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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是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学专著《马氏文通》 中较为重要的一卷,马建忠先生在这一卷中对动字的假借、四声别义、坐动、散动、连动句、兼语句等汉语语法现象做出了一定的分析。但由于对拉丁语法的刻意模仿,出现了一些矛盾之处。本文针对《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中所揭示的语法现象进行辨析。
关键词:马氏文通 汉语语法 动字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伟大著作,它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创立。在这部著作中,马建忠先生模仿拉丁语法,运用词本位理论分析语法,初步建立起汉语语法体系,揭示了汉语语法的内在规律,并且列举了很多古代汉语中的典型例句。但是马先生运用西方的语法理论来研究汉语,很多分析并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甚至出现了前后矛盾之处。
马建忠先生在《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中对动字的假借、四声别义、坐动、散动、连动句、兼语句等汉语语法现象做出了一定的分析。《马氏文通·例言》中说:“是书主旨,专论句读”,“句读”的核心是“语词”,而“语词”主要是动字,因此这一卷在《马氏文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论述得较为充分的一卷。本文试图分析《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中语法分析的创见及不足之处。
一、关于动字假借
马氏论假借散见于《文通》各章之中,涉及的范围很广,情况较复杂。首先,马氏认为“词有定类”,先给汉语的各个词根据词义及其在句中的功能定类,名词就是名词,动词就是动词,这是它的基本属性。另一方面,马氏又从许多具体用例中总结出各种词类在句子中经常充当何种句子成分,比如“凡句读各有起词为起词者,名代、顿读、四者皆习见焉”而当其它类字来充当这种句子成分时,就被看作是一种假借的用法。
在《文通·实字卷之五》的第一节,马氏阐述道:动字既类,其用不紊,其为体也无方,名字、代字、状字皆假借焉。例如:
(一)名字假借为动字
《左·襄三十》:疑年,使之年。 “年”,名也,假为外动。
《左·宣十二》:赵丹夜至于楚军,席于军门之外。“席”者,布席以代也,假为内动。
(二)代字假借为动字
《韩董府君墓志铭》: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我”代字而用如外动也。
(三)静字假借为动字
《礼·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本静字,解为外动也。
(四)状字假借为动字
《孟子·尽心下》: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重言,本状字也,今用如内动。
《后汉·崔寔传》:海内肃清,天下密如。“密如”本状字也,假为内动。
马氏在给汉语划分词类时认为“字分九类,足类一切文字。无字无可归之类,亦类外无不可归之字矣。”受西方语法的影响,马氏又试图在此类与句子成分之间建立一种对应的关系,“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然而,汉语中,词类和句法成分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这种矛盾促使马氏采用一个结局矛盾的变通之法——词类假借,相当于形容词、名词等的活用,也就是本属于一类的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可以暂时失去它原有的语法特点而临时具备另一类词的语法特点,产生另一类词的意义。上述马氏所举的例子就很好地揭示了古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
但是,动字假借五之一这一节中关于名字、静字以及状字假借为动字的理论虽然是建立在汉语独特性的前提之上的,文中依然存在很多不够完善之处。
马氏将动字分为“动字之行仍存乎发者之内”的内动和“动字之行发而止乎外”的外动,在受动字四之二一节中,马氏又根据动字受事的位置将“受者居主次”的外动字定义为“受动字”。可以看出,“受动字”并不是一类词,而只是动字的一种用法。但马氏在动字假借五之一中却将“内动”“外动”“受动”放在了一个层面上。例如:《左·哀十六》:微二子者,楚不国矣。“国”字假为受动。这里“国”应当是名词用如一般动词,是临时性地具有动字的语法特点,而不是假借为受动字。
在这一节中,马氏对个别字的意义和词性的把握也不是很准确。例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何为首鼠两端?”,马氏认为这里“首鼠”是“双名而假为外动”。其实,“首鼠”是一个连绵词,也写作“首施”,是“踌躇”的音转,并不是“首”和“鼠”两个名字的简单相加,更不是两个名字假借为外动。又如,《田单列传》:“……,义不北面于燕。”马氏认为“‘北面’则一静字一名字,合成而为内动。”然而,“北”当为方位名词,这里只是方位名词作状语,并没有改变原有的词性。又如,《祭十二郎文》:“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马氏认为这句话中的“茫茫”“苍苍”皆假为内动,以貌起词之容,事实上,“茫茫”“苍苍”是状态形容词作谓语,并不存在假借。马氏可能是受了西方语法的影响,忽视了形容词作谓语的功能。
二、关于动字辨音
王力先生曾经评价道:“马氏在许多地方都照顾到汉语的特殊情况,并没有生搬硬套。如西洋语法一般分为音韵、形态、句法三部分,而以形态部分为主。马氏书中完全没有讲汉语的形态学,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太过了,但是,在当时看来,的确是从汉语具体情况出发,不肯照抄。”其实,马氏在《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的动字辨音一节就涉及到了古汉语形态学问题,也就是四声别义的现象。王力先生认为,四声别义就是同一个词,由于声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他还进一步指出,四声别义主要是靠去声和其他声调对立,且动词因声调变化而引起词性变化的情况特别明显。但是马建忠先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属于汉语形态学范畴,只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和阐释。例如:
(一)动字、静字之间的转换
“中”平读静字也;《书·大禹谟》“允执阙中”,去读外动字,矢中的也。
(二)名字、动字之间的转换
“總”平读名字,缝也;《诗·昭南羔羊》“素丝五總。”上读外动字,合也。
(三)动字内部分类之间的转换
“降”,《左·庄八》“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平读内动字,降伏也;语云:“随心相从。”去读外动字,升降也。
(四)状字、动字之间的转换
“躇”,平声一讀为狀字“躊躇”,犹豫不定之容;《公宣七》“躇階而走”,入读外动字。
(五)其他字类之间的转换
“舆”平读助字;上读名字,又外动字,善也,《礼礼运》“诸侯以礼相舆,又许也,《论先进》“吾舆点也”,又施舆,《礼曲礼》“舆人者不问其所欲”;去读介字,《论学而》“舆朋友交而不信乎?”。
在动字辨音部分的“音异而区为静字与动字者,或为内、外动字者或区为受动与外动者,且有区为其他字类者”,马氏认识到“四声别义”能区分不同字类,并且能区分同一字类内部的细微差别。但是,草创之初,还是有一些疏漏之处。例如,马氏在文中写道:“恶”字,平读询问代字,又状字,何也。去读外动字,憎也。《左传·隐公三年》:“周郑交恶。”入读静字,不善也,又陋也。事实上,这里“交恶”是“结下仇恨”的意思,“恶”当为名字。又如,“累”字,上读外动字,增也,去读亦外动字缘坐也。这类字当属异声同类,不应该归入四声别义的语法现象。
另外,“选”字,上读外动字,《礼礼运》“选贤舆能”;去读受动字,《王制》“命乡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又“少选”,状字,读上声。上文已经说过,受动字只是外动字的用法问题,而不是动字的一个小类,马氏在这里却将受动字与外动字、状字一起当作因音异而辨别出的不同词类,显然是矛盾的。
三、关于“坐动”与“散动”
马建忠先生在《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的第三、四节探讨了“坐动”“散动”的问题,“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者,其首先者乃记起词之行,名之曰坐动;其后动字所以承坐动之行者,谓之散动。散动云者,以其行非直承自起词也。”可以说,“坐动”“散动”学说是马氏模仿印欧语法区分谓语动词和非谓语动词的一个尝试,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一)坐动的语法功能
马氏认为“坐动”是“记语词之行的“语词”,“坐动”的用法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类是后面没有“散动”相承,例如,季氏将伐颛臾。(伐,以记起词“季氏”之行,坐动。)另一类是后面有“散动”相承。马氏又将其细分为六类:
1.“助动”作“坐动”
马氏在《马氏文通·实字卷四》的第四节中阐述了“助动”的定义,“不直言动字之行,而惟言将动之势,故其后必有动字以续之者,即所以言其所助之行也。”
当助动词“可、足、能、得”等字充当“坐动”时,“坐动”与“散动”之间是状中偏正关系。例如,《论语·季氏篇》: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能”本为助动,在这里充当“坐动”,“来”则承“能”字,作为“散动”。
2.“同动”作“坐动”
马氏在阐释“助动”时还提出了“同动”的概念,“不记行而惟言不动之境者,如‘有、无、似、在’等字,则谓之同动。”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看,“同动”相当于“存现动词”。当“同动”充当“坐动”时,与后面的“散动”同样构成状中偏正关系。例如,《论衞灵》: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仁,有杀生以求仁。“有”为“同动”,在这里充当“坐动”,“杀”为“散动”直承其后。
3.感官动词作“坐动”
“凡动字言官司之行者如‘耳听’‘目见’‘心知’‘口述’之类则有承读以记所闻、所见、所知、所述之事者常也。”这一类的“坐动”与后面的“散动”结构形成动宾关系。例如,《孟子·公孙丑》: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见”为感官动词充当“坐动”,“入”为“散动”,“孺子将入于井”是“见”的宾语。
4.心理动词作“坐动”
“凡动字记内情所发之行者如‘恐’‘惧’‘敢’‘怒’‘愿’‘欲’之类则后带有‘散动’以承之者常也。”例如,《孟子·公孙丑上》: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恐”是心理动词,充当“坐动”,“不伤人”和“伤人”都作为“恐”的宾语。
5.使令动词“使”“请”作“坐动”
马氏将使令动词充后的“散动”结构叫做“承读”,相当于止词。按照马氏的理论,“使”和“请”与承读构成的是动宾结构。事实上,如果用现代汉语语法规则来判断,这一类句子当归入兼语句范畴。例如,《孟子·梁惠王上》:“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6.普通动词作“坐动”
“凡动字记有形之动如‘往’‘来’‘奔’‘驰’之属皆有形迹可指其后承以‘散动’以记所为动之事者则唯以两动字先后置之而不另为承读。以两动之行异先后而不异所自也”这样的动字相承句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连动句。例如,《孟子·梁惠王下》:“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出”字有形之动,“舍”内动字承之。
(二)散动的性质。
“坐动”是指一句话中作为“语词”的动词,“散动”与“坐动”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在《文通》正文中,马氏在使用“散动”这个概念的同时也多次使用了“散动字”这一名称,概念表达稍显混乱,但是“散动”既然被放在动字假借、动字辨音后来论述,可以看出是和“坐动”一样只是动字的一种用法,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动字小类。
从马氏的定义来看,“散动”似乎是指“其(坐动)后动字所以承坐动之行者,谓之散动”,这是从动字的位置上说的,适用于“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的情况。例如:
(1)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以,用也,坐动;为,作也,散动。)(《论语·季氏篇》)
(2)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从,散动,承肯字;尊显,两散动,皆承能字。)(《高祖求贤诏》)
其实“散动”的本质是“散动云者,以其行非直承自起词也”。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动字或动字结构不是直接承自起词的都可以叫作“散动”,前面并不一定要有“坐动”。这样一来,马氏在“散动诸式”中所阐述的散动用如“起词、表词、司词、偏次”也就说得通了。例如:
(3)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交邻国”三字为“有”字之起词,“交”字散动而为“有”字之起词)(《孟子·梁惠王下》)
(4)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养”“教”“射”三字皆为散动,用如表词)(《孟子·滕文公上》)
(5)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率”散动字,“率兽”乃“于”字之司词也)(《孟子·梁惠王上》)
四、关于兼语句
对于《文通》是否区分出了兼语句这一问题历来争论较多。所谓兼语,是指一个名词性词语既作前面动词的宾语,又作后面动词的主语的情况。典型的兼语句中第一个谓语动词往往带有使令性,例如,这个问题使他感到困惑。《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的动字相承一节就例举了这样的句子,“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孟子·梁惠王上》)马氏认为“使字后有承读,以记所使为之事,常语也。”,他将这样的句子分析为“坐动——承读”结构,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小句作宾语”。
由此可见,马氏虽然也将使令类兼语句单独归为一类,但是并没有正确分析出兼语句内部的规律。究其原因,还是受了拉丁语法的影响。因为在拉丁语法中,一句话中只能有—个主要谓语动词,其他的动词只能以不定式、分词的形式出现,作句子的主语或宾语。所以马氏才会将兼语句和“小句作宾语”归为一类。
五、结语
作为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专著,《马氏文通》在汉语语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奠定了汉语语法学的基础。《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则是全书中较为重要的一卷。马建忠先生在这一卷中对动字的分析是十分细致的,他揭示和分析的古代汉语动词假借、四声别义、“坐动”与“散动”等现象充分显示了汉语动词的多功能性,展示了古代汉语动词性短语的丰富多彩,对后世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任何一门学科在开创之初都会有缺陷,《马氏文通》也不例外。在《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对拉丁语法机械模仿的痕迹以及《文通》语法体系内部的矛盾之处。但是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批判这些不足,更应该深入地研究这些矛盾和疏漏背后的语法根源,更好地掌握汉语语法的本质,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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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元雅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 210037)
关键词:马氏文通 汉语语法 动字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伟大著作,它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创立。在这部著作中,马建忠先生模仿拉丁语法,运用词本位理论分析语法,初步建立起汉语语法体系,揭示了汉语语法的内在规律,并且列举了很多古代汉语中的典型例句。但是马先生运用西方的语法理论来研究汉语,很多分析并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甚至出现了前后矛盾之处。
马建忠先生在《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中对动字的假借、四声别义、坐动、散动、连动句、兼语句等汉语语法现象做出了一定的分析。《马氏文通·例言》中说:“是书主旨,专论句读”,“句读”的核心是“语词”,而“语词”主要是动字,因此这一卷在《马氏文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论述得较为充分的一卷。本文试图分析《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中语法分析的创见及不足之处。
一、关于动字假借
马氏论假借散见于《文通》各章之中,涉及的范围很广,情况较复杂。首先,马氏认为“词有定类”,先给汉语的各个词根据词义及其在句中的功能定类,名词就是名词,动词就是动词,这是它的基本属性。另一方面,马氏又从许多具体用例中总结出各种词类在句子中经常充当何种句子成分,比如“凡句读各有起词为起词者,名代、顿读、四者皆习见焉”而当其它类字来充当这种句子成分时,就被看作是一种假借的用法。
在《文通·实字卷之五》的第一节,马氏阐述道:动字既类,其用不紊,其为体也无方,名字、代字、状字皆假借焉。例如:
(一)名字假借为动字
《左·襄三十》:疑年,使之年。 “年”,名也,假为外动。
《左·宣十二》:赵丹夜至于楚军,席于军门之外。“席”者,布席以代也,假为内动。
(二)代字假借为动字
《韩董府君墓志铭》: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我”代字而用如外动也。
(三)静字假借为动字
《礼·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本静字,解为外动也。
(四)状字假借为动字
《孟子·尽心下》: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重言,本状字也,今用如内动。
《后汉·崔寔传》:海内肃清,天下密如。“密如”本状字也,假为内动。
马氏在给汉语划分词类时认为“字分九类,足类一切文字。无字无可归之类,亦类外无不可归之字矣。”受西方语法的影响,马氏又试图在此类与句子成分之间建立一种对应的关系,“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然而,汉语中,词类和句法成分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这种矛盾促使马氏采用一个结局矛盾的变通之法——词类假借,相当于形容词、名词等的活用,也就是本属于一类的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可以暂时失去它原有的语法特点而临时具备另一类词的语法特点,产生另一类词的意义。上述马氏所举的例子就很好地揭示了古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
但是,动字假借五之一这一节中关于名字、静字以及状字假借为动字的理论虽然是建立在汉语独特性的前提之上的,文中依然存在很多不够完善之处。
马氏将动字分为“动字之行仍存乎发者之内”的内动和“动字之行发而止乎外”的外动,在受动字四之二一节中,马氏又根据动字受事的位置将“受者居主次”的外动字定义为“受动字”。可以看出,“受动字”并不是一类词,而只是动字的一种用法。但马氏在动字假借五之一中却将“内动”“外动”“受动”放在了一个层面上。例如:《左·哀十六》:微二子者,楚不国矣。“国”字假为受动。这里“国”应当是名词用如一般动词,是临时性地具有动字的语法特点,而不是假借为受动字。
在这一节中,马氏对个别字的意义和词性的把握也不是很准确。例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何为首鼠两端?”,马氏认为这里“首鼠”是“双名而假为外动”。其实,“首鼠”是一个连绵词,也写作“首施”,是“踌躇”的音转,并不是“首”和“鼠”两个名字的简单相加,更不是两个名字假借为外动。又如,《田单列传》:“……,义不北面于燕。”马氏认为“‘北面’则一静字一名字,合成而为内动。”然而,“北”当为方位名词,这里只是方位名词作状语,并没有改变原有的词性。又如,《祭十二郎文》:“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马氏认为这句话中的“茫茫”“苍苍”皆假为内动,以貌起词之容,事实上,“茫茫”“苍苍”是状态形容词作谓语,并不存在假借。马氏可能是受了西方语法的影响,忽视了形容词作谓语的功能。
二、关于动字辨音
王力先生曾经评价道:“马氏在许多地方都照顾到汉语的特殊情况,并没有生搬硬套。如西洋语法一般分为音韵、形态、句法三部分,而以形态部分为主。马氏书中完全没有讲汉语的形态学,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太过了,但是,在当时看来,的确是从汉语具体情况出发,不肯照抄。”其实,马氏在《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的动字辨音一节就涉及到了古汉语形态学问题,也就是四声别义的现象。王力先生认为,四声别义就是同一个词,由于声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他还进一步指出,四声别义主要是靠去声和其他声调对立,且动词因声调变化而引起词性变化的情况特别明显。但是马建忠先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属于汉语形态学范畴,只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和阐释。例如:
(一)动字、静字之间的转换
“中”平读静字也;《书·大禹谟》“允执阙中”,去读外动字,矢中的也。
(二)名字、动字之间的转换
“總”平读名字,缝也;《诗·昭南羔羊》“素丝五總。”上读外动字,合也。
(三)动字内部分类之间的转换
“降”,《左·庄八》“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平读内动字,降伏也;语云:“随心相从。”去读外动字,升降也。
(四)状字、动字之间的转换
“躇”,平声一讀为狀字“躊躇”,犹豫不定之容;《公宣七》“躇階而走”,入读外动字。
(五)其他字类之间的转换
“舆”平读助字;上读名字,又外动字,善也,《礼礼运》“诸侯以礼相舆,又许也,《论先进》“吾舆点也”,又施舆,《礼曲礼》“舆人者不问其所欲”;去读介字,《论学而》“舆朋友交而不信乎?”。
在动字辨音部分的“音异而区为静字与动字者,或为内、外动字者或区为受动与外动者,且有区为其他字类者”,马氏认识到“四声别义”能区分不同字类,并且能区分同一字类内部的细微差别。但是,草创之初,还是有一些疏漏之处。例如,马氏在文中写道:“恶”字,平读询问代字,又状字,何也。去读外动字,憎也。《左传·隐公三年》:“周郑交恶。”入读静字,不善也,又陋也。事实上,这里“交恶”是“结下仇恨”的意思,“恶”当为名字。又如,“累”字,上读外动字,增也,去读亦外动字缘坐也。这类字当属异声同类,不应该归入四声别义的语法现象。
另外,“选”字,上读外动字,《礼礼运》“选贤舆能”;去读受动字,《王制》“命乡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又“少选”,状字,读上声。上文已经说过,受动字只是外动字的用法问题,而不是动字的一个小类,马氏在这里却将受动字与外动字、状字一起当作因音异而辨别出的不同词类,显然是矛盾的。
三、关于“坐动”与“散动”
马建忠先生在《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的第三、四节探讨了“坐动”“散动”的问题,“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者,其首先者乃记起词之行,名之曰坐动;其后动字所以承坐动之行者,谓之散动。散动云者,以其行非直承自起词也。”可以说,“坐动”“散动”学说是马氏模仿印欧语法区分谓语动词和非谓语动词的一个尝试,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一)坐动的语法功能
马氏认为“坐动”是“记语词之行的“语词”,“坐动”的用法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类是后面没有“散动”相承,例如,季氏将伐颛臾。(伐,以记起词“季氏”之行,坐动。)另一类是后面有“散动”相承。马氏又将其细分为六类:
1.“助动”作“坐动”
马氏在《马氏文通·实字卷四》的第四节中阐述了“助动”的定义,“不直言动字之行,而惟言将动之势,故其后必有动字以续之者,即所以言其所助之行也。”
当助动词“可、足、能、得”等字充当“坐动”时,“坐动”与“散动”之间是状中偏正关系。例如,《论语·季氏篇》: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能”本为助动,在这里充当“坐动”,“来”则承“能”字,作为“散动”。
2.“同动”作“坐动”
马氏在阐释“助动”时还提出了“同动”的概念,“不记行而惟言不动之境者,如‘有、无、似、在’等字,则谓之同动。”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看,“同动”相当于“存现动词”。当“同动”充当“坐动”时,与后面的“散动”同样构成状中偏正关系。例如,《论衞灵》: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仁,有杀生以求仁。“有”为“同动”,在这里充当“坐动”,“杀”为“散动”直承其后。
3.感官动词作“坐动”
“凡动字言官司之行者如‘耳听’‘目见’‘心知’‘口述’之类则有承读以记所闻、所见、所知、所述之事者常也。”这一类的“坐动”与后面的“散动”结构形成动宾关系。例如,《孟子·公孙丑》: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见”为感官动词充当“坐动”,“入”为“散动”,“孺子将入于井”是“见”的宾语。
4.心理动词作“坐动”
“凡动字记内情所发之行者如‘恐’‘惧’‘敢’‘怒’‘愿’‘欲’之类则后带有‘散动’以承之者常也。”例如,《孟子·公孙丑上》: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恐”是心理动词,充当“坐动”,“不伤人”和“伤人”都作为“恐”的宾语。
5.使令动词“使”“请”作“坐动”
马氏将使令动词充后的“散动”结构叫做“承读”,相当于止词。按照马氏的理论,“使”和“请”与承读构成的是动宾结构。事实上,如果用现代汉语语法规则来判断,这一类句子当归入兼语句范畴。例如,《孟子·梁惠王上》:“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6.普通动词作“坐动”
“凡动字记有形之动如‘往’‘来’‘奔’‘驰’之属皆有形迹可指其后承以‘散动’以记所为动之事者则唯以两动字先后置之而不另为承读。以两动之行异先后而不异所自也”这样的动字相承句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连动句。例如,《孟子·梁惠王下》:“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出”字有形之动,“舍”内动字承之。
(二)散动的性质。
“坐动”是指一句话中作为“语词”的动词,“散动”与“坐动”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在《文通》正文中,马氏在使用“散动”这个概念的同时也多次使用了“散动字”这一名称,概念表达稍显混乱,但是“散动”既然被放在动字假借、动字辨音后来论述,可以看出是和“坐动”一样只是动字的一种用法,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动字小类。
从马氏的定义来看,“散动”似乎是指“其(坐动)后动字所以承坐动之行者,谓之散动”,这是从动字的位置上说的,适用于“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的情况。例如:
(1)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以,用也,坐动;为,作也,散动。)(《论语·季氏篇》)
(2)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从,散动,承肯字;尊显,两散动,皆承能字。)(《高祖求贤诏》)
其实“散动”的本质是“散动云者,以其行非直承自起词也”。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动字或动字结构不是直接承自起词的都可以叫作“散动”,前面并不一定要有“坐动”。这样一来,马氏在“散动诸式”中所阐述的散动用如“起词、表词、司词、偏次”也就说得通了。例如:
(3)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交邻国”三字为“有”字之起词,“交”字散动而为“有”字之起词)(《孟子·梁惠王下》)
(4)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养”“教”“射”三字皆为散动,用如表词)(《孟子·滕文公上》)
(5)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率”散动字,“率兽”乃“于”字之司词也)(《孟子·梁惠王上》)
四、关于兼语句
对于《文通》是否区分出了兼语句这一问题历来争论较多。所谓兼语,是指一个名词性词语既作前面动词的宾语,又作后面动词的主语的情况。典型的兼语句中第一个谓语动词往往带有使令性,例如,这个问题使他感到困惑。《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的动字相承一节就例举了这样的句子,“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孟子·梁惠王上》)马氏认为“使字后有承读,以记所使为之事,常语也。”,他将这样的句子分析为“坐动——承读”结构,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小句作宾语”。
由此可见,马氏虽然也将使令类兼语句单独归为一类,但是并没有正确分析出兼语句内部的规律。究其原因,还是受了拉丁语法的影响。因为在拉丁语法中,一句话中只能有—个主要谓语动词,其他的动词只能以不定式、分词的形式出现,作句子的主语或宾语。所以马氏才会将兼语句和“小句作宾语”归为一类。
五、结语
作为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专著,《马氏文通》在汉语语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奠定了汉语语法学的基础。《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则是全书中较为重要的一卷。马建忠先生在这一卷中对动字的分析是十分细致的,他揭示和分析的古代汉语动词假借、四声别义、“坐动”与“散动”等现象充分显示了汉语动词的多功能性,展示了古代汉语动词性短语的丰富多彩,对后世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任何一门学科在开创之初都会有缺陷,《马氏文通》也不例外。在《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对拉丁语法机械模仿的痕迹以及《文通》语法体系内部的矛盾之处。但是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批判这些不足,更应该深入地研究这些矛盾和疏漏背后的语法根源,更好地掌握汉语语法的本质,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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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元雅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 21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