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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老教材走俏，民国范儿流行，穿越剧铺天盖地，热议历史的背后，隐藏着当下社会的哪些焦虑？我们究竟向历史要什么？
在本书中，学者王学泰以他读史阅世几十年的经历告诉读者，人们总是在相同的地方犯相同的错误，历史给我们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领受到教训。
和市场上其他类型的历史小说和历史散记相比，本书谈论的虽然是历史，影射的却是现实的生活，是一本非常值得一看的书。
【书摘】
中国人的“大哥”情结
在封建社会中，只有政府才是有组织的力量，而民间除了家族组织外，其他一切组织都不具有合法性。在这种条件下，本来是不会有什么领袖的。但社会是复杂的，有的人从宗法社会游离了出来，进入了城镇。因为长期生活在宗法组织中，人的个性萎缩了，个体缺少进取精神，对于他所不熟悉的社会有一种天然的畏惧。此时他们就想与有相同命运的人们组织在一起，共同奋斗。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游民常常挂在口头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所谓“朋友”，不是泛泛之交，而是可以同生共死的那种朋友。但那时又没有什么新的组织理念，更没有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他们只能模仿家族中的兄弟关系组织起来。社会经验多、阅历丰富、能力强的，往往被尊为“大哥”。元杂剧《桃园结义》中，写到刘关张三人于街头相遇，一起到酒楼喝酒，刘备酒醉后伏在桌上，现出蛇穿七窍。关羽对张飞说：“兄弟也！你不知道，这是蛇钻七窍，此人之福，将来必贵也。等他睡醒时，不问年纪大小，拜他为兄。”这就是游民。
为了结义的稳固，还要有一系列的仪式，如对天盟誓；换帖；引见彼此的父母等，经过了这些仪式便成了情同骨肉的兄弟。在江湖人看来，这种兄弟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妻子、儿女等。《三国演义》的刘备就说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我们读历代的三国故事及写三国的诗歌，可以看到唐人的着眼点是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是讲君圣臣贤的，这是文人士大夫眼中的三国故事。到了宋代，至晚是宋末，人们在讲三国故事时着眼点变了，变成了“桃园三结义”，变成了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关系了，这是江湖人眼中的三国。游民、江湖人在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时候，刘关张是他们的榜样。特别是刘备这样有组织能力、有胆有识，并且能够爱护结义兄弟、愿意与结义兄弟同生共死的大哥，是人们拥戴的对象。从这个故事流行起，“大哥”就成为江湖领袖的别名。
长期生活在宗法社会中的人们脱离宗法后，由于生活的艰辛，总是幻想有一个能够保护他们、使他们得以依靠的组织或个人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感到软弱无力的游民，也需要一些“大哥”式的人物作为依靠。于是凡是能与“大哥”攀上关系的，无不乐而从之，他们马上就会产生归属感，仿佛长久飘泊无依而突然有了家一样。 《水浒传》里的武松、李逵等人，在见到宋江以后，欢悦异常，从此终生追随。他们之所以维护梁山，并非倾心于某种理想，在他们心目中，梁山与宋大哥是一体的，没有宋大哥也就没有什么梁山。
《三國志演义》、《水浒传》以及这类题材的杂剧等，塑造了刘备、宋江这样的“大哥”形象，从此以后，“大哥”就成为传统通俗文艺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人物类型。另外，大哥形象还有个伴生物，就是张飞、李逵类型的粗豪的勇敢分子。作品中一般都写成这样：大哥是江湖上有形群体（如结义兄弟、秘密帮会、山头）或无形群体的领袖，他们宽宏大量，能够原谅弟兄们的过错；他们讲义气，爱护兄弟，可以为兄弟两肋插刀；他们视金钱如粪土，能在物质上给弟兄们提供最大的帮助。最重要的是他们御下有术，能够公平对待下面的众兄弟，让兄弟们跟着他一起发展，在危险中能把弟兄们引入安全的港湾。当然这些有的可能真正出于他们的本心，大多可能就是技术操作，是演给人看的。如在当阳桥，赵云救阿斗之后，刘备所表现的对赵云的爱护，就被老百姓理解为“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宋江常常以金钱资助江湖兄弟，就被金圣叹认为是虚伪。但关键看你是否能够赢得弟兄们的信任。有了信任，追随者就会死心塌地为你冲锋陷阵。此时真伪问题就不重要了，因为生活在生死线上的游民只关注结果，而不会追究原初的动机。
为什么“大哥”总是与粗豪的“勇敢分子”连结在一起呢？客观地说，这些“勇敢分子”大多心智不成熟，他们需要有一个“大哥”来作为依靠。从表面上看来，李逵、张飞等人粗豪健壮，无畏无惧，做起事情来一往无前，谁也不在其眼中，但从精神状态上和人格上来说，他们还相当于儿童，缺少独立性，必须有精神保姆。对于个性不成熟的人们，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有些人愿意充当喽哕。即使没有合格的“大哥”，他们也要造一个，拥立一个。于是，“大哥”就成了李逵之类的崇拜对象。
作为游民或江湖领袖的大哥，本质上也是反社会的，他们的目标比勇敢分子宏大，是要在社会动乱中分得一杯羹，或成为社会某个方面的主宰。然而大哥与粗豪的勇敢分子不同，他具备上面所述的那些品质，他们外在的宽容与温和，他们处世的技术与技巧，使得他们能为主流社会所接受。他们也乐于做江湖上勇于进击者即勇敢分子的制动机，甚至制约勇敢分子的某些活动，从而模糊了他们的真正面目，这样在争取个人利益的活动中，他们显得应付自如。试想如果粱山上都是李逵一类的勇敢分子，梁山的“替天行道”的旗子就打不下去了，而且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就不可能出笼。一味地反秩序，统治者能接受吗？因此“大哥”形象的出现，不仅是这类故事的情节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更是这类作品在专制制度下能够被主流社会容纳所必需的。
后来，更成熟的游民组织出现了，如组帮结社，但因为是游民的聚合，他们往往采取平等方式，帮会内以兄弟相称（秘密宗教则模仿宗法中的父子关系，以师徒相称，而且也按资排辈），首领仍是大哥，或称“老大”。清末统治能力日趋衰落，官方的力量往往不敌帮会，甚至衙门中公人差役大多也是帮会分子。这个时候大哥的威风，不减子官吏。孙中山先生曾说：“左宗棠带兵去征新疆，由汉口起兵到西安，带了许多湘军、淮军。经过长江，那时会党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会’；散在长江流域的，叫做‘哥老会’。哥老会的头目叫做‘大龙头’。有一位大龙头在长江下游犯了法，逃到汉口。那时清朝的驿站通消息固然很快，但是哥老会的码头通消息更快。左宗棠在途上有一天忽然看见他的军队自发移动、集中起来，排起10几里的长队，便觉得非常诧异……个个兵士都说去欢迎大龙头。”这使得左宗棠大吃一惊，便设法镇压。由此可知“大龙头”的威势。
游民组织在初起时，“哥不大，弟不小”，兄弟之间还有许多温情。待这个组织成了一定气候以后，就要建立秩序，令行禁止，对于弟兄的专制往往比专制的主流社会更甚。弟兄犯规，“三刀六洞”的处分是常见的，龙头大哥处死一个弟兄，简直像捏死一只臭虫一样。这时温情消褪了，更强调的是“大”的一面。
但即使如此，帮会的原则“哥不大，弟不小”还在，要保持虚假的平等，首领还是人们的大哥，尽管这个“大哥”比大爷还可怕。
明末清初活跃于闽南的天地会（洪门）和后来的变种哥老会，清至民国间时活跃于两广、云贵、四川、两湖一带。在这些地方，当“大哥”和被人称为“大哥”都是很体面的事。人们也乐于以此逢迎民间有权有势的人士，对那些走江湖的人们尤其如此。
中国有些地方不喜欢人家叫自己大哥，像山东某些地区（如阳谷县），那是因为《水浒传》的影响。大哥是武大郎，谁愿意戴绿帽子？于是人们欢迎叫二哥，二哥是武松，打虎英雄。天津人也不喜欢被叫大哥，因为旧社会时，天津有拴娃娃的习俗，年轻人一结婚，先到娘娘庙拴个娃娃，那个泥娃娃遂成为老大，再生的孩子为老二。大哥是指那泥娃娃。
（摘自《我们向历史要什么》）
在本书中，学者王学泰以他读史阅世几十年的经历告诉读者，人们总是在相同的地方犯相同的错误，历史给我们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领受到教训。
和市场上其他类型的历史小说和历史散记相比，本书谈论的虽然是历史，影射的却是现实的生活，是一本非常值得一看的书。
【书摘】
中国人的“大哥”情结
在封建社会中，只有政府才是有组织的力量，而民间除了家族组织外，其他一切组织都不具有合法性。在这种条件下，本来是不会有什么领袖的。但社会是复杂的，有的人从宗法社会游离了出来，进入了城镇。因为长期生活在宗法组织中，人的个性萎缩了，个体缺少进取精神，对于他所不熟悉的社会有一种天然的畏惧。此时他们就想与有相同命运的人们组织在一起，共同奋斗。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游民常常挂在口头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所谓“朋友”，不是泛泛之交，而是可以同生共死的那种朋友。但那时又没有什么新的组织理念，更没有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他们只能模仿家族中的兄弟关系组织起来。社会经验多、阅历丰富、能力强的，往往被尊为“大哥”。元杂剧《桃园结义》中，写到刘关张三人于街头相遇，一起到酒楼喝酒，刘备酒醉后伏在桌上，现出蛇穿七窍。关羽对张飞说：“兄弟也！你不知道，这是蛇钻七窍，此人之福，将来必贵也。等他睡醒时，不问年纪大小，拜他为兄。”这就是游民。
为了结义的稳固，还要有一系列的仪式，如对天盟誓；换帖；引见彼此的父母等，经过了这些仪式便成了情同骨肉的兄弟。在江湖人看来，这种兄弟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妻子、儿女等。《三国演义》的刘备就说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我们读历代的三国故事及写三国的诗歌，可以看到唐人的着眼点是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是讲君圣臣贤的，这是文人士大夫眼中的三国故事。到了宋代，至晚是宋末，人们在讲三国故事时着眼点变了，变成了“桃园三结义”，变成了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关系了，这是江湖人眼中的三国。游民、江湖人在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时候，刘关张是他们的榜样。特别是刘备这样有组织能力、有胆有识，并且能够爱护结义兄弟、愿意与结义兄弟同生共死的大哥，是人们拥戴的对象。从这个故事流行起，“大哥”就成为江湖领袖的别名。
长期生活在宗法社会中的人们脱离宗法后，由于生活的艰辛，总是幻想有一个能够保护他们、使他们得以依靠的组织或个人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感到软弱无力的游民，也需要一些“大哥”式的人物作为依靠。于是凡是能与“大哥”攀上关系的，无不乐而从之，他们马上就会产生归属感，仿佛长久飘泊无依而突然有了家一样。 《水浒传》里的武松、李逵等人，在见到宋江以后，欢悦异常，从此终生追随。他们之所以维护梁山，并非倾心于某种理想，在他们心目中，梁山与宋大哥是一体的，没有宋大哥也就没有什么梁山。
《三國志演义》、《水浒传》以及这类题材的杂剧等，塑造了刘备、宋江这样的“大哥”形象，从此以后，“大哥”就成为传统通俗文艺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人物类型。另外，大哥形象还有个伴生物，就是张飞、李逵类型的粗豪的勇敢分子。作品中一般都写成这样：大哥是江湖上有形群体（如结义兄弟、秘密帮会、山头）或无形群体的领袖，他们宽宏大量，能够原谅弟兄们的过错；他们讲义气，爱护兄弟，可以为兄弟两肋插刀；他们视金钱如粪土，能在物质上给弟兄们提供最大的帮助。最重要的是他们御下有术，能够公平对待下面的众兄弟，让兄弟们跟着他一起发展，在危险中能把弟兄们引入安全的港湾。当然这些有的可能真正出于他们的本心，大多可能就是技术操作，是演给人看的。如在当阳桥，赵云救阿斗之后，刘备所表现的对赵云的爱护，就被老百姓理解为“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宋江常常以金钱资助江湖兄弟，就被金圣叹认为是虚伪。但关键看你是否能够赢得弟兄们的信任。有了信任，追随者就会死心塌地为你冲锋陷阵。此时真伪问题就不重要了，因为生活在生死线上的游民只关注结果，而不会追究原初的动机。
为什么“大哥”总是与粗豪的“勇敢分子”连结在一起呢？客观地说，这些“勇敢分子”大多心智不成熟，他们需要有一个“大哥”来作为依靠。从表面上看来，李逵、张飞等人粗豪健壮，无畏无惧，做起事情来一往无前，谁也不在其眼中，但从精神状态上和人格上来说，他们还相当于儿童，缺少独立性，必须有精神保姆。对于个性不成熟的人们，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有些人愿意充当喽哕。即使没有合格的“大哥”，他们也要造一个，拥立一个。于是，“大哥”就成了李逵之类的崇拜对象。
作为游民或江湖领袖的大哥，本质上也是反社会的，他们的目标比勇敢分子宏大，是要在社会动乱中分得一杯羹，或成为社会某个方面的主宰。然而大哥与粗豪的勇敢分子不同，他具备上面所述的那些品质，他们外在的宽容与温和，他们处世的技术与技巧，使得他们能为主流社会所接受。他们也乐于做江湖上勇于进击者即勇敢分子的制动机，甚至制约勇敢分子的某些活动，从而模糊了他们的真正面目，这样在争取个人利益的活动中，他们显得应付自如。试想如果粱山上都是李逵一类的勇敢分子，梁山的“替天行道”的旗子就打不下去了，而且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就不可能出笼。一味地反秩序，统治者能接受吗？因此“大哥”形象的出现，不仅是这类故事的情节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更是这类作品在专制制度下能够被主流社会容纳所必需的。
后来，更成熟的游民组织出现了，如组帮结社，但因为是游民的聚合，他们往往采取平等方式，帮会内以兄弟相称（秘密宗教则模仿宗法中的父子关系，以师徒相称，而且也按资排辈），首领仍是大哥，或称“老大”。清末统治能力日趋衰落，官方的力量往往不敌帮会，甚至衙门中公人差役大多也是帮会分子。这个时候大哥的威风，不减子官吏。孙中山先生曾说：“左宗棠带兵去征新疆，由汉口起兵到西安，带了许多湘军、淮军。经过长江，那时会党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会’；散在长江流域的，叫做‘哥老会’。哥老会的头目叫做‘大龙头’。有一位大龙头在长江下游犯了法，逃到汉口。那时清朝的驿站通消息固然很快，但是哥老会的码头通消息更快。左宗棠在途上有一天忽然看见他的军队自发移动、集中起来，排起10几里的长队，便觉得非常诧异……个个兵士都说去欢迎大龙头。”这使得左宗棠大吃一惊，便设法镇压。由此可知“大龙头”的威势。
游民组织在初起时，“哥不大，弟不小”，兄弟之间还有许多温情。待这个组织成了一定气候以后，就要建立秩序，令行禁止，对于弟兄的专制往往比专制的主流社会更甚。弟兄犯规，“三刀六洞”的处分是常见的，龙头大哥处死一个弟兄，简直像捏死一只臭虫一样。这时温情消褪了，更强调的是“大”的一面。
但即使如此，帮会的原则“哥不大，弟不小”还在，要保持虚假的平等，首领还是人们的大哥，尽管这个“大哥”比大爷还可怕。
明末清初活跃于闽南的天地会（洪门）和后来的变种哥老会，清至民国间时活跃于两广、云贵、四川、两湖一带。在这些地方，当“大哥”和被人称为“大哥”都是很体面的事。人们也乐于以此逢迎民间有权有势的人士，对那些走江湖的人们尤其如此。
中国有些地方不喜欢人家叫自己大哥，像山东某些地区（如阳谷县），那是因为《水浒传》的影响。大哥是武大郎，谁愿意戴绿帽子？于是人们欢迎叫二哥，二哥是武松，打虎英雄。天津人也不喜欢被叫大哥，因为旧社会时，天津有拴娃娃的习俗，年轻人一结婚，先到娘娘庙拴个娃娃，那个泥娃娃遂成为老大，再生的孩子为老二。大哥是指那泥娃娃。
（摘自《我们向历史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