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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分经、传两部分，《易经》为《周易》之母本，《易传》是历代思想家在熟读经文的基础上，结合其同时代的思想潮流及自己的深沉思索而写下的一篇篇读书心得，有《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由于经传产生年代的不同及重占筮与重哲理的差别，故《周易》的文学性在经文及传文中有不同的表现。概而言之，《易经》仍属于原始文学的范畴，其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其象征性与诗歌色彩上；《易传》则具有浓厚的哲理散文的气息。
《易经》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其象征性与诗歌色彩上。均是从卦形本身出发，采用某种象征形象来创作卦爻辞，故知《易经》卦爻辞具有丰富的文学象征意义，“在卦形基础上写成的卦爻辞，提取了各种象征物，创造了典型的象征形象，并伴随着富有哲理色彩的暗示性，使其象征意义鲜明化、深刻化、含蓄化。”
就诗歌色彩而言，《易经》多为四言诗，且往往押韵，这种形式与《诗经》类似，如《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乾·彖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种现象证明了在先秦乃至上古时代，中国古代文学四言诗发达的现象，除了这种整齐的四言句式外，还有类似散文和寓言的短歌，如《丰·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句式整齐精炼，类似赋法；《困·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将两卦都演绎成一个小故事；《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则类似短小的寓言诗歌。由此可知，《周易》卦爻辞运用了类似《诗经》中“赋、比、兴”的诗歌创作手法，并有许多类似寓言的短歌，“《周易》带着相当厚的诗歌色彩。它本来是一部散文作品，但其中却有不少短歌。尽管它们异常简短，少者只有两句多者不过六句，但都是韵律和谐，节拍清晰，而且多是句法整齐，可以咏唱．其表现手法，拿《诗经》来比，或者是‘直言其事’的‘赋’；或者是‘以彼喻此’的‘比’；或者是‘触景生情’的兴，此外还有的类似有人物故事的寓言．这是《周易》更重要的艺术特点之一。”
如果说《易经》之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象征性与诗歌色彩上的话，那《易傳》的文学性更为复杂，它不仅更突出的表现了《易经》所具有象征性与诗歌色彩，而且对文质关系等文学理论问题也有所论述。
对于文学之内容与形式，《坤卦·文言》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矣”，“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认为内在之美是主要的，天地间的至理往往是简单而朴素的，内美发诸于形式才是真正的“美”，而这种深刻的道理、内在之美又是由作者之“诚敬”之心表现出来的，所以《乾·文言》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将人品与文品相统一，鞭策作者应首先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从而写出真正有价值、有内涵的作品以垂范后世。与《易经》相比，《易传》的文学形式更加丰富，思想内容也更加成熟，《易传》中使用大量的排比、对偶句及民间谚语，且文体韵散相间，容易被人记诵而能流传千年。
《周易》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也有深刻的影响，如刘勰《文心雕龙》共50篇，除去序志一篇外共49篇，这种体例就是受《易传》之“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影响而设，又如《原道》之“文之为德也大矣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一文，其中的“玄黄色杂”“日月丽天”“山川理地”“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两仪既生”等处皆从《周易》而来，所以《原道》篇中的“道”与《周易》之道不异。
《周易》之思想博大而精深，且往往具有浓厚的哲学性，表现了先秦时文史哲不分的形态，不愧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如《系辞》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文言》之“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等等，其中既蕴含有上古之思想，又有鲜明的节奏韵律，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达到了“文质彬彬”的完美境界，其中所蕴含的哲理思想与文学内涵对后世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在阐发文学理论时也往往从《周易》中汲取营养。它是中国文学不断前的内在动力，其所展示的上古文学的魅力是难以言说的，将哲学蕴于文学之中，使人们在吟诵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在优美的文学形式中传播天地间的道理，使中华文化代代流传。
参考文献：
[1]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赵青青（1986-），女，山东德州人，硕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研究。）
《易经》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其象征性与诗歌色彩上。均是从卦形本身出发，采用某种象征形象来创作卦爻辞，故知《易经》卦爻辞具有丰富的文学象征意义，“在卦形基础上写成的卦爻辞，提取了各种象征物，创造了典型的象征形象，并伴随着富有哲理色彩的暗示性，使其象征意义鲜明化、深刻化、含蓄化。”
就诗歌色彩而言，《易经》多为四言诗，且往往押韵，这种形式与《诗经》类似，如《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乾·彖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种现象证明了在先秦乃至上古时代，中国古代文学四言诗发达的现象，除了这种整齐的四言句式外，还有类似散文和寓言的短歌，如《丰·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句式整齐精炼，类似赋法；《困·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将两卦都演绎成一个小故事；《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则类似短小的寓言诗歌。由此可知，《周易》卦爻辞运用了类似《诗经》中“赋、比、兴”的诗歌创作手法，并有许多类似寓言的短歌，“《周易》带着相当厚的诗歌色彩。它本来是一部散文作品，但其中却有不少短歌。尽管它们异常简短，少者只有两句多者不过六句，但都是韵律和谐，节拍清晰，而且多是句法整齐，可以咏唱．其表现手法，拿《诗经》来比，或者是‘直言其事’的‘赋’；或者是‘以彼喻此’的‘比’；或者是‘触景生情’的兴，此外还有的类似有人物故事的寓言．这是《周易》更重要的艺术特点之一。”
如果说《易经》之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象征性与诗歌色彩上的话，那《易傳》的文学性更为复杂，它不仅更突出的表现了《易经》所具有象征性与诗歌色彩，而且对文质关系等文学理论问题也有所论述。
对于文学之内容与形式，《坤卦·文言》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矣”，“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认为内在之美是主要的，天地间的至理往往是简单而朴素的，内美发诸于形式才是真正的“美”，而这种深刻的道理、内在之美又是由作者之“诚敬”之心表现出来的，所以《乾·文言》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将人品与文品相统一，鞭策作者应首先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从而写出真正有价值、有内涵的作品以垂范后世。与《易经》相比，《易传》的文学形式更加丰富，思想内容也更加成熟，《易传》中使用大量的排比、对偶句及民间谚语，且文体韵散相间，容易被人记诵而能流传千年。
《周易》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也有深刻的影响，如刘勰《文心雕龙》共50篇，除去序志一篇外共49篇，这种体例就是受《易传》之“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影响而设，又如《原道》之“文之为德也大矣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一文，其中的“玄黄色杂”“日月丽天”“山川理地”“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两仪既生”等处皆从《周易》而来，所以《原道》篇中的“道”与《周易》之道不异。
《周易》之思想博大而精深，且往往具有浓厚的哲学性，表现了先秦时文史哲不分的形态，不愧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如《系辞》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文言》之“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等等，其中既蕴含有上古之思想，又有鲜明的节奏韵律，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达到了“文质彬彬”的完美境界，其中所蕴含的哲理思想与文学内涵对后世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在阐发文学理论时也往往从《周易》中汲取营养。它是中国文学不断前的内在动力，其所展示的上古文学的魅力是难以言说的，将哲学蕴于文学之中，使人们在吟诵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在优美的文学形式中传播天地间的道理，使中华文化代代流传。
参考文献：
[1]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赵青青（1986-），女，山东德州人，硕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