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开学了。娘说，做身西服吧，别人都穿呢。于是，娘打发我和姐姐下城去扯布。都说村里的布不如城里的好。
　　到了城里，姐姐挑质料，我挑颜色，很快就选好布料，扯了回来。
　　怎么办呢?我和姐姐望着娘；怎么办呢?娘望着那块很贵的布料，没做声。
　　过了好一会儿，娘才说：
　　“还是送下城去好，这么贵的料子……”
　　这当然，我和姐姐点点头。早听说，城里的裁缝做衣服，又快又好。
　　当天，我又把布料送下堀。
　　那是全城铺面最好的一家裁缝铺；而且，人说，那家铺子最有声誉。
　　说定了是第三天做成，因为五天后我就要上学了，剩下的两天总是有许多事要做的。
　　第三天去取，那位年轻的裁缝埋着头说：
　　“剪开了，只没做。明天吧，现在正赶做两套结婚的礼服呢。”
　　“好的。”看他那样忙，我同意了。虽然，家离城很远。
　　第四天，我是傍黑时分去取的。裁缝正做一件大红的料子服。我很高兴。
　　“怎么?”他抬起头，望着我，“你是来取衣服的?”
　　“嗯。”我点点头。
　　我想，那时是有一丝微笑渗出我的脸的。至于脸是否有些微微发热，就实在不记得了。
　　“这样吧，你先坐下。”他迟疑了一下，似乎有些郑重。随后，对旁边一位正做衣服的女裁缝说：
　　“丽莎，你停下，先给他做裤子。”“他”是指我的。
　　“我这就给你做上衣，马上就好的。你——坐。”他极麻利地把那块火一样大红大红的料子拿去了，同时极熟练地把我按到座上。
　　铺子里立刻充满了嘈嘈切切的声音。我觉得铺子里憋闷得很，我想做一次自由的深呼吸。而且，我似乎有些落寞了。
　　我很快地站起来，向外走去，匆匆的。出门时，我说：
　　“不忙，不忙，今天做不起，就明天。我还有另外一件要出去做的事呢。”
　　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是极勉强而又相当自然地回了一下头的。
　　还记得那裁缝很坚决地说：“不!今天一定做起的!”
　　出去的几个小时，我是踯躅在街上的。因为我其实没什么可做。回到裁缝铺时，夜幕降临好久了。
　　出乎意料，衣服半小时前就做好了。
　　按照娘的嘱咐，我约略地翻了一下做好的衣服，没什么。很快地付钱，急急地走出铺子。
　　回到家，深夜了。
　　娘还没睡，说我回得太迟了。然后娘要我试穿衣服，我不肯，娘就拿给姐姐看。娘说很好呢。
　　“这就是么?”姐姐指着衣服问我。
　　我点点头。姐姐没说什么，仔细看了一会儿，抬头若有所思地说：
　　“咱村二蛋也做这样的衣服。不过，我记得二蛋做的西服前襟儿是圆的，中山服的才方呢。你这个猛看是圆的，细看有些方。我还没见过。”
　　“新样儿呢。”娘说。
　　姐姐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
　　忽然，娘叫了一声：
　　“哎呀!三三，没剜扣眼儿呢。”
　　我一看，果然。当时怎么没见呢?
　　姐姐说：“咱们自己剜吧，不就是……”
　　“那怎行?再说，新样儿的衣服怎能配平常的扣眼儿呢?扣眼儿又怎锁呢?三三，你还是去城里，让那裁缝给剜吧。”娘白了姐姐一眼。
　　“我不想再跑了。”我低着头说。
　　“三三!”娘大声说，显得很生气了，“我和你说，你一定得去!”
　　于是，第五天，我又去了城里。等剜好扣眼儿，我一看，就是平常那样儿，锁法儿也一样。锁得粗了些。
　　回到家里，姐姐看了只轻轻“哼”了一声。娘没再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
　　开学那天，娘叫我把西服穿上，前后左右地看。我被娘看得有些笑了，娘也就笑了起来。
　　去学校的车上，一位女同学见我那身“落伍服”不见了，换了西服，就把我拉起来打量。
　　“呀，啧啧啧啧!可惜了布料子呢。扣眼儿像是闹着玩的；前襟儿不圆也不方，又不是圆中带方的，像是什么呢?再说，究竟是算西服还是算大衣，谁知道——”
　　她那“道”字没拉多长就停了，大约是我的脸色变了，大家都望着我。
　　我们就没再说什么，只听见火车的声音。
　　(选自《山西文学》2000年第2期)
　　
　　[简析]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读长而虚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读到《西服的故事》这篇短小实在的文字时，它给我们的慰藉是那样深。虽然这篇文字让人过多地感受到了生活的沉重和压抑。
　　作品截取的是“我”做西服的一段生活经历。但作品所写的并不只是“我”做西服的故事，而是我们做西服的故事。
　　作者用他那平实、娴熟的文笔，把真实的、无奈的生活赤裸裸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然而，作者又一点儿都不愿意明确地表露他对生活的观点。他把这种观点，深深地隐藏在对生活的沉默之中。不过，这种深深的沉默并不完全是作者对生活的不满，透过作品简洁的语言，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作者长期以来的生活体验，以及包括不满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感慨。
　　生活犹如一列火车，我们在它上面演出着各样的故事。每一次剧终，都仿佛火车驶过了山谷，一切又归于沉寂：山，还是那样壁立万仞：谷，也还是那样幽远深邃。
　　面对生活，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山西　郭秀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