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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而社会治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加之西部民族地区自身的特殊性，在社会治理上必须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本文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相关部门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上给予了大量的政策倾斜和支持，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西部民族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也正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逐步暴露了西部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基层地区，各种问题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使得社会矛盾越来越突显，这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必须转型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不断的探索创新、与时俱进，这对于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水平、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至关重要。
一、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效，但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传统的治理模式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治理观念不能与时俱进，社会治理主体缺位，社会治理法治化程度低、治理方式和手段单一等是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治理理念稍显落后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治理奉行高度一元化的管理模式，管理上高度集权，在动员社会各方和集中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国家重大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成分多元化和经济活力增强，尤其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转型加快，社会事务增多，传统的一元化社会管理模式解体，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不再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面临的情况相同，“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基本上囊括了我国西部的民族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迎来新的机遇，社会发展正在快速追赶东部、中部较发达的地区。但是目前西部大部分民族地区对社会治理缺乏应有的认识，很多地方习惯用传统理念进行社会治理，又或者更愿意用传统习俗认可的方式和手段解决社会冲突、纠纷及相关问题。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念转变的自觉性稍显不足。在基层社会治理上，西部民族地区有些基层干部把社会治理简单等同于社会治安，认为只要不出事，社會治理工作就做得很好。有的基层干部队伍不去探索社会治理方法，在处理重大、紧急事件上没有完备的应对措施。同时，很多西部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队伍很少外出学习，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不能与时俱进。
（二）治理主体缺位，公众参与度低
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将社会治理的主体分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众四类，政府是其中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主体。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就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提出了要求，社会组织要有治理社会的能力和担当社会责任的勇气。社会组织数量不足是民族地区面临的相同困境。根据中国社会组织大数据展示显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数量远少于东、中部地区。一些地区的社会组织参差不齐，多家社会组织年检不合格。社会组织的作用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另外公众的积极参与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群居现象普遍，少数民族与非少数民族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相熟的公众之间彼此了解，约定成俗的解决方式比较普遍。基层公众参与度低，尤其是农村地区，有的完全依靠政府，公众几乎是漠不关心，不能真正发挥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
（三）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较低
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基本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在一个基层治理单位中，大部分人或存有血缘关系，或有相同宗教信仰。基层事务的处理上“情”在“法，理”先的情形多于“法，理”先于“情”，在甘肃省临夏州就曾出现一村民不满村干部合理决策触犯自身利益，私下举报报复的行为。再有一些偏僻地区，自治组织的领头人甚至会因某些小利益包庇违法行为。
（四）治理方法落后、治理手段单一
我国目前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方法落后、治理手段单一。在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主要集中在政府权力部门的运用上，运用国家权力机关强制治理，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很少参与。长此以往，打击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不理解、不参与，即使有好的建议也不愿意提，基层治理方法手段的创新得不到支持，基层社会治理单一一元化的治理方式也就得不到改变。
二、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西部民族地区有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治理观念不能与时俱进，社会治理主体缺位，社会治理法治化程度低、治理方式和手段单一等问题在西部民族地区普遍存在，其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独特的自然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包括西南五省和西北五省以及广西和内蒙，其中西南五省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和重庆;西北五省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和陕西。从西部民族地区的地形特征来看，西部民族地区地理复杂多样，西南地区山川纵横，西北地区辽阔无垠，青藏高原起伏跌岩、严寒高拔。西部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西部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习俗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西部民族的地区基层生产力落后，产业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受限，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东中部地区相比较为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和贫困发生率高，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也就很难提高。 （二）民族地区社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影响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西部民族地区有多样化的社会组织，且这些组织是在各民族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对民族成员有较强的心理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些独特的社会组织用极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社会规范维系本民族的社会秩序。另外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大多保有自己原始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作为精神信仰深刻影响一个民族的情感、心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民族认同，一旦形成不会轻易改变。这导致民族地区在基层社会事务上，更习惯于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解决社会问题，法治化手段让位于社会规范。
（三）社会治安的不稳定性制约了其他治理主体积极作用的发挥
西部民族地区宗教文化盛行，宗教在规范其成员的社会行为的同时，由于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会造成彼信仰与此信仰、信教者与非信教者的冲突和矛盾，一些非法的宗教活动始终存在。给当地的社会稳定带来挑战，社会治理的环境非常复杂，需要政府的强制力来制约群众，缓解冲突和矛盾，这也使得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更加积极。社会组织、市场和公众无法调节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也就无法有效的发挥。
（四）长期历史习惯制约了社会治理方法、手段的创新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西部民族地区独特的思想文化。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靠近边境线，生活着不少的跨境民族，境外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受地缘环境的制约，与东部、中部思想的交流碰撞有限，受限于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独具特色的民族观念，在基层社会治理上传统历史影响较大，在治理方法和治理手段上具有历史传承性，制约了社会治理方法、手段的创新。
三、创新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一环，关乎社会治理整体实效。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需要创新基层治理理念，探索基层治理新的路径，建立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机制，更要坚持“法治化”原则。
（一）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強化教育引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治理观的指导。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治理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对物质生活的依赖程度降低，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社会观念随之转变，有利于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其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文化中的引领作用。最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指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推动民族认同，为西部民族地区的民族融合提供坚实基础。
转变社会治理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观。基层社会治理涉及到社会关系的调节、社会行为的规范以及社会矛盾的化解，而这一切都与人有关，都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归根到底，社会治理中人是关键，所以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观，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二）明确治理主体，建立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机制
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党的领导，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领导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不断强化基层政府在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配合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研究专家俞可平提出：“中国的治理主体已经多元化，但是在所有治理主体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4]他又指出：“无论从历史传统看，还是从现实生活看，政府和公共权力部门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公共治理或政府治理对中国社会来说，其作用甚至比西方社会更重要。 ”[5]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党的领导。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政府要努力解决好民生问题。要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基层人民群众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基层人民群众来说至关重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吃得饱、穿得暖、睡得好。另外，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需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和支持，要充分发挥好居委会、村委会的积极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信仰有利于化解西部民族地区的某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特定环境中积极将宗教信仰转化为社会力量，推动国家方针政策的落实。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政府应当提供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决策途径，尤其是涉及基层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应该多听听人民群众的声音，了解基层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争取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再做决定，这样既能充分体现民主，又能更好解决问题。
（三）坚持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要紧紧围绕这个布局，把法制建设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始终，实施源头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步形成多样化、多元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坚持依法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要牢牢把握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在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组织基层干部队伍学习法律知识，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强化基层干部队伍和基层群众的法律责任意识。
强化公共服务部门公共服务意识，建立完整的考核机制体系，与基层干部队伍薪资和晋升挂钩;同时，加强监管，针对个别干部服务表现开展全员学习教育警示。
（四）创新治理方法和治理手段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新的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得以迅速发展，科学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之现在是信息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要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整合社会信息，形成统一的信息交流平台，构建新的社会治理体系。
创新基层干部队伍社会治理的方法和手段。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情况，基层干部队伍要开动脑筋，建立源头治理、依法治理、系统治理、动态治理和综合治理的思维方式，切实创新社会治理的方法和手段。
促进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向透明化转变。社会环境在变，基层政府的治理方式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停滞不前。基层政府的权力运用要透明化，要有完整的监督体系，要让基层政府的权力运用经得起检验、耐得住检验;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要透明化，基层政府要提供完成、准确的办事指南、服务过程和服务结果都要展现在公共视野下。
参考文献：
[1] 马正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以积石山县为例[J].中国民族报报，2017（7）.
[2] 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1）.
[3] 沈忻昕.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J].辽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2015（3）.
[4] 俞可平.中国治理30年（1978-2008）.[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9） .
[5] 俞可平.中国治理评估框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2008（6）.
[6] 王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历史考察[J].科学社会主义，2013（6）：102-106.
作者简介：
孙再护，男，1995.09.19，汉族，云南，硕士在读，北方民族大学，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地区发展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相关部门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上给予了大量的政策倾斜和支持，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西部民族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也正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逐步暴露了西部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基层地区，各种问题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使得社会矛盾越来越突显，这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必须转型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不断的探索创新、与时俱进，这对于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水平、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至关重要。
一、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效，但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传统的治理模式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治理观念不能与时俱进，社会治理主体缺位，社会治理法治化程度低、治理方式和手段单一等是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治理理念稍显落后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治理奉行高度一元化的管理模式，管理上高度集权，在动员社会各方和集中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国家重大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成分多元化和经济活力增强，尤其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转型加快，社会事务增多，传统的一元化社会管理模式解体，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不再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面临的情况相同，“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基本上囊括了我国西部的民族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迎来新的机遇，社会发展正在快速追赶东部、中部较发达的地区。但是目前西部大部分民族地区对社会治理缺乏应有的认识，很多地方习惯用传统理念进行社会治理，又或者更愿意用传统习俗认可的方式和手段解决社会冲突、纠纷及相关问题。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念转变的自觉性稍显不足。在基层社会治理上，西部民族地区有些基层干部把社会治理简单等同于社会治安，认为只要不出事，社會治理工作就做得很好。有的基层干部队伍不去探索社会治理方法，在处理重大、紧急事件上没有完备的应对措施。同时，很多西部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队伍很少外出学习，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不能与时俱进。
（二）治理主体缺位，公众参与度低
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将社会治理的主体分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众四类，政府是其中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主体。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就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提出了要求，社会组织要有治理社会的能力和担当社会责任的勇气。社会组织数量不足是民族地区面临的相同困境。根据中国社会组织大数据展示显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数量远少于东、中部地区。一些地区的社会组织参差不齐，多家社会组织年检不合格。社会组织的作用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另外公众的积极参与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群居现象普遍，少数民族与非少数民族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相熟的公众之间彼此了解，约定成俗的解决方式比较普遍。基层公众参与度低，尤其是农村地区，有的完全依靠政府，公众几乎是漠不关心，不能真正发挥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
（三）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较低
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基本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在一个基层治理单位中，大部分人或存有血缘关系，或有相同宗教信仰。基层事务的处理上“情”在“法，理”先的情形多于“法，理”先于“情”，在甘肃省临夏州就曾出现一村民不满村干部合理决策触犯自身利益，私下举报报复的行为。再有一些偏僻地区，自治组织的领头人甚至会因某些小利益包庇违法行为。
（四）治理方法落后、治理手段单一
我国目前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方法落后、治理手段单一。在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主要集中在政府权力部门的运用上，运用国家权力机关强制治理，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很少参与。长此以往，打击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不理解、不参与，即使有好的建议也不愿意提，基层治理方法手段的创新得不到支持，基层社会治理单一一元化的治理方式也就得不到改变。
二、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西部民族地区有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治理观念不能与时俱进，社会治理主体缺位，社会治理法治化程度低、治理方式和手段单一等问题在西部民族地区普遍存在，其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独特的自然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包括西南五省和西北五省以及广西和内蒙，其中西南五省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和重庆;西北五省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和陕西。从西部民族地区的地形特征来看，西部民族地区地理复杂多样，西南地区山川纵横，西北地区辽阔无垠，青藏高原起伏跌岩、严寒高拔。西部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西部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习俗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西部民族的地区基层生产力落后，产业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受限，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东中部地区相比较为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和贫困发生率高，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也就很难提高。 （二）民族地区社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影响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西部民族地区有多样化的社会组织，且这些组织是在各民族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对民族成员有较强的心理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些独特的社会组织用极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社会规范维系本民族的社会秩序。另外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大多保有自己原始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作为精神信仰深刻影响一个民族的情感、心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民族认同，一旦形成不会轻易改变。这导致民族地区在基层社会事务上，更习惯于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解决社会问题，法治化手段让位于社会规范。
（三）社会治安的不稳定性制约了其他治理主体积极作用的发挥
西部民族地区宗教文化盛行，宗教在规范其成员的社会行为的同时，由于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会造成彼信仰与此信仰、信教者与非信教者的冲突和矛盾，一些非法的宗教活动始终存在。给当地的社会稳定带来挑战，社会治理的环境非常复杂，需要政府的强制力来制约群众，缓解冲突和矛盾，这也使得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更加积极。社会组织、市场和公众无法调节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也就无法有效的发挥。
（四）长期历史习惯制约了社会治理方法、手段的创新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西部民族地区独特的思想文化。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靠近边境线，生活着不少的跨境民族，境外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受地缘环境的制约，与东部、中部思想的交流碰撞有限，受限于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独具特色的民族观念，在基层社会治理上传统历史影响较大，在治理方法和治理手段上具有历史传承性，制约了社会治理方法、手段的创新。
三、创新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一环，关乎社会治理整体实效。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需要创新基层治理理念，探索基层治理新的路径，建立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机制，更要坚持“法治化”原则。
（一）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強化教育引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治理观的指导。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治理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对物质生活的依赖程度降低，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社会观念随之转变，有利于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其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文化中的引领作用。最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指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推动民族认同，为西部民族地区的民族融合提供坚实基础。
转变社会治理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观。基层社会治理涉及到社会关系的调节、社会行为的规范以及社会矛盾的化解，而这一切都与人有关，都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归根到底，社会治理中人是关键，所以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观，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二）明确治理主体，建立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机制
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党的领导，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领导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不断强化基层政府在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配合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研究专家俞可平提出：“中国的治理主体已经多元化，但是在所有治理主体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4]他又指出：“无论从历史传统看，还是从现实生活看，政府和公共权力部门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公共治理或政府治理对中国社会来说，其作用甚至比西方社会更重要。 ”[5]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党的领导。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政府要努力解决好民生问题。要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基层人民群众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基层人民群众来说至关重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吃得饱、穿得暖、睡得好。另外，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需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和支持，要充分发挥好居委会、村委会的积极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信仰有利于化解西部民族地区的某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特定环境中积极将宗教信仰转化为社会力量，推动国家方针政策的落实。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政府应当提供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决策途径，尤其是涉及基层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应该多听听人民群众的声音，了解基层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争取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再做决定，这样既能充分体现民主，又能更好解决问题。
（三）坚持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要紧紧围绕这个布局，把法制建设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始终，实施源头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步形成多样化、多元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坚持依法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要牢牢把握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在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组织基层干部队伍学习法律知识，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强化基层干部队伍和基层群众的法律责任意识。
强化公共服务部门公共服务意识，建立完整的考核机制体系，与基层干部队伍薪资和晋升挂钩;同时，加强监管，针对个别干部服务表现开展全员学习教育警示。
（四）创新治理方法和治理手段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新的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得以迅速发展，科学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之现在是信息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要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整合社会信息，形成统一的信息交流平台，构建新的社会治理体系。
创新基层干部队伍社会治理的方法和手段。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情况，基层干部队伍要开动脑筋，建立源头治理、依法治理、系统治理、动态治理和综合治理的思维方式，切实创新社会治理的方法和手段。
促进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向透明化转变。社会环境在变，基层政府的治理方式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停滞不前。基层政府的权力运用要透明化，要有完整的监督体系，要让基层政府的权力运用经得起检验、耐得住检验;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要透明化，基层政府要提供完成、准确的办事指南、服务过程和服务结果都要展现在公共视野下。
参考文献：
[1] 马正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以积石山县为例[J].中国民族报报，2017（7）.
[2] 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1）.
[3] 沈忻昕.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J].辽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2015（3）.
[4] 俞可平.中国治理30年（1978-2008）.[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9） .
[5] 俞可平.中国治理评估框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2008（6）.
[6] 王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历史考察[J].科学社会主义，2013（6）：102-106.
作者简介：
孙再护，男，1995.09.19，汉族，云南，硕士在读，北方民族大学，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地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