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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来到联合国
我生在青海，自小家境殷实，父母宠爱，那个时候的我像一个任性、骄傲、目空一切的小公主，母亲总是担忧地说：“这孩子将来能干嘛呀，出去要饭部找不着门!”
让母亲没想到的是，我不仅考上了复旦大学社会系，2002年毕业后又自作主张地回绝了留校分配，远赴重洋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2005年6月的一天，电话铃声大作，一位女士操着法国口音的英文说：“我们是联合国职员申请办公室，收到了你的网上申请，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其他安排?”我这才想起自己在网上应聘的事情，却想不起来怎么会把资料发到联合国的网站，反正不管它了，先实习一下见见世面好。
当年7月，我去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办签证，结果被拒签，理由是我的社会学学历和到联合国总部人力资源部的工作没有关系，那份联合国电子和约书也不能帮到自己，可是第二次签证时间已超过合约规定的一个月了!大使馆在最热闹的牛津街上，我却一个人躲进电话亭里哭着给家人打电话。
回到住处，我马上写了三封Email。第一封写给美国大使，申诉我的遭遇；第二封写给中国大使馆求助；第三封写给联合国说明情况，希望他们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解决签证问题。
三封信果然有效，联合国居然特地帮我发传真给美国使馆，表示非常支持我。很快，我接到美国使馆的“紧急约见”通知。8月7日我去重新签证，顺利通过了。
原本不是循规蹈矩的人
8月19日抵达纽约，来接我的是位德国实习生，身份是“实习生协调员”。之前，我已经把表格传真给联合国，所以办证件很顺利。见识了联合国安检通道的厉害，背包和外衣要检查，男士的皮带、女士盘起的长发也要查个仔细。
联合国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浓缩到了一起。我所在的人力资源部有70多位同事，分别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印度、埃塞俄比亚、菲律宾、阿根廷、日本、泰国等等．倒是“地主”——美国同事成了少数派。每天，穿着不同民族服饰的人们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常常让我以为自己置身干某个时装展览会。
刚到联合国时，同事们的热情问候让我这个中国人不太习惯，尤其是吻面礼，有的吻一边，有的吻两边，有的嘴里要啧啧出声，有的不能出声，真是花样繁多。
和同事相处的时间长了，我发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时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日本同事非常注重细节；印度同事有不同意见不一定会当面提；中国人一般给大家的印象是踏实努力，因此，常常有同事劝导我不要光干不说。我非常尊重这里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尽量控制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情，希望受到同仁的尊敬。
最难忍受的是对未来的茫然，我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更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达到那个位置。我最怕纽约的雨天，淅淅沥沥的雨声让自己感到分外无助和孤独。有一个下雨的晚上，我跑到雨地里疯走，我多么渴望能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温暖的去处，可是没有……那段疲于奔命的生活，那种万劫不复的感觉，让我在几年之后还是由衷地说：“纽约教育了我，世界扒了我——那层清高、浮躁、青涩的皮。”
做猎头的日子很快乐
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是英文和法文，必须熟练掌握其中一种。为了鼓励工作人员学习其他语言，联合国提供免费了教学课程，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较为热门，中文也颇有拥趸。我得天独厚地掌握了最让老外头疼的中文，于是多次组织职员去南京游学，而学习中文一度成了许多同事津津乐道的话题。
同事们工作起来非常“疯狂”，比如我的上司——瑞典人约翰，我一度怀疑他根本就是住在办公室里的，每天早上9点我到办公室时他在，晚上我走时，他还没有离开。
人力资源部门就像是联合国的“猎头”，每年的国际公务员考试就是在我们部完成的。考试通过的申请者会进入花名册，如果有合适职位，我们就会把相关简历发给各部门。我的日常工作是和这些申请者联系，回答各种各样的疑问。
有录取者从各国而来，联合国提供搬家费和补贴，如果录取者有家眷(限于配偶和孩子)，还有额外补助。
在联合国当雇员，薪水十分丰厚，既使是翻译、打字员之类的小职员，也能在纽约购房买车。所以，几乎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希望自己能到联合国“打工”。我们部门可是大权在握，每次看到联台国需要的各种人才被我们顺利“挖”到，源源不断地被派往世界各地执行任务，我这个“猎头”都会产生一种成就感。
不久前，联合国召开成立60周年峰会，100多个国家的首脑云集，全球2500多家媒体报道。峰会第一天，我凌晨4点钟起床，从郊区的住处搭乘纽约的通宵地铁到联合国总部大厦，为CCTV的转播活动进行全程协助。
因为生活节奏快，在联合国“打工”十分辛苦。当然工作之余，我们这些年轻人也会出去放松一下。同事们会相约去曼哈顿中心附近不远的酒吧，叫上一瓶啤酒，看看电视，听听音乐，聊些好莱坞美女和足球明星的妙事，倒也乐趣无穷。
与比利时帅哥的恋情
同事中有一位长相英俊的比利时帅哥凯斯，正直豪爽且乐于助人，在业务上给过我不少帮助。一个星期天，他从住处打来电话，邀请我去吃“全美国最地道的西餐”，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兴趣。
电话里，凯斯告诉了我一个花园小区的楼号和房间号，他说请我吃饭的地方不是公开营业的西餐厅，而是一家私房菜馆——意味着精美、独特和限量供应。
当我按图索骥来到目的地时，凯斯迎出门，一股难以形容的香味夺门而出，客厅里摆着一张餐桌，银烛台上烛光摇曳，雪白的餐布、亮铮铮的不锈钢餐具，桌子中间还有一支羞涩的郁金香。餐桌前只有一张椅子，凯斯请我入座，他告诉我，今天的主厨就是他自己，希望我能有好胃口。原来，所谓的私房菜馆是凯斯的家，系着白色围裙的他一趟趟往返于客厅与厨房，将五花八门的原料料理成精美的西餐，一一呈现在餐桌上。
餐前小吃是迷你马苏里拉串和金汤力酒，马苏里拉迷你球、小西红柿、橄榄用竹签串起来，吃着很爽口，颜色也很靓；金酒和汤力水1:2的比例使得鸡尾酒醇香又清凉，非常开胃。接下来登场的是三文鱼西柚沙拉、比利时肉丸子、煎香蕉冰激凌，最后配上一碗巧克力慕丝。
意大利千层面、煎猪外脊配培根、奶酪菠菜意式面、煎牛犊肉配土豆、牛油果墨西哥酱、地中海派……一个月吃下来，我的心彻底被凯斯征服了——嫁给他，就等于嫁了一流的厨师，这辈子都不用为煎炒烹炸劳心费力了。在凯斯美食加柔情的攻势下，我们终于开始了超越友谊的接触。
后来，我们在纽约买下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开始热火朝天地装修。大到房间背景的格调、小到橱柜拉手的样式，我们都亲历亲为，任何一个细节都不马虎。
我小时候学过油画，尽管已经搁置多年，可当木工在家打家具的时候，我灵感迭现——油漆和油画应该可以曲径通幽吧?我先在一块木板上试验，油漆反复打磨了七八次，干了，用砂轮磨掉，再用很淡的水彩颜色刷漆。一个月后，木板竟然像油画一样充满了质感和层次。试验成功后，家里的家具全部由我亲自上漆，我把很丰富的颜色沁在木纹里面，反复摩擦平面的家具在做完油漆后产生了三维效果，很有冲击力。我的杰作惊得凯斯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亲爱的，没想到你还有艺术家的天赋!
两地分居是很多联合国雇员的生活方式。有一对印度夫妇已经50多岁了，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孟买。因为两个人都不愿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只能过“牛郎织女”的生活。不过，同这对亚洲夫妻相比，欧洲人就“实际”多了。好几个北欧来的女同事都是拖家带口的，她们的丈夫甘愿辞去体面的工作，在纽约的新家当“超级奶爸”。
我是幸运的，现在已成为联合国总部的正式雇员，还能和心爱的丈夫朝夕相处。
编辑：魏 光
我生在青海，自小家境殷实，父母宠爱，那个时候的我像一个任性、骄傲、目空一切的小公主，母亲总是担忧地说：“这孩子将来能干嘛呀，出去要饭部找不着门!”
让母亲没想到的是，我不仅考上了复旦大学社会系，2002年毕业后又自作主张地回绝了留校分配，远赴重洋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2005年6月的一天，电话铃声大作，一位女士操着法国口音的英文说：“我们是联合国职员申请办公室，收到了你的网上申请，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其他安排?”我这才想起自己在网上应聘的事情，却想不起来怎么会把资料发到联合国的网站，反正不管它了，先实习一下见见世面好。
当年7月，我去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办签证，结果被拒签，理由是我的社会学学历和到联合国总部人力资源部的工作没有关系，那份联合国电子和约书也不能帮到自己，可是第二次签证时间已超过合约规定的一个月了!大使馆在最热闹的牛津街上，我却一个人躲进电话亭里哭着给家人打电话。
回到住处，我马上写了三封Email。第一封写给美国大使，申诉我的遭遇；第二封写给中国大使馆求助；第三封写给联合国说明情况，希望他们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解决签证问题。
三封信果然有效，联合国居然特地帮我发传真给美国使馆，表示非常支持我。很快，我接到美国使馆的“紧急约见”通知。8月7日我去重新签证，顺利通过了。
原本不是循规蹈矩的人
8月19日抵达纽约，来接我的是位德国实习生，身份是“实习生协调员”。之前，我已经把表格传真给联合国，所以办证件很顺利。见识了联合国安检通道的厉害，背包和外衣要检查，男士的皮带、女士盘起的长发也要查个仔细。
联合国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浓缩到了一起。我所在的人力资源部有70多位同事，分别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印度、埃塞俄比亚、菲律宾、阿根廷、日本、泰国等等．倒是“地主”——美国同事成了少数派。每天，穿着不同民族服饰的人们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常常让我以为自己置身干某个时装展览会。
刚到联合国时，同事们的热情问候让我这个中国人不太习惯，尤其是吻面礼，有的吻一边，有的吻两边，有的嘴里要啧啧出声，有的不能出声，真是花样繁多。
和同事相处的时间长了，我发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时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日本同事非常注重细节；印度同事有不同意见不一定会当面提；中国人一般给大家的印象是踏实努力，因此，常常有同事劝导我不要光干不说。我非常尊重这里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尽量控制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情，希望受到同仁的尊敬。
最难忍受的是对未来的茫然，我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更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达到那个位置。我最怕纽约的雨天，淅淅沥沥的雨声让自己感到分外无助和孤独。有一个下雨的晚上，我跑到雨地里疯走，我多么渴望能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温暖的去处，可是没有……那段疲于奔命的生活，那种万劫不复的感觉，让我在几年之后还是由衷地说：“纽约教育了我，世界扒了我——那层清高、浮躁、青涩的皮。”
做猎头的日子很快乐
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是英文和法文，必须熟练掌握其中一种。为了鼓励工作人员学习其他语言，联合国提供免费了教学课程，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较为热门，中文也颇有拥趸。我得天独厚地掌握了最让老外头疼的中文，于是多次组织职员去南京游学，而学习中文一度成了许多同事津津乐道的话题。
同事们工作起来非常“疯狂”，比如我的上司——瑞典人约翰，我一度怀疑他根本就是住在办公室里的，每天早上9点我到办公室时他在，晚上我走时，他还没有离开。
人力资源部门就像是联合国的“猎头”，每年的国际公务员考试就是在我们部完成的。考试通过的申请者会进入花名册，如果有合适职位，我们就会把相关简历发给各部门。我的日常工作是和这些申请者联系，回答各种各样的疑问。
有录取者从各国而来，联合国提供搬家费和补贴，如果录取者有家眷(限于配偶和孩子)，还有额外补助。
在联合国当雇员，薪水十分丰厚，既使是翻译、打字员之类的小职员，也能在纽约购房买车。所以，几乎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希望自己能到联合国“打工”。我们部门可是大权在握，每次看到联台国需要的各种人才被我们顺利“挖”到，源源不断地被派往世界各地执行任务，我这个“猎头”都会产生一种成就感。
不久前，联合国召开成立60周年峰会，100多个国家的首脑云集，全球2500多家媒体报道。峰会第一天，我凌晨4点钟起床，从郊区的住处搭乘纽约的通宵地铁到联合国总部大厦，为CCTV的转播活动进行全程协助。
因为生活节奏快，在联合国“打工”十分辛苦。当然工作之余，我们这些年轻人也会出去放松一下。同事们会相约去曼哈顿中心附近不远的酒吧，叫上一瓶啤酒，看看电视，听听音乐，聊些好莱坞美女和足球明星的妙事，倒也乐趣无穷。
与比利时帅哥的恋情
同事中有一位长相英俊的比利时帅哥凯斯，正直豪爽且乐于助人，在业务上给过我不少帮助。一个星期天，他从住处打来电话，邀请我去吃“全美国最地道的西餐”，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兴趣。
电话里，凯斯告诉了我一个花园小区的楼号和房间号，他说请我吃饭的地方不是公开营业的西餐厅，而是一家私房菜馆——意味着精美、独特和限量供应。
当我按图索骥来到目的地时，凯斯迎出门，一股难以形容的香味夺门而出，客厅里摆着一张餐桌，银烛台上烛光摇曳，雪白的餐布、亮铮铮的不锈钢餐具，桌子中间还有一支羞涩的郁金香。餐桌前只有一张椅子，凯斯请我入座，他告诉我，今天的主厨就是他自己，希望我能有好胃口。原来，所谓的私房菜馆是凯斯的家，系着白色围裙的他一趟趟往返于客厅与厨房，将五花八门的原料料理成精美的西餐，一一呈现在餐桌上。
餐前小吃是迷你马苏里拉串和金汤力酒，马苏里拉迷你球、小西红柿、橄榄用竹签串起来，吃着很爽口，颜色也很靓；金酒和汤力水1:2的比例使得鸡尾酒醇香又清凉，非常开胃。接下来登场的是三文鱼西柚沙拉、比利时肉丸子、煎香蕉冰激凌，最后配上一碗巧克力慕丝。
意大利千层面、煎猪外脊配培根、奶酪菠菜意式面、煎牛犊肉配土豆、牛油果墨西哥酱、地中海派……一个月吃下来，我的心彻底被凯斯征服了——嫁给他，就等于嫁了一流的厨师，这辈子都不用为煎炒烹炸劳心费力了。在凯斯美食加柔情的攻势下，我们终于开始了超越友谊的接触。
后来，我们在纽约买下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开始热火朝天地装修。大到房间背景的格调、小到橱柜拉手的样式，我们都亲历亲为，任何一个细节都不马虎。
我小时候学过油画，尽管已经搁置多年，可当木工在家打家具的时候，我灵感迭现——油漆和油画应该可以曲径通幽吧?我先在一块木板上试验，油漆反复打磨了七八次，干了，用砂轮磨掉，再用很淡的水彩颜色刷漆。一个月后，木板竟然像油画一样充满了质感和层次。试验成功后，家里的家具全部由我亲自上漆，我把很丰富的颜色沁在木纹里面，反复摩擦平面的家具在做完油漆后产生了三维效果，很有冲击力。我的杰作惊得凯斯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亲爱的，没想到你还有艺术家的天赋!
两地分居是很多联合国雇员的生活方式。有一对印度夫妇已经50多岁了，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孟买。因为两个人都不愿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只能过“牛郎织女”的生活。不过，同这对亚洲夫妻相比，欧洲人就“实际”多了。好几个北欧来的女同事都是拖家带口的，她们的丈夫甘愿辞去体面的工作，在纽约的新家当“超级奶爸”。
我是幸运的，现在已成为联合国总部的正式雇员，还能和心爱的丈夫朝夕相处。
编辑：魏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