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以前家住成都市大石西路，附近有一家理发店。理发店是一位姓胥的中年男子开的，店里还有他爱人和他女儿。他理发技术好，而且为人善良，所以我每次都去他那里理发。2006年，我搬家到了城东，再到胥师傅那里理发显然不方便，然而多年来，我依然每次都去胥师傅那里理发——我理发谁都不认，就认胥师傅。
　　其实，每次也不全是胥师傅帮我理，有时候是他女儿帮我理。开始我还有些不放心，结果胥师傅说：“没问题的，她的技术不亚于我。”果然，几次试了下来，小胥的水平相当不错。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小胥当了妈妈，胥师傅当了外公，而我依然常去他们家的理发店，与他们渐渐成了好朋友。
　　昨天我又去理发，小胥正忙着给一位大妈做发型，胥师傅一边为我理发，一边和我聊天。我问他什么时候学的理发，他说初中毕业就开始拜师学理发。“我读书不得行，总要学一门手艺嘛！”他说。我又问：“小胥是什么时候学理发的呢？”他回答我：“也是初中毕业，十四五岁就跟我学。”他说，当时女儿学习成绩不太好，初中毕业就没继续读高中了。
　　由此看来，父女两代都是当年“读书不行”而早早地学理发手艺了，可现在无论胥师傅还是她女儿，在理发行业绝对属于佼佼者。我对胥师傅说：“可惜你们理发这个行当不兴评职称，不然你应该是正高级理发师。我每次理了发，我的头就是你的艺术作品！”
　　这话也同样适用于小胥。她现在渐渐独当一面，经常店里只有她一个人，无论是洗剪吹，还是烫发、染发，或是根据顾客的需要做各种发型，她样样拿手，而且动作麻利。今天，我坐在店里排队等候的时候，看见她正在一个大妈的头上摆弄，那复杂的程序和令我眼花缭乱的指法，让我觉得她心灵手巧，简直就是一个工艺大师。
　　我忍不住想，当年忧虑她学习成绩的初中老师会想到她有今天的出息吗？
　　 [二]
　　我再次想到最近讲课反复说到的一个观点：无论现在表现如何，成绩怎样，每个孩子的未来，都有无限可能。
　　这个观点并非我的原创，我也不知道这个观点是谁的原创，我是从我读的第一本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要相信孩子》中读到的。在这本只有140多页的小册子中，苏霍姆林斯基写道：“每个教师都可以举出不止一个例子来说明，某些在校学习期间很不引人注目、不好不坏的‘中游’学生，毕业走向生活后，突然在某方面表现得很出众、很出色……我们认为许多学校在教育过程中存在的缺点，就是教师在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没有能够发现每一个学生独特的能力、潜在的力量和才干，而这些东西正是他们后来能够取得成就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他们能够创造性地进行劳动的基础。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积极性，都有某种特殊的禀赋、某些自然的素质和某方面的倾向性。我们应该发展孩子们身上的这一切，应该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得到最充分、最理想的施展。”
　　苏霍姆林斯基还以一个叫维克多的学生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维克多在学校念了七年书，“七年中所有的教师谈起他时，都说他是一个讨人嫌的、没有希望的、不可救药的坏孩子”。当他离开学校后，有的教师感到松了一口气，总算送走了一个“差生”，但同时为他将来的人生担忧。然而，很快传来消息，维克多到建筑工地当石匠学徒工了。仅仅过了一个月，这个曾经被认为“不可救药”的“坏学生”居然出师独立工作了，而且被评上较高的级别。又过了一年，维克多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工人，多次获得表扬，并带了自己的徒弟。他不仅能够砌一般的墙，而且还能砌带花的、美观的砖墙。除了石工活，他还开始学木工活。
　　苏霍姆林斯基这样评论道：“维克多取得的成绩越大，我们教师就越感到困惑不解。维克多的经历本身，就是对我们当年对他进行的各种警告和惩罚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谴责。”
　　 [三]
　　在《关于和谐教育的一些想法》一文中，苏霍姆林斯基还讲了一个类似的但更耐人寻味的故事——
　　八年级学生米哈伊尔的母亲带着孩子来到学校，央求校长：“请允许他不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米哈伊尔成绩太差，尤其是作文，为此他经常把语文老师尼娜·彼得罗夫娜气得脸色发白，坐在办公室都还双手发颤。所以，当老师们得知米哈伊尔要辍学的事情后，都来向尼娜·彼得罗夫娜表示祝贺。
　　日子一天天过去，尼娜·彼得罗夫娜渐渐忘记了米哈伊尔。一天，她家里的电视机坏了，她便打电话给维修部，请求派一位师傅来修理。尼娜·彼得罗夫娜特别嘱咐道：“一定要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维修部回答说：“放心，一定给您派我们这儿有名的手艺高超的师傅去给您修。”
　　没想到，当维修师傅敲开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家门后，她张皇失措了，因为站在面前的正是当年把她气得发抖的“差生”米哈伊尔！在米哈伊尔熟练地修理电视机的两个小时里，尼娜·彼得罗夫娜羞愧万分。电视机修好后，米哈伊爾说：“放心吧，保管您再用三年都不会有问题。”尼娜·彼得罗夫娜特意多给了他三卢布的工钱，但米哈伊尔谢绝了。他说：“我的作文不好，但其实我很喜欢您的课。这些课会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米哈伊尔收拾好工具箱走了，尼娜·彼得罗夫娜捏着那三卢布钞票哭了，久久地坐着不动。她后来对同事说：“当他在那里修理电视机时，我惊讶地看着他，这和过去课堂的他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啊！”
　　苏霍姆林斯基讲到这里，借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口说：“在我们认为的无可救药的懒汉和毫无希望的‘两分生’身上，在他们的心灵和双手里，还蕴藏着天才呢……不，这不仅仅是蕴藏着一个巧匠的天才，更是蕴藏着一个我们没有看到的大写的‘人’。是的，亲爱的同事们，我们没有在学生身上看到这个大写的‘人’——我们的主要过失就在这里。”这段话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四]
　　多少年来，直到现在，我们有多少教育者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过失”？一些学校常常在毕业年级以各种方式撵“差生”，班主任三番五次给家长打电话，“建议”孩子转学，“找一个适合他的学校”。在平时，因为成绩不好，那些“差生”被老师歧视，甚至羞辱。学校一切为了升学率，不惜抢“优生”撵“差生”，教师以成绩论“爱”，嫌“贫”爱“富”——教育的功利与势利暴露无遗。如此“教育”，淹没了多少天才？ 　　有一年我去一所小学讲课，课前和校长闲聊时，她提到国内某著名企业家小时候曾就读于该校。我问：“这么有名的校友，怎么没见你们宣传呢？”她说，这位企业家拒绝承认他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他觉得当初在这个学校读书时被老师冷落甚至歧视，因为他小时候很调皮，成绩也不怎么好，所以学校没给他留下好印象。我说：“哎呀，这个学生现在如此功成名就，当初的校长和老师可能肠子都悔青了吧？”仅仅因为调皮和成绩不好，孩子就得不到富有人性温度的教育关怀。正是这个缺少关爱的孩子，日后却成就了一番事业，他在管理方面显然是有天赋的。简单地谴责学校和老师似乎也不公正，教育功利和势利的背后是片面单一的评价体系，根源在于我們只用一把尺子衡量学生。苏霍姆林斯基说：“每一个儿童都有他自己的才能和潜在力量，都有优点和缺点，都有他个人的兴趣和所追求的目标。”然而我们现在的教育，则丝毫不考虑“每一个儿童”的“才能和潜在力量”，而是貌似公正地用分数去评判衡量所有学生。
　　 [五]
　　在我的《教育的100种可能》中，写了一个叫张凌的学生。他进初中时，我是他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这孩子几乎每天都犯错误，上课违纪，下课大闹，成绩也很差。后来张凌母亲带着他来到学校，请学校同意张凌不继续读书了——这点倒和米哈伊尔相似。我问：“张凌这么小的年纪，不读书干什么呢？”母亲说：“孩子喜欢踢足球，我打算把他送到少年足球学校去学踢球。”后来，张凌从足球学校毕业，因为球踢得好，被日本教练选拔去了日本踢球，在日本他还担任过几个足球俱乐部的教练。现在，他是四川省知名足球教练！
　　无论是苏霍姆林斯基笔下的维克多、米哈伊尔，还是我的学生张凌，以及本文开头提到的理发师小胥，如果只用分数去衡量他们， 他们简直就是“一钱不值”，但是换个领域，他们却是天才。苏霍姆林斯基当年的大声疾呼，简直就像是针对今天的中国教育说的：“不要让上课、评分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唯一的、吞没一切的活动领域。如果说一个人只是在分数上表现自己，那么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等于根本没有表现自己，而我们教育者，在人这种片面性表现的情况下，就根本算不得是教育者——我们只看到一片花瓣，而没有看到花朵。一个人表现自己的领域越狭窄，全体教师的关心越是局限在知识上，那么反而对知识越有害，人对自己在学习上的成就就越冷淡，他的学习愿望就越低。”现在一些地方的教育不正是“让上课、评分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唯一的、吞没一切的活动领域”吗？“只看到一片花瓣，而没有看到整个花朵”的“教育者”何其多矣！
　　 [六]
　　苏霍姆林斯基“每个孩子都是天才”的思想对今天中国的教育改革至少有着三重现实意义。第一，丰富活动课程，尤其是要开放一些个性化的课程。我们要创造条件让孩子们在实践活动中，发现自己独特的禀赋。学校要通过各种社团活动，让每一个孩子都尽量参与进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学生以自主和自由，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来说，就是“教师的任务首先在于发现学生身上最好的东西，发展它，不用大纲规定的框框去约束它，鼓励学生独立工作，支持他们的创造精神”，特别要让孩子在劳动中发现自己，“我们认为，让孩子从童年起就特别热爱某一种劳动，让他们从童年起就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才能和潜力，是为孩子们将来走向劳动生活，为他们今后能自由地、自觉地选择生活道路做好充分准备的重要条件”。第二，至少在初中阶段，就应该对学生进行有关人生规划、职业意向的引导。我不是说直接把初中也办成职业学校，而是说应该让孩子们尽早发现自己的智力优势和行业兴趣，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基本课程的基础上，能够在符合自己志趣的项目上多下功夫。要让初中毕业时的“普职分流”真正成为学生的主动选择，而不是学校的强迫，或仅仅是出于“考不上重点高中，还不如读职校”的无可奈何。第三，改革基础教育的评价体系。这当然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工程，但我想是不是可以体现三个原则：多元化、个性化、延时化。所谓“多元化”，就是评价的方式应该有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类别等方面的差别;所谓“个性化”，就是将统一的基本要求降到最低，然后根据不同的个体采用不同的评价“尺子”，不要“一刀切”;所谓“延时化”，就是对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不要只看三年后的中考或高考的升学率，而要看三十年以后学生的“成人率”，因为每一个孩子不只有三年后考上重点高中或大学的一种可能，而是有100种可能！说到底，教育应该给每一个孩子以人生的自信，而不是自卑;而自信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善于发现并且帮助每一个孩子发现自己独一无二的天赋。让我们重温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我在学校里对儿童、少年和青年进行的几十年工作，使我得到一条深刻的信念：人的天赋、可能性、能力和爱好确实是不可限量的，而每一个人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又都是独一无二的。”自然界里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们有权利说他是“无论干什么都不行”的人。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界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这既是社会的幸福，也是个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