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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前苏东阵营在内的转型国家现在正面临着转型的第二次浪潮，它将更加具体，微观，将会涉及行政和管理制度最细小的环节，以及国家、政府和公民的参与能力。
国家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制度的失败以及由此而来的转型，成为二战以来对人类经济和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一场变动。不论是原苏联东欧20国的政治经济转型，还是中国、蒙古和越南的经济改革，都展现了后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共同目标。当然，一些国家在转型后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却濒临经济崩溃和国家解体，这也造成了转型前十年关于两种不同转型路径孰优孰劣的大辩论。
如果从1989年波兰“圆桌会议”算起，苏东转型已持续了近20年。第二个十年与第一个十年最大的差异在于，不仅仅中东欧国家(CEE)的GDP增长率保持在4％以上的高水平，那些原先被视为改革困难户的独联体国家(CIS)的平均经济增长也创造了6.5％的新记录。这两类国家现在都想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速，并使之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维持下去，但两者的境遇却不完全一样：CEE国家目前已全部加入欧盟，而CIS国家仍然徘徊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大门外。
同样的转型为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转型的第二个十年，激荡人心的阵痛已经结束，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也逐步淡出，或许这时候能找到一个相对令人信服的答案。
历史文化的包袱
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世界经济体系的标志，是1949年苏联领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建立。在此之前，1947年7月到8月，苏联先后同捷、保、匈、阿、波、南、罗7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把以前流向西欧的大宗贸易转向了东欧，结果美、英、法与东欧的贸易在1947～1948年急剧下降，传统的东西方、尤其是东西欧之间的贸易被就此割断。为了与美国援助西欧复兴的“马歇尔计划”相对应，这些协定被统称为“莫洛托夫计划”。两种模式经济制度的竞争也从此拉开了帷幕。
1949年，在美国倡导的关贸总协定组织成立后的第二年，苏联正式建立经互会，斯大林还专门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来为之辩护。1957年欧共体《罗马条约》签署，同年经互会通过《委员会章程》，开始作为一个国际经济组织正式运行，欧洲也首次出现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一体化运动。通过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共同计划活动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基本原则”，苏联能够对各成员国的5年计划进行协调，从而为最大限度地满足集团经济(主要是苏联经济)的目标服务，但东欧国家却因此无法融入世界市场，其对外经济关系被最大限度地局限在经互会内部，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贸易体系。
50年代中期，借赫鲁晓夫推行非斯大林化政策的东风，波兰的哥穆卡夫、匈牙利的纳吉开始了东欧的第一次改革，但这次改革主要是为清除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后果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并未对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本身构成挑战。东欧的第二次改革浪潮发生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代表人物是匈牙利的科尔奈、波兰的布鲁斯、捷克的锡克，尤其是后者，在1968年的《行动纲领》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理论。尽管改革因苏联入侵捷克而被迫中断，但这次改革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东欧国家虽然在苏联的强压下，不得不继续奉行经互会体制，但它们也开始自发地寻求与西方的市场经济贸易，并在70年代末大范围地展开，这成为东欧国家后来转型的基础。
前两次改革失败的例子表明，只有在前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持续弱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允许甚至是推进新一轮改革的情况。随着1986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对外政策的推行，转轨终于适时地发生了，由此而来的强烈示范效应和政治压力在整个地区内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反过来影响到作为经互会核心的苏联。1990年7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自1991年1月1日起与经互会双边贸易传统的转账方式将改为按世界市场价格以硬通货现金交易，东欧国家虽然对苏联的这一突然决定始料不及，但并未加以反对。1991年6月28日经互会9国签署解散经互会议定书，有史以来最大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一体化组织寿终正寝。
尽管深受经互会和苏联压迫，但CEE国家由于相对的主权独立，受苏联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CIS国家，其资源配置也并不是完全用于军重工业，再加上东欧各国—直没有放弃过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因此其市场化程度远远高于后者。这决定了CEE国家和CIS国家在转轨起点上的不同，从而也间接决定了它们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乃至到目前为止转型成果的差异。
200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转型的第一个十年”研讨会上，就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远不是铁板一块，它是由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资源条件的国家组成的，因而各国在转轨的出发点、战略及成果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因素造成的差别甚至在CEE国家中也同样存在，比如，捷克、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在历史文化传统上更趋向于西欧的国家，他们在转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付出的代价，就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斯拉夫势力范围的国家不同。所以，尽管所有的苏东阵营国家都与中央计划体制决裂了，但对它们来说，市场经济在不同历史文化中的适应性却并不相同，它们各自拥抱市场经济的方式和节拍自然有所区别。
制度建设的欠账
转型战略通常都建立在三个支柱上：自由化；制度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各国转型的最终成果如何，往往不取决于转型战略设计的好坏，而取决于各国的特殊经济条件和政治构造，包括法律、金融制度及有为政府这样一些基本的机构是否健全。
根据转型成果的不同，原苏东阵营的转型国家可划分为5个不同的类型。
东德是第一种。与西德合并后，在市场经济方面已基本赶上西德的水平，可以说已经全面融入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中。
5个中南欧国家则是第二种，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它们尽管没有东德那么顺利，但同样在转型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以波兰为例，作为苏东阵营的第一个转轨国家，在经过最初两年的剧烈休克疗法后，改革进程一度放慢，但在1998年后，改革再次大踏步开始，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即使现在回过头来看，仍然可以说，波兰的转型是成功和富有效率的，尽管转型的进程与当初预想的有很大区别。
巴尔干国家是第三种。比较典型的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损失惨重，GDP一度只有转型前的1／3。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建设的缺失，尤其是金融制度的缺失，对经济改革的成功实施造成了很大损害。因此，它们尽管差强人意地建构起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制度建设上的缺失，很难说转轨已经完成。另一方面，波黑、 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两个新独立的前南斯拉夫成员国，则因为国家解体和随之而来的战争而陷入不停的动荡局面，但在2003年彻底埋葬前宗主国后，该地区的新独立国家已经开始重建工作。2006年黑山共和国通过和平方式独立，证明该地区的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前苏联的3个斯拉夫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是第四种类型。以俄罗斯为代表，在最初的剧烈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后，国家进入一个漫长的“失败”时期，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制度建设无法得到实施，这不仅造成宏观经济无法稳定的恶果，而且因为没能确保经济改革彻底地进行，对下一步的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斯拉夫国家转型困难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经济改革缺乏支持，政治转型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和推动经济改革的进行，但从实际效应来看，政治斗争反而影响了经济改革的实施。
最后，高加索和中亚的贫穷、弱小国家构成了第五种类型。尽管同样经历了苏联解体带来的政治经济休克，但它们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仍举步维艰，换句话说，它们的转型才刚刚开始。
在对原苏东阵营的国家近20年的转型经历作一番回顾后，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转型对这些国家的改变是深刻的，广泛的，并且正渗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制度。同样，这些国家的失败和付出的代价也让所有转型国家都认识到，转型并不简单意味着让自由市场的力量独自主宰其命运，市场作为目标不能通过将其自身作为工具而达到。即使像波兰这样比较成功的转型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其产出也一直在大幅下跌，直到1998年国家再次介入后，经济才获得恢复并进而进入了持续增长时期。总的来说，转型在个别国家最初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结构改革，而在这最初的阶段之后，转型要继续成功则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各国内部环境和强有力的制度建设。
新的发展机遇期
从上述对原苏东阵营5类转型国家的划分来看，取得先发优势的都是在历史文化方面与西欧接近的中东欧国家，它们的政改和经改已步入良性循环；拖后腿的基本上是前苏联最初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它们的政治制度还不稳定，经济也时好时糟。但这一评判是就近20年的总体情况而言，而在最近几年，随着前苏联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制度建设的加强，风向已经开始有利于后面这些国家。
据IMP公布的2005年GDP增长率排名，前十位国家依次是阿塞拜疆、安哥拉、亚美尼亚、阿富汗、拉脱维亚、中国、爱沙尼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委内瑞拉。这其中，有6国属于前苏联国家，阿塞拜疆更以2005年GDP增长26.4％，2006年增长34.5％的超高速度蝉联世界第一。
具体来看，亚美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都是小国，增长偏快可以理解；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作为大国，得益于政治相对稳定和能源价格飙升，已驶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土库曼斯坦“关起门来谋发展”，成绩也不错，但存在以邻为壑的隐忧；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政局摇摆不定，经济表现一般；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则深受宗教极端势力的困扰，依然徘徊在贫困线上。
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是，在当前网络科技和金融制度的创新濒临阶段性透支之后，世界经济的增长已经越来越依赖于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结合，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联国家和“金砖四国”(“BRICS”，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在这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在2005年增长排行榜上，前苏联有6国打人前十，就部分印证了这一点。对CIS国家而言，如能利用这一战略发展机遇期适时调整而不是固化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利用“自然资源红利”使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在苏维埃的旧墙角下扎根，从而推动整个国家与国际主流制度接轨，则经济将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否则像尼日利亚那样先富后贫的发展漩涡将难以避免。
2002年世行关于转型国家的第二份发展报告，除了确认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外，更多地提到了作为不同个体的转型国家的成败得失。那些在转型道路上走得较早的国家现在已经加入了欧盟这样的发达市场经济共同体，而那些动身相对较晚，改革也更为迟缓的国家却仍然没有被世界经济体系所完全接纳(世贸成员国的资格就是明证)。显然，它们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从未有过先例的历史进程，因此，许多国家这一进程还远远未完成是可以理解的。回过头来看二战结束十年后的西欧，当时西欧国家在经济和金融自由化上所取得的进展同样非常有限，对价格和流通领域的控制在这些国家甚至持续到70年代末，时间长达30年之久。但现在它们不仅已成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建立起一个世界上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共同体。而50年前，两次大战带给它们的经济废墟，其严重程度绝对不亚于转轨国家在休克疗法过后最初的窘境。
包括前苏东阵营在内的转型国家现在正面临着转型的第二次浪潮，它将更加具体，微观，将会涉及行政和管理制度最细小的环节，以及国家、政府和公民的参与能力。在这一发展机遇期里，转型国家之间的区别将更加明显，差距也将进一步拉大，现时的领先者如不注意汲取20世纪以来的经验教训，很可能会被自己暂时的成功所击败。
国家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制度的失败以及由此而来的转型，成为二战以来对人类经济和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一场变动。不论是原苏联东欧20国的政治经济转型，还是中国、蒙古和越南的经济改革，都展现了后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共同目标。当然，一些国家在转型后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却濒临经济崩溃和国家解体，这也造成了转型前十年关于两种不同转型路径孰优孰劣的大辩论。
如果从1989年波兰“圆桌会议”算起，苏东转型已持续了近20年。第二个十年与第一个十年最大的差异在于，不仅仅中东欧国家(CEE)的GDP增长率保持在4％以上的高水平，那些原先被视为改革困难户的独联体国家(CIS)的平均经济增长也创造了6.5％的新记录。这两类国家现在都想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速，并使之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维持下去，但两者的境遇却不完全一样：CEE国家目前已全部加入欧盟，而CIS国家仍然徘徊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大门外。
同样的转型为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转型的第二个十年，激荡人心的阵痛已经结束，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也逐步淡出，或许这时候能找到一个相对令人信服的答案。
历史文化的包袱
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世界经济体系的标志，是1949年苏联领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建立。在此之前，1947年7月到8月，苏联先后同捷、保、匈、阿、波、南、罗7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把以前流向西欧的大宗贸易转向了东欧，结果美、英、法与东欧的贸易在1947～1948年急剧下降，传统的东西方、尤其是东西欧之间的贸易被就此割断。为了与美国援助西欧复兴的“马歇尔计划”相对应，这些协定被统称为“莫洛托夫计划”。两种模式经济制度的竞争也从此拉开了帷幕。
1949年，在美国倡导的关贸总协定组织成立后的第二年，苏联正式建立经互会，斯大林还专门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来为之辩护。1957年欧共体《罗马条约》签署，同年经互会通过《委员会章程》，开始作为一个国际经济组织正式运行，欧洲也首次出现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一体化运动。通过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共同计划活动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基本原则”，苏联能够对各成员国的5年计划进行协调，从而为最大限度地满足集团经济(主要是苏联经济)的目标服务，但东欧国家却因此无法融入世界市场，其对外经济关系被最大限度地局限在经互会内部，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贸易体系。
50年代中期，借赫鲁晓夫推行非斯大林化政策的东风，波兰的哥穆卡夫、匈牙利的纳吉开始了东欧的第一次改革，但这次改革主要是为清除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后果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并未对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本身构成挑战。东欧的第二次改革浪潮发生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代表人物是匈牙利的科尔奈、波兰的布鲁斯、捷克的锡克，尤其是后者，在1968年的《行动纲领》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理论。尽管改革因苏联入侵捷克而被迫中断，但这次改革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东欧国家虽然在苏联的强压下，不得不继续奉行经互会体制，但它们也开始自发地寻求与西方的市场经济贸易，并在70年代末大范围地展开，这成为东欧国家后来转型的基础。
前两次改革失败的例子表明，只有在前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持续弱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允许甚至是推进新一轮改革的情况。随着1986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对外政策的推行，转轨终于适时地发生了，由此而来的强烈示范效应和政治压力在整个地区内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反过来影响到作为经互会核心的苏联。1990年7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自1991年1月1日起与经互会双边贸易传统的转账方式将改为按世界市场价格以硬通货现金交易，东欧国家虽然对苏联的这一突然决定始料不及，但并未加以反对。1991年6月28日经互会9国签署解散经互会议定书，有史以来最大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一体化组织寿终正寝。
尽管深受经互会和苏联压迫，但CEE国家由于相对的主权独立，受苏联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CIS国家，其资源配置也并不是完全用于军重工业，再加上东欧各国—直没有放弃过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因此其市场化程度远远高于后者。这决定了CEE国家和CIS国家在转轨起点上的不同，从而也间接决定了它们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乃至到目前为止转型成果的差异。
200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转型的第一个十年”研讨会上，就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远不是铁板一块，它是由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资源条件的国家组成的，因而各国在转轨的出发点、战略及成果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因素造成的差别甚至在CEE国家中也同样存在，比如，捷克、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在历史文化传统上更趋向于西欧的国家，他们在转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付出的代价，就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斯拉夫势力范围的国家不同。所以，尽管所有的苏东阵营国家都与中央计划体制决裂了，但对它们来说，市场经济在不同历史文化中的适应性却并不相同，它们各自拥抱市场经济的方式和节拍自然有所区别。
制度建设的欠账
转型战略通常都建立在三个支柱上：自由化；制度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各国转型的最终成果如何，往往不取决于转型战略设计的好坏，而取决于各国的特殊经济条件和政治构造，包括法律、金融制度及有为政府这样一些基本的机构是否健全。
根据转型成果的不同，原苏东阵营的转型国家可划分为5个不同的类型。
东德是第一种。与西德合并后，在市场经济方面已基本赶上西德的水平，可以说已经全面融入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中。
5个中南欧国家则是第二种，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它们尽管没有东德那么顺利，但同样在转型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以波兰为例，作为苏东阵营的第一个转轨国家，在经过最初两年的剧烈休克疗法后，改革进程一度放慢，但在1998年后，改革再次大踏步开始，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即使现在回过头来看，仍然可以说，波兰的转型是成功和富有效率的，尽管转型的进程与当初预想的有很大区别。
巴尔干国家是第三种。比较典型的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损失惨重，GDP一度只有转型前的1／3。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建设的缺失，尤其是金融制度的缺失，对经济改革的成功实施造成了很大损害。因此，它们尽管差强人意地建构起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制度建设上的缺失，很难说转轨已经完成。另一方面，波黑、 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两个新独立的前南斯拉夫成员国，则因为国家解体和随之而来的战争而陷入不停的动荡局面，但在2003年彻底埋葬前宗主国后，该地区的新独立国家已经开始重建工作。2006年黑山共和国通过和平方式独立，证明该地区的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前苏联的3个斯拉夫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是第四种类型。以俄罗斯为代表，在最初的剧烈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后，国家进入一个漫长的“失败”时期，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制度建设无法得到实施，这不仅造成宏观经济无法稳定的恶果，而且因为没能确保经济改革彻底地进行，对下一步的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斯拉夫国家转型困难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经济改革缺乏支持，政治转型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和推动经济改革的进行，但从实际效应来看，政治斗争反而影响了经济改革的实施。
最后，高加索和中亚的贫穷、弱小国家构成了第五种类型。尽管同样经历了苏联解体带来的政治经济休克，但它们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仍举步维艰，换句话说，它们的转型才刚刚开始。
在对原苏东阵营的国家近20年的转型经历作一番回顾后，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转型对这些国家的改变是深刻的，广泛的，并且正渗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制度。同样，这些国家的失败和付出的代价也让所有转型国家都认识到，转型并不简单意味着让自由市场的力量独自主宰其命运，市场作为目标不能通过将其自身作为工具而达到。即使像波兰这样比较成功的转型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其产出也一直在大幅下跌，直到1998年国家再次介入后，经济才获得恢复并进而进入了持续增长时期。总的来说，转型在个别国家最初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结构改革，而在这最初的阶段之后，转型要继续成功则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各国内部环境和强有力的制度建设。
新的发展机遇期
从上述对原苏东阵营5类转型国家的划分来看，取得先发优势的都是在历史文化方面与西欧接近的中东欧国家，它们的政改和经改已步入良性循环；拖后腿的基本上是前苏联最初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它们的政治制度还不稳定，经济也时好时糟。但这一评判是就近20年的总体情况而言，而在最近几年，随着前苏联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制度建设的加强，风向已经开始有利于后面这些国家。
据IMP公布的2005年GDP增长率排名，前十位国家依次是阿塞拜疆、安哥拉、亚美尼亚、阿富汗、拉脱维亚、中国、爱沙尼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委内瑞拉。这其中，有6国属于前苏联国家，阿塞拜疆更以2005年GDP增长26.4％，2006年增长34.5％的超高速度蝉联世界第一。
具体来看，亚美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都是小国，增长偏快可以理解；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作为大国，得益于政治相对稳定和能源价格飙升，已驶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土库曼斯坦“关起门来谋发展”，成绩也不错，但存在以邻为壑的隐忧；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政局摇摆不定，经济表现一般；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则深受宗教极端势力的困扰，依然徘徊在贫困线上。
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是，在当前网络科技和金融制度的创新濒临阶段性透支之后，世界经济的增长已经越来越依赖于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结合，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联国家和“金砖四国”(“BRICS”，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在这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在2005年增长排行榜上，前苏联有6国打人前十，就部分印证了这一点。对CIS国家而言，如能利用这一战略发展机遇期适时调整而不是固化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利用“自然资源红利”使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在苏维埃的旧墙角下扎根，从而推动整个国家与国际主流制度接轨，则经济将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否则像尼日利亚那样先富后贫的发展漩涡将难以避免。
2002年世行关于转型国家的第二份发展报告，除了确认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外，更多地提到了作为不同个体的转型国家的成败得失。那些在转型道路上走得较早的国家现在已经加入了欧盟这样的发达市场经济共同体，而那些动身相对较晚，改革也更为迟缓的国家却仍然没有被世界经济体系所完全接纳(世贸成员国的资格就是明证)。显然，它们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从未有过先例的历史进程，因此，许多国家这一进程还远远未完成是可以理解的。回过头来看二战结束十年后的西欧，当时西欧国家在经济和金融自由化上所取得的进展同样非常有限，对价格和流通领域的控制在这些国家甚至持续到70年代末，时间长达30年之久。但现在它们不仅已成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建立起一个世界上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共同体。而50年前，两次大战带给它们的经济废墟，其严重程度绝对不亚于转轨国家在休克疗法过后最初的窘境。
包括前苏东阵营在内的转型国家现在正面临着转型的第二次浪潮，它将更加具体，微观，将会涉及行政和管理制度最细小的环节，以及国家、政府和公民的参与能力。在这一发展机遇期里，转型国家之间的区别将更加明显，差距也将进一步拉大，现时的领先者如不注意汲取20世纪以来的经验教训，很可能会被自己暂时的成功所击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