夏大地仍然军阀割据，一盘散沙，雷州半岛仍然劫匪当道，一片黑暗。
谭平山兼任几何、代数科教员，是如何给黄学增讲授勾股定理呢？创立“勾股定理—加菲尔德证法”的数学家加菲尔德，于1880年成为美国第二十任总统，仅就职4个月即遭暗杀。
这是数学的悲剧，这是西学的悲剧，还是灵魂与追求的悲剧？在黄学增的眼前，一个浊而徐清的天地之道打开了，骤然间，又是一片茫然……
1917年，谭平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赴京求学去了。1919年春，黄学增也考上廣东省立第一甲等工业学校，步行一千里，到了广州。
“……卢牟六合，陶镕群贤，擥欧美之精华，襮东亚之异彩，他日按是编而稽曰某也贤，某也贤，油然邈遡乎。”
这是谭平山给1913年《雷州中学师范毕业同学录》写的序言。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翻开这段历史时，却愿意他是写给1919年毕业的黄学增——某也贤，某也贤。
2
为了寻找黄学增的革命足迹，我在淘宝上购买了2011年1月第2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百年前开启的远航，才两天时间顺丰快递就送来了。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成员有袁振英、李季等。”
《黄学增研究史料》也有一篇谭天度的文章——《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大约在1920年底，在陈独秀的倡议下，便组成了广东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广东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开始只有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3 人，后来到1921年党的‘一大’前后，逐步吸收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如彭湃、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黄学增、杨殷、杨匏安、王寒烬、梁复燃等，组织逐步扩大。我本人……后来也常同他们一起到陈独秀家里（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看云楼’）座谈。”
“看云楼”是陈独秀履职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在广州的寓所，可北眺白云山。 黄学增的眼前，一个浊而徐清的天地之道，一个灿烂辉煌的天地之道，打开了……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二十岁的黄学增，睁大着近视眼，聆听着在看云楼的讲述，关于《共产党宣言》，关于《资本论》，关于俄国十月革命。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它也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了，它正在成为黄学增的灵魂。
黄学增，雷州中学的学生;谭平山，雷州中学的校长，他们又相逢于看云楼——某也贤，某也贤。
谭平山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参加李大钊主持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7月，他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广州。
1921年6月20日，黄学增进入刚开办的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专业班学习。它是陈独秀、谭平山创办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谭平山又成为黄学增的科任老师。
历史将“广州的共产党”的诞生地，以及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的校址，以及黄学增革命人生的起点，都安顿在一座小红楼里。而历史又将这座小红楼，安顿在广州高第街的素波巷19号。
20世纪70年代末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高第街又风生水起。
20世纪80年代初的1980年10月，高第街成为全国第一个专营服装的大型个体集贸市场，机制灵活，商品新潮，女性服饰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天南海北的宾客如潮水般涌来。
洪三泰的诗歌《中国高第街》发表于《诗刊》1988年01期，为诗刊社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优秀作品。
“马克思幽默地点破/广州自给自足的秘密/自制的土头巾/長久地裹着自己的眼睛/整个中国缩在高第街头/惊疑地聆听海外潮响/却听见重炮在轰击大门/高第街在作遨游天际的惊梦”
黄学增是洪三泰的遂溪同乡，却读不到洪三泰大气磅礴的诗，也看不到洪三泰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高第街》，以及其改编为《女人街》的电影。
但黄学增比洪三泰的诗和电影早67年，就知道高第街的“梦”，并为圆高第街的“梦”而苦读、苦思、斗争，甚至献出生命。
高第街，女人街，花花绿绿的女人街啊！可是当年黄学增的母亲，连名字都没有。
“英亮娘——”黄学增的爷爷、奶奶以及村里的长辈这样称呼他的母亲，而其同辈分的人即称她为“英亮”。因为他的母亲出生于遂溪县河头镇英亮村，就是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所写的，“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1917年，读雷州中学的时候，黄学增遵父母之命，与“鲤鱼墩”边的东边角村一苏家姑娘成婚了。
雷州人称媳妇辈的女人为“娘”，称祖母辈的女人为“母”。黄家来了“东边角娘”，“英亮娘”便顺理成章成了“英亮母”。
世界上可以有“女人街”？北部湾边上的“英亮母”“东边角娘”，东海之滨的“大堰河”，她们都不可能知道。
但黄学增知道，他的“东边角娘”是东边角村苏家的养女，抱养于遂溪县北坡乡大谭村一个贫病交困的人家。
为什么有苦命的“英亮母”“东边角娘”呢？答案，高第街素波巷的小红楼给血淋淋地撕开了。
小红楼又撕开一个血淋淋的日子——1899年11月16日，法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法中互订广州湾租借地条约》
广州湾不在广州，而在雷州半岛东海岸，就是现在中国南方现代化港口城市——湛江，离黄学增的家乡敦文村也就几十里，是他往返省城的必经之地。
法国人伯特兰·马托的《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写道：
“法国人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并决定将此地更名为‘白雅特城’。白雅特（Bayard）是中世纪法国军队中最负盛名的将领。”
广州湾被强盗抢走了，抢到遥远的巴黎城去了，还给涂鸦上强盗自己的名字。
闻一多于1925年发出血泪的呼唤——《七子之歌·广州湾》：
“东海和硇州是我的一双管钥，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你为什么把我借给一个盗贼？ 母亲呀，你千万不该抛弃了我！母亲，让我快回到你的膝前来，我要紧紧地拥抱着你的脚踝。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世界上有多少没有名、没有姓的东边角娘、英亮母、大堰河！
“啊，公正、微妙而有力的鸦片！……你拥有天堂的钥匙！……”——夏尔·波德莱尔《人造天堂》
这是《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扉页上的文字。
这是颓废的天堂！这是罪恶的天堂！这是死亡的天堂！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黄学增明白了，《国际歌》为什么如此震撼，如雷、如电、如雷州半岛的火山爆发……
3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青年，永远是时代的弄潮儿。
1922年秋，黄学增回到潮涨潮落的北部湾畔，回到雷声润泽的红土地，组织了雷州半岛第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组织——雷州青年同志社。
《中国共产党遂溪地方史》记录着依然燃烧的岁月：
“黄学增与黄广渊、薛文藻、黄宗寿、刘靖绪、黄成美、王树烈等人商议组织雷州青年同志社事宜，以此团结雷州地区青年，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与封建反动势力作斗争。随后，他们秘密串联了乐民一带的青年数十人，由黄学增主持，在乐民敦文村成立了雷州青年同志社。又成立了遂溪分社、纪家分社。”
“雷州青年同志社”的旗帜，如风扫落叶，如风卷残云，将作恶多端的遂溪县第六区区长兼民团团总陈河广告倒了。雷州防军司令部扣押了陈河广。他获释后却诬告雷州青年同志社通匪，致使一批青年成员如黄广渊、薛文藻等被通缉。
但雷州的古火山，是诬告不了的，是通缉不了的，它依然熊熊地燃烧着那片大海、那片火焰。 1924年8月，黄学增刚从第一届广州农讲所毕业，即在广州长塘街主持召开雷州青年同志社大会，研究修订章程，选出新一届的执行委员。
随后，雷州青年同志社和新学生社、广州反帝大联盟等三十多个团体，联合举行了“九七国耻纪念大会”“警告商团示威大会”。
同年10月，黄学增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粤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兼任工农部助理。在1926年《广东青年》创刊号上，黄学增发表了《怎样去做青年农民运动》的文章。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说：“1925 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25岁的共产党员黄学增，勇敢地走在时代的前列，立上大革命的潮头。
我在陈国威、黄海著的《黄学增与广东南路革命研究》里，看到了黄学增1925 年繁忙的身影，如波澜一样的壮阔……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于北京病逝，不久，广东人民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黄学增在追悼大会上发表演说：
“中山先生虽死，但他的主义是永在于世界，他的主义是为平民谋利益的，他也因此奋斗而死了。吾们农民要一致团结起来……”
1925年4月27日，农民部特派员黄学增参加在东莞霄边乡召开的“东莞宝安两县农民联欢大会”。到会代表一千多人，农民自卫军数百人。
1925年5月3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举行。黄学增与蔡如平、彭湃、阮啸仙、李爱、杨其珊、罗绮园、黄雄标、苏南等人，被选举为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
1925年5月7日，黄学增出席广东各界举行的“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到会工人、农民、军人约两万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廖仲恺，中共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席刘少奇，广东省农会代表黄学增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
1925年6月2日，为上海、青岛被害同胞复仇，广州工农商学兵八十余个团体发起群众示威巡行，黄学增被推选为六人主席团主任。
1925年7月，黄学增与汪精卫、廖仲恺、邓中夏、黄平等人被选为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并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广东农民运动的报告。
1925年12月，国民革命军南征光复雷州半岛和琼崖，12月15日，雷州青年同志社发表“宣言”：
“一、铲除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二、肃清散兵土匪;三、废除苛捐杂税;四、严禁烟赌;五、救济失业农民;六、扶助工农团体之发展;七、保护青年之一切利益;八、改良盐务;九、振兴实业;十、整顿教育;十一、提倡女权。”
1926年5月30日，广州举行“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大会。黄学增为雷州青年同志社起草《“五卅惨案”敬告民众书》：
“数千年来，我们呻吟于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大地主铁蹄之下，任他们摧残、杀戮，欲灭我们，欲灭我国。我们仍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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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的浪潮，鼓舞着凤凰涅槃的中国，前进！我又翻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在第二次东征期间，国民政府还派部队进剿盘踞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部。中共广东区委为配合这次军事行动，成立了以黄学增为书记的南路特别委员会。”
此时的1926年，黄学增还是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特派员、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
他白天深入乡村、田野，夜晚回到南路特委——梅菉镇先锋街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仅一个多月时间，便写出三万五千字的《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连载于《中国农民》1926年第4期、第5期。
95年之后的今天，我无法想象黄学增调查与研究的具体细节，但完全可以进行并非虚构的推测：善于学习的黄学增，研读了毛泽东发表于1925年12月1日半月刊《革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广东南路包括当时广东省辖的北部湾地区十五县二市，现在分别辖于广东、广西。黄学增在调查报告中写道：
“农民人数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六以上，……自耕农占总数十分之二，半自耕农占总数十分之二点五，佃农占总数十分之四，雇农占总数百分之一点五。吴川与雷州之农民比较为苦，所食均为番薯，所住幾乎全是茅屋。因农民一年辛苦所得之谷物，大多数要纳地主的租，剩下的则为军阀贪官污吏攫取去矣。”
黄学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初步将农村居民分为地主和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等五个阶级，同时分析了农民的政治文化现状：
“他们一生只知应该做苦工，供役于人，并不知自己农民阶级之意义，因此稍有争执，即殴打起来，缠诉于官场或民团局里，受贪官污吏及局绅们之宰割。”
到农民中去，到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中去。雷州歌是雷州半岛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艺术奇葩，深受老百姓喜爱。黄学增经常创作雷州歌，为父老乡亲阐述革命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
我翻开三卷本的《雷歌大全》，找到了黄学增于1926年创作的《只因无权才为难》：
一日三餐都欠缺，有那心情谈衣穿？
不怨家穷和命苦，只因无权才为难。
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权力、谋幸福。黄学增学习借鉴广州农讲所的经验，以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的名义，举办“梅菉市宣传学校”“雷州三属宣传讲习所”“高州农民干部培训学校”，培训了一百多名农民运动骨干。
在1926年5月5日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黄学增作了三千言的《南路办事处会务报告》：
“（一）遂溪农民对日本出兵满洲，巡行有一千人以上，当时民团局长杨文川阻止，农民激愤异常打他一顿。（二）革命军肃清南路，雷州农民做最大的反基督教运动，不与基督教徒往来，以致基督教堂终日闭门。（三）雷州最著名的土匪庞玉清被农民所擒，送交防军惩办，许多土豪劣绅来保，农民即联结三百余人，担番薯出雷州城充饥，请愿，防军五日内卒将庞某枪毙。（四）吴川农民因反对县长勾结劣绅土豪抽蒜头捐及蒜串捐办学，举行千人以上之大请愿，废除苛捐。（五）遂溪农民反对县长伍横贯贪劣失职，联合各界上控于省府，请求革职。” “南路已经组织农会的，有阳江、茂名、化县、电白、信宜、吴川、廉江、遂溪、海康、合浦等处，统计一百四十六个乡农会，会员九千余人。”
大会一致通过《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关于南路办事处会务报告决议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可以从时间隧道回溯到1926 年5 月5日的大会现场吗？我已经激动万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指出：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到1926年底，农民协会已覆盖南路地区十五县二市，农会会员达十二万人。“他们将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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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的《菩萨蛮·黄鹤楼》，从1927 年的春天里敏锐地看到了，剩有游人处，中国向何方……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古老的中国，年轻的年代，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一五”屠杀的血泊里。
《南路农民运动史料》附录民国档案六件，附录着1927年的血雨腥风，附录着魔鬼嗥叫一样的电波……
《遂溪县长电报该县进剿乐民共产党情形请察核由》，第435号，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一（快邮代电）：
“共逆黄学增、黄广渊、黄斌、陈光礼等，近潜回距县城200里之乐民地方……纠党200余人，持械劫掳乐民区署长潘林雄及署员警兵七人，勒缴警团枪支，占据乡市，歃血盟誓，遍树赤旗。”
《海康、遂溪县长联电呈共产党黄学增等在县属捣乱现已进剿由》，第22号，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中国电报局）。
北海市市政筹备专员廖国彦《呈报拘获共逆钟竹筠一名情形由》，第877号，国民十六年（1927年）十一月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广东南路地方委员会黄学增在南路任用党羽，组织秘密党团，操纵党务，包办农会，反动宣传，离间民众……特将黄学增108名造具名册，呈请开除党籍、学籍……”
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
南粤大地，怒潮汹涌。1927年夏天，黄学增以中共广东省委巡视员的身份，秘密到西江指导革命，发动高要县领村农民自卫军三百余人举行武装暴动。
“广东省农民协会檄文”的传单，又敲开了南方乡村的栅门，又点燃了1928年的夏天……
“农友们！时局即刻要有下个大的变化了！夏收的时候，便要是我们全省总暴动的时候！……常务委员：彭湃、罗绮园、阮啸仙、黄学增、周其鉴，中华民国十七年。”
1928年6月16日，琼州海峡，海风奋力撑起一只风帆，义无反顾地驶向海南。
黄学增此行海南，是广东省委两个月前的决定。当时由于宝安暴动受挫，作为宝安党组织的创始人，他又临危受命奔赴宝安。
今天，他站在颠簸的船头上，看大海的幽灵，看逝者如斯……但共产主义的幽灵绝不能逝去，绝不会逝去！
到达海口后，黄学增从海口行抵乐会，由乐会而万宁，由万宁而乐会，整顿琼崖特委，恢复“溃散”的组织和武装斗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
但是，由于叛徒告密，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于1929年8月最黑暗的一天，在海口被国民党杀害了。
一个共产党人鲜红的热血，洒在椰风怒吼的土地上，一个共产党人不灭的精神，在琼州海峡的浪尖儿上燃烧……
黄学增牺牲前两个月的1929年6月13日，广东省委半月刊《学习》发表了他的《盲动呢？不动呢？公开呢？秘密呢？》：
“党内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倾向，便是不顾群众斗争的情绪，不顾群众觉悟的程度，不顾群众组织的力量，什么总是要动……甚至以恐怖主义去恐吓群众起来动。
“同一样的，过去什么事总是要公开，不但党的机关公开了，连到党员个人也公开了。如在琼崖方面，特委机关在哪里？
“第二种倾向，便是完全抹杀了革命势力，夸大了反革命势力，以为革命已经失败了，反革命的统治已经是稳定了。
“同一样的，大家同志都是以为我们过去太公开了，现在是在要求秘密，于是乎什么又都秘密起来，党部借口秘密之故，而秘密到不敢对外宣传。”
这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里，黄学增，一个共产党人，是何等的透彻，是何等的坚定！
黄学增牺牲时，雷州中学老校长谭平山在哪里？他已经到了82年后的2011年1月第2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里：
“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后即1928年4月至8月期间……留守中央对谭平山、邓演达等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采取公开方式进行斗争，是一种‘左’的表现。”
谭平山再也不能与黄学增相逢——某也贤，某也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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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学增牺牲后，他的“东边角娘”成了“共逆”的“贼婆”，四处藏匿，四处逃亡。19年后的1948年，她成了田寮宅村的“东边角娘”，又成了“东边角母”。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关怀下，本名苏莲的“东边角母”，去了遂溪县革命烈士敬老院。
2003年夏，原农业部副部长、广东省副省长、中共湛江地委书记孟宪德写了一篇《纪念黄学增同志》，其手稿编辑于黄启超的《黄学增传》的扉页：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到湛江视察工作，刚下飞机，当即问我黄学增同志的情況……周总理说：黄学增同志在大革命时期与彭湃等，是广东农民运动四大领袖之一，应当好好宣传、学习。”
2021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二，我回到家乡北部湾，到了“东边角母”孙子的家——一座三层的小洋楼。
“东边角母”的孙子叫黄日保，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告诉我：奶奶到来时，父亲才三岁，两个伯父才五岁、八岁。如果没有她，爷爷的家、父亲的家就没有了，也就没有他现在的家。
“东边角母”的三儿媳又说了一个故事：十多年前，他们的家还在茅草屋里。有一天，飞来一只小鸟，绕着堂屋的中梁鸣叫穿行，然后从屋檐下飞出去了。
夜里，她做了一个梦，一个声音告诉她：她是母亲，她要回来。
这是1930年1月17日的《中共广东省委“二·七”纪念宣传提纲》，收藏于中央档案馆和广东省档案馆。
历史还收藏了哪些呢？比如，黄学增如雷州火山爆发一样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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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0月14日，广东省遂溪县乐民镇敦文村，一座泥砖墙、稻草顶的三间屋——雷州半岛典型的乡村民居，出生了一个男婴。
黄学增的幼名叫妃贵。
在通行雷州话的雷州半岛，以“妃”字为启承、为语气助词的名字，如妃宝、妃贵、妃七、妃八，比比皆是。也许，名字里有妃子的“妃”，人生就会有妃子的福气。而“贵”，更是一种直接的、隆重的祈求。
妃贵，以及妃贵们，操雷州方言的雷州半岛人，他和他们的名字，寄托着祖辈多少大海一样深沉的期望！
但离北部湾只有二里路的敦文村，没有一片以它的名字标记的海，也就只能将生存的根扎在土地上。
这片土地遭受海潮和暴风雨的频繁洗劫，只剩下苍茫的血色与苦涩的海盐味，只能种植没有太多奢求的番薯。
北部湾的上空，云中的雨，雨中的云，中了“十年九旱”的魔咒，常常变幻无常，舍近求远，就是不落到雷州半岛的土地上。于是春种和秋种，给气死了，给旱死了，死在热带、亚热带龟裂的渴望里。
敦文村，以及和敦文村一样的村子们，饥饿的日子如摇摇摆摆的高轮牛车，蹒跚在赤地千里之上……
1913年，妃贵13岁，能帮家里干很多农活儿了，还能扛一把竹竿，给别人家放养鸭子。但父亲咬咬牙，还是将他送到村里的私塾。
父亲希望儿子起码有他那样的日子，耕种几亩祖传的薄地，又粗识伦理，写一纸整齐的字，为村里村外的乡亲建屋择日、看相占卜、超度亡灵。
“妃贵”的名字太直截了当了。当道公的父亲知道颜子和曾子是孔子的贤徒，便将“妃贵”改名为学曾，而他的大哥则为学颜。但又觉得“学曾”迂旧，又改为学增。
1914年，黄学增进入乐民海边上的乐民乡高等小学。1916年春，不满16岁的黄学增才读了一年私塾、两年小学，便考入雷州半岛仅有的一间中学——雷州中学，即后来的广东省立第十中学，现在的岭南师范学院。
雷州中学于海康县城的雷州城，其前身为明崇祯九年（1636年）创立的雷阳书院，为广东六大名院之一。
我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广东卷》中发现，吴茂信的大型雷剧《陈瑸放犯》里的陈瑸，为清康熙年间岭南三大清官之一，曾任雷阳书院山长。
清嘉庆年间的陈昌齐，集考古学家、文学家和天文、历算、地理、医学诸学于一身，1811年至1815年为雷阳书院山长兼主讲。晚清岭南才子陈乔森，更执掌雷阳书院三十年。
黄学增不可能亲耳聆听陈瑸、陈昌齐、陈乔森的教导。但我想，他该为陈乔森于遂溪城隍庙的题联而低头沉思……
那些差役都是鬼，
这个衙门不要钱。
他该读过陈昌齐的《淮南子正误·卷一》，开篇是《原道训上》：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
16岁的少年黄学增，是如何感悟鬼神之门、天地之道、天地之浊而徐清的呢？
随着西学的引入，1903年，雷阳书院改称雷阳中学堂，1913年改称雷州中学校。
谭平山是黄学增入学时的雷州中学校长，是1921年创建“广州的共产党”的年轻人。他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他在雷州被推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代议士之一。
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了，但华夏大地仍然军阀割据，一盘散沙，雷州半岛仍然劫匪当道，一片黑暗。
谭平山兼任几何、代数科教员，是如何给黄学增讲授勾股定理呢？创立“勾股定理—加菲尔德证法”的数学家加菲尔德，于1880年成为美国第二十任总统，仅就职4个月即遭暗杀。
这是数学的悲剧，这是西学的悲剧，还是灵魂与追求的悲剧？在黄学增的眼前，一个浊而徐清的天地之道打开了，骤然间，又是一片茫然……
1917年，谭平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赴京求学去了。1919年春，黄学增也考上廣东省立第一甲等工业学校，步行一千里，到了广州。
“……卢牟六合，陶镕群贤，擥欧美之精华，襮东亚之异彩，他日按是编而稽曰某也贤，某也贤，油然邈遡乎。”
这是谭平山给1913年《雷州中学师范毕业同学录》写的序言。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翻开这段历史时，却愿意他是写给1919年毕业的黄学增——某也贤，某也贤。
2
为了寻找黄学增的革命足迹，我在淘宝上购买了2011年1月第2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百年前开启的远航，才两天时间顺丰快递就送来了。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成员有袁振英、李季等。”
《黄学增研究史料》也有一篇谭天度的文章——《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大约在1920年底，在陈独秀的倡议下，便组成了广东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广东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开始只有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3 人，后来到1921年党的‘一大’前后，逐步吸收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如彭湃、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黄学增、杨殷、杨匏安、王寒烬、梁复燃等，组织逐步扩大。我本人……后来也常同他们一起到陈独秀家里（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看云楼’）座谈。”
“看云楼”是陈独秀履职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在广州的寓所，可北眺白云山。 黄学增的眼前，一个浊而徐清的天地之道，一个灿烂辉煌的天地之道，打开了……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二十岁的黄学增，睁大着近视眼，聆听着在看云楼的讲述，关于《共产党宣言》，关于《资本论》，关于俄国十月革命。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它也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了，它正在成为黄学增的灵魂。
黄学增，雷州中学的学生;谭平山，雷州中学的校长，他们又相逢于看云楼——某也贤，某也贤。
谭平山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参加李大钊主持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7月，他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广州。
1921年6月20日，黄学增进入刚开办的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专业班学习。它是陈独秀、谭平山创办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谭平山又成为黄学增的科任老师。
历史将“广州的共产党”的诞生地，以及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的校址，以及黄学增革命人生的起点，都安顿在一座小红楼里。而历史又将这座小红楼，安顿在广州高第街的素波巷19号。
20世纪70年代末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高第街又风生水起。
20世纪80年代初的1980年10月，高第街成为全国第一个专营服装的大型个体集贸市场，机制灵活，商品新潮，女性服饰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天南海北的宾客如潮水般涌来。
洪三泰的诗歌《中国高第街》发表于《诗刊》1988年01期，为诗刊社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优秀作品。
“马克思幽默地点破/广州自给自足的秘密/自制的土头巾/長久地裹着自己的眼睛/整个中国缩在高第街头/惊疑地聆听海外潮响/却听见重炮在轰击大门/高第街在作遨游天际的惊梦”
黄学增是洪三泰的遂溪同乡，却读不到洪三泰大气磅礴的诗，也看不到洪三泰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高第街》，以及其改编为《女人街》的电影。
但黄学增比洪三泰的诗和电影早67年，就知道高第街的“梦”，并为圆高第街的“梦”而苦读、苦思、斗争，甚至献出生命。
高第街，女人街，花花绿绿的女人街啊！可是当年黄学增的母亲，连名字都没有。
“英亮娘——”黄学增的爷爷、奶奶以及村里的长辈这样称呼他的母亲，而其同辈分的人即称她为“英亮”。因为他的母亲出生于遂溪县河头镇英亮村，就是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所写的，“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1917年，读雷州中学的时候，黄学增遵父母之命，与“鲤鱼墩”边的东边角村一苏家姑娘成婚了。
雷州人称媳妇辈的女人为“娘”，称祖母辈的女人为“母”。黄家来了“东边角娘”，“英亮娘”便顺理成章成了“英亮母”。
世界上可以有“女人街”？北部湾边上的“英亮母”“东边角娘”，东海之滨的“大堰河”，她们都不可能知道。
但黄学增知道，他的“东边角娘”是东边角村苏家的养女，抱养于遂溪县北坡乡大谭村一个贫病交困的人家。
为什么有苦命的“英亮母”“东边角娘”呢？答案，高第街素波巷的小红楼给血淋淋地撕开了。
小红楼又撕开一个血淋淋的日子——1899年11月16日，法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法中互订广州湾租借地条约》
广州湾不在广州，而在雷州半岛东海岸，就是现在中国南方现代化港口城市——湛江，离黄学增的家乡敦文村也就几十里，是他往返省城的必经之地。
法国人伯特兰·马托的《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写道：
“法国人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并决定将此地更名为‘白雅特城’。白雅特（Bayard）是中世纪法国军队中最负盛名的将领。”
广州湾被强盗抢走了，抢到遥远的巴黎城去了，还给涂鸦上强盗自己的名字。
闻一多于1925年发出血泪的呼唤——《七子之歌·广州湾》：
“东海和硇州是我的一双管钥，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你为什么把我借给一个盗贼？ 母亲呀，你千万不该抛弃了我！母亲，让我快回到你的膝前来，我要紧紧地拥抱着你的脚踝。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世界上有多少没有名、没有姓的东边角娘、英亮母、大堰河！
“啊，公正、微妙而有力的鸦片！……你拥有天堂的钥匙！……”——夏尔·波德莱尔《人造天堂》
这是《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扉页上的文字。
这是颓废的天堂！这是罪恶的天堂！这是死亡的天堂！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黄学增明白了，《国际歌》为什么如此震撼，如雷、如电、如雷州半岛的火山爆发……
3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青年，永远是时代的弄潮儿。
1922年秋，黄学增回到潮涨潮落的北部湾畔，回到雷声润泽的红土地，组织了雷州半岛第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组织——雷州青年同志社。
《中国共产党遂溪地方史》记录着依然燃烧的岁月：
“黄学增与黄广渊、薛文藻、黄宗寿、刘靖绪、黄成美、王树烈等人商议组织雷州青年同志社事宜，以此团结雷州地区青年，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与封建反动势力作斗争。随后，他们秘密串联了乐民一带的青年数十人，由黄学增主持，在乐民敦文村成立了雷州青年同志社。又成立了遂溪分社、纪家分社。”
“雷州青年同志社”的旗帜，如风扫落叶，如风卷残云，将作恶多端的遂溪县第六区区长兼民团团总陈河广告倒了。雷州防军司令部扣押了陈河广。他获释后却诬告雷州青年同志社通匪，致使一批青年成员如黄广渊、薛文藻等被通缉。
但雷州的古火山，是诬告不了的，是通缉不了的，它依然熊熊地燃烧着那片大海、那片火焰。 1924年8月，黄学增刚从第一届广州农讲所毕业，即在广州长塘街主持召开雷州青年同志社大会，研究修订章程，选出新一届的执行委员。
随后，雷州青年同志社和新学生社、广州反帝大联盟等三十多个团体，联合举行了“九七国耻纪念大会”“警告商团示威大会”。
同年10月，黄学增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粤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兼任工农部助理。在1926年《广东青年》创刊号上，黄学增发表了《怎样去做青年农民运动》的文章。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说：“1925 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25岁的共产党员黄学增，勇敢地走在时代的前列，立上大革命的潮头。
我在陈国威、黄海著的《黄学增与广东南路革命研究》里，看到了黄学增1925 年繁忙的身影，如波澜一样的壮阔……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于北京病逝，不久，广东人民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黄学增在追悼大会上发表演说：
“中山先生虽死，但他的主义是永在于世界，他的主义是为平民谋利益的，他也因此奋斗而死了。吾们农民要一致团结起来……”
1925年4月27日，农民部特派员黄学增参加在东莞霄边乡召开的“东莞宝安两县农民联欢大会”。到会代表一千多人，农民自卫军数百人。
1925年5月3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举行。黄学增与蔡如平、彭湃、阮啸仙、李爱、杨其珊、罗绮园、黄雄标、苏南等人，被选举为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
1925年5月7日，黄学增出席广东各界举行的“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到会工人、农民、军人约两万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廖仲恺，中共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席刘少奇，广东省农会代表黄学增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
1925年6月2日，为上海、青岛被害同胞复仇，广州工农商学兵八十余个团体发起群众示威巡行，黄学增被推选为六人主席团主任。
1925年7月，黄学增与汪精卫、廖仲恺、邓中夏、黄平等人被选为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并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广东农民运动的报告。
1925年12月，国民革命军南征光复雷州半岛和琼崖，12月15日，雷州青年同志社发表“宣言”：
“一、铲除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二、肃清散兵土匪;三、废除苛捐杂税;四、严禁烟赌;五、救济失业农民;六、扶助工农团体之发展;七、保护青年之一切利益;八、改良盐务;九、振兴实业;十、整顿教育;十一、提倡女权。”
1926年5月30日，广州举行“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大会。黄学增为雷州青年同志社起草《“五卅惨案”敬告民众书》：
“数千年来，我们呻吟于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大地主铁蹄之下，任他们摧残、杀戮，欲灭我们，欲灭我国。我们仍不知道吗？”
4
大革命的浪潮，鼓舞着凤凰涅槃的中国，前进！我又翻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在第二次东征期间，国民政府还派部队进剿盘踞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部。中共广东区委为配合这次军事行动，成立了以黄学增为书记的南路特别委员会。”
此时的1926年，黄学增还是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特派员、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
他白天深入乡村、田野，夜晚回到南路特委——梅菉镇先锋街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仅一个多月时间，便写出三万五千字的《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连载于《中国农民》1926年第4期、第5期。
95年之后的今天，我无法想象黄学增调查与研究的具体细节，但完全可以进行并非虚构的推测：善于学习的黄学增，研读了毛泽东发表于1925年12月1日半月刊《革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广东南路包括当时广东省辖的北部湾地区十五县二市，现在分别辖于广东、广西。黄学增在调查报告中写道：
“农民人数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六以上，……自耕农占总数十分之二，半自耕农占总数十分之二点五，佃农占总数十分之四，雇农占总数百分之一点五。吴川与雷州之农民比较为苦，所食均为番薯，所住幾乎全是茅屋。因农民一年辛苦所得之谷物，大多数要纳地主的租，剩下的则为军阀贪官污吏攫取去矣。”
黄学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初步将农村居民分为地主和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等五个阶级，同时分析了农民的政治文化现状：
“他们一生只知应该做苦工，供役于人，并不知自己农民阶级之意义，因此稍有争执，即殴打起来，缠诉于官场或民团局里，受贪官污吏及局绅们之宰割。”
到农民中去，到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中去。雷州歌是雷州半岛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艺术奇葩，深受老百姓喜爱。黄学增经常创作雷州歌，为父老乡亲阐述革命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
我翻开三卷本的《雷歌大全》，找到了黄学增于1926年创作的《只因无权才为难》：
一日三餐都欠缺，有那心情谈衣穿？
不怨家穷和命苦，只因无权才为难。
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权力、谋幸福。黄学增学习借鉴广州农讲所的经验，以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的名义，举办“梅菉市宣传学校”“雷州三属宣传讲习所”“高州农民干部培训学校”，培训了一百多名农民运动骨干。
在1926年5月5日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黄学增作了三千言的《南路办事处会务报告》：
“（一）遂溪农民对日本出兵满洲，巡行有一千人以上，当时民团局长杨文川阻止，农民激愤异常打他一顿。（二）革命军肃清南路，雷州农民做最大的反基督教运动，不与基督教徒往来，以致基督教堂终日闭门。（三）雷州最著名的土匪庞玉清被农民所擒，送交防军惩办，许多土豪劣绅来保，农民即联结三百余人，担番薯出雷州城充饥，请愿，防军五日内卒将庞某枪毙。（四）吴川农民因反对县长勾结劣绅土豪抽蒜头捐及蒜串捐办学，举行千人以上之大请愿，废除苛捐。（五）遂溪农民反对县长伍横贯贪劣失职，联合各界上控于省府，请求革职。” “南路已经组织农会的，有阳江、茂名、化县、电白、信宜、吴川、廉江、遂溪、海康、合浦等处，统计一百四十六个乡农会，会员九千余人。”
大会一致通过《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关于南路办事处会务报告决议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可以从时间隧道回溯到1926 年5 月5日的大会现场吗？我已经激动万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指出：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到1926年底，农民协会已覆盖南路地区十五县二市，农会会员达十二万人。“他们将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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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的《菩萨蛮·黄鹤楼》，从1927 年的春天里敏锐地看到了，剩有游人处，中国向何方……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古老的中国，年轻的年代，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一五”屠杀的血泊里。
《南路农民运动史料》附录民国档案六件，附录着1927年的血雨腥风，附录着魔鬼嗥叫一样的电波……
《遂溪县长电报该县进剿乐民共产党情形请察核由》，第435号，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一（快邮代电）：
“共逆黄学增、黄广渊、黄斌、陈光礼等，近潜回距县城200里之乐民地方……纠党200余人，持械劫掳乐民区署长潘林雄及署员警兵七人，勒缴警团枪支，占据乡市，歃血盟誓，遍树赤旗。”
《海康、遂溪县长联电呈共产党黄学增等在县属捣乱现已进剿由》，第22号，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中国电报局）。
北海市市政筹备专员廖国彦《呈报拘获共逆钟竹筠一名情形由》，第877号，国民十六年（1927年）十一月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广东南路地方委员会黄学增在南路任用党羽，组织秘密党团，操纵党务，包办农会，反动宣传，离间民众……特将黄学增108名造具名册，呈请开除党籍、学籍……”
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
南粤大地，怒潮汹涌。1927年夏天，黄学增以中共广东省委巡视员的身份，秘密到西江指导革命，发动高要县领村农民自卫军三百余人举行武装暴动。
“广东省农民协会檄文”的传单，又敲开了南方乡村的栅门，又点燃了1928年的夏天……
“农友们！时局即刻要有下个大的变化了！夏收的时候，便要是我们全省总暴动的时候！……常务委员：彭湃、罗绮园、阮啸仙、黄学增、周其鉴，中华民国十七年。”
1928年6月16日，琼州海峡，海风奋力撑起一只风帆，义无反顾地驶向海南。
黄学增此行海南，是广东省委两个月前的决定。当时由于宝安暴动受挫，作为宝安党组织的创始人，他又临危受命奔赴宝安。
今天，他站在颠簸的船头上，看大海的幽灵，看逝者如斯……但共产主义的幽灵绝不能逝去，绝不会逝去！
到达海口后，黄学增从海口行抵乐会，由乐会而万宁，由万宁而乐会，整顿琼崖特委，恢复“溃散”的组织和武装斗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
但是，由于叛徒告密，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于1929年8月最黑暗的一天，在海口被国民党杀害了。
一个共产党人鲜红的热血，洒在椰风怒吼的土地上，一个共产党人不灭的精神，在琼州海峡的浪尖儿上燃烧……
黄学增牺牲前两个月的1929年6月13日，广东省委半月刊《学习》发表了他的《盲动呢？不动呢？公开呢？秘密呢？》：
“党内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倾向，便是不顾群众斗争的情绪，不顾群众觉悟的程度，不顾群众组织的力量，什么总是要动……甚至以恐怖主义去恐吓群众起来动。
“同一样的，过去什么事总是要公开，不但党的机关公开了，连到党员个人也公开了。如在琼崖方面，特委机关在哪里？
“第二种倾向，便是完全抹杀了革命势力，夸大了反革命势力，以为革命已经失败了，反革命的统治已经是稳定了。
“同一样的，大家同志都是以为我们过去太公开了，现在是在要求秘密，于是乎什么又都秘密起来，党部借口秘密之故，而秘密到不敢对外宣传。”
这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里，黄学增，一个共产党人，是何等的透彻，是何等的坚定！
黄学增牺牲时，雷州中学老校长谭平山在哪里？他已经到了82年后的2011年1月第2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里：
“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后即1928年4月至8月期间……留守中央对谭平山、邓演达等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采取公开方式进行斗争，是一种‘左’的表现。”
谭平山再也不能与黄学增相逢——某也贤，某也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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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学增牺牲后，他的“东边角娘”成了“共逆”的“贼婆”，四处藏匿，四处逃亡。19年后的1948年，她成了田寮宅村的“东边角娘”，又成了“东边角母”。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关怀下，本名苏莲的“东边角母”，去了遂溪县革命烈士敬老院。
2003年夏，原农业部副部长、广东省副省长、中共湛江地委书记孟宪德写了一篇《纪念黄学增同志》，其手稿编辑于黄启超的《黄学增传》的扉页：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到湛江视察工作，刚下飞机，当即问我黄学增同志的情況……周总理说：黄学增同志在大革命时期与彭湃等，是广东农民运动四大领袖之一，应当好好宣传、学习。”
2021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二，我回到家乡北部湾，到了“东边角母”孙子的家——一座三层的小洋楼。
“东边角母”的孙子叫黄日保，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告诉我：奶奶到来时，父亲才三岁，两个伯父才五岁、八岁。如果没有她，爷爷的家、父亲的家就没有了，也就没有他现在的家。
“东边角母”的三儿媳又说了一个故事：十多年前，他们的家还在茅草屋里。有一天，飞来一只小鸟，绕着堂屋的中梁鸣叫穿行，然后从屋檐下飞出去了。
夜里，她做了一个梦，一个声音告诉她：她是母亲，她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