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现代文学通史上都会讲到，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感召下，上世纪20年代上半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许多新文学社团。这些社团大都由年轻人创办，通过各自的努力，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其中就有在鲁迅领导下成立的未名社。
未名社成员有鲁迅、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曹靖华等六人。除了鲁迅与河南卢氏籍的曹靖华两人之外，其余四人都是我的同乡先贤，出生于皖西叶集的小商之家。叶集过去属于霍邱县，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霍邱县分离，成为六安市下辖的县级改革发展试验区。2015年10月，叶集成为六安市辖区。
家乡的人把未名社的四个叶集人士称为“未名四杰”，引以为豪。叶集在明弘治至万历年间开埠，我查过《叶集镇志》和《霍邱镇志》，在“未名四杰”之前，叶集没有出过文人。如今，“未名四杰”成了叶集的一张文化名片，叶集现有未名广场、未名路、未名湖、未名湖畔小区、未名讲堂、未名宫娱乐会所、未名青年志愿服务队等。台静农的后人建立了台静农纪念馆。前几年还办有《未名文艺》，围绕这个杂志，出现了一群乡土作家，颇有一些名气。在六安市的皖西博物馆，辟有专题介绍“未名四杰”的区域。
然而，我在1982年上安徽师范大学之前，从未听人提到过四个乡贤的名字。读大学中文系之后，才从现代文学老师蔡传桂、严恩图两位先生那里听到李霁野和台静农的大名。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编写大型的现代文学资料丛书，他们分别承担了未名社成员李霁野和台静农的部分。又在鲁迅《且介亭杂文》里读到《韦素园墓记》和《忆韦素园君》，韦素园的名字便深印在了脑海里。后来读研究生，曾作为课程作业写过一篇关于台静农小说集《地之子》的论文，但写得不好，没有保留下来。
未名社的几个年轻人因为一度与一个文学巨人站在了一起，受到了他的关心爱护和指导，加上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印。在1936年8月1日韦素园去世四周年之际，李霁野写了悼念亡友的长文《忆素园》，回忆他们与鲁迅的一次会面：
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说起日本的丸善书店，起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以后又谈起我们译稿的出版困难。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来了。我们当晚也就决定了先筹起能出四次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估计约六百元。我们三人和丛芜、靖华，决定各筹五十，其余的由他负责任。我们只说定了卖前书，印后书稿，这样继续下去，既没有什么章程，也没有什么名目，只在以后对外得有名，这才以已出的叢书来名了社。我说道一年不过只能出书五六本，鲁迅先生笑着说，“十年之后岂不也就很可观了吗？”第二天，就给台林逸先生写信借钱。
这次夏夜的长谈催生了一个重要的新文学社团——未名社。四个同乡青年向在山西做官的乡贤台林逸借款200元，人在外地的曹靖华也闻讯加入，寄来50元，其余的由鲁迅筹措。资金到位后，9月即出版了第一本书——鲁迅译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学术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未名社的诞生。此时，韦素园23岁，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短期学习归国后，继续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俄文；台静农22岁，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李霁野21岁，韦素园胞弟韦丛芜20岁，两人刚从北京教会学校崇实中学毕业；曹靖华28岁，在开封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工作。
未名社最初的地址，是在北京大学一院对过沙滩新开路5号韦素园居住的一间陋室。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称之为“破寨”，而疾病缠身的韦素园成了“守寨人”，主持日常事务。
未名社在存续的六七年间，出版了两套丛书：一是专收翻译的“未名丛刊”，其中有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小约翰》，韦素园译《外套》《黄花集》，曹靖华译《蠢货》《白茶》《烟袋》《第四十一》，韦丛芜译《穷人》《罪与罚》《格里佛游记》，李霁野译《文学与革命》《不幸的一群》等；另一套是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其中有鲁迅的《朝花夕拾》，韦丛芜的《君山》《冰块》，台静农的《地之子》《建塔者》，李霁野的《影》。还单独印行了鲁迅的杂文集《坟》、台静农编资料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在《忆韦素园君》中，鲁迅有一段著名的评语：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绍介了望·蔼覃（F.Van Eeden），绍介了爱伦堡（I.Eh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推出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集中反映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就。其中，鲁迅在他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收入了台静农四篇和李霁野两篇，台静农与鲁迅、陈炜谟的小说入选数并列第一。
韦素园的著译并不多，生前结集出版的有：《外套》（果戈理中篇小说，1926），《最后的光芒》（俄国契诃夫等小说集，1928），《黄花集》（俄国与北欧散文、诗歌集，1929）。198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梓行韦顺编《韦素园选集》，列为“现代皖籍作家丛书”之一，收入散文、书信、诗歌和译作等。疾病缠身限制了他的文学成就。然而，他是未名社的中心人物，他的精神始终鼓励着其他几个成员。
鲁迅在《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称赞未名社“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在韦素园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不仅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主持未名社日常事务的“守寨人”，而且是这个社团精神上的“守寨人”。
未名社李霁野说，他失去了哥哥，理想与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使他成为鲁迅所说“缺乏笑影”的人。“不过他并没有失去他的信心和勇气，他还鼓励我们，指导我们，是我们生活的南针，也是我们生活的柱石。直到死时，他都还是如此。”李霁野译毕安特莱夫《往星中》《黑假面人》，韦素园在酷暑中挥汗如雨，根据原文本一字不苟地校对译稿，毫不厌倦。他同样帮助韦丛芜从俄文原本校改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译稿。李霁野指出：“素园对于什么事都愿不声不响的埋头苦干”，“若是未名社有一种精神的话，素园的这种‘不声不响’的态度可以代表罢”。（《忆素园》）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评价道：“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这话同样亦可视为对未名社的评价。 1926年底，韦素园肺病复发，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等先将他送到法国医院与协和医院治疗，1927年春又送往西山福寿岭疗养院。韦素园从此长期卧床。他在病中坚持工作 ，选译了契诃夫 、梭罗古勃、高尔基等人的短篇小说，1928年结集为 《最后的光芒》，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年1月25日，韦素园翻译完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托尔斯泰的死和少年欧罗巴》。这是一篇内容艰深的论文，译后寄呈鲁迅。鲁迅很感动，然而知道，这毅力、执着的精神固然可嘉，但也会严重损害健康。他在1929年3月22日给韦素园的回信中劝说：
那纪念册不知道见了没有，我想，看看不妨，译是不可的。即如你所译的卢氏《论托尔斯泰》那篇。是译起来很费力的硬性文字——这篇我也曾从日文重译，给《春潮》月刊，但至今未印出——我想你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倘若技痒，要写字了，至多也只好译译《黄花集》上所载那样的短文。
鲁迅担心韦素园过于呕心沥血，于身体有害。韦素园之所以如此执着，是因为这种认真苦干的精神源自他的思想信念。从其写于自己生命晚期的两篇文字，可见其生命的苦况，更可见他的思想信念。一篇是1927年12月致台静农、李霁野的信，另一篇是散文《痕六篇》。
1927年底，未名社决定把《莽原》停刊，改办《未名》半月刊。杂志的新生激发了韦素园内心中蕴藏已久的理想与热情。1927年12月，他给台静农、李霁野写信，表达了他的志向、情怀和希望。他谈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几个支柱。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在法国医院卧病的时候，常常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那第一个突然印在我脑子里的，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苦脸；但这只是苦脸，并不颓丧，而且还满露着坚毅慈爱的神情，我直到此刻，尚未忘却。
他还曾托李霁野转请俄国里丁·尼古拉耶夫娜为他雕塑一个陀氏的铜像，并获得了同意。鲁迅在《两地书·一三二》中提到，1929年他到疗养院探望韦素园时，看到他的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1932年6月25日韦素园在致李霁野信中说到陀氏：“这‘艺术之神’呵，我若不病，决毕生研究他。”可以说，陀氏是支撑他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偶像。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抗击旧时代的斗士。他写道：“我在病中看见几位前辈先生在过去十年中的努力，他们都现身作了热烈的战士，把旧时代弄得好像一个跄踉的乞丐样。”这几位前辈当以信中所提到的“L先生”——即鲁迅先生——为代表，鲁迅的战斗精神一直鼓舞着他。他是鲁迅的私塾弟子。三是孔子、耶稣、释迦摩尼这几个圣人。他们彻底地信，并坚定地付诸行动。韦素园从他们那里得到启示：要实行，必须要有真信和真心，否则便一事无成。他以此来观察当时的文学，认为作家们也许不乏真心，然而缺乏热情和人道精神。这种情况在俄国文学史上是没有的。他最后说了几句与对未名社同仁的共勉的话：“我只希望在文学中能叫出一些新的希望！然而希望很难在怀疑中产生，却在坚信里开始而且巩固了。新的《未名》，担当不了这个伟大的使命，但愿自今日起，我们大家意识着！”
那个时候，肺病是绝症，韦素园的精神非但没有被病魔摧垮，并不颓丧，而且表现出了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理想主义的精神，让人十分感佩。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也说，从其1927年初秋伏枕所写的信中可见，“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
韦素园长期卧床，这难免给他的内心投下厚重的暗影。1929年初冬，他寫了《痕六篇》，包括了六个抒情短章：《影的辞行》《“窄狭”》《端午节的邀请》《小猫的拜访》《蜘蛛的网》《焚化》。其中表现了作者的苦况。由于3年不曾走动，连影子也要辞行了，表现出对生的厌倦。（《影的辞行》）病室在坟场边，暴风雨之夜，一只小猫来访。他问道：“猫！你在这山间也寂寞吗？”（《小猫的拜访》）他所信赖的大哥罹患重症，离家出走，不久死去。他的精神因此更加动荡不安。（《焚化》）他回忆了两次恋爱的片段，用回忆来润泽苦寂的心情，但逝去的青春亮色又使他深感生活的缺憾，反而咀嚼到了更多的苦味。（《“窄狭”》《端午节的邀请》）直到去世前不久的1932年5月，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仍然说：“我在病中觉到，人生就是工作，只有在工作中可以求得真实的快乐和意义。”1932年5月18日寄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的信，勉励他们从事适当的工作，写道：“我在病后觉人生无意义，惟在工作中乃可求之。”他选择的是用工作来抵御人生的虚无，如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反抗绝望”。《影的辞行》显然受到了鲁迅散文诗《影的告别》的影响。
以上是我读黄圣凤君新著《韦素园传》后的一些心得体会。圣凤是我在叶集中学读高中时的学妹，多年来在从事语文教学之余，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多本诗文集，在省内外都产生了影响，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她在当地主编过文学刊物《未名文艺》，集聚了一群文学写作者。他们在文学上的努力增添了我对家乡的向往。每次回乡，总要专门与他们聚聚，把酒话旧，谈文学和人生，不亦乐乎。一天，圣凤跟我说，她要写一本《韦素园传》。我第一感觉是这本传记不好写，主要是传主英年早逝，留下的作品和传记材料都很有限，建议她考虑写一本未名社几个乡贤的合传。她说如果《韦素园传》写得顺手，还想分别为其他几人立传。
几年过去了，《韦素园传》现已杀青，圣凤嘱我作序。读后感到，这是一本用心之作，感情饱满，文笔生动，在人物活动的历史大背景下，真实、生动地塑造了传主的形象，再现了他的性格、情怀和精神气质。我过去编选《未名社作品选》，关于韦素园的材料大都接触过，只是所留下的印象往往是片段式的，未能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现在读《韦素园传》，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在作者的引导下，以前所形成的印象很快各就各位，韦素园那个缺少笑影的固定形象变得丰满、立体起来。受益于书稿，我对以前读过的韦氏书信和作品也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
圣凤在书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了韦素园的墓地，引起了我的回忆。那是2005年的清明节，风和日丽，杨柳青青，我携妻子到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拜谒韦素园先生墓。墓碑上刻着鲁迅手书的碑文，有云：“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妻子在碑前献上了一束白菊。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未名社成员有鲁迅、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曹靖华等六人。除了鲁迅与河南卢氏籍的曹靖华两人之外，其余四人都是我的同乡先贤，出生于皖西叶集的小商之家。叶集过去属于霍邱县，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霍邱县分离，成为六安市下辖的县级改革发展试验区。2015年10月，叶集成为六安市辖区。
家乡的人把未名社的四个叶集人士称为“未名四杰”，引以为豪。叶集在明弘治至万历年间开埠，我查过《叶集镇志》和《霍邱镇志》，在“未名四杰”之前，叶集没有出过文人。如今，“未名四杰”成了叶集的一张文化名片，叶集现有未名广场、未名路、未名湖、未名湖畔小区、未名讲堂、未名宫娱乐会所、未名青年志愿服务队等。台静农的后人建立了台静农纪念馆。前几年还办有《未名文艺》，围绕这个杂志，出现了一群乡土作家，颇有一些名气。在六安市的皖西博物馆，辟有专题介绍“未名四杰”的区域。
然而，我在1982年上安徽师范大学之前，从未听人提到过四个乡贤的名字。读大学中文系之后，才从现代文学老师蔡传桂、严恩图两位先生那里听到李霁野和台静农的大名。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编写大型的现代文学资料丛书，他们分别承担了未名社成员李霁野和台静农的部分。又在鲁迅《且介亭杂文》里读到《韦素园墓记》和《忆韦素园君》，韦素园的名字便深印在了脑海里。后来读研究生，曾作为课程作业写过一篇关于台静农小说集《地之子》的论文，但写得不好，没有保留下来。
未名社的几个年轻人因为一度与一个文学巨人站在了一起，受到了他的关心爱护和指导，加上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印。在1936年8月1日韦素园去世四周年之际，李霁野写了悼念亡友的长文《忆素园》，回忆他们与鲁迅的一次会面：
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说起日本的丸善书店，起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以后又谈起我们译稿的出版困难。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来了。我们当晚也就决定了先筹起能出四次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估计约六百元。我们三人和丛芜、靖华，决定各筹五十，其余的由他负责任。我们只说定了卖前书，印后书稿，这样继续下去，既没有什么章程，也没有什么名目，只在以后对外得有名，这才以已出的叢书来名了社。我说道一年不过只能出书五六本，鲁迅先生笑着说，“十年之后岂不也就很可观了吗？”第二天，就给台林逸先生写信借钱。
这次夏夜的长谈催生了一个重要的新文学社团——未名社。四个同乡青年向在山西做官的乡贤台林逸借款200元，人在外地的曹靖华也闻讯加入，寄来50元，其余的由鲁迅筹措。资金到位后，9月即出版了第一本书——鲁迅译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学术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未名社的诞生。此时，韦素园23岁，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短期学习归国后，继续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俄文；台静农22岁，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李霁野21岁，韦素园胞弟韦丛芜20岁，两人刚从北京教会学校崇实中学毕业；曹靖华28岁，在开封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工作。
未名社最初的地址，是在北京大学一院对过沙滩新开路5号韦素园居住的一间陋室。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称之为“破寨”，而疾病缠身的韦素园成了“守寨人”，主持日常事务。
未名社在存续的六七年间，出版了两套丛书：一是专收翻译的“未名丛刊”，其中有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小约翰》，韦素园译《外套》《黄花集》，曹靖华译《蠢货》《白茶》《烟袋》《第四十一》，韦丛芜译《穷人》《罪与罚》《格里佛游记》，李霁野译《文学与革命》《不幸的一群》等；另一套是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其中有鲁迅的《朝花夕拾》，韦丛芜的《君山》《冰块》，台静农的《地之子》《建塔者》，李霁野的《影》。还单独印行了鲁迅的杂文集《坟》、台静农编资料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在《忆韦素园君》中，鲁迅有一段著名的评语：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绍介了望·蔼覃（F.Van Eeden），绍介了爱伦堡（I.Eh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推出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集中反映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就。其中，鲁迅在他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收入了台静农四篇和李霁野两篇，台静农与鲁迅、陈炜谟的小说入选数并列第一。
韦素园的著译并不多，生前结集出版的有：《外套》（果戈理中篇小说，1926），《最后的光芒》（俄国契诃夫等小说集，1928），《黄花集》（俄国与北欧散文、诗歌集，1929）。198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梓行韦顺编《韦素园选集》，列为“现代皖籍作家丛书”之一，收入散文、书信、诗歌和译作等。疾病缠身限制了他的文学成就。然而，他是未名社的中心人物，他的精神始终鼓励着其他几个成员。
鲁迅在《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称赞未名社“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在韦素园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不仅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主持未名社日常事务的“守寨人”，而且是这个社团精神上的“守寨人”。
未名社李霁野说，他失去了哥哥，理想与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使他成为鲁迅所说“缺乏笑影”的人。“不过他并没有失去他的信心和勇气，他还鼓励我们，指导我们，是我们生活的南针，也是我们生活的柱石。直到死时，他都还是如此。”李霁野译毕安特莱夫《往星中》《黑假面人》，韦素园在酷暑中挥汗如雨，根据原文本一字不苟地校对译稿，毫不厌倦。他同样帮助韦丛芜从俄文原本校改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译稿。李霁野指出：“素园对于什么事都愿不声不响的埋头苦干”，“若是未名社有一种精神的话，素园的这种‘不声不响’的态度可以代表罢”。（《忆素园》）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评价道：“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这话同样亦可视为对未名社的评价。 1926年底，韦素园肺病复发，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等先将他送到法国医院与协和医院治疗，1927年春又送往西山福寿岭疗养院。韦素园从此长期卧床。他在病中坚持工作 ，选译了契诃夫 、梭罗古勃、高尔基等人的短篇小说，1928年结集为 《最后的光芒》，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年1月25日，韦素园翻译完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托尔斯泰的死和少年欧罗巴》。这是一篇内容艰深的论文，译后寄呈鲁迅。鲁迅很感动，然而知道，这毅力、执着的精神固然可嘉，但也会严重损害健康。他在1929年3月22日给韦素园的回信中劝说：
那纪念册不知道见了没有，我想，看看不妨，译是不可的。即如你所译的卢氏《论托尔斯泰》那篇。是译起来很费力的硬性文字——这篇我也曾从日文重译，给《春潮》月刊，但至今未印出——我想你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倘若技痒，要写字了，至多也只好译译《黄花集》上所载那样的短文。
鲁迅担心韦素园过于呕心沥血，于身体有害。韦素园之所以如此执着，是因为这种认真苦干的精神源自他的思想信念。从其写于自己生命晚期的两篇文字，可见其生命的苦况，更可见他的思想信念。一篇是1927年12月致台静农、李霁野的信，另一篇是散文《痕六篇》。
1927年底，未名社决定把《莽原》停刊，改办《未名》半月刊。杂志的新生激发了韦素园内心中蕴藏已久的理想与热情。1927年12月，他给台静农、李霁野写信，表达了他的志向、情怀和希望。他谈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几个支柱。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在法国医院卧病的时候，常常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那第一个突然印在我脑子里的，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苦脸；但这只是苦脸，并不颓丧，而且还满露着坚毅慈爱的神情，我直到此刻，尚未忘却。
他还曾托李霁野转请俄国里丁·尼古拉耶夫娜为他雕塑一个陀氏的铜像，并获得了同意。鲁迅在《两地书·一三二》中提到，1929年他到疗养院探望韦素园时，看到他的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1932年6月25日韦素园在致李霁野信中说到陀氏：“这‘艺术之神’呵，我若不病，决毕生研究他。”可以说，陀氏是支撑他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偶像。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抗击旧时代的斗士。他写道：“我在病中看见几位前辈先生在过去十年中的努力，他们都现身作了热烈的战士，把旧时代弄得好像一个跄踉的乞丐样。”这几位前辈当以信中所提到的“L先生”——即鲁迅先生——为代表，鲁迅的战斗精神一直鼓舞着他。他是鲁迅的私塾弟子。三是孔子、耶稣、释迦摩尼这几个圣人。他们彻底地信，并坚定地付诸行动。韦素园从他们那里得到启示：要实行，必须要有真信和真心，否则便一事无成。他以此来观察当时的文学，认为作家们也许不乏真心，然而缺乏热情和人道精神。这种情况在俄国文学史上是没有的。他最后说了几句与对未名社同仁的共勉的话：“我只希望在文学中能叫出一些新的希望！然而希望很难在怀疑中产生，却在坚信里开始而且巩固了。新的《未名》，担当不了这个伟大的使命，但愿自今日起，我们大家意识着！”
那个时候，肺病是绝症，韦素园的精神非但没有被病魔摧垮，并不颓丧，而且表现出了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理想主义的精神，让人十分感佩。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也说，从其1927年初秋伏枕所写的信中可见，“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
韦素园长期卧床，这难免给他的内心投下厚重的暗影。1929年初冬，他寫了《痕六篇》，包括了六个抒情短章：《影的辞行》《“窄狭”》《端午节的邀请》《小猫的拜访》《蜘蛛的网》《焚化》。其中表现了作者的苦况。由于3年不曾走动，连影子也要辞行了，表现出对生的厌倦。（《影的辞行》）病室在坟场边，暴风雨之夜，一只小猫来访。他问道：“猫！你在这山间也寂寞吗？”（《小猫的拜访》）他所信赖的大哥罹患重症，离家出走，不久死去。他的精神因此更加动荡不安。（《焚化》）他回忆了两次恋爱的片段，用回忆来润泽苦寂的心情，但逝去的青春亮色又使他深感生活的缺憾，反而咀嚼到了更多的苦味。（《“窄狭”》《端午节的邀请》）直到去世前不久的1932年5月，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仍然说：“我在病中觉到，人生就是工作，只有在工作中可以求得真实的快乐和意义。”1932年5月18日寄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的信，勉励他们从事适当的工作，写道：“我在病后觉人生无意义，惟在工作中乃可求之。”他选择的是用工作来抵御人生的虚无，如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反抗绝望”。《影的辞行》显然受到了鲁迅散文诗《影的告别》的影响。
以上是我读黄圣凤君新著《韦素园传》后的一些心得体会。圣凤是我在叶集中学读高中时的学妹，多年来在从事语文教学之余，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多本诗文集，在省内外都产生了影响，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她在当地主编过文学刊物《未名文艺》，集聚了一群文学写作者。他们在文学上的努力增添了我对家乡的向往。每次回乡，总要专门与他们聚聚，把酒话旧，谈文学和人生，不亦乐乎。一天，圣凤跟我说，她要写一本《韦素园传》。我第一感觉是这本传记不好写，主要是传主英年早逝，留下的作品和传记材料都很有限，建议她考虑写一本未名社几个乡贤的合传。她说如果《韦素园传》写得顺手，还想分别为其他几人立传。
几年过去了，《韦素园传》现已杀青，圣凤嘱我作序。读后感到，这是一本用心之作，感情饱满，文笔生动，在人物活动的历史大背景下，真实、生动地塑造了传主的形象，再现了他的性格、情怀和精神气质。我过去编选《未名社作品选》，关于韦素园的材料大都接触过，只是所留下的印象往往是片段式的，未能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现在读《韦素园传》，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在作者的引导下，以前所形成的印象很快各就各位，韦素园那个缺少笑影的固定形象变得丰满、立体起来。受益于书稿，我对以前读过的韦氏书信和作品也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
圣凤在书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了韦素园的墓地，引起了我的回忆。那是2005年的清明节，风和日丽，杨柳青青，我携妻子到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拜谒韦素园先生墓。墓碑上刻着鲁迅手书的碑文，有云：“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妻子在碑前献上了一束白菊。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