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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各大媒体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全面、深刻、生动地呈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如30年标志性人物、30年标志性事件、30年各行各业的建设成就，还有30年的反思等。中央和地方新闻网站、新浪等商业网站都做了专题，以大量的篇幅讲述发生在每一个人身边的故事。与30年相比，互联网来到中国的时间还不足一半，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却是不可小视的。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启恒，请她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年，互联网到底改变了中国多少?
《对外传播》：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各行各业都在回顾和总结自己领域取得的成绩，制定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作为互联网协会的领军人，您是否想过对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做一个梳理?
胡启恒：互联网在中国正式落户是1994年，到现在已经14年了。可以说在这期间没有哪一个行业的发展速度能赶得上互联网。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它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其他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因此它也是值得梳理的。
《对外传播》：上世纪駟年代中期中科院的专家们就开始接触互联网，1990年国家域名.n在美国根服务器上注册，可互联网正式进入中国是1994年，这期间有4年时间.cn寄存在德国。没能及时进入的主要阻碍在哪里?最后又是如何消除阻碍的?
胡启恒：主要阻碍在美国。美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有戒心，不愿意接纳中国。1994年中美科技合作委员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年会，我代表中国科学院出席，并利用这个机会去协调这件事。当时我们科学院的技术专家钱华林告诉我，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美国就是不开闸门。我在会议间歇找到当时主管互联网骨干网的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他带我去见该基金会国际合作部负责互联网对外合作的斯蒂芬·沃尔夫(Stephan Wolf)，我跟他一谈他就笑了，他答应我，“没问题，你回去就可以开通了。”我说：“就这么简单吗?要不要我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不攻击美国?”他说：“不用，不用。”说来很有意思，这个老外的名字叫Wolf，翻译成中文就是狼，所以我一下就记住了他的名字。他这个人说话做事都很爽快，还没等我回国，钱华林就打电话说网络通了。当时技术上的工作中美双方都做好了准备，美国的专家很愿意中国加入，美国政府的闸门不开，中美两国的专家都没办法。
《对外传播》：当时中国有多少人了解互联网?政府对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持什么样的态度?
胡启恒：互联网能够进入中国首先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正是有了这个前提，中国的计算机网络才能走出国门，与世界互联。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加速，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我们科技界跟国外合作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合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宽广，合作过程中大量的科技信息和科技数据需要互相交流，打长途电话或通过电信部门的电话网费用非常昂贵。为了减轻负担，同时保证国际科技合作，我们就必须把互联网请进中国来。
那个时候接触互联网的主要是科技界和高校的精英，普通中国人了解它的并不多，更想不到它后来会发展得这么快。记得当时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我们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承担了一个国家发改委的项目NCFC(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Facility of China)，建立中国超级计算机中心。这是一个世行贷款项目，我们做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这三个单位，即清华、北大和中科院在中关村的40多个研究所的网络连接起来，使大家能够在计算机上共享资源，传递消息，方便交流。
网络建立起来以后，教授们和科学院的许多研究员发现国际互联网上有更丰富的科技资源，要想获取这些资源。必须跟国际互联网联通。于是我们又做了一些努力，把计算机联网的项目做了一些延伸，在做的过程中不仅得到了许多外国科学家包括美国科学家的积极响应，也得到了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作为NOC这个项目的牵头人，我向科学院党组报告了此事。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非常敏锐，马上觉察到这项新技术的前途不可估量，他让我以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务院。当时是邹家华副总理主管这方面的工作，邹副总理也是一个非常支持新事物的人，他和另外两位副总理研究之后很陕签署同意科学院代表中国和国际互联网机构沟通，尽快促成这件事，我们之所以能够放手去干，是因为有这些重要人物的支持。
《对外传播》：这期间有没有碰到比较棘手的事?
胡启恒：当然有。那个时候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凡是运算速度高的超级计算机都不卖给中国。我们向世行申请的贷款是买超级计算机的。美国政府不卖给我们，我们又不能买差的，所以我们就先把买超级计算机的事情放一放，另外筹款来做与国际互联网联网的项目。NCFC作为世行贷款项目，每年要面对世行派到中国来检查项目进展的国际专家组。国际专家组对于NCFC管理委员会迟迟不能完成超级计算中心的建设，却把时间和精力放到连接Internet上，十分不满，每次都会提出意见。可是NCFC管委会的意见非常一致，要接入世界的互联网。而且这一决策得到了国家计委、科委、中科院和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各部门慷慨解囊，额外资助经费做连接和网络运行。在大家的共同推动下，终于在1994年4月完成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链接。
第二个不被理解来自国内电信部门。因为当时的互联网是依托在电话网上的，它的传播是被电话网所承载，我们要把互联网引进中国就必须与当时的邮电部谈判，租用它的国际信道，他们一定要按专用电话线的规则收费，即一个单位使用的价格和多个单位使用的价格不一样。规定是电话线不得被租用者提供给第三方使用，否则就被看作是炒卖电话线路。互联网是一种共享，租用的线路必须有多个单位共享。这个道理违反了当时电信的规则，于是我们只有签署协议，可是我们的钱远远不够，但信道我们必须要用，当时真是很无奈。
《对外传播》：国际互联网的发展是跌宕起伏的，尤其是上世纪末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互联网进入寒冬，之后又柳暗花明，这期间中国受到了多大的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高峰期是什么时候?标志性事件是什么?
胡启恒：2000年左右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高峰期是2004年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宣布盈利，这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的商用已经步入高潮期。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从科技小圈子走向社会的过程。我们的互联网大会事实上也反映了这个过程。最 早几届的互联网大会学术气息比较浓，当时邀请的演讲嘉宾多数是学者或技术专家。后来逐渐涌现出很多互联网企业，他们走进了互联网大会的会场，并逐渐成为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就使更加波澜壮阔的浪潮冲进了互联网大会，标志着互联网从科技应用扩展到全社会，逐步渗透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是科技的10年，到1996年ChinaNet建成以后，大量年轻人、“草根”阶层逐步进入互联网。如果只是科技精英在享受互联网的话，中国的互联网就成不了气候。只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才能使我们的互联网发展壮大，这也说明了我国政府在放手发展互联网经济领域应用中的政策是正确的。中国政府对商业、经济方面的政策是比较宽松的。互联网之所以能在中国很快生根、繁荣和发展，与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对路是分不开的。
《对外传播》：您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有哪些值得记忆的年份?
胡启恒：1987年9月20日中国向世界成功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1990年11月28日国家域名.cn在国际互联网的根服务器上注册，正式成为国际互联网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在注册簿上我们是第77个国家；1994年互联网全面进入中国；1996年中国的ChinaNet开通，向全社会提供商业化服务，这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的应用开始从科技的圈子向外延伸，扩大到全社会；2000年我们的一批互联网企业开始崭露头角，不仅有了服务对象，而且开始在国外上市，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正式进入商用轨道；2004年三大门户网站宣布盈利，标志中国互联网的商用已经步入高潮期。只有做互联网应用的人赚到了钱，互联网的应用和创新才能繁荣。这个高潮一直延续到现在。随着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一波又一波地起来，我们的互联网应用和电子商务也逐渐红火起来；2008年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对外传播》：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上有很多“骨灰级”的人物，您认为最值得记忆的人物有哪些?
胡启恒：这太多了。有国家领导人，有科技界的专家，如王运丰、钱华林、钱天白、李澄炯等，他们在互联网还没有进入中国的时候，就在努力地利用TCPflP(协议)做了很多技术上的准备，为了推动互联网，他们在幕后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还有互联网的创业者——要说名字我可以列出一长串。
《对外传播》：那就举几个创业者的例子。
胡启恒：我想张树新和她的瀛海威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当年中关村路口有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前一公里!”直到今天还有人记得这句广告语。互联网由科技领域延伸到商业领域，她是第一人。她让人看到了互联网不只是科技人员的专利，普通人也能玩儿，很多人买了瀛海威的卡，这就为互联网大众化开了先河。再后来互联网的创业者越来越多，比如张朝阳，我曾经去过他在美国的实验室，还跟他交谈过，他当时在美国干得很好，后来回国了，他认为现在是在中国创业最好的时候。还有田溯宁，他和一帮年轻人在美国加州有一个网络公司，做互联网工程，当时他们说：“我们把互联网带回家吧。”于是就举着这面旗帜回到了中国。这些人后来在中国早期许多互联网工程的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有李彦宏、丁磊、马云、马化腾这些年轻人，是他们将互联网的商业化推向了高潮，比如说百度，它在搜索上能与世界巨头平起平坐地竞争。随着一个又一个互联网公司在美国上市，中国这个名字在华尔街也变得越来越响亮。这些创业者的名字都应该载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史册。
《对外传播》：互联网的商业化中国已经走出了成功的一步，很多外国人通过中国互联网的上市公司注意到了中国，那么这些年互联网在中国的对外传播方面有哪些贡献?
胡启恒：互联网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传播形态，打破了地域和疆界，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从互联网开始不被传播界接受到跻身主流媒体，这本身就是一台情节曲折、高潮迭起的大戏，很耐人寻味。
互联网对中国的对外传播是有突出贡献的。它的快捷方式、无国界的特点以及多元化的声音是别的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这也正是中国对外传播的关键所在。
在今年的“3·14”事件、汶川地震、奥运会等几件大事中，互联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3·14”事件，它让我们感受到互联网的威力。在这样的事件中政府的表态往往比较冷静，但我们的网民温度很高，网上的年轻人，尤其是“80后”、“90后”们热血沸腾，在网上理直气壮、有礼有节地抗议、反驳，通过互联网放大了中国人的愤怒。后来我就听到国外一些人讲，通过“3·14”和汶川地震，他们看到中国新生代力量，他们开玩笑说，以后对中国的事还是要谨慎一些，尽量少惹他们。这些年轻人看起来很另类，时不时批评自己的政府这不好那不好，但到了关键时候，他们是如此的凝聚，如此的爱国，而且这些特质平常一点儿都看不出来。我很受感动，并为这些年轻人感到骄傲!
《对外传播》：互联网正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网络传播也需要有前瞻性，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胡启恒：互联网本身的属性是自下而上多于自上而下。在今年的几件重大事件中，互联网威力的真正体现，就在于其“自下而上”的特点。年轻人、公众通过互联网表达爱国热情，形成的合力，在国际社会面前所达到的效果，这个作用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行为所达不到的，这就是互联网的特色所在。
互联网最大的能量就是把草根阶层的意愿反映出来。我希望我们国家互联网的对外传播多给草根阶层开一些通道。不仅要对外传播党和政府的主张，传播强势群体的声音，同时老百姓的声音、弱势群体的意见，也绝不能忽视。现在的世界讲究的是Multi-stakeholder(多方利益相关者)，这已经是整个世界的主流规则和共识。只有充分表达、多方参与，才能真正体现互联网平等共享的特性。这个东西决不能只是说说而已，一定要落到实处。所以我希望我们对外传播的平台能够更重视自下而上的网民的声音、网民的行为以及企业界的活动。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温家宝总理这两年反复引用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
《对外传播》：这些年来为了中国的互联网事业您是上上下下、国内国外马不停蹄地奔波，您就像“桥梁”和“纽带”，把方方面面的人和关系都联接起来了，这期间有没有您最感动的人和事?
胡启恒：令人感动的事很多。互联网发明人之一温顿，瑟夫(Vint Cerf)就是其中一个，我不止一次被他所感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问我：“胡女士，请你告诉我互联网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有什么用?”他诚恳得就 像个孩子，我给他讲了一些故事，比如农民怎么通过互联网卖菜、卖花等，他听了之后，脸上展现出的那种灿烂的笑容让我终生难忘。
去年9月，我受维纳·措恩(WernerZorn)教授的邀请出席中外学者在德国波兹坦大学举行的纪念中国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20周年纪念会。纪念会还邀请了之前提到的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沃尔夫，还有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科学家，他们都是当年帮助过中国的互联网专家，大家一起回忆当年的情景，都激动不已。
1987年9月，措恩教授在北京实现了北京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和卡尔斯鲁厄大学计算机中心的计算机联接。9月20日，他起草了一封电子邮件“跨越长城，走向世界”，并与中国的王运丰教授一起署名后发出，成功地传到卡尔斯鲁厄大学的一台计算机上。措恩教授帮助中国首次接入到国际互联网。转眼间20年过去了，和措恩教授一起敲开中国互联网大门的王运丰教授已经辞世，如今中国网民总人数超过了2.53亿，成为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接发电子邮件也早已成为中国老百姓最普遍的通讯手段之一，但昨天发生的一切仍然使人记忆犹新。在这个会上我代表中国互联网业界向措恩教授赠送了一块水晶玻璃“功德牌”，上面刻着：“衷心感谢您为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对外传播》：与国外互联网相比，中国目前还有哪些差距?
胡启恒：首先是普及率的差距，我们现在才19.1％，世界平均水平是21.1％。应用和创新也存在差距，这几年有趣的实用型网站大都首先出现在国外。第三是应用型网站服务还有差距，往往使用户感觉很不方便。技术的成熟度还不过关，有些功能还待进一步改进。第四是服务型网站的设计在人性化方面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距离。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
《对外传播》：未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重点将会向哪些方面倾斜?
胡启恒：听到你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农业。中国下一个经济发展的高潮应该在农业。农业现代化这个门坎我们必须迈过去，否则我们将难以持续繁荣，难以进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面对小片土地，原始的作业方式，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比哪一个国家都困难。要想改变这种现状，互联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信息化搭桥，结合现代物流，建立起现代农业经济的产业链，市场、技术、品种、标准，各种信息充分交流，我们的农业才能从小农规模走向世界市场，走向现代农业经济。在农业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互联网一定会建功立业的。互联网对中国经济的推动，我想才刚刚开始。
胡启恒，女，1934年生于北京，原籍陕西省榆林。自动控制技术专家。1963年毕业于原苏联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研究生部，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是我国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领域最早的探索者之一。现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
责编：吴奇志
《对外传播》：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各行各业都在回顾和总结自己领域取得的成绩，制定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作为互联网协会的领军人，您是否想过对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做一个梳理?
胡启恒：互联网在中国正式落户是1994年，到现在已经14年了。可以说在这期间没有哪一个行业的发展速度能赶得上互联网。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它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其他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因此它也是值得梳理的。
《对外传播》：上世纪駟年代中期中科院的专家们就开始接触互联网，1990年国家域名.n在美国根服务器上注册，可互联网正式进入中国是1994年，这期间有4年时间.cn寄存在德国。没能及时进入的主要阻碍在哪里?最后又是如何消除阻碍的?
胡启恒：主要阻碍在美国。美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有戒心，不愿意接纳中国。1994年中美科技合作委员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年会，我代表中国科学院出席，并利用这个机会去协调这件事。当时我们科学院的技术专家钱华林告诉我，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美国就是不开闸门。我在会议间歇找到当时主管互联网骨干网的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他带我去见该基金会国际合作部负责互联网对外合作的斯蒂芬·沃尔夫(Stephan Wolf)，我跟他一谈他就笑了，他答应我，“没问题，你回去就可以开通了。”我说：“就这么简单吗?要不要我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不攻击美国?”他说：“不用，不用。”说来很有意思，这个老外的名字叫Wolf，翻译成中文就是狼，所以我一下就记住了他的名字。他这个人说话做事都很爽快，还没等我回国，钱华林就打电话说网络通了。当时技术上的工作中美双方都做好了准备，美国的专家很愿意中国加入，美国政府的闸门不开，中美两国的专家都没办法。
《对外传播》：当时中国有多少人了解互联网?政府对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持什么样的态度?
胡启恒：互联网能够进入中国首先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正是有了这个前提，中国的计算机网络才能走出国门，与世界互联。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加速，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我们科技界跟国外合作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合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宽广，合作过程中大量的科技信息和科技数据需要互相交流，打长途电话或通过电信部门的电话网费用非常昂贵。为了减轻负担，同时保证国际科技合作，我们就必须把互联网请进中国来。
那个时候接触互联网的主要是科技界和高校的精英，普通中国人了解它的并不多，更想不到它后来会发展得这么快。记得当时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我们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承担了一个国家发改委的项目NCFC(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Facility of China)，建立中国超级计算机中心。这是一个世行贷款项目，我们做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这三个单位，即清华、北大和中科院在中关村的40多个研究所的网络连接起来，使大家能够在计算机上共享资源，传递消息，方便交流。
网络建立起来以后，教授们和科学院的许多研究员发现国际互联网上有更丰富的科技资源，要想获取这些资源。必须跟国际互联网联通。于是我们又做了一些努力，把计算机联网的项目做了一些延伸，在做的过程中不仅得到了许多外国科学家包括美国科学家的积极响应，也得到了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作为NOC这个项目的牵头人，我向科学院党组报告了此事。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非常敏锐，马上觉察到这项新技术的前途不可估量，他让我以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务院。当时是邹家华副总理主管这方面的工作，邹副总理也是一个非常支持新事物的人，他和另外两位副总理研究之后很陕签署同意科学院代表中国和国际互联网机构沟通，尽快促成这件事，我们之所以能够放手去干，是因为有这些重要人物的支持。
《对外传播》：这期间有没有碰到比较棘手的事?
胡启恒：当然有。那个时候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凡是运算速度高的超级计算机都不卖给中国。我们向世行申请的贷款是买超级计算机的。美国政府不卖给我们，我们又不能买差的，所以我们就先把买超级计算机的事情放一放，另外筹款来做与国际互联网联网的项目。NCFC作为世行贷款项目，每年要面对世行派到中国来检查项目进展的国际专家组。国际专家组对于NCFC管理委员会迟迟不能完成超级计算中心的建设，却把时间和精力放到连接Internet上，十分不满，每次都会提出意见。可是NCFC管委会的意见非常一致，要接入世界的互联网。而且这一决策得到了国家计委、科委、中科院和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各部门慷慨解囊，额外资助经费做连接和网络运行。在大家的共同推动下，终于在1994年4月完成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链接。
第二个不被理解来自国内电信部门。因为当时的互联网是依托在电话网上的，它的传播是被电话网所承载，我们要把互联网引进中国就必须与当时的邮电部谈判，租用它的国际信道，他们一定要按专用电话线的规则收费，即一个单位使用的价格和多个单位使用的价格不一样。规定是电话线不得被租用者提供给第三方使用，否则就被看作是炒卖电话线路。互联网是一种共享，租用的线路必须有多个单位共享。这个道理违反了当时电信的规则，于是我们只有签署协议，可是我们的钱远远不够，但信道我们必须要用，当时真是很无奈。
《对外传播》：国际互联网的发展是跌宕起伏的，尤其是上世纪末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互联网进入寒冬，之后又柳暗花明，这期间中国受到了多大的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高峰期是什么时候?标志性事件是什么?
胡启恒：2000年左右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高峰期是2004年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宣布盈利，这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的商用已经步入高潮期。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从科技小圈子走向社会的过程。我们的互联网大会事实上也反映了这个过程。最 早几届的互联网大会学术气息比较浓，当时邀请的演讲嘉宾多数是学者或技术专家。后来逐渐涌现出很多互联网企业，他们走进了互联网大会的会场，并逐渐成为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就使更加波澜壮阔的浪潮冲进了互联网大会，标志着互联网从科技应用扩展到全社会，逐步渗透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是科技的10年，到1996年ChinaNet建成以后，大量年轻人、“草根”阶层逐步进入互联网。如果只是科技精英在享受互联网的话，中国的互联网就成不了气候。只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才能使我们的互联网发展壮大，这也说明了我国政府在放手发展互联网经济领域应用中的政策是正确的。中国政府对商业、经济方面的政策是比较宽松的。互联网之所以能在中国很快生根、繁荣和发展，与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对路是分不开的。
《对外传播》：您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有哪些值得记忆的年份?
胡启恒：1987年9月20日中国向世界成功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1990年11月28日国家域名.cn在国际互联网的根服务器上注册，正式成为国际互联网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在注册簿上我们是第77个国家；1994年互联网全面进入中国；1996年中国的ChinaNet开通，向全社会提供商业化服务，这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的应用开始从科技的圈子向外延伸，扩大到全社会；2000年我们的一批互联网企业开始崭露头角，不仅有了服务对象，而且开始在国外上市，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正式进入商用轨道；2004年三大门户网站宣布盈利，标志中国互联网的商用已经步入高潮期。只有做互联网应用的人赚到了钱，互联网的应用和创新才能繁荣。这个高潮一直延续到现在。随着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一波又一波地起来，我们的互联网应用和电子商务也逐渐红火起来；2008年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对外传播》：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上有很多“骨灰级”的人物，您认为最值得记忆的人物有哪些?
胡启恒：这太多了。有国家领导人，有科技界的专家，如王运丰、钱华林、钱天白、李澄炯等，他们在互联网还没有进入中国的时候，就在努力地利用TCPflP(协议)做了很多技术上的准备，为了推动互联网，他们在幕后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还有互联网的创业者——要说名字我可以列出一长串。
《对外传播》：那就举几个创业者的例子。
胡启恒：我想张树新和她的瀛海威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当年中关村路口有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前一公里!”直到今天还有人记得这句广告语。互联网由科技领域延伸到商业领域，她是第一人。她让人看到了互联网不只是科技人员的专利，普通人也能玩儿，很多人买了瀛海威的卡，这就为互联网大众化开了先河。再后来互联网的创业者越来越多，比如张朝阳，我曾经去过他在美国的实验室，还跟他交谈过，他当时在美国干得很好，后来回国了，他认为现在是在中国创业最好的时候。还有田溯宁，他和一帮年轻人在美国加州有一个网络公司，做互联网工程，当时他们说：“我们把互联网带回家吧。”于是就举着这面旗帜回到了中国。这些人后来在中国早期许多互联网工程的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有李彦宏、丁磊、马云、马化腾这些年轻人，是他们将互联网的商业化推向了高潮，比如说百度，它在搜索上能与世界巨头平起平坐地竞争。随着一个又一个互联网公司在美国上市，中国这个名字在华尔街也变得越来越响亮。这些创业者的名字都应该载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史册。
《对外传播》：互联网的商业化中国已经走出了成功的一步，很多外国人通过中国互联网的上市公司注意到了中国，那么这些年互联网在中国的对外传播方面有哪些贡献?
胡启恒：互联网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传播形态，打破了地域和疆界，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从互联网开始不被传播界接受到跻身主流媒体，这本身就是一台情节曲折、高潮迭起的大戏，很耐人寻味。
互联网对中国的对外传播是有突出贡献的。它的快捷方式、无国界的特点以及多元化的声音是别的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这也正是中国对外传播的关键所在。
在今年的“3·14”事件、汶川地震、奥运会等几件大事中，互联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3·14”事件，它让我们感受到互联网的威力。在这样的事件中政府的表态往往比较冷静，但我们的网民温度很高，网上的年轻人，尤其是“80后”、“90后”们热血沸腾，在网上理直气壮、有礼有节地抗议、反驳，通过互联网放大了中国人的愤怒。后来我就听到国外一些人讲，通过“3·14”和汶川地震，他们看到中国新生代力量，他们开玩笑说，以后对中国的事还是要谨慎一些，尽量少惹他们。这些年轻人看起来很另类，时不时批评自己的政府这不好那不好，但到了关键时候，他们是如此的凝聚，如此的爱国，而且这些特质平常一点儿都看不出来。我很受感动，并为这些年轻人感到骄傲!
《对外传播》：互联网正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网络传播也需要有前瞻性，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胡启恒：互联网本身的属性是自下而上多于自上而下。在今年的几件重大事件中，互联网威力的真正体现，就在于其“自下而上”的特点。年轻人、公众通过互联网表达爱国热情，形成的合力，在国际社会面前所达到的效果，这个作用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行为所达不到的，这就是互联网的特色所在。
互联网最大的能量就是把草根阶层的意愿反映出来。我希望我们国家互联网的对外传播多给草根阶层开一些通道。不仅要对外传播党和政府的主张，传播强势群体的声音，同时老百姓的声音、弱势群体的意见，也绝不能忽视。现在的世界讲究的是Multi-stakeholder(多方利益相关者)，这已经是整个世界的主流规则和共识。只有充分表达、多方参与，才能真正体现互联网平等共享的特性。这个东西决不能只是说说而已，一定要落到实处。所以我希望我们对外传播的平台能够更重视自下而上的网民的声音、网民的行为以及企业界的活动。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温家宝总理这两年反复引用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
《对外传播》：这些年来为了中国的互联网事业您是上上下下、国内国外马不停蹄地奔波，您就像“桥梁”和“纽带”，把方方面面的人和关系都联接起来了，这期间有没有您最感动的人和事?
胡启恒：令人感动的事很多。互联网发明人之一温顿，瑟夫(Vint Cerf)就是其中一个，我不止一次被他所感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问我：“胡女士，请你告诉我互联网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有什么用?”他诚恳得就 像个孩子，我给他讲了一些故事，比如农民怎么通过互联网卖菜、卖花等，他听了之后，脸上展现出的那种灿烂的笑容让我终生难忘。
去年9月，我受维纳·措恩(WernerZorn)教授的邀请出席中外学者在德国波兹坦大学举行的纪念中国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20周年纪念会。纪念会还邀请了之前提到的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沃尔夫，还有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科学家，他们都是当年帮助过中国的互联网专家，大家一起回忆当年的情景，都激动不已。
1987年9月，措恩教授在北京实现了北京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和卡尔斯鲁厄大学计算机中心的计算机联接。9月20日，他起草了一封电子邮件“跨越长城，走向世界”，并与中国的王运丰教授一起署名后发出，成功地传到卡尔斯鲁厄大学的一台计算机上。措恩教授帮助中国首次接入到国际互联网。转眼间20年过去了，和措恩教授一起敲开中国互联网大门的王运丰教授已经辞世，如今中国网民总人数超过了2.53亿，成为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接发电子邮件也早已成为中国老百姓最普遍的通讯手段之一，但昨天发生的一切仍然使人记忆犹新。在这个会上我代表中国互联网业界向措恩教授赠送了一块水晶玻璃“功德牌”，上面刻着：“衷心感谢您为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对外传播》：与国外互联网相比，中国目前还有哪些差距?
胡启恒：首先是普及率的差距，我们现在才19.1％，世界平均水平是21.1％。应用和创新也存在差距，这几年有趣的实用型网站大都首先出现在国外。第三是应用型网站服务还有差距，往往使用户感觉很不方便。技术的成熟度还不过关，有些功能还待进一步改进。第四是服务型网站的设计在人性化方面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距离。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
《对外传播》：未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重点将会向哪些方面倾斜?
胡启恒：听到你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农业。中国下一个经济发展的高潮应该在农业。农业现代化这个门坎我们必须迈过去，否则我们将难以持续繁荣，难以进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面对小片土地，原始的作业方式，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比哪一个国家都困难。要想改变这种现状，互联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信息化搭桥，结合现代物流，建立起现代农业经济的产业链，市场、技术、品种、标准，各种信息充分交流，我们的农业才能从小农规模走向世界市场，走向现代农业经济。在农业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互联网一定会建功立业的。互联网对中国经济的推动，我想才刚刚开始。
胡启恒，女，1934年生于北京，原籍陕西省榆林。自动控制技术专家。1963年毕业于原苏联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研究生部，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是我国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领域最早的探索者之一。现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