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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东杞县孟庄村村边的幸福西干渠静静地流淌。“风声紧的那些年，谁家怀了女孩儿不想要了，就偷偷打掉，半夜扔到这条河里。”村民刘伟忠对笔者说，“当年女孩儿少了，现如今村里有10多个男孩过25岁了还打光棍呢。”
“如今的性别失衡是数十年高出生性别比积累的结果。”多位人口专家表示，20多年的失衡累积埋下了今天剩男危机的祸根。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树茁团队在其调研报告中推算，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间，中国出生的男性为2.9亿人，女性为2.54亿人，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人。这3600万的缺口中，大概有1600万是由于人口生育中生物学因素造成的，但至少有2000万是由于女性缺失。
天平倾斜了
1982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出生性别比达到108.47，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的上限。此后随着计生政策实施、B超技术普及以及打非行动开展、关爱行动推行，30多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从快速增长到高位徘徊，再到逐步降低，走出了一条曲折的变化路线。
其实中国从来就是个男性偏好的国家，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曾经很严重。根据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失踪女性”比例曾达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1970年，女婴死亡率比较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开始稳步上升，达到2000年的7%左右。
“80年代以前，人们的男性偏好主要靠‘多生孩子’来解决，80年代政策限制数量后，就开始在‘男’字上做文章，选择流产女胎或溺毙女婴等——他们既要减少生育数量以免被罚，又想确保至少生一个男孩。”姜全保说。
这一判断得到数据支持，根据“四普”数据分析，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性别比高达138，三孩性别比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为108。两者差异明显。
在剩男危机爆发的今天，人们不禁会问当时为啥要出台这个计生政策？中国人口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田雪原是1980年中央人口问题座谈会报告的执笔者，他为笔者介绍了当时的背景。“不是没有预计到副作用，但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人民生活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是第一位的，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田雪原说，“总得有个选择，当时选择的原则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完全无害的东西是没有的。”
刚调到计生委当科员时，湖南省溆浦县民办教师韩生学也颇感自豪，“有种改造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感”。想起自己因为兄弟多而辍学，又目睹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子女多，穷得吃不上饭，韩生学坚信：“传统观念害人不浅，计划生育非搞不可。”
但让韩生学想不明白的是，“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他发现，在农村基层，节制生育与传统子嗣观念发生了激烈冲突。
由于农民抵制，计生政策也越变越硬。安徽省第一批计划生育专职干部于华曾说：“当时执行方式确实比较简单，‘通不通三分钟，三分钟过了一阵风’。”他回忆道：“我们先把群众集中起来，然后就是填鸭式的宣传，也不管群众能不能听懂，一讲就是半天。我们很辛苦，群众依然是一脸茫然。宣传之后，就让大队书记、会计挨家统计谁家应该上环、谁家应该结扎。大队书记、会计非常不情愿，被逼无奈，随便写几个人的名字上报了事，至于他们的亲属当然是一个不报。有了名单，突击几次，任务就完成了。”
田雪原说，其实制定政策时就讨论过性别选择这个问题，也有结论性意见，要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允许进行非医学的胎儿性别鉴定。“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最终没有防住。”田雪原说。后来看到的结果就是，出生性别比大幅上升，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这期间，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部分地区又实行了“一孩半”政策。因为只有头胎是女孩的才允许生第2个孩子，所以生第2个孩子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2000年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生性别比高达124.7，这一下彻底压歪了出生性别比的天平。
“失踪的女性”
西安交大李树茁团队在调研中发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出现了女婴高死亡率。“如果没有人为性别选择的干预，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但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
然而，2000年前后，女婴死亡率却开始降低，2010年恢复到了略低于男婴的正常值。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出现给人为性别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李树茁说，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失踪女性”大大增加。
刘伟忠告诉笔者：“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乡镇上突然就冒出许多小医院，B超鉴定和人流一条龙，打也打不掉，打了还又来。”
不管是被溺弃的女婴，还是被流产没能出生的女胎，在人口学上均被称作“失踪的女性”。这个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提出，指那些由于人为干预而没能出生，或是因性别偏好导致较早死亡的女性。
据阿马蒂亚·森估计，全世界约有1亿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据姜全保、李树茁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费尔德曼等人的研究，20世纪的100年间，中国的“失踪的女性”总量达到了3559万人。
“虽然根本原因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在不同年代还有着不同的直接原因。”姜全保告诉笔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数量限制与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产生剧烈冲突，导致‘失踪的女性’不断增多，仅在1980～2010年30年间中国‘失踪的女性’就达2013万人，占到了7.34%。” 本已怀孕快5个月的杨凤林再出现在村里时，肚子突然变小了。“肯定又是个女孩给打掉了。”村里人窃窃私语。尽管猜想杨凤林可能做了性别鉴定和引产，但江苏省高沟镇计生专员陈桥对此也无可奈何。
“太难了，取证太难。经常是4个月后就来说，跟公公吵架了，要打胎，要么就跑到外地去，说磕了碰了，流产了。”陈桥说，“他们是跟你斗智斗勇呀！”
到了2000年前后，引流产女婴泛滥引起了高层注意。田雪原对笔者说：“10多年前我就写了文章，题目就叫《高度重视出生性别比可能带来的危机》，已经提到危机这个词。”文章发表后，国务院秘书长和其他领导都做了批示，国务院随即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接着，中央也出台了一些打击措施。
“2000年后，计生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打击‘两非’，县计生委设立了‘打非办’。”安徽某县打非办主任杨锋说：“说实话，打击效果并不好，需求太大，利润太高，简直是野火烧不尽呀！”
B超刚普及时，黑诊所主要集中在县城和乡镇，“我下去，一次要收四五台B超机。那时机器很贵，一台3万元，但也拦不住一个镇至少有一台。鉴定一次性别收60～80元。查出是女孩便宜点儿，查出是男孩就贵点儿，因为查出男孩就是一次性买卖，查出女孩他们还能通过流产再赚一笔。”杨锋感叹，“引产一次600多元，干两三个月就把本赚回来了。”
丰厚利润让这个“黑市”愈发火爆，县医院大夫、个体医生，甚至有些完全不具备行医资格的农民都卷进这个产业链中来。“黑诊所一般地点隐蔽，他们先散发名片，联系上就拉上车，车的窗户都用黑布蒙上了，看不到外面，车绕来绕去，几下就让你彻底丧失了方向。甚至还有的就在车上放一台B超机，流动作业，非常难逮住现场。”
“刚开始没有专门的规章制度，不知道怎么弄，只能摸索着干。”2005年，安徽在全国率先推行异地办案，开始赴外地打击两非。在杨锋看来，异地打非基本就是魔道斗法，每次行动都像一部动作片。
安徽异地办案模式后来被推广。从此，一列列飞驰的火车载着全国各地的县级、乡级计生工作人员们驶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试图揪出导致本地妇女不断流产的“罪魁祸首”。
据“两非”案件信息管理系统统计，2007年7月～2014年年底，全国共立案“两非”案件两万多起，破获1.6万件。杨锋所在县是打非先进县，两三个月时间，该县计生委的登记簿上就已经登记了约1500件黑B超案件。“但打掉的，相比逃脱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最危险的时候
刘伟忠不干计生干部已经快10年了，他所在的河南省通许县玉皇庙镇，最火的时候有200人搞计生，除了正式在编的，还有许多“临时工”。“那时，计生是乡镇上最重要的工作，从派出所到税收人员，也都兼职跑计生。”
然而，计生干部后来逐步裁员，刘伟忠也被裁掉了。“不仅缩队伍，也转方式。2002年计生法出台是个分水岭。”安徽某县计生办主任对笔者说：“之前上面还搞了7不准，地方上就比较收敛了。要求以说服教育为主，吃药、上环、结扎自己选。再后来，引导孕检，把引产变成婚前服务，每次孕检还发脸盆、毛巾、洗衣粉。这10年又有新变化，还能查疾病，工作人性化了，老百姓也慢慢接受了新观念。”
在这些变化的后面，是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推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中国的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5.8左右迅速下降到了2014年的1.6左右，成为世界最低生育率。2015年春季，坐在阳光里，刘伟忠悠悠地说：“现在计生干部只剩下两三个，闲得没事干，几天开不出一张准生证，你想人家生人家都不生啦。”
出生率降下来，计生政策的负面影响却开始显现。田雪原坐不住了：“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男性过剩、青年夫妇养老负担加重等问题，当时就预计到了，所以明确提出只搞一代人，不能搞成永久之计。”田雪原对笔者说：“2009年，快到30年的时候，我就提出控制人口的目标基本实现了，政策可能产生的问题陆续都来了，为了避免问题过于严重，我们应该按照原来的初衷，进行政策调整。”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较早引起高层关注。2001年发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2年出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3年再颁布《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到了2005年，关爱女孩行动在全国开展。2010年“治理性别失衡”被纳入到“十二五”规划，出生性别比从120的高位缓慢下降，2014年降到了115.8左右。“计生政策也做了调整，2014年和2015年，中央陆续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朝着这个方向稳步推进，出生性别比有望逐步走向平衡。”
然而对当代农村男青年来说，婚姻困扰并未缓解。“人们只看到出生性别比在下降，但这只是‘不正常’的程度减缓。”李树茁说：“就像是一个人得了病，感冒虽然好点了，但对身体造成的危害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只是症状不在了而已。”
截止到目前，进入适婚年龄的还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群，那时性别选择还没那么严重，但当到90年代及21世纪初出生的一代人进入适婚年龄时，性别失衡的后果就将爆发式的显现，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是社会背负的‘高利贷’。”原国家计生委主任王侠说：“在灾难爆发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计。”
（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
“如今的性别失衡是数十年高出生性别比积累的结果。”多位人口专家表示，20多年的失衡累积埋下了今天剩男危机的祸根。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树茁团队在其调研报告中推算，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间，中国出生的男性为2.9亿人，女性为2.54亿人，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人。这3600万的缺口中，大概有1600万是由于人口生育中生物学因素造成的，但至少有2000万是由于女性缺失。
天平倾斜了
1982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出生性别比达到108.47，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的上限。此后随着计生政策实施、B超技术普及以及打非行动开展、关爱行动推行，30多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从快速增长到高位徘徊，再到逐步降低，走出了一条曲折的变化路线。
其实中国从来就是个男性偏好的国家，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曾经很严重。根据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失踪女性”比例曾达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1970年，女婴死亡率比较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开始稳步上升，达到2000年的7%左右。
“80年代以前，人们的男性偏好主要靠‘多生孩子’来解决，80年代政策限制数量后，就开始在‘男’字上做文章，选择流产女胎或溺毙女婴等——他们既要减少生育数量以免被罚，又想确保至少生一个男孩。”姜全保说。
这一判断得到数据支持，根据“四普”数据分析，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性别比高达138，三孩性别比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为108。两者差异明显。
在剩男危机爆发的今天，人们不禁会问当时为啥要出台这个计生政策？中国人口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田雪原是1980年中央人口问题座谈会报告的执笔者，他为笔者介绍了当时的背景。“不是没有预计到副作用，但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人民生活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是第一位的，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田雪原说，“总得有个选择，当时选择的原则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完全无害的东西是没有的。”
刚调到计生委当科员时，湖南省溆浦县民办教师韩生学也颇感自豪，“有种改造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感”。想起自己因为兄弟多而辍学，又目睹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子女多，穷得吃不上饭，韩生学坚信：“传统观念害人不浅，计划生育非搞不可。”
但让韩生学想不明白的是，“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他发现，在农村基层，节制生育与传统子嗣观念发生了激烈冲突。
由于农民抵制，计生政策也越变越硬。安徽省第一批计划生育专职干部于华曾说：“当时执行方式确实比较简单，‘通不通三分钟，三分钟过了一阵风’。”他回忆道：“我们先把群众集中起来，然后就是填鸭式的宣传，也不管群众能不能听懂，一讲就是半天。我们很辛苦，群众依然是一脸茫然。宣传之后，就让大队书记、会计挨家统计谁家应该上环、谁家应该结扎。大队书记、会计非常不情愿，被逼无奈，随便写几个人的名字上报了事，至于他们的亲属当然是一个不报。有了名单，突击几次，任务就完成了。”
田雪原说，其实制定政策时就讨论过性别选择这个问题，也有结论性意见，要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允许进行非医学的胎儿性别鉴定。“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最终没有防住。”田雪原说。后来看到的结果就是，出生性别比大幅上升，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这期间，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部分地区又实行了“一孩半”政策。因为只有头胎是女孩的才允许生第2个孩子，所以生第2个孩子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2000年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生性别比高达124.7，这一下彻底压歪了出生性别比的天平。
“失踪的女性”
西安交大李树茁团队在调研中发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出现了女婴高死亡率。“如果没有人为性别选择的干预，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但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
然而，2000年前后，女婴死亡率却开始降低，2010年恢复到了略低于男婴的正常值。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出现给人为性别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李树茁说，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失踪女性”大大增加。
刘伟忠告诉笔者：“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乡镇上突然就冒出许多小医院，B超鉴定和人流一条龙，打也打不掉，打了还又来。”
不管是被溺弃的女婴，还是被流产没能出生的女胎，在人口学上均被称作“失踪的女性”。这个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提出，指那些由于人为干预而没能出生，或是因性别偏好导致较早死亡的女性。
据阿马蒂亚·森估计，全世界约有1亿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据姜全保、李树茁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费尔德曼等人的研究，20世纪的100年间，中国的“失踪的女性”总量达到了3559万人。
“虽然根本原因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在不同年代还有着不同的直接原因。”姜全保告诉笔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数量限制与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产生剧烈冲突，导致‘失踪的女性’不断增多，仅在1980～2010年30年间中国‘失踪的女性’就达2013万人，占到了7.34%。” 本已怀孕快5个月的杨凤林再出现在村里时，肚子突然变小了。“肯定又是个女孩给打掉了。”村里人窃窃私语。尽管猜想杨凤林可能做了性别鉴定和引产，但江苏省高沟镇计生专员陈桥对此也无可奈何。
“太难了，取证太难。经常是4个月后就来说，跟公公吵架了，要打胎，要么就跑到外地去，说磕了碰了，流产了。”陈桥说，“他们是跟你斗智斗勇呀！”
到了2000年前后，引流产女婴泛滥引起了高层注意。田雪原对笔者说：“10多年前我就写了文章，题目就叫《高度重视出生性别比可能带来的危机》，已经提到危机这个词。”文章发表后，国务院秘书长和其他领导都做了批示，国务院随即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接着，中央也出台了一些打击措施。
“2000年后，计生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打击‘两非’，县计生委设立了‘打非办’。”安徽某县打非办主任杨锋说：“说实话，打击效果并不好，需求太大，利润太高，简直是野火烧不尽呀！”
B超刚普及时，黑诊所主要集中在县城和乡镇，“我下去，一次要收四五台B超机。那时机器很贵，一台3万元，但也拦不住一个镇至少有一台。鉴定一次性别收60～80元。查出是女孩便宜点儿，查出是男孩就贵点儿，因为查出男孩就是一次性买卖，查出女孩他们还能通过流产再赚一笔。”杨锋感叹，“引产一次600多元，干两三个月就把本赚回来了。”
丰厚利润让这个“黑市”愈发火爆，县医院大夫、个体医生，甚至有些完全不具备行医资格的农民都卷进这个产业链中来。“黑诊所一般地点隐蔽，他们先散发名片，联系上就拉上车，车的窗户都用黑布蒙上了，看不到外面，车绕来绕去，几下就让你彻底丧失了方向。甚至还有的就在车上放一台B超机，流动作业，非常难逮住现场。”
“刚开始没有专门的规章制度，不知道怎么弄，只能摸索着干。”2005年，安徽在全国率先推行异地办案，开始赴外地打击两非。在杨锋看来，异地打非基本就是魔道斗法，每次行动都像一部动作片。
安徽异地办案模式后来被推广。从此，一列列飞驰的火车载着全国各地的县级、乡级计生工作人员们驶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试图揪出导致本地妇女不断流产的“罪魁祸首”。
据“两非”案件信息管理系统统计，2007年7月～2014年年底，全国共立案“两非”案件两万多起，破获1.6万件。杨锋所在县是打非先进县，两三个月时间，该县计生委的登记簿上就已经登记了约1500件黑B超案件。“但打掉的，相比逃脱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最危险的时候
刘伟忠不干计生干部已经快10年了，他所在的河南省通许县玉皇庙镇，最火的时候有200人搞计生，除了正式在编的，还有许多“临时工”。“那时，计生是乡镇上最重要的工作，从派出所到税收人员，也都兼职跑计生。”
然而，计生干部后来逐步裁员，刘伟忠也被裁掉了。“不仅缩队伍，也转方式。2002年计生法出台是个分水岭。”安徽某县计生办主任对笔者说：“之前上面还搞了7不准，地方上就比较收敛了。要求以说服教育为主，吃药、上环、结扎自己选。再后来，引导孕检，把引产变成婚前服务，每次孕检还发脸盆、毛巾、洗衣粉。这10年又有新变化，还能查疾病，工作人性化了，老百姓也慢慢接受了新观念。”
在这些变化的后面，是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推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中国的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5.8左右迅速下降到了2014年的1.6左右，成为世界最低生育率。2015年春季，坐在阳光里，刘伟忠悠悠地说：“现在计生干部只剩下两三个，闲得没事干，几天开不出一张准生证，你想人家生人家都不生啦。”
出生率降下来，计生政策的负面影响却开始显现。田雪原坐不住了：“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男性过剩、青年夫妇养老负担加重等问题，当时就预计到了，所以明确提出只搞一代人，不能搞成永久之计。”田雪原对笔者说：“2009年，快到30年的时候，我就提出控制人口的目标基本实现了，政策可能产生的问题陆续都来了，为了避免问题过于严重，我们应该按照原来的初衷，进行政策调整。”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较早引起高层关注。2001年发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2年出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3年再颁布《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到了2005年，关爱女孩行动在全国开展。2010年“治理性别失衡”被纳入到“十二五”规划，出生性别比从120的高位缓慢下降，2014年降到了115.8左右。“计生政策也做了调整，2014年和2015年，中央陆续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朝着这个方向稳步推进，出生性别比有望逐步走向平衡。”
然而对当代农村男青年来说，婚姻困扰并未缓解。“人们只看到出生性别比在下降，但这只是‘不正常’的程度减缓。”李树茁说：“就像是一个人得了病，感冒虽然好点了，但对身体造成的危害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只是症状不在了而已。”
截止到目前，进入适婚年龄的还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群，那时性别选择还没那么严重，但当到90年代及21世纪初出生的一代人进入适婚年龄时，性别失衡的后果就将爆发式的显现，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是社会背负的‘高利贷’。”原国家计生委主任王侠说：“在灾难爆发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计。”
（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