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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小说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随着市場经济发展，小说似乎已褪去它耀眼的光环，从社会文化中心位置滑向边缘。然而，可喜的是，从近期刊物来看，小说依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无论是对于人物的塑造，还是对于环境的描写，都体现着小说持续迸发的生命力。本期四季评我们邀请了苏州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奚倩、李珊和张琳琳进行点评。奚倩从小说对于人物的描写切入，认为人物始终在小说中占据中心位置，体现着小说的广度与深度，其中，周如钢的《流霞》、程相崧的《语言学家》、刘庆邦的《不再叫他老师》等具有代表性。李珊从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入手，认为文学成为人类在新时代认识自然、回归自然的途径，孙未的《大象的单行线》、黄亚明的《杀狗记》、翟妍的《谷芒》等堪称佳作。张琳琳则认为近期小说对于人生与生命的本质进行探索，是独具个性的，鲁敏的《或有故事曾经发生》、李伶伶的《春节》、梁弓的《还乡记》等是代表性作品。
论小说中的人物
奚 倩
文学是“人”学，人物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往往作为整篇文章的核心与灵魂而存在。古往今来，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无数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令读者着迷，他们或是单向平面的扁形人物，或是丰富立体的圆形人物，或是在平凡生活中挣扎的小人物，又或是拥有一番作为的英雄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体现着小说这一文体对于人物描写的广度与深度。借助人物的塑造，小说窥探着人心的最深处，探索着人性的幽微一面。
在文学作品的众多人物中，姐姐形象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书写对象而存在。刊载于2019年第5期《湖南文学》的《流霞》正是一部关于“姐姐”书写的作品，作者是周如钢。这部中篇小说以“流霞”为题目，一语双关，一方面就是指“我”姐姐王彩霞的名字，另一方面是指天上漂流的彩霞，也是喻指姐姐一生的经历。文章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太一样的甚至是有些怪异的姐姐形象。在文章的开头，作者赋予姐姐的形容词是“充满斗志”，的确，姐姐的一生都是在与家人的“斗”中度过的。不论是童年时期勇敢言说、反对迷信而令“我”崇拜的姐姐，还是到后来开始赌博、反而变本加厉从事迷信活动令我反感的姐姐，姐姐与家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在表面上，阿嬷是个封建迷信的人，“每逢初一十五总要上香，一是出门口，敬天地菩萨。二是进厨房，敬灶君菩萨。”不单是阿嬷自己信奉，整个砚村的人都信。而那时候的姐姐是“反迷信旗手”，在阿嬷的一次作法中，姐姐与阿嬷产生决裂，这也导致了姐姐后来的出走以及怀孕、赌博、迷信的堕落人生，当然也导致了阿嬷的愧疚与一系列转变。由于是中篇小说，文章的内容足够丰富，在姐姐形象的映衬下，阿嬷、父亲、母亲、外甥以及“我”的形象都在文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到最后，我们发现阿嬷其实是个勤劳能干而又善良的乡村女人，她所谓的迷信也是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之上，显示出她的智慧。而相比之下，姐姐的行为就显得更加不可理喻，她面对母亲时的残酷，面对儿子时的冷漠，面对老甄时的殷勤，都让我们反感。这篇文章写人性，关乎人心的冷暖，也写信仰，关乎人的精神世界，作者塑造了众多具体的形象，也展现了一代人的群体想象。
程相崧的《语言学家》刊载于《福建文学》2019年第6期。小说同样以一个人物的称谓命名，语言学家就是指“我”的父亲。而实际上，“我”的父亲远远称不上语言学家，他甚至连一个普通教师都算不上。父亲虽然做过几年民办教师，但后来因为学历低被清退，而“我”和妻子都在高校任职，一个副教授，一个讲师，相比之下，父亲的那点学问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关于父亲与语言学的联系，还是因为母亲的身体不适，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由父亲代替母亲进城照看孙子，在看孩子的时候迷恋上的。这是很多家庭的生活模式，小说中也不例外，儿子与父亲、儿媳妇与父亲、婚姻问题、城乡生活习惯的差异问题等等都在文中体现出来，关于父子关系，冷淡与无话一向是种常态，但这篇小说中儿子的行为还是让我们尤其感到寒心，父亲急切地想要同儿子进行对话，儿子的冷漠则与父亲的热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也没兴趣过问”，“我感到好笑”，“这些天你就鼓捣了点儿这个”，从这些语言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儿子的不耐烦。另外，既然讲的是“语言学家”，小说就必然对语言学相关知识有所涉及，也提出了现在方言的生存现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语言也越来越一体化，方言被认为是乡巴佬的东西，这些都是当下存在的问题。最后，既然语言不能传递想法，不能沟通，父亲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的反抗，直到父亲去世，竟持续了两年六个月零三天。
《红豆》2019年第6期刊载了邓洪卫的《我想跟你谈谈》。小说虽然不是以人物名字或称号为题，但仍然以人物为中心进行论述。题目中的“我”指的是汤队长，“汤队长”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官方职称，也并不是什么领导，只是相对于周玉茹和吴玉芳两个临时工来说，是个正式工，因此有着天生的优越感，他虽然干着勤杂工的活儿，却不能被叫做勤杂工，当然，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勤杂工。题目是“我想跟你谈谈”，文中汤队长也无数次地说要谈谈，但实际上都没有谈谈。汤队长看似是关心别人，但是却以一种领导的姿态，窥探别人的生活，在本质上其实他关心的只有自己。他中年丧妻，既要工作，又要伺候年长的父母，他的人生也并不容易，所谓“汤队长”的称谓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他给自己的精神安慰，也不必过分苛责。但是，他孤独，他疑惑，他又有欲望，这些都使得他窥看两个临时工的隐私，甚至跟踪玉茹，这就不得不令人苛责。这篇文章中的每个人都在追寻某种东西，而且他们都是为了自己而追寻，但又让人看不到希望，因为每个人都求而不得，老汤没能实现与玉茹度过余生的欲望，玉茹也没有实现与老杨结婚的愿望，玉芳的“小情人”也调离了岗位，老杨更是郁郁而终，更多的只是生活的无奈与琐碎。
马召平的《喜欢冬天的贾三》刊载于《厦门文学》2019年第5期，文章标题就含有主人公的名字，而限定主人公的形容词是“喜欢冬天的”，这也就奠定了整篇文章氤氲的氛围。贾三经常性做梦，梦境中其实是他隐藏在心底的秘事，比如说那个江南女子玫子。其实，不论是玫子，还是他偶然思念的另外几个女子，都是他爱而不得的对象。他喜欢冬天，喜欢自己被当做“酒鬼”，“喝了酒的贾三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彻头彻尾的孤独”，“他心里洋洋得意，做个轻飘飘的酒鬼感觉其实是美好的”，只因为极致的孤独，对生活的失望，才会让他有了这种“反叛”的心理，别人越是讨厌的，贾三就越感到满足。其实，这所有的情绪积淀，都与贾三的童年生活经历相关，童年是塑造一个人性格的重要时期，甚至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以及处理事情的方式。贾三的父亲去世早，幼小的他在一个夏天目睹了母亲被人扒光身体，自己却不敢动一动，这些仿佛完全阻碍了贾三的发育，因此他特别需要自我认同，也特别需要别人的认同，但最亲密的爱人却不能给他一丝安慰，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现实的残酷一次又一次将他击垮。 李伟长的《祥少爷》刊载于《西湖》2019年第6期。“祥少爷”是父亲年轻时被人嘲讽而起的名号，由于是富农子弟，父亲又格外懒惰，村子里的人都很看不上他。但是，祥少爷完全不是我们传统认知里面好吃懒做的公子哥儿，一方面是处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是一样挣工分维持生活，祥少爷家里并不富裕，甚至由于富农的身份低人一级;另一方面是祥少爷虽然懒，却有着自己的原则，比如说不穿补丁衣服，不吃咸菜，最重要的是，他要干大事。村子里有几条大船，在村支书的号召下，祥少爷决定冒险跑船，中间的艰辛自不必说，关键是祥少爷总能在危难的时候当机立断，使得生意做成，赚得大钱。祥少爷身上有很多闪光点，他懂得把力气放在该使的地方，必要的时候又不怕吃苦，最重要的是，他的心不懒，懂得坚持，也懂得变通，这些都促使他走向成功。
《上海文学》2019年第6期刊载了刘庆邦的《不再喊他老师》，书写的主要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当上老师受到尊敬，再到被人唾弃，甚至那段当老师的经历不被人认可的过程，通过对一个人经历的书写，也展示了整个大时代的变迁。“我们”村里的小学是1958年开办的，第一位老师是刘本孝，经常拿旧社会教私塾的方法体罚学生，由于这种方式过于严厉，也不适合新社会，就换成另一位刘本魁当学校的老师。这一位刘老师就明显不同于上一位刘老师，文章书写的也主要是这一位。他的教学方法新颖，与学生打成一片，因此很受尊敬，不单单是学校里的学生，更受到整个村子的尊敬，这种情况也是当时那个年代所特有的，知识分子总能令民众信服，尤其是纯朴的农民。因此，随着机器开始代替手工，村里想要实现机械化，就必然要去采买机器，那这个任务就必然落在了村里文化高地——刘老师的头上，久而久之，采买似乎成了他的主业，老师却只是兼职了。当时的社会对老师的认同也不同往日，在金钱越来越至上的时代，刘老师越来越关心起经济了。按理说，刘老师的这种转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也要随着时代进步，但我们发现，刘老师竟然“贪污”，这首先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当老师让“我”帮忙买风箱时，他的“以己度人”暴露了自己，也丢了“我”一直以来对他的敬仰，仅仅这一个细节，就能看出刘老师的本性，也能解释前文的很多事情，比如让学生们一起种甘蔗，却只发给学生每人一顶帽子作为报酬等等，可见作者的功力。再后来，刘本魁当年教师的尊严再也找不回来了，人们再也不叫他刘老师了，他也老得听不到了。
文学与自然
李 珊
时代飞速发展，人类由于对理性科学技术的极度重视，导致了思想的浅薄和精神的贫瘠。但是，在现代文明中，文学仍然不会忘记自己的天职，并竭力成为医治人类精神疾病的良药，成为人类在新的时代认识自然、回归自然的途径，成为“诗意地栖居”的阵地。文学不能在现代社会漠然的技术和资本中陷入迷茫，而是要用诗的语言走进自然，承担起修补文学与自然、人类与自然天然关系的重大责任，在一个个诗意的想象中，引发人类对文学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李亚的《初冬》以一对夫妇漫步街道的视角展现了北京胡同独有的自然特征和多彩丰富的日常生活，孙未的《大象的单行线》以少年沐风的童真想象诠释着人类面对死亡的从容和平静，黄亚明的《杀狗记》以“我”对谢麦穗的狗——萨二姆态度的转变呼吁着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翟妍的《谷芒》以“我”父母种麦的勤恳赞美着劳动人民对自然的合理利用，薛涛的《砂粒与星尘》以两位少年暗合交融的成长经历描写着东北沙地乌粮村落万物共生共存的生活，乔叶的《朵朵的星》以朵朵寻求点亮额头上的星星的成长经历象征着人类回归童真和自然打开智慧之门的过程，这些小说都从不同维度诠释着文学与自然的天然亲密关系，诠释着文学书写自然不变的属性。
李亚的《初冬》刊载于《青年文学》2019年第6期，以“我”和妻子于小双一天漫步街道的视角，展示了北京城独特的自然与人文之景。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自己和妻子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往常观察北京城的路线，从护仓胡同到护国寺步行街再到棉花胡同再到正觉胡同、菠萝仓胡同、罗儿胡同，最后到西海，以一种同样陌生的感觉和读者一起观照地安门周围的自然地理分布特征，进而感受北京城独有的胡同文化。小小的胡同，也许不比现代城市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街道繁华，但却缩印了一个城市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小说开始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笔触勾勒出北京城的基本轮廓，它不是现代社会时髦楼宇的玻璃之城，而保留着具有文化记忆的前现代情态。同时作者又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胡同里各色人物的生活细节，他们平凡普通的生活多彩而又丰富，他们的悲喜哀乐呼之欲出，北京城也因为他们而弥漫着烟火气息。但小说的结尾却以一个女人没入湖心而原因不知的超验故事，让暖意初生的初冬西海岸边迅速和那个女人一起陷入混乱和悬浮的状态，含蓄地隐喻着很多平凡普通的个体无法融入当下发达城市的现状。
孙未的《大象的单行线》发行在《中国作家》2019年第6期，以少年沐风童真的视角记录了外婆生前和人生濒临结束时，与大象式的火烧云离开的温情和童真的故事。在外婆生前的时候，沐风常常和外婆一起看傍晚的云彩，就会觉得如同一群巨型的红色大象，外婆也常常能由大自然的云的状态推测天气变化，保留着人类对天和大自然天然的崇拜与认识。到外婆衰老时，家里的白貓不见了，家里人也将这个视为外婆即将死亡的不祥征兆，最后外婆快要离去时，沐风跟随番茄们和猫先生一起见到了跟随大象式的火烧云的外婆，让它们陪伴外婆到另一个世界。小说以少年童真的想象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想象成具有活力的生命，傍晚的云朵可以在天边塑造出奇妙动人的故事，暗示着人的生命走到尽头，走失的小猫可以推测人的衰老和死亡，隐喻着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共存的联系，沐风拯救冰箱里衰老的番茄们，暗含着作者倡导素食主义，外婆最终和大象式的云朵归向天堂，表达着作者认为人类与万物一样，在时间的轮回中，总会走向死亡，作者以这种温和的想象，消除了人类死亡的痛苦，让恐怖的死亡变得安静祥和。小说以一个少年美好童真的想象给外婆的离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表达了作者希望在浮躁的现代文明中呼唤人类正确认识生命的死亡，在生命的结局从容道别，消除虚假的安慰，回归本真和自然。 黄亚明的《杀狗记》收录在《滇池》2019年第6期，讲述了“我”因为心仪追求谢麦穗而对她的狗——萨二姆经历了由厌烦想打想杀到心生爱怜的故事。“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喜欢谢麦穗，但是在年轻时因为知道不可能遂没有追求美丽的谢麦穗，到老了仍然念念不忘。于是“我”不顾儿女的劝诫和阻挠，毅然地搬进了离谢麦穗很近的养老院。在“我”追求谢麦穗的日常生活中，她的狗——萨二姆经常与我作对地阻挠我，因此我非常讨厌它，并且常常做梦虐待它。“我”和萨二姆彻底闹翻的同时，“我”和谢麦穗本来岌岌可危的关系也越来越呈现出坍塌的形势，因此在看见萨二姆被桑锅打伤到最后走丢时谢麦穗那种魂不守舍和发自内心的担忧，让“我”由一种“杀狗”的态度转变到爱狗的态度。小说以人与动物的关系和人对动物态度的转变，让人反思在人类自身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时，表现出对动物和自然的残暴态度，呼吁人类对自然万物抱有平等生存权利的怜爱，以及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共生共存的态度。
翟妍的《谷芒》发表在《长江文艺》2019年第6期，写“我”的父母和伯父母之间关于麦地之间说不尽的纷扰和明争暗斗。小说紧紧围绕主题“恶鬼，是我叔的代名词。恶鬼的娘们，是我娘送给我婶子的昵称。”自然带给人类恩赐的同时，也需要人类对自然进行合理的利用，土地经历了一个冬天的干涸，需要灌水才能重新恢复孕育生命的能力，而独特的地势使得榆村村庄的人必须要自己家优先占井，才能抢得先机给地灌水。“我”家和“我”伯父家的地挨在一起，所以无论是春种，还是秋收，两家人总容易闹别扭。因为打麦畦的事，两家人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伯父竟然把“我”家砸了，父亲也因为生气而重病在卧，无法耕地，而谷雨时节正是种麦时节，我娘就挑起了家里种麦的重担。小说将“我”的父母和伯父以及榆村全村人的劳动与自然相互联系，展现了人类与自然天然的关系，表达了对“我”父母一辈的劳动人民勤勤恳恳的赞美和歌颂。
薛涛的《砂粒与星尘》刊登在《延河》2019年第6期，以少年砂粒和星尘、鹰把式砂爷的一生讲述了东北边境沙地人民与自然万物的传奇生活。八年前少年砂粒驾鹰从乌粮出发，走向草原深处，却从此绝迹，鹰独自归来。八年后，少年星尘与观星团走散，迷失乌粮，被砂粒的父亲砂爷所救，从此两人惺惺相惜。草原上，狼与羊、人与狼、人与羊之间的斗争和保护关系，从远古到如今从未变过。狼群虎视眈眈乌粮的羊群，砂爷和星尘一起，与孤傲的鹰和渴望飞翔的公鹅组成“护羊”战队，保护羸弱的羊群，见证了动物与动物之间的优胜劣汰的残酷，也见证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纠葛博弈和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交融。作者将视野拓展到东北固沙造林的前线领域，在对沙地生活的全景式描绘中，表达了人类对自然改造后故乡逐渐消失的惆怅，同时以人类对原始乡土生活秩序的坚守，呼吁着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恢复与万物平等对话的能力，才能与大自然共生共荣。
乔叶的《朵朵的星》发表在《人民文学》2019年第6期，以小女孩朵朵在小禾和爸爸的指引帮助下想要点亮自己的星星，成为眠庄“醒者”一类人的故事。眠庄生活着两种人，一种是“眠者”，另一种则是“醒者”，所有的人在出生时都是“眠者”，并且额头上都有星星，但在成长的过程中，“眠者”的星星不会变亮，而“醒者”额头的星星则会被属于自己的“灵者”点亮。小禾是“醒者”，她的“灵者”是被她所救的小狸猫，朵朵为了点亮自己额头的星星成为“醒者”，不断地向小禾请教，并且也向爸爸寻求帮助。在朵朵寻找点亮星星的过程中，想要不断地贴近自然从而获得星星，却被不理解的妈妈说成是满是“土气”，被寻找自己的爸爸和小禾打乱，但是在爸爸寻找到朵朵时，朵朵最后发现他们三个人额头上的星星都被点亮了。小说以“星星”需要“灵者”点亮的过程来象征人类智慧的开拓，以朵朵寻找点亮星星的过程来象征少年儿童自我成长的经历，充满着童真的想象。在朵朵想方设法想要点亮星星的过程中，朵朵不断地回归到与自然万物平等相处，回归到原始的自然原野中，回归到天空中本身发光发亮的星座，都表明了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成长，从自然中获得开启自己智慧之门的钥匙，点亮属于自己的星星。
生命的探寻——近期小说的存在之思
张琳琳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向何处去？这些无疑是人类永恒的存在之问，是近乎宇宙性的本源式思索。这种大尺度的思考本身，是人类所独有的终极之问，更是作家们一生执着的主题，不论古今中外。关于人生与生命的本质，不同作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在近期发行的文学刊物里，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作家，对此所进行的独具个性的思考，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他们从生活的点滴细节出发，于小人物的辛酸苦辣之间，见出他们对于生命本质的理解与体悟。尽管作家们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人生没有高低之分，思考不分对错。这种思考本身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他们明心见性，我们更是从中见到了人类所独有的至情至性！
鲁敏的中篇《或有故事曾经发生》（选自于《十月》2019年第3期）是一个有关揭谜与探秘的故事，更是关于叙述本质的元叙事探索。小说看似是在讲述一位新媒体记者经过层层探秘，以揭开年轻女孩米米的自杀之谜，但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一篇“十万+”的新媒体热文是如何诞生的，而这更是一个揭开人生与生命本质的过程。当作为新媒体记者的“我”，以年轻女孩米米为圆心，去探寻米米的自杀之谜，由此引出了关于米米生父李先生、母亲、继母秦老师、前男友志华、闺蜜的回忆和追述，以及他們各自千姿百态的生活;还有目击者杨门卫和办案民警瞿警官暧昧不明的态度立场，在这些支离破碎、语焉不详的细节片段背后，米米自杀的原因几乎成为难以探清的谜团。整部小说最动人之处莫过于作为旁观者、局外人的我，在探迷中个体的心灵体验：“我”在大城市里苦苦谋生，既有着思乡的苦楚，更有着对理想的执着。但驱使我探秘的最终动因，则是出于要写出一篇“头条热文”，以保住饭碗、维持生活。于是，便有了探秘者“我”对女孩死因锲而不舍的探秘，也才有“我”在写出“头条热文”和新闻真实的职业底线之间的痛苦挣扎。在这些只言片语又缺少关联的细节里，却让我们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作者对于生命的感知，甚至于对于整个世界的理解——人之所见的生命真实不过冰山一角，而这一角尚且也不过是他人的猜想而已。就如题目所言“或有故事曾经发生”，事件的发生或有或无，没有谁能真正说得清楚，唯有当局者自知而已，有无之间也全靠用心领会，用心感受。 满族女作家李伶伶的小说《春节》（见刊于《民族文学》2019年第5期）讲述了普通满族农家妇女素枝的故事。小说尽管看似平淡无奇，不过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却在生活的点滴之间，写出了生活的质感，见出了情感的温度。素枝的丈夫在五年前车祸去世，全家全仰仗素枝一人撑起，她帮大儿子成家立业，现在又在帮小儿子娶妻立户。尽管素枝的追求者长有一再表示，愿意帮助她达成心愿，但素枝却始终不曾应允，自尊敏感的素枝不肯接受长有物质上帮助，而是去城里做了保姆。三十年前，素枝就曾和长有相过亲，可最后却因一只苹果错失良缘。素枝在听说了长有与夏莲间的传言后，不论心里如何痛苦煎熬，仍是强作淡然坚强，至多只是回到娘家暗自伤神，却又不肯让父母知晓担心。题目“春节”是整个故事的起点，同时又将小说推向了高潮。在除夕那一天，忙过祭祖并筹备好年夜饭的素枝，突然得知由她照顾的八旬老人竟然走失。素枝顾不上公婆的劝说阻拦，也顾不上许久不曾相见的儿子们，立刻决定回城寻找老人。小说在素枝和长有一同返城里画上了句号。平凡农家妇女素枝的善良坚韧，一对中年乡村男女淳朴而真诚的情感，于生活的点滴之间，在人情人性的描绘叙述里，普通人平凡而不平庸的一生脱笔而出，润物无声却又是感人至深。
梁弓的小说《还乡记》（选自于《雨花》2019年第5期）是有關父与子之间的还乡故事。小说于平实清雅的文字之间，记述了“我”与儿子返乡之行里，点点滴滴的父子之趣：“我”与儿子弈棋，同行同住，亲密无间的父子相处里，“我”欣慰地见证着儿子的成长;更有让人难以割舍的故乡人事：故乡的风土与人情，家乡的发展与巨变，哥嫂放弃优渥的工作条件，去城返乡后那平静而逍遥的生活，都让“我”赞叹不已。都市里的纷纷扰扰，尘世间的争名逐利，都好似渐渐与“我”远去，连一向“不解风情”的妻子都变得温柔知意。不论是父与子的田园之乐，还是人与自然的相知相解，或是那诞生于自然点化后的“风雨宝山寺”，这些都是难得一遇的人间志趣。更重要的是，在这次的返乡之行里，在故乡淳朴而动人的风物里，在自然旷阔的怀抱间，使“我”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心，更明了未来的人生之路。这所有的一切，既是自然万物的恩赐，更是源自于人世与造物的塑造。
陈末的小说《亲爱的娜卡》（刊于《作品》2019年第6期）讲述了一对多年密友间并不单纯的友谊故事，更关乎一对青年男女轰轰烈烈的爱情记忆。当友谊与爱情相遇，生发出的不只是庸常的三角关系，更是关于城市与乡村，故土与理想的纠结与矛盾。小说里的二丫与未婚夫感情至深，但二丫却因连自己都说不清的原因，不肯离开故土，随未婚夫进城。却不曾料想多年的密友娜卡竟横刀夺爱，使得二丫与未婚夫之间岌岌可危。整部小说的结构异常清晰，只围绕一夜展开故事，却在不经意间勾连起前尘往事，仅在“上半夜”和“下半夜”的叙述里便波澜横生。也就是在这一夜间，二丫的未婚夫和警察联手，设计告发了插手自己生意的娜卡。二丫对此冷眼旁观，不置一词。尽管二丫表面上波澜未生，内心却是惊涛骇浪，既为娜卡的背叛、无情无义而恼火愤怒，却也难于割舍多年来的姐妹情谊，最终心软为娜卡求情。最终小说在娜卡蛮横无理又伤心欲绝的质问里戛然而止。爱情、友情、欲望——这些人类所独有的情感特质相互缠绕时，没有谁能够真正说清辨明，也没有什么绝对的错与对，更没有什么永恒的不变，唯有故土给予的安宁，留给人们人情人性里最后的真情真意。
李修文的小说《我亦逢场作戏人》（选自于《天涯》2019年第3期）讲述了普通唱戏人的大半人生，又在人生百态之间，不由得让人感叹浮生若梦。小说开始于主人公“我”的自述——“我”本是个唱戏的好苗子，年少成名，改良花鼓戏，声名远扬，还在戏台上结识了两位情比金坚的结拜兄弟，更在戏台上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日子过得可谓是蒸蒸日上。却不曾想世道大变，而今几乎找不到几个爱看戏的人了。无奈间，戏班子只好不断地缩减规模，不讲排场随地即演，但即使如此还是难以为继，最后彻底散伙。无奈间，“我”只好带着妻子改行卖水果。可“我”却打心眼里忘不了唱戏的行当，忘不掉那些曾经唱“关二哥”的日子。可是饭要吃，日子更是要过，不忘也得忘。渐渐地，水果批发的生意越做越大，日子也愈加红火起来，却不料波折再生。水果批发的生意被恶霸强占，“我”前去理论竟遭到了毒打。最令人绝望的是，当“我”向昔日同台唱戏、情同手足的“大哥”、“三弟”求助时，竟被他们果断拒绝，只留下一句“君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教我认清现实。无助的“我”，为拿回生意不惜申冤诉苦，上访告状，卖狠斗武，软硬兼施，甚至还要躺地装死。好不容易才讨回了铺面，却也因此颜面尽失，沦为笑柄。妻子不堪风言风语，为此离家出走，而拿回水果生意的“我”却也风光不再。多年之后，流浪他乡的“我”与前妻重逢，当得知前妻遭遇的种种不幸后，感念旧情的“我”，竟出于善念答应帮助前妻嫁给自己的老板，“我”内心的几番苦楚却是无人知晓。当这一切时过境迁，“我”在此回忆此番人生遭际时，逝去的大半人生果如戏台上那副对联所言——“君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人生一场，没有谁能真正地参与其中，唯有自己一人尔，即使是在场的自己，亦不过是作戏而已。人生百味，苦辣酸甜，只有亲历者自知，旁人谁也不能替代。
谢络绎的小说《重逢》（刊于《青年作家》2019年第5期）是关于昨天与今天、往事与现实的故事，更是关于人如何看待人生与理想的故事。儿时的我因家境困窘，错过了自己最喜欢的音乐，由母亲做主选择绘画作为兴趣来培养。但幸运的是，美术老师在无意间发现了我在音乐方面的异秉，并被我对音乐的热爱所打动。她送给了我一把堪为传世珍品的二胡。在美术老师长姐的启蒙下，我真正走上了音乐之路。多年后，我从音乐学院毕业，毅然决定返乡，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宣讲员，宣讲之余也为来访者演奏当地名曲，而这亦是我的选择。但是真正对我影响最深的却是美术老师的二叔——一位出色的制琴师傅“二叔”，他迷上了拉琴，但却缺少天赋，一生只会拉一首曲子，却用余生证明了自己的选择。所谓的“重逢”，既是指年轻男子的旧地重游，与旧人、故景、旧事的重逢;也是主人公“我”以追忆的方式与自己幼年记忆的重逢;更是我们二人在回忆里，与那位老人“二叔”的重逢。当一个人的生命逝去，万事成空，一生的选择真正值得与否，只有自己最是清楚。没有什么能真正留下，能留下的不过是人们对人生选择的坚定，这也是“重逢”真正的缘起所在！
责任编辑：段玉芝
论小说中的人物
奚 倩
文学是“人”学，人物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往往作为整篇文章的核心与灵魂而存在。古往今来，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无数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令读者着迷，他们或是单向平面的扁形人物，或是丰富立体的圆形人物，或是在平凡生活中挣扎的小人物，又或是拥有一番作为的英雄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体现着小说这一文体对于人物描写的广度与深度。借助人物的塑造，小说窥探着人心的最深处，探索着人性的幽微一面。
在文学作品的众多人物中，姐姐形象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书写对象而存在。刊载于2019年第5期《湖南文学》的《流霞》正是一部关于“姐姐”书写的作品，作者是周如钢。这部中篇小说以“流霞”为题目，一语双关，一方面就是指“我”姐姐王彩霞的名字，另一方面是指天上漂流的彩霞，也是喻指姐姐一生的经历。文章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太一样的甚至是有些怪异的姐姐形象。在文章的开头，作者赋予姐姐的形容词是“充满斗志”，的确，姐姐的一生都是在与家人的“斗”中度过的。不论是童年时期勇敢言说、反对迷信而令“我”崇拜的姐姐，还是到后来开始赌博、反而变本加厉从事迷信活动令我反感的姐姐，姐姐与家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在表面上，阿嬷是个封建迷信的人，“每逢初一十五总要上香，一是出门口，敬天地菩萨。二是进厨房，敬灶君菩萨。”不单是阿嬷自己信奉，整个砚村的人都信。而那时候的姐姐是“反迷信旗手”，在阿嬷的一次作法中，姐姐与阿嬷产生决裂，这也导致了姐姐后来的出走以及怀孕、赌博、迷信的堕落人生，当然也导致了阿嬷的愧疚与一系列转变。由于是中篇小说，文章的内容足够丰富，在姐姐形象的映衬下，阿嬷、父亲、母亲、外甥以及“我”的形象都在文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到最后，我们发现阿嬷其实是个勤劳能干而又善良的乡村女人，她所谓的迷信也是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之上，显示出她的智慧。而相比之下，姐姐的行为就显得更加不可理喻，她面对母亲时的残酷，面对儿子时的冷漠，面对老甄时的殷勤，都让我们反感。这篇文章写人性，关乎人心的冷暖，也写信仰，关乎人的精神世界，作者塑造了众多具体的形象，也展现了一代人的群体想象。
程相崧的《语言学家》刊载于《福建文学》2019年第6期。小说同样以一个人物的称谓命名，语言学家就是指“我”的父亲。而实际上，“我”的父亲远远称不上语言学家，他甚至连一个普通教师都算不上。父亲虽然做过几年民办教师，但后来因为学历低被清退，而“我”和妻子都在高校任职，一个副教授，一个讲师，相比之下，父亲的那点学问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关于父亲与语言学的联系，还是因为母亲的身体不适，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由父亲代替母亲进城照看孙子，在看孩子的时候迷恋上的。这是很多家庭的生活模式，小说中也不例外，儿子与父亲、儿媳妇与父亲、婚姻问题、城乡生活习惯的差异问题等等都在文中体现出来，关于父子关系，冷淡与无话一向是种常态，但这篇小说中儿子的行为还是让我们尤其感到寒心，父亲急切地想要同儿子进行对话，儿子的冷漠则与父亲的热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也没兴趣过问”，“我感到好笑”，“这些天你就鼓捣了点儿这个”，从这些语言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儿子的不耐烦。另外，既然讲的是“语言学家”，小说就必然对语言学相关知识有所涉及，也提出了现在方言的生存现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语言也越来越一体化，方言被认为是乡巴佬的东西，这些都是当下存在的问题。最后，既然语言不能传递想法，不能沟通，父亲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的反抗，直到父亲去世，竟持续了两年六个月零三天。
《红豆》2019年第6期刊载了邓洪卫的《我想跟你谈谈》。小说虽然不是以人物名字或称号为题，但仍然以人物为中心进行论述。题目中的“我”指的是汤队长，“汤队长”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官方职称，也并不是什么领导，只是相对于周玉茹和吴玉芳两个临时工来说，是个正式工，因此有着天生的优越感，他虽然干着勤杂工的活儿，却不能被叫做勤杂工，当然，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勤杂工。题目是“我想跟你谈谈”，文中汤队长也无数次地说要谈谈，但实际上都没有谈谈。汤队长看似是关心别人，但是却以一种领导的姿态，窥探别人的生活，在本质上其实他关心的只有自己。他中年丧妻，既要工作，又要伺候年长的父母，他的人生也并不容易，所谓“汤队长”的称谓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他给自己的精神安慰，也不必过分苛责。但是，他孤独，他疑惑，他又有欲望，这些都使得他窥看两个临时工的隐私，甚至跟踪玉茹，这就不得不令人苛责。这篇文章中的每个人都在追寻某种东西，而且他们都是为了自己而追寻，但又让人看不到希望，因为每个人都求而不得，老汤没能实现与玉茹度过余生的欲望，玉茹也没有实现与老杨结婚的愿望，玉芳的“小情人”也调离了岗位，老杨更是郁郁而终，更多的只是生活的无奈与琐碎。
马召平的《喜欢冬天的贾三》刊载于《厦门文学》2019年第5期，文章标题就含有主人公的名字，而限定主人公的形容词是“喜欢冬天的”，这也就奠定了整篇文章氤氲的氛围。贾三经常性做梦，梦境中其实是他隐藏在心底的秘事，比如说那个江南女子玫子。其实，不论是玫子，还是他偶然思念的另外几个女子，都是他爱而不得的对象。他喜欢冬天，喜欢自己被当做“酒鬼”，“喝了酒的贾三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彻头彻尾的孤独”，“他心里洋洋得意，做个轻飘飘的酒鬼感觉其实是美好的”，只因为极致的孤独，对生活的失望，才会让他有了这种“反叛”的心理，别人越是讨厌的，贾三就越感到满足。其实，这所有的情绪积淀，都与贾三的童年生活经历相关，童年是塑造一个人性格的重要时期，甚至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以及处理事情的方式。贾三的父亲去世早，幼小的他在一个夏天目睹了母亲被人扒光身体，自己却不敢动一动，这些仿佛完全阻碍了贾三的发育，因此他特别需要自我认同，也特别需要别人的认同，但最亲密的爱人却不能给他一丝安慰，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现实的残酷一次又一次将他击垮。 李伟长的《祥少爷》刊载于《西湖》2019年第6期。“祥少爷”是父亲年轻时被人嘲讽而起的名号，由于是富农子弟，父亲又格外懒惰，村子里的人都很看不上他。但是，祥少爷完全不是我们传统认知里面好吃懒做的公子哥儿，一方面是处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是一样挣工分维持生活，祥少爷家里并不富裕，甚至由于富农的身份低人一级;另一方面是祥少爷虽然懒，却有着自己的原则，比如说不穿补丁衣服，不吃咸菜，最重要的是，他要干大事。村子里有几条大船，在村支书的号召下，祥少爷决定冒险跑船，中间的艰辛自不必说，关键是祥少爷总能在危难的时候当机立断，使得生意做成，赚得大钱。祥少爷身上有很多闪光点，他懂得把力气放在该使的地方，必要的时候又不怕吃苦，最重要的是，他的心不懒，懂得坚持，也懂得变通，这些都促使他走向成功。
《上海文学》2019年第6期刊载了刘庆邦的《不再喊他老师》，书写的主要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当上老师受到尊敬，再到被人唾弃，甚至那段当老师的经历不被人认可的过程，通过对一个人经历的书写，也展示了整个大时代的变迁。“我们”村里的小学是1958年开办的，第一位老师是刘本孝，经常拿旧社会教私塾的方法体罚学生，由于这种方式过于严厉，也不适合新社会，就换成另一位刘本魁当学校的老师。这一位刘老师就明显不同于上一位刘老师，文章书写的也主要是这一位。他的教学方法新颖，与学生打成一片，因此很受尊敬，不单单是学校里的学生，更受到整个村子的尊敬，这种情况也是当时那个年代所特有的，知识分子总能令民众信服，尤其是纯朴的农民。因此，随着机器开始代替手工，村里想要实现机械化，就必然要去采买机器，那这个任务就必然落在了村里文化高地——刘老师的头上，久而久之，采买似乎成了他的主业，老师却只是兼职了。当时的社会对老师的认同也不同往日，在金钱越来越至上的时代，刘老师越来越关心起经济了。按理说，刘老师的这种转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也要随着时代进步，但我们发现，刘老师竟然“贪污”，这首先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当老师让“我”帮忙买风箱时，他的“以己度人”暴露了自己，也丢了“我”一直以来对他的敬仰，仅仅这一个细节，就能看出刘老师的本性，也能解释前文的很多事情，比如让学生们一起种甘蔗，却只发给学生每人一顶帽子作为报酬等等，可见作者的功力。再后来，刘本魁当年教师的尊严再也找不回来了，人们再也不叫他刘老师了，他也老得听不到了。
文学与自然
李 珊
时代飞速发展，人类由于对理性科学技术的极度重视，导致了思想的浅薄和精神的贫瘠。但是，在现代文明中，文学仍然不会忘记自己的天职，并竭力成为医治人类精神疾病的良药，成为人类在新的时代认识自然、回归自然的途径，成为“诗意地栖居”的阵地。文学不能在现代社会漠然的技术和资本中陷入迷茫，而是要用诗的语言走进自然，承担起修补文学与自然、人类与自然天然关系的重大责任，在一个个诗意的想象中，引发人类对文学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李亚的《初冬》以一对夫妇漫步街道的视角展现了北京胡同独有的自然特征和多彩丰富的日常生活，孙未的《大象的单行线》以少年沐风的童真想象诠释着人类面对死亡的从容和平静，黄亚明的《杀狗记》以“我”对谢麦穗的狗——萨二姆态度的转变呼吁着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翟妍的《谷芒》以“我”父母种麦的勤恳赞美着劳动人民对自然的合理利用，薛涛的《砂粒与星尘》以两位少年暗合交融的成长经历描写着东北沙地乌粮村落万物共生共存的生活，乔叶的《朵朵的星》以朵朵寻求点亮额头上的星星的成长经历象征着人类回归童真和自然打开智慧之门的过程，这些小说都从不同维度诠释着文学与自然的天然亲密关系，诠释着文学书写自然不变的属性。
李亚的《初冬》刊载于《青年文学》2019年第6期，以“我”和妻子于小双一天漫步街道的视角，展示了北京城独特的自然与人文之景。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自己和妻子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往常观察北京城的路线，从护仓胡同到护国寺步行街再到棉花胡同再到正觉胡同、菠萝仓胡同、罗儿胡同，最后到西海，以一种同样陌生的感觉和读者一起观照地安门周围的自然地理分布特征，进而感受北京城独有的胡同文化。小小的胡同，也许不比现代城市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街道繁华，但却缩印了一个城市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小说开始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笔触勾勒出北京城的基本轮廓，它不是现代社会时髦楼宇的玻璃之城，而保留着具有文化记忆的前现代情态。同时作者又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胡同里各色人物的生活细节，他们平凡普通的生活多彩而又丰富，他们的悲喜哀乐呼之欲出，北京城也因为他们而弥漫着烟火气息。但小说的结尾却以一个女人没入湖心而原因不知的超验故事，让暖意初生的初冬西海岸边迅速和那个女人一起陷入混乱和悬浮的状态，含蓄地隐喻着很多平凡普通的个体无法融入当下发达城市的现状。
孙未的《大象的单行线》发行在《中国作家》2019年第6期，以少年沐风童真的视角记录了外婆生前和人生濒临结束时，与大象式的火烧云离开的温情和童真的故事。在外婆生前的时候，沐风常常和外婆一起看傍晚的云彩，就会觉得如同一群巨型的红色大象，外婆也常常能由大自然的云的状态推测天气变化，保留着人类对天和大自然天然的崇拜与认识。到外婆衰老时，家里的白貓不见了，家里人也将这个视为外婆即将死亡的不祥征兆，最后外婆快要离去时，沐风跟随番茄们和猫先生一起见到了跟随大象式的火烧云的外婆，让它们陪伴外婆到另一个世界。小说以少年童真的想象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想象成具有活力的生命，傍晚的云朵可以在天边塑造出奇妙动人的故事，暗示着人的生命走到尽头，走失的小猫可以推测人的衰老和死亡，隐喻着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共存的联系，沐风拯救冰箱里衰老的番茄们，暗含着作者倡导素食主义，外婆最终和大象式的云朵归向天堂，表达着作者认为人类与万物一样，在时间的轮回中，总会走向死亡，作者以这种温和的想象，消除了人类死亡的痛苦，让恐怖的死亡变得安静祥和。小说以一个少年美好童真的想象给外婆的离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表达了作者希望在浮躁的现代文明中呼唤人类正确认识生命的死亡，在生命的结局从容道别，消除虚假的安慰，回归本真和自然。 黄亚明的《杀狗记》收录在《滇池》2019年第6期，讲述了“我”因为心仪追求谢麦穗而对她的狗——萨二姆经历了由厌烦想打想杀到心生爱怜的故事。“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喜欢谢麦穗，但是在年轻时因为知道不可能遂没有追求美丽的谢麦穗，到老了仍然念念不忘。于是“我”不顾儿女的劝诫和阻挠，毅然地搬进了离谢麦穗很近的养老院。在“我”追求谢麦穗的日常生活中，她的狗——萨二姆经常与我作对地阻挠我，因此我非常讨厌它，并且常常做梦虐待它。“我”和萨二姆彻底闹翻的同时，“我”和谢麦穗本来岌岌可危的关系也越来越呈现出坍塌的形势，因此在看见萨二姆被桑锅打伤到最后走丢时谢麦穗那种魂不守舍和发自内心的担忧，让“我”由一种“杀狗”的态度转变到爱狗的态度。小说以人与动物的关系和人对动物态度的转变，让人反思在人类自身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时，表现出对动物和自然的残暴态度，呼吁人类对自然万物抱有平等生存权利的怜爱，以及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共生共存的态度。
翟妍的《谷芒》发表在《长江文艺》2019年第6期，写“我”的父母和伯父母之间关于麦地之间说不尽的纷扰和明争暗斗。小说紧紧围绕主题“恶鬼，是我叔的代名词。恶鬼的娘们，是我娘送给我婶子的昵称。”自然带给人类恩赐的同时，也需要人类对自然进行合理的利用，土地经历了一个冬天的干涸，需要灌水才能重新恢复孕育生命的能力，而独特的地势使得榆村村庄的人必须要自己家优先占井，才能抢得先机给地灌水。“我”家和“我”伯父家的地挨在一起，所以无论是春种，还是秋收，两家人总容易闹别扭。因为打麦畦的事，两家人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伯父竟然把“我”家砸了，父亲也因为生气而重病在卧，无法耕地，而谷雨时节正是种麦时节，我娘就挑起了家里种麦的重担。小说将“我”的父母和伯父以及榆村全村人的劳动与自然相互联系，展现了人类与自然天然的关系，表达了对“我”父母一辈的劳动人民勤勤恳恳的赞美和歌颂。
薛涛的《砂粒与星尘》刊登在《延河》2019年第6期，以少年砂粒和星尘、鹰把式砂爷的一生讲述了东北边境沙地人民与自然万物的传奇生活。八年前少年砂粒驾鹰从乌粮出发，走向草原深处，却从此绝迹，鹰独自归来。八年后，少年星尘与观星团走散，迷失乌粮，被砂粒的父亲砂爷所救，从此两人惺惺相惜。草原上，狼与羊、人与狼、人与羊之间的斗争和保护关系，从远古到如今从未变过。狼群虎视眈眈乌粮的羊群，砂爷和星尘一起，与孤傲的鹰和渴望飞翔的公鹅组成“护羊”战队，保护羸弱的羊群，见证了动物与动物之间的优胜劣汰的残酷，也见证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纠葛博弈和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交融。作者将视野拓展到东北固沙造林的前线领域，在对沙地生活的全景式描绘中，表达了人类对自然改造后故乡逐渐消失的惆怅，同时以人类对原始乡土生活秩序的坚守，呼吁着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恢复与万物平等对话的能力，才能与大自然共生共荣。
乔叶的《朵朵的星》发表在《人民文学》2019年第6期，以小女孩朵朵在小禾和爸爸的指引帮助下想要点亮自己的星星，成为眠庄“醒者”一类人的故事。眠庄生活着两种人，一种是“眠者”，另一种则是“醒者”，所有的人在出生时都是“眠者”，并且额头上都有星星，但在成长的过程中，“眠者”的星星不会变亮，而“醒者”额头的星星则会被属于自己的“灵者”点亮。小禾是“醒者”，她的“灵者”是被她所救的小狸猫，朵朵为了点亮自己额头的星星成为“醒者”，不断地向小禾请教，并且也向爸爸寻求帮助。在朵朵寻找点亮星星的过程中，想要不断地贴近自然从而获得星星，却被不理解的妈妈说成是满是“土气”，被寻找自己的爸爸和小禾打乱，但是在爸爸寻找到朵朵时，朵朵最后发现他们三个人额头上的星星都被点亮了。小说以“星星”需要“灵者”点亮的过程来象征人类智慧的开拓，以朵朵寻找点亮星星的过程来象征少年儿童自我成长的经历，充满着童真的想象。在朵朵想方设法想要点亮星星的过程中，朵朵不断地回归到与自然万物平等相处，回归到原始的自然原野中，回归到天空中本身发光发亮的星座，都表明了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成长，从自然中获得开启自己智慧之门的钥匙，点亮属于自己的星星。
生命的探寻——近期小说的存在之思
张琳琳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向何处去？这些无疑是人类永恒的存在之问，是近乎宇宙性的本源式思索。这种大尺度的思考本身，是人类所独有的终极之问，更是作家们一生执着的主题，不论古今中外。关于人生与生命的本质，不同作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在近期发行的文学刊物里，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作家，对此所进行的独具个性的思考，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他们从生活的点滴细节出发，于小人物的辛酸苦辣之间，见出他们对于生命本质的理解与体悟。尽管作家们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人生没有高低之分，思考不分对错。这种思考本身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他们明心见性，我们更是从中见到了人类所独有的至情至性！
鲁敏的中篇《或有故事曾经发生》（选自于《十月》2019年第3期）是一个有关揭谜与探秘的故事，更是关于叙述本质的元叙事探索。小说看似是在讲述一位新媒体记者经过层层探秘，以揭开年轻女孩米米的自杀之谜，但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一篇“十万+”的新媒体热文是如何诞生的，而这更是一个揭开人生与生命本质的过程。当作为新媒体记者的“我”，以年轻女孩米米为圆心，去探寻米米的自杀之谜，由此引出了关于米米生父李先生、母亲、继母秦老师、前男友志华、闺蜜的回忆和追述，以及他們各自千姿百态的生活;还有目击者杨门卫和办案民警瞿警官暧昧不明的态度立场，在这些支离破碎、语焉不详的细节片段背后，米米自杀的原因几乎成为难以探清的谜团。整部小说最动人之处莫过于作为旁观者、局外人的我，在探迷中个体的心灵体验：“我”在大城市里苦苦谋生，既有着思乡的苦楚，更有着对理想的执着。但驱使我探秘的最终动因，则是出于要写出一篇“头条热文”，以保住饭碗、维持生活。于是，便有了探秘者“我”对女孩死因锲而不舍的探秘，也才有“我”在写出“头条热文”和新闻真实的职业底线之间的痛苦挣扎。在这些只言片语又缺少关联的细节里，却让我们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作者对于生命的感知，甚至于对于整个世界的理解——人之所见的生命真实不过冰山一角，而这一角尚且也不过是他人的猜想而已。就如题目所言“或有故事曾经发生”，事件的发生或有或无，没有谁能真正说得清楚，唯有当局者自知而已，有无之间也全靠用心领会，用心感受。 满族女作家李伶伶的小说《春节》（见刊于《民族文学》2019年第5期）讲述了普通满族农家妇女素枝的故事。小说尽管看似平淡无奇，不过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却在生活的点滴之间，写出了生活的质感，见出了情感的温度。素枝的丈夫在五年前车祸去世，全家全仰仗素枝一人撑起，她帮大儿子成家立业，现在又在帮小儿子娶妻立户。尽管素枝的追求者长有一再表示，愿意帮助她达成心愿，但素枝却始终不曾应允，自尊敏感的素枝不肯接受长有物质上帮助，而是去城里做了保姆。三十年前，素枝就曾和长有相过亲，可最后却因一只苹果错失良缘。素枝在听说了长有与夏莲间的传言后，不论心里如何痛苦煎熬，仍是强作淡然坚强，至多只是回到娘家暗自伤神，却又不肯让父母知晓担心。题目“春节”是整个故事的起点，同时又将小说推向了高潮。在除夕那一天，忙过祭祖并筹备好年夜饭的素枝，突然得知由她照顾的八旬老人竟然走失。素枝顾不上公婆的劝说阻拦，也顾不上许久不曾相见的儿子们，立刻决定回城寻找老人。小说在素枝和长有一同返城里画上了句号。平凡农家妇女素枝的善良坚韧，一对中年乡村男女淳朴而真诚的情感，于生活的点滴之间，在人情人性的描绘叙述里，普通人平凡而不平庸的一生脱笔而出，润物无声却又是感人至深。
梁弓的小说《还乡记》（选自于《雨花》2019年第5期）是有關父与子之间的还乡故事。小说于平实清雅的文字之间，记述了“我”与儿子返乡之行里，点点滴滴的父子之趣：“我”与儿子弈棋，同行同住，亲密无间的父子相处里，“我”欣慰地见证着儿子的成长;更有让人难以割舍的故乡人事：故乡的风土与人情，家乡的发展与巨变，哥嫂放弃优渥的工作条件，去城返乡后那平静而逍遥的生活，都让“我”赞叹不已。都市里的纷纷扰扰，尘世间的争名逐利，都好似渐渐与“我”远去，连一向“不解风情”的妻子都变得温柔知意。不论是父与子的田园之乐，还是人与自然的相知相解，或是那诞生于自然点化后的“风雨宝山寺”，这些都是难得一遇的人间志趣。更重要的是，在这次的返乡之行里，在故乡淳朴而动人的风物里，在自然旷阔的怀抱间，使“我”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心，更明了未来的人生之路。这所有的一切，既是自然万物的恩赐，更是源自于人世与造物的塑造。
陈末的小说《亲爱的娜卡》（刊于《作品》2019年第6期）讲述了一对多年密友间并不单纯的友谊故事，更关乎一对青年男女轰轰烈烈的爱情记忆。当友谊与爱情相遇，生发出的不只是庸常的三角关系，更是关于城市与乡村，故土与理想的纠结与矛盾。小说里的二丫与未婚夫感情至深，但二丫却因连自己都说不清的原因，不肯离开故土，随未婚夫进城。却不曾料想多年的密友娜卡竟横刀夺爱，使得二丫与未婚夫之间岌岌可危。整部小说的结构异常清晰，只围绕一夜展开故事，却在不经意间勾连起前尘往事，仅在“上半夜”和“下半夜”的叙述里便波澜横生。也就是在这一夜间，二丫的未婚夫和警察联手，设计告发了插手自己生意的娜卡。二丫对此冷眼旁观，不置一词。尽管二丫表面上波澜未生，内心却是惊涛骇浪，既为娜卡的背叛、无情无义而恼火愤怒，却也难于割舍多年来的姐妹情谊，最终心软为娜卡求情。最终小说在娜卡蛮横无理又伤心欲绝的质问里戛然而止。爱情、友情、欲望——这些人类所独有的情感特质相互缠绕时，没有谁能够真正说清辨明，也没有什么绝对的错与对，更没有什么永恒的不变，唯有故土给予的安宁，留给人们人情人性里最后的真情真意。
李修文的小说《我亦逢场作戏人》（选自于《天涯》2019年第3期）讲述了普通唱戏人的大半人生，又在人生百态之间，不由得让人感叹浮生若梦。小说开始于主人公“我”的自述——“我”本是个唱戏的好苗子，年少成名，改良花鼓戏，声名远扬，还在戏台上结识了两位情比金坚的结拜兄弟，更在戏台上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日子过得可谓是蒸蒸日上。却不曾想世道大变，而今几乎找不到几个爱看戏的人了。无奈间，戏班子只好不断地缩减规模，不讲排场随地即演，但即使如此还是难以为继，最后彻底散伙。无奈间，“我”只好带着妻子改行卖水果。可“我”却打心眼里忘不了唱戏的行当，忘不掉那些曾经唱“关二哥”的日子。可是饭要吃，日子更是要过，不忘也得忘。渐渐地，水果批发的生意越做越大，日子也愈加红火起来，却不料波折再生。水果批发的生意被恶霸强占，“我”前去理论竟遭到了毒打。最令人绝望的是，当“我”向昔日同台唱戏、情同手足的“大哥”、“三弟”求助时，竟被他们果断拒绝，只留下一句“君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教我认清现实。无助的“我”，为拿回生意不惜申冤诉苦，上访告状，卖狠斗武，软硬兼施，甚至还要躺地装死。好不容易才讨回了铺面，却也因此颜面尽失，沦为笑柄。妻子不堪风言风语，为此离家出走，而拿回水果生意的“我”却也风光不再。多年之后，流浪他乡的“我”与前妻重逢，当得知前妻遭遇的种种不幸后，感念旧情的“我”，竟出于善念答应帮助前妻嫁给自己的老板，“我”内心的几番苦楚却是无人知晓。当这一切时过境迁，“我”在此回忆此番人生遭际时，逝去的大半人生果如戏台上那副对联所言——“君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人生一场，没有谁能真正地参与其中，唯有自己一人尔，即使是在场的自己，亦不过是作戏而已。人生百味，苦辣酸甜，只有亲历者自知，旁人谁也不能替代。
谢络绎的小说《重逢》（刊于《青年作家》2019年第5期）是关于昨天与今天、往事与现实的故事，更是关于人如何看待人生与理想的故事。儿时的我因家境困窘，错过了自己最喜欢的音乐，由母亲做主选择绘画作为兴趣来培养。但幸运的是，美术老师在无意间发现了我在音乐方面的异秉，并被我对音乐的热爱所打动。她送给了我一把堪为传世珍品的二胡。在美术老师长姐的启蒙下，我真正走上了音乐之路。多年后，我从音乐学院毕业，毅然决定返乡，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宣讲员，宣讲之余也为来访者演奏当地名曲，而这亦是我的选择。但是真正对我影响最深的却是美术老师的二叔——一位出色的制琴师傅“二叔”，他迷上了拉琴，但却缺少天赋，一生只会拉一首曲子，却用余生证明了自己的选择。所谓的“重逢”，既是指年轻男子的旧地重游，与旧人、故景、旧事的重逢;也是主人公“我”以追忆的方式与自己幼年记忆的重逢;更是我们二人在回忆里，与那位老人“二叔”的重逢。当一个人的生命逝去，万事成空，一生的选择真正值得与否，只有自己最是清楚。没有什么能真正留下，能留下的不过是人们对人生选择的坚定，这也是“重逢”真正的缘起所在！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