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葡萄酒领域中所谓的新世界与旧世界，就是国人眼中现代化世界的格局，而中国未被列入旧世界也未被列入新世界，也说明了在外界看来，中国还未真正进入现代化世界的格局之中，恰如3000年前的波斯和欧洲不在我们的格局中。
　　
　　“葡萄酒作为饮料最有价值，作为药最可口，在食品中最令人快乐”，希腊人的名言代表了数千年来钟情于葡萄酒者的心声。这种曾被称为“神之血”的饮料，时而令人变得狂放不羁，时而又让人的心灵得到抚慰；它不仅拥有醇香诱人的味道，更营造出令人如痴如醉的氛围，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要素。透过五颜六色的葡萄酒，我们可以看到一部蜿蜒曲折、气势磅礴的人类观念史、社会史与文化交流史。对于今天中国日益壮大的葡萄酒消费群体来说，葡萄酒自身的发展历史和其背后纠结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实在是应该了解一点的。否则无论你的味蕾多么敏感，都无法喝出它真正的味道。
　　
　　一个虚假的挑战
　　
　　不久前，参加一个世界葡萄酒组织的会议，偶遇某国内知名酒庄负责人李先生，他信誓旦旦，雄心勃勃，声称要在中国打造世界葡萄酒的第三极。我问他何出第三极之言？原来现今在葡萄酒领域有新旧世界之分。过去，一提到葡萄酒，人们总是想到欧洲，想起法国、意大利，这也就是所谓的旧世界葡萄酒，不仅拥有历史悠久酿酒经验、树立优质风格典范，更堪称为现代文明的一种标志、享誉世界。但近年来，全球葡萄酒市场已产生重大改变。产自美国、阿根廷、澳洲、智利的新世界葡萄酒，抛弃传统包袱与严格产区限制，并充分运用现代化科技与灵活的创造力行销，不仅成功挥军国际市场，更挑战法国、意大利的葡萄酒龙头霸主地位。
　　今天的中国，葡萄酒行业也已经蔚为大观，在册的生产企业已达到了450家，产销量不断攀升。
　　问题在于，始终在国内市场和低端市场徘徊，卖不出好价钱，也很难登高等级场合的大雅之堂。没有公认的优势品牌，只能在新旧世界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作为从业者，眼看着新世界葡萄酒的崛起，旧世界葡萄酒依然红火，却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中国葡萄酒的存在，既没有并非无谓的国洋之争一般来讲，今人都是把葡萄酒当作一种洋文化来享用的，的确，今天的顶级葡萄酒品牌均为欧美所有，造成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不过在专业领域内一直对此存在国酒论和洋酒论两种观点。
　　


　　葡萄酒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形成产业的葡萄酒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葡萄酒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繁荣过。汉武帝时在离宫别馆尽栽葡萄。魏文帝曹丕对葡萄酒情有独钟，他在《诏群臣》中写道：葡萄“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由于魏文帝身体力行的提倡葡萄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葡萄酒有很大发展。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钟爱葡萄酒。唐贞观13年（640年）唐破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得马乳葡萄，并得其酒法。学会了做葡萄蒸馏酒，即白兰地。唐太宗和宰相魏征都曾亲自做过葡萄酒，而且做得相当出色。被归在旧世界的行列，也没有成为新世界的成员，自然心有不甘。
　　那么第三极又是个什么形态呢？李先生只是说，吸收新旧世界的先进技术和营销方法，结合中国本土的优势，但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描述。与会的一位世界葡萄酒组织干事并不同意李先生的想法，他说：“中国有悠久的葡萄酒酿造和饮用的历史，在世界的葡萄酒领域应该有自己的地位”。正如干事所言，中国的葡萄酒酿造即使不比意大利和法国这些龙头大哥们早，也决不会比他们晚。一开口就把自己定位于第三极，在气势上已经输了半截。如果我们想挑战既成事实的葡萄酒新旧世界的秩序，还是应该到自身的历史中寻找途径。
　　
　　并非无谓的国洋之争
　　
　　一般来讲，今人都是把葡萄酒当作一种洋文化来享用的，的确，今天的顶级葡萄酒品牌均为欧美所有，造成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不过在专业领域内一直对此存在国酒论和洋酒论两种观点。葡萄酒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形成产业的葡萄酒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葡萄酒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繁荣过。汉武帝时在离宫别馆尽栽葡萄。魏文帝曹丕对葡萄酒情有独钟，他在《诏群臣》中写道：葡萄“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由于魏文帝身体力行的提倡葡萄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葡萄酒有很大发展。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钟爱葡萄酒。唐贞观13年（640年）唐破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得马乳葡萄，并得其酒法。学会了做葡萄蒸馏酒，即白兰地。唐太宗和宰相魏征都曾亲自做过葡萄酒，而且做得相当出色。
　　葡萄酒在唐宋时期有了发展和普及。元朝时期是我国葡萄酒最辉煌、最繁荣的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十分钟爱马奶酒和葡萄酒，把这两种酒定为祭祀宗庙的供酒。元代葡萄种植面积之大、地域之广、酿造葡萄酒数量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在历史上有过灿烂的葡萄酒文化。唐诗、宋词、元曲中，元朝以后的书画、散文中，多有对葡萄和葡萄酒的赞美，某种程度上彰显甚至塑造了古代中国文人的精神气质。
　　唐太宗的重臣魏征，是位酿造葡萄酒的高手。他把自己酿造的两种不同风味的葡萄美酒，献给唐太宗。唐太宗品尝后，觉得其味无与伦比，因而写下《赐魏征诗》。唐朝大诗人留下不少歌颂葡萄酒的诗篇，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也是个葡萄酒的鉴赏家。他仕途坎坷，多次遭贬，在不得意时写世态炎凉：“冷官门户日萧条，亲旧音书半寂寥。惟有太原张县令，年年专遣送蒲桃。” 苏东坡曾写过《老饕赋》，说的是面对着精美的菜肴，听着美妙的乐曲，欣赏着仙女的舞姿，还缺什么呢？更有诗云：“引南海之玻璃，酌凉州之葡萄”，可见其对葡萄酒的钟爱。此外李白、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历代文化名人皆有赞美葡萄酒的文字传世，不胜枚举。以上诸条足以说明葡萄酒是中国的国酒。
　　


　　洋酒论的理由也很充足。据考古资料，最早栽培葡萄的地区是小亚细亚里海和黑海之间及其南岸地区。大约在7000年以前，南高加索、小亚细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也开始了葡萄的栽培。在这些地区，葡萄栽培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采集野生葡萄果实阶段，野生葡萄的驯化阶段，以及葡萄栽培随着旅行者和移民传人埃及等其他地区阶段。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波斯(即今日伊朗)是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国家。最近的考古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考古学家在伊朗北部扎格罗斯山脉的一个石器时代晚期的村庄里，挖掘出的一个罐子证明，人类在距今7000多年前就已饮用葡萄酒，比以前的考古发现提前了两千年。这个罐子产于公元前5415年，其中有残余的葡萄酒和防止葡萄酒变成醋的树脂。
　　在埃及的古墓中所发现的大量珍贵文物清楚地描绘了当时古埃及人栽培、采收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情景。最著名的是 Phtah —Hotep 墓址，据今已有6000年的历史。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葡萄酒业的开始。欧洲最早开始种植葡萄并进行葡萄酒酿造的国家是希腊。3000年前，希腊的葡萄种植已极为兴盛。一些旅行者和新的疆土征服者把葡萄栽培和酿造技术，从小亚细亚和埃及带到希腊的克里特岛，逐渐遍及希腊及其诸海岛。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把小亚细亚原产的葡萄酒通过马赛港传入高卢(法国)，并将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技术传给了高卢人。
　　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学会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技术后，很快在意大利半岛全面推广。古罗马时代，葡萄种植已非常普遍，《罗马法》规定：若行窃于葡萄园中，将施以严厉惩罚。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技术迅速传遍法国、西班牙、北非以及德国莱茵河流域地区，并形成很大的规模。直至今天，这些地区仍是重要的葡萄和葡萄酒产区。15至16世纪，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技术传入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朝鲜和美洲等地。19世纪中叶传入美国。
　　洋酒论者认为，我国现在栽培的葡萄是汉武帝建元年间张骞出使西域从大宛带回的。大宛在今中亚的塔什干地区，盛产葡萄、苜蓿，以汗血马著名。《史记·大宛列传》：“宛左右以蒲桃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年不败”。“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桃。”在引进葡萄的同时，张骞还招来了酿酒艺人。这是我国葡萄酒酿造业的开始。清朝末年张弼士先生创办张裕公司，是我国工业化生产葡萄酒的开始。他聘用奥地利酒师，引进欧洲的葡萄品种，引进欧洲的酿酒设备、酿酒技术。在张裕公司的大门面上，就刻有“西法酿造葡萄酒”，这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二次引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葡萄酒工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这是我国葡萄酒工业的第三次引进。也可以这样讲，清朝以前的葡萄酒，是中国的国酒。它是用中国的原料，中国的设备，中国的技术，酿造的中国式葡萄酒。遗憾的是那些酿酒设备、酿酒技术都消失了。从张裕公司成立到今天，葡萄酒文化不是继承了我国传统的葡萄酒，而是建构在西方葡萄酒文化的基础上。如今的中国人喝葡萄酒，穿的是西服，扎的是领带，用的是高脚杯。不管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讲，现在中国市场上的葡萄酒都应该属于洋酒之列。
　　
　　想像中的异邦
　　
　　通过葡萄酒的国洋之争，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明显的葡萄酒在中国发展和传播的线索，对于历史事实，国洋双方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关键是一个界定标准的问题。
　　客观地说，无论今天还是历史上，我们所采用的酿造设备和酿造技术的确都无法抹掉舶来品的痕迹。特别是现在，葡萄酒的原料生产，加工，储存，品酒礼仪、用具，都似乎以西方为标准。饮者也常以如数家珍般卖弄西方葡萄酒文化、能够分辨各种洋葡萄酒之间的细微差别为荣，旁观者对此似乎也能认同。这一切其实来源于古往今来我们对异邦的想象。
　　国酒论者延续了古时中国对于世界的想象。“天圆地方”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地球的认识。古代中国人毫不谦逊地认为，自己的“天朝”天然地居于天下的中央，而蛮夷戎狄只配住在四周四角。这种古朴的中国中心理念，为构筑一个宗蕃模式的世界体系提供了地理的、文化的依据。周代通过分封，形成天子为宗主，诸侯、蕃邦为番属的格局。《国语周语》有“五服”之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其核心内容是以天子居住的王畿为中心，各服依次像一个同心圆似的向外辐射、扩展，按亲疏远近的关系把世界划分层次。据此，中原是文明的中心，九州是文明的范围。
　　在此观念之下，无论波斯、还是欧洲都远在荒服之外，中心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征服它们，只是以一种怀柔远人的态度，在万方来朝的朝贡体系之下与之共处。张骞西行，带回葡萄和酿酒技师，献给皇帝和他的天民。我们的先辈们在享受葡萄酒的色泽、口味时是把它当成了来自海外仙山的补药，葡萄酒帮助他们延年益寿，而创造葡萄酒的那个遥远的文化，也便成为了中原文化体系的一个元素。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天下的好东西，本来就是属于王的，不管那是谁的发明创造。
　　近代以来，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主权国家的形成，天下体系轰然坍塌，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国家体系，而现代文明的起源地—欧洲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对于国人来说，从天下走向现代国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鸦片战争以来至今150年已经过去，中国的社会转型仍然没有完成。洋酒论者的观念，恰恰是国人眼中的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显影。所谓新世界与旧世界，就是国人眼中现代化世界的格局，而中国未被列入旧世界也未被列入新世界，也说明了在外界看来，中国还未真正进入现代化世界的格局之中。第三极的构想，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被排斥在现代国家体系之外的不甘，但也绝不是一个在世界中重新定位自我的正确方向。第三极之说意味着我们在丧失对他者的清晰想象的同时，也在迷失自我，把自我与他者相勾兑，变成没有文化认同的四不像。凡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良知的人都不会同意他们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