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攀比出现在经济增长还是经济衰退的地方，由此产生的焦虑无疑是动乱和不稳定的潜在隐患。所以当务之急是做一些事情来把这一隐患降到最低，更重要的是使人们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允许他们改换车道、在道路畅通以后可以加快前进的社会之中
　　
　　你和我谁更富？只要你我衣食无忧，这一问题并不应该十分重要。我们许多人都试图让它无足轻重。但是，有时这样的攀比会折磨我们。在全球化时代，一些地方经济增长迅速，另一些地方停滞不前，而电视和互联网让我们看到别人如何生活。因此，这样的攀比成为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因素。
　　已故社会心理学家列昂·费斯廷格曾说，尽管我们对成功的攀比充满道德疑虑，但是这仍然构成一个基本的、而且是无法抑制的人性驱动力。这一驱动力存在于每个社会以及所有的社会群体之中。费斯廷格说，对于任何有关成功的衡量标准，无论是财富、能力或者仅仅是个人魅力，人们都趋向于同日常所见以及处于类似成功水平的人进行比较。对于远远更为成功或不成功的人，我们并不担忧。我们认为他们与我们相差甚远，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的最新力作《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详细列举了由这些比较产生的感觉，对于社会和谐和我们的经济成功意味者什么。
　　弗里德曼还指出，如果富人看起来属于不同的种族群体，那么，攀比财富对于社会而言更加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攀比被政治化了，从而引发社会冲突进而降低经济上的成功。
　　例如，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韩国几十年来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该国种族单一，从而降低了对他人的相对富裕的不满。相反，斯里兰卡40年前的生活水平与韩国不相上下，但是，其泰米尔少数民族认为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阻碍了他们的机遇和进步，随之而来的种族暴力使得该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斯曼曾经将具有多种独特群体的社会与无法更换车道的多车道高速公路相比。如果交通堵塞几个小时，无人可以前行，我们一般会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如果另一条车道开始移动，每个人都会兴高采烈。即使我们依旧无法前行，我们都会谅解那些走在前面的人，而且想象自己不久也会向前走。但是，如果其他车道可以通行而我们却无法前进，烦恼和愤怒会最终取代兴奋。开始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也是一样。
　　弗里德曼著作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判断其自身成功时，人们做出的两种比较极为重要。也就是：同其自身（或者家族）过去经历的比较以及同身边人的比较。当经济增长滞后，人们不再看到自身有所进步时，第一种比较就变得更加重要，而且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均是如此。但是，如果经济衰退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各不相同，特别是人们感觉（无论正确与否）同一群体的成员比其他人更为出色时，第二种比较的重要性也随之提高。考虑一下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反犹主义横行就可以知道了，其中一些最终演变成为种族灭绝。
　　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而且弗里德曼并没有说明经济增长率下降一定会导致社会动乱。实际上，许多历史时期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都并未出现如何不同寻常的社会问题。
　　历史力量是复杂的。它们往往并不听命于简单的经济理论。弗里德曼指出社会性的攀比如果不导致冲突，也会驱动人类的焦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经济增长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提高的期望值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就会使得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影响变得异常强烈。
　　例如，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经济奇迹”，当今中国有许多人为了实现由此产生的期望值以及看到身边的人暴富而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个人成功深表焦虑。
　　如果费斯廷格和弗里德曼所言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攀比是人性使然。但是，无论这些攀比是否出现在经济增长或经济衰退的地方，由此产生的焦虑无疑是动乱和不稳定的潜在隐患。所以，问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把这一隐患降到最低。
　　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应当适度，既不过高以致于将来崩溃，也不过低以致于削弱公众朝向更好生活的坚实进展的感受。这样可以保证社会和政治稳定，进而促进更进一步的增长。但是，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让人们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允许他们改换车道、在道路畅通以后可以加快前进的社会之中。
　　（翻译/赵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