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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底到1991年11月，中越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达13年之久。这期间，由于当时越南领导人奉行的内外政策，越南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国际处境空前孤立。为摆脱这种局面，越方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不断试探改善对华关系的可能性。而中国方面，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提出了稳定南疆的构想。在这种大背景下，1989年初举行的中越副外长内部磋商，便是两国关系破裂10年后的首次正式接触。
一
1988年12月14日上午10时半，越南外交部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说，越南常务副外长丁儒廉请李世淳大使于15日上午10时前往越南外交部，谈两国关系问题，希望尽早告知李大使能否应约。照理说，大使去驻在国外交部是极为平常的事，但由于两国关系恶化以后，中国大使馆同越方各个部门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所以对越方突然打来的电话，自然十分谨慎，不敢轻易表态，遂当即向国内作了请示报告。当晚，国内便答复说，李大使可往见越南丁儒廉副外长，主要听他说些什么，可允报告国内，并顺乎自然地了解越方意图，但当场不必作什么表态。
15日上午，李世淳大使准时到达越南外交部。丁儒廉面交了阮基石外长给钱其琛外长的一封信，要求中方同意阮基石在第二年（1989年）3月以前去北京，同钱其琛外长举行会晤。信中说：“我们认为，越中两国坐在一起的时机已经成熟，让我们相互合作，为柬埔寨各方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达成妥善的政治解决办法创造条件。”“本着这种精神，我随时愿意在您认为合适的最早时间前往北京，同您举行秘密或公开会晤。”丁儒廉还补充说，过去阮基石外长曾两次要求去北京，中方都说钱外长工作忙，越方可以理解。现在越方希望钱外长能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抽出时间会见阮基石外长。越方真诚希望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以顺应当前世界总的发展趋势。
中国国内对越外长阮基石的信件和副外长丁儒廉的谈话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总的考虑是可以同越方作些接触，但鉴于两国外长会晤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举动，在当时两国关系的状况下，时机尚不成熟，遂于12月23日答复使馆，请李大使约告丁儒廉：中方认为实现两国外长会晤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为此建议越方在最近期内派一位副外长到北京，就早日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内部磋商，中方的意见是不公开发表阮基石外长的信，双方接触磋商一事也不公开发消息。
12月24日上午，李世淳大使往见丁儒廉，将中方的上述意见告诉了他。由于此前中方曾两次未接受同阮基石会晤，故越方对中方这次作何答复，也心中无底。李大使的答复虽未提阮基石前往北京事，但同意越方派一位副外长去北京，实际上立场已有所松动，这不免出乎丁儒廉的意料。丁遂两次表示“非常感谢”。他说，越方非常欢迎中方对阮基石外长的信迅速作出了答复，欢迎中方在答复中表现出的诚意态度。要增进越中双方的进一步相互了解，必须尽早举行两国间的内部会晤。中方建议越方先派一位副外长去北京，为两国外长会晤作准备，这是一个好的步骤，也是十分必要的。丁还说，越方同意中方意见，目前两国间的接触和磋商均秘密进行，不公开。
12月27日，越南驻华大使阮明芳约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说，他已接到国内通报，知道了丁儒廉副外长会见李世淳大使的事，越方正在为两国副外长磋商作认真准备。现奉命了解两个问题：一是中方对会晤的时间有何意见；二是中方对会晤的内容有何考虑。刘副部长说，关于会晤的时间，越方可以先提个初步意见，中方再考虑，中方认为明年（1989年）1月上旬或中旬都可以。关于会晤内容，中方知道越方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中方认为必须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后才能谈及两国关系正常化。所以刘副部长强调说，这次磋商中，两国副外长将围绕如何尽早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进行讨论。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可在以后讨论。
12月31日，越南外交部中国司专员阮伯炬（后曾任越南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通报中国大使馆二秘胡乾文：丁儒廉副外长一行拟于1989年1月16日（星期一）或18日（星期三）乘中国民航班机从曼谷飞往北京。由于当时两国间铁路、公路和空中航线早已中断，丁儒廉一行只能绕道前往北京。
1989年1月10日，阮伯炬专员向胡乾文二秘通报了丁儒廉一行名单。阮伯炬说，原定代表团共4人，但越方充分认识到这次磋商的重大意义，故决定由4人增至8人。他们是：（一）第一副外长丁儒廉；（二）驻华大使阮明芳；（三）外交部部长助理邓严衡（后曾任驻华大使）；（四）驻华使馆参赞黄如理；（五）外交部中国司副司长陈友义；（六）外交部中国司专员兼翻译阮伯炬；（七）驻华使馆三秘周功逢；（八）驻华使馆随员裴仲云（后曾任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阮伯炬还对胡乾文说，中方同意同越方磋商，对越全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越中对抗10年，越方损失太大，再也不能对抗下去了。越中央已向全国高、中级干部传达了越中两国即将磋商一事，所有干部都表示欢迎，并希望磋商成功。阮基石外长也说，越方不会再错过机会，将努力同中方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根据越方参加磋商的人员安排，中方决定由6人参加磋商，即副外长刘述卿，部长助理徐敦信，亚洲司副司长张青，亚洲司参赞谢月娥、处长李家忠、副处长兼翻译胡正跃（现为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
二
1989年1月13日，越南副外长丁儒廉一行离开河内赴曼谷，越南副外长阮怡年（后曾任外长）、外交部中国司代司长吴必素和中国驻越大使李世淳前往机场送行。丁儒廉在机场对李大使说，越方对此次磋商总的指导思想是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希望双方能互相照顾，听取对方意见，使磋商取得更多成果。
1月14日下午6时20分，丁儒廉一行乘中国民航航班由曼谷途经广州抵达北京。由于是秘密磋商，中方安排飞机停在首都机场一角一块比较偏僻的冰地上，我以外交部处长的身份登上飞机迎接。刘述卿副外长、张青副司长和越南驻华大使阮明芳在老机场休息室迎候。事先越方曾说，丁一行在京期间将住在越南驻华使馆。后中方表示愿安排他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一切费用由中方承担。越方接受了中方的好意并表示感谢。
一
1988年12月14日上午10时半，越南外交部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说，越南常务副外长丁儒廉请李世淳大使于15日上午10时前往越南外交部，谈两国关系问题，希望尽早告知李大使能否应约。照理说，大使去驻在国外交部是极为平常的事，但由于两国关系恶化以后，中国大使馆同越方各个部门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所以对越方突然打来的电话，自然十分谨慎，不敢轻易表态，遂当即向国内作了请示报告。当晚，国内便答复说，李大使可往见越南丁儒廉副外长，主要听他说些什么，可允报告国内，并顺乎自然地了解越方意图，但当场不必作什么表态。
15日上午，李世淳大使准时到达越南外交部。丁儒廉面交了阮基石外长给钱其琛外长的一封信，要求中方同意阮基石在第二年（1989年）3月以前去北京，同钱其琛外长举行会晤。信中说：“我们认为，越中两国坐在一起的时机已经成熟，让我们相互合作，为柬埔寨各方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达成妥善的政治解决办法创造条件。”“本着这种精神，我随时愿意在您认为合适的最早时间前往北京，同您举行秘密或公开会晤。”丁儒廉还补充说，过去阮基石外长曾两次要求去北京，中方都说钱外长工作忙，越方可以理解。现在越方希望钱外长能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抽出时间会见阮基石外长。越方真诚希望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以顺应当前世界总的发展趋势。
中国国内对越外长阮基石的信件和副外长丁儒廉的谈话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总的考虑是可以同越方作些接触，但鉴于两国外长会晤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举动，在当时两国关系的状况下，时机尚不成熟，遂于12月23日答复使馆，请李大使约告丁儒廉：中方认为实现两国外长会晤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为此建议越方在最近期内派一位副外长到北京，就早日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内部磋商，中方的意见是不公开发表阮基石外长的信，双方接触磋商一事也不公开发消息。
12月24日上午，李世淳大使往见丁儒廉，将中方的上述意见告诉了他。由于此前中方曾两次未接受同阮基石会晤，故越方对中方这次作何答复，也心中无底。李大使的答复虽未提阮基石前往北京事，但同意越方派一位副外长去北京，实际上立场已有所松动，这不免出乎丁儒廉的意料。丁遂两次表示“非常感谢”。他说，越方非常欢迎中方对阮基石外长的信迅速作出了答复，欢迎中方在答复中表现出的诚意态度。要增进越中双方的进一步相互了解，必须尽早举行两国间的内部会晤。中方建议越方先派一位副外长去北京，为两国外长会晤作准备，这是一个好的步骤，也是十分必要的。丁还说，越方同意中方意见，目前两国间的接触和磋商均秘密进行，不公开。
12月27日，越南驻华大使阮明芳约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说，他已接到国内通报，知道了丁儒廉副外长会见李世淳大使的事，越方正在为两国副外长磋商作认真准备。现奉命了解两个问题：一是中方对会晤的时间有何意见；二是中方对会晤的内容有何考虑。刘副部长说，关于会晤的时间，越方可以先提个初步意见，中方再考虑，中方认为明年（1989年）1月上旬或中旬都可以。关于会晤内容，中方知道越方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中方认为必须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后才能谈及两国关系正常化。所以刘副部长强调说，这次磋商中，两国副外长将围绕如何尽早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进行讨论。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可在以后讨论。
12月31日，越南外交部中国司专员阮伯炬（后曾任越南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通报中国大使馆二秘胡乾文：丁儒廉副外长一行拟于1989年1月16日（星期一）或18日（星期三）乘中国民航班机从曼谷飞往北京。由于当时两国间铁路、公路和空中航线早已中断，丁儒廉一行只能绕道前往北京。
1989年1月10日，阮伯炬专员向胡乾文二秘通报了丁儒廉一行名单。阮伯炬说，原定代表团共4人，但越方充分认识到这次磋商的重大意义，故决定由4人增至8人。他们是：（一）第一副外长丁儒廉；（二）驻华大使阮明芳；（三）外交部部长助理邓严衡（后曾任驻华大使）；（四）驻华使馆参赞黄如理；（五）外交部中国司副司长陈友义；（六）外交部中国司专员兼翻译阮伯炬；（七）驻华使馆三秘周功逢；（八）驻华使馆随员裴仲云（后曾任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阮伯炬还对胡乾文说，中方同意同越方磋商，对越全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越中对抗10年，越方损失太大，再也不能对抗下去了。越中央已向全国高、中级干部传达了越中两国即将磋商一事，所有干部都表示欢迎，并希望磋商成功。阮基石外长也说，越方不会再错过机会，将努力同中方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根据越方参加磋商的人员安排，中方决定由6人参加磋商，即副外长刘述卿，部长助理徐敦信，亚洲司副司长张青，亚洲司参赞谢月娥、处长李家忠、副处长兼翻译胡正跃（现为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
二
1989年1月13日，越南副外长丁儒廉一行离开河内赴曼谷，越南副外长阮怡年（后曾任外长）、外交部中国司代司长吴必素和中国驻越大使李世淳前往机场送行。丁儒廉在机场对李大使说，越方对此次磋商总的指导思想是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希望双方能互相照顾，听取对方意见，使磋商取得更多成果。
1月14日下午6时20分，丁儒廉一行乘中国民航航班由曼谷途经广州抵达北京。由于是秘密磋商，中方安排飞机停在首都机场一角一块比较偏僻的冰地上，我以外交部处长的身份登上飞机迎接。刘述卿副外长、张青副司长和越南驻华大使阮明芳在老机场休息室迎候。事先越方曾说，丁一行在京期间将住在越南驻华使馆。后中方表示愿安排他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一切费用由中方承担。越方接受了中方的好意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