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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的光阴，几乎没有在张炜脸上留下什么，肌肉依旧紧绷。很多人见了，还会说一句，瞧这人，长得那么一丝不苟。
作为一名作家，过去的23年里，他也是这样一丝不苟地写着《你在高原》。
他说自己不能满足于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里理解世界和生活，必须亲自勘察它的内部。二十多年里，他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路上。旅途中也写。
《你在高原》的主题词正是“行走”。
而关于《你在高原》，首先绕不开一个字——“长”。有人甚至在网上言辞激烈，这么长的文章，就像老太太的裹脚布。
张炜平日很少上网，很少在乎这些言论，他说，文学常识告诉我们：一首好诗远胜于十车庸文。但如果是十车好诗，那又另当别论了。
几十年时间里写下来的，创作变成了日常劳动，张炜坦言自己并不会觉得太累，甚至也不会觉得它太长。
它的原稿有六百多万字，后来听从出版者的建议压缩成这样。在写作中他从来不认为有什么不好读，相反常常觉得它过分好读了。
它是一本很长的书，究竟是好诗还是庸文？留给时间去回答吧。他说。
十车好诗还是庸文 留时间作答
张炜说他至今习惯用钢笔起草，觉得这样才更牢靠。而这种固执，在《你在高原》这部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小说450万字构造的那个漫长的时间下的虚构世界，还是写书本身漫长的经历。
起手时年轻，那时的状态以书中一个人物的話来说，即“茂长的思想，浩繁的记录，生猛的身心”，“可见当时多么冲动，又多么不知天高地厚啊。”
原打算十年写完，结果花了二十多年。
“人生有多少个22年？人生在创作旺盛的时期又有多少个22年？”张炜不禁感叹。
“我因为车祸和其他劳累之类引起的疾病，这期间曾住过七次院，两次病危。这自然将我写作的速度拉慢了。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事，慢一些也好，可以想得更透。最难的还不是病痛，而是写作本身。”
“原来的计划是年轻气盛的产物，受伤后的身体就没有这么大的冲力了，但慢下来更好，能让我想得更多一点，思考得更深一点。”朋友在一次事故后见到了他的艰难和狼狈，想到他写作的辛苦。而他认为，这二十年如果不如此写作，会过得更苦。
“写作的累没什么。有时嫌太乱和太吵，就马上躲到偏僻处，这样做其实并不好。如果在大热闹中求个安静，这才更好，这个安静更易于产生好的艺术。”
“多年的写作，有点像一个人迎着北风赶路。有时候难免会感到疲惫、寒冷、沮丧，有时候也会兴致勃勃，有一种行走的快感。”张炜说，《你在高原》正是关于一群人大地行走的故事，厌倦原有不甜不酸的小日子，向往最野生的土地，其实不过打了一个逃离和做梦的楔子。卷六《我的田园》里他写道，“不停在大地奔走的欲望驱使我”。
张炜说，他想写一百多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的中国，挖掘和展现一些细部和深处的真实状况，当然不是易事。《你在高原》描述了较为重要的人物一百余位。从地域上看以山东半岛地区为主，涉及到国内一些大中城市、平原乡村，还有同时期东西方国家的情况。从职业阶层上看包括了知识分子、政经人物、工人农民及其他各界。
书中的一些人向往并先后去了高原地区，张炜说，这当是实指，另外也有精神层面的，就像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句：“我的心啊，在高原”。
为50年代生人立传
张炜成名算早的，最早他是以诗人的姿态登上文坛的。20多年前，因为《古船》《九月寓言》等小说，成为很多人的文学偶像。
1986年，《古船》首次发表在当年第5期的《当代》上，瞬间引爆读者的热情。一年后的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他出了单行本。那是文学热潮犹在的时光。张炜感觉很好。
那会儿李敬泽还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他后来说，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的10多年间，张炜和一批优秀的作家涌现出来，比如莫言、余华、苏童、格非、贾平凹、陈忠实、张承志等人。“只有历史上的唐朝诗歌，可以和这个时期的小说媲美。”李敬泽评价说。
那时的张炜，小说里描写两性之间淡淡的朦胧的柔情，显得纤巧柔美。后来转入对农村现实的揭示，表达对人性的深入思考。自“秋天三部曲”直至《古船》，他彻底从原来的纤细敏感走向深厚沉郁，这或许是他从土地中所得。从《九月寓言》开始的三部长篇，他更多思考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问题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救问题，“融入野地”是他设计的一条理想之路。
到了《你在高原》，本质上依然延续了“融入野地”这个理念。只不过这一次，野地成了高原。
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一切都在剧烈变化。网络时代的迅速到来使得曾经“一代天骄”的纯文学和作家们，显得寂寥。到处都是快餐文化，当微博140字的风潮来袭时，人们甚至不再愿意老老实实写一篇千字文的博客。
什么都在 “快”，都在“刺激”。张炜认为，当代文学的趋向是越来越娱乐化欲望化物质化，当年极左时期的作家一窝蜂去写阶级斗争，现在则是另一窝蜂，追逐物欲和感官刺激。
有人说，这世界的20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一切都在变化，而唯一不变的是张炜还在写《你在高原》。这其中透露出一份调侃和戏谑，也体现出一种社会现实。
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相比，张炜像一个围着自己圆心转动的陀螺，《你在高原》是为1950年代生人立传，那是他的一个夙愿。
张炜说，中国1950年代前后的这一代人，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饥饿年代，获取知识的年纪又遇上大跃进、文革，然后是中国巨大的转型，遭遇价值观上的两极冲突，等等。这对他们身心的挫伤非常严重。但与此同时，这一代人又是见了大世面的，也很幸福。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现在跟未来都会了解得很深刻。“而我个人本身作为五十年代生人，会充分体会这一代人的喜悦、困厄、幸福和悲哀，所以应该写他们。”张炜说。
书中有一个人物的话似乎在解释张炜这么做的初衷：“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和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吃进的食物，统统都搅在了一块儿，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
他说，现在，中国的物质主义欲望非常强势，在这种状态下，“回头想想那个年代，就会觉得像在梦里一样，不可思议。”
所以，张炜每每回到那个场景，就回到了一场激越的、慷慨澎湃的大梦之中。
为了让“遥远的我”高兴而写作
“不断回到大梦”让他写出了这部450万字的小说，写了100年的历史，也就是从革命党人一直写过来，写到今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是接近今天，笔墨也就越重越浓。
“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反思过去、追忆过往的回忆性作品，而更多是一个全面展现当下中国的作品。”张炜说，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好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是亲历者，是参与其中的人。一些人在那场壮怀激烈的行走中，有各式各样的遭遇，甚至付出了生命。我是目击者，也是行动者。
张炜从小对地质队员的生活入迷，觉得他们满世界跑，可以去无数有意思的地方，什么高山大河雪岭都不在话下。这可能是最浪漫的人生了吧。那时候对他们的艰苦并不觉得，眼里看到的全是有趣。
“我那时候有许多时间都在他们的帐篷里玩，听他们海聊。”张炜回忆，当时的海边除了打鱼的人和猎人，来来往往最多的就是地质队员了。这对于他以后的文学之路有一些影响，比如他在1980年代初就写了好几篇有关地质队员生活的短篇小说。后来的长篇更是不止一部以地质队员为主人公了。《你在高原》里的主角宁伽，也是一名地质学院毕业的青年。
他被小时候的兴趣牵引着，自修了大学地质课程，从80年代初开始，不过学一半丢一半，没有实践终究记不牢。书里面有个人物说过一句话，“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他说，这是自己对地质工作者的评价。
除了地质工人，张炜的小说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土地。
土地其实是文学的全部。张炜说，自己这些年来最爱看的两本书就是王献唐的《山东古国考》、李白凤的《东夷杂考》，无论到哪里出差，都要带着这两本书，“因为我对这片乡土是如此沉醉。”
在小说《九月寓言》单行本的扉页上，他曾写了一句话：“为了一本好书，可以耗上一生。”
很多年后，张炜说，这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表明了写出一本好书对一个写作者的重要性以及他的决心。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只写一本好书，比如说《红楼梦》和《追忆似水年华》，另一个意思，是讲一个作家，无论一生写了多少本书，其实都在写“同一本”，总是朝向同一个大方向，有着明显的探求轨迹。
小说写那么长，有意义吗？这是很多人的疑问，而且还是一部纯文学的作品，能吸引读者吗？卖得动吗？
而张炜似乎一点不忧虑。
“说到评价与市场之类，这太繁琐了，我当时只是痴迷于写作，印出来是为了存个心情。”他说，这儿借用一句拙诗来说吧：“我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心灵在回响。”
他过去曾经多次被问及“到底为谁写作”的问题。为大众？为市场？为知识分子？为业内专家？他说都不准确。
那到底为谁？总要有一个目标吧？张炜说，我是为了“遥远的我”在写作。总觉得自己写作的时候，另一个“我”在很高很远的地方注视着，他盯住了我的笔尖。就为了让那个“遥远的我”高兴和满意，我才如此辛苦地工作，快乐地工作。写作是不需要达成与他人的、市场的妥协。
得奖，不过是人们制造的“屑末”
将自己埋在小说的虚构世界里，一晃20载，有人说他“就像一个蚌壳”，不留給自己一点缝隙，他坦言一直在拒绝外面的世界，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武林高手的闭关，他也怕自己功亏一篑。等他出山，离开虚构的世界，重新看到的是一个早已变化万千的世界。
“在这场空前的劳动面前，要解决许多生活中具体的、琐碎的问题，因为它们会把我从文字的世界里拽出来——怎么抵御这个强大的现实的拽力，坚持生活在个人的世界、虚构的世界里，这很难。”张炜说，“这个抵抗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强大的拒绝的力量，就会从那个世界里走出来，这样创作也就失败了。”
书写完了以后，张炜有一种极其空荡的、失落的感觉。他与书中的男男女女，这所有的人一起生活了2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突然告别了他们，就会有一种不适感和恍惚感。
2005时，张炜曾写了一篇《精神的背景》，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他把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描述为“精神平均化时期”“沙化时期”“卖掉一切的写作和出版”“在背景中显现的文学”。
不过作家毛尖不同意张炜对“精神沙化”的观察，有媒体曾援引她的话说：“去问年轻一点的孩子，肯定会说现在是很激动人心的年代，会有张爱玲在《中国的日夜》里表达的那种快乐。为什么在孩子们看来叫人兴奋的年代，在张炜笔下却那么沮丧？是不是张炜自己对当代生活的加入还是不够？或者说，他首先拒绝了当下？”
有人提出已鲜有读者有耐心去读这样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了。张炜不以为然，他说：“纯文学过长就没人读了，这个说法完全是以一己的心态去替代和揣测众人的心态。”
《你在高原》出版以后，曾有一位数学专业的老科学家，她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读完了全书，然后把自己的儿子儿媳叫到跟前，说希望他们都读一遍。儿子儿媳都读了。
“不久前我到西安，他们听说后找到我，谈了这个经历，让我一阵感动。”张炜说，很多像那老科学家这样的“非文学中人”，对《你在高原》却有那么多热烈的回应，这甚至让他想到了80年代中期，就是《古船》《九月寓言》出版时的那种感觉。有的读者甚至在三四个月里只沉浸在这套书中，写下了厚厚的读书笔记。这些例子太多了。
所以张炜有这样一个感慨：读者不问，问者不读。
“你也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要一口气把它读完，他可以慢慢读，如果感觉不好，就把它扔掉，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阅读是自愿的。”张炜说。
有人说纯文学已经死了，至少枯萎了，张炜却坚持写出这么长的纯文学小说，实在有“不识时务之态”。对此他说，在几百年前，有人就问雨果：你们为什么还要写作，写诗，哪有人读？分明没有人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写？文学死亡了。雨果回答说：“那就是说，男女之间不再相爱，太阳也不再升起，玫瑰花也不会开放了”——他只用了这样几句比喻，回答了质疑。
《你在高原》第六本《我的家园》中，张炜很细腻地描写了一个中年男人想去农村包下葡萄园时候的粘稠心情，但一些读者看完后觉得，这样的叙事有些太自我，作家想表达的情感，在外人看来显得有些拖沓和絮叨。
对此，张炜说，“越自我越好。写作者不能迁就读者，越是这样越是对他们的尊重。任何好作家都是与表达的平均数相去很远的。而叙述节奏、速度，是作家最重要的特权，一旦失去了它们，也就失去了作家自己。”
张炜在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中有这么段话：“什么得奖啊，画廊上的成功啊，那不过是人们制造‘屑末’的一种方式……只要是屑末，就永远别想掷地有声，风一吹就了无痕迹了。”他说，这恰如现在自己的心情，茅盾文学奖已经成为过去时，别林斯基说过这样一句话：“经过了必要的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将各归其位。”
作为一名作家，过去的23年里，他也是这样一丝不苟地写着《你在高原》。
他说自己不能满足于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里理解世界和生活，必须亲自勘察它的内部。二十多年里，他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路上。旅途中也写。
《你在高原》的主题词正是“行走”。
而关于《你在高原》，首先绕不开一个字——“长”。有人甚至在网上言辞激烈，这么长的文章，就像老太太的裹脚布。
张炜平日很少上网，很少在乎这些言论，他说，文学常识告诉我们：一首好诗远胜于十车庸文。但如果是十车好诗，那又另当别论了。
几十年时间里写下来的，创作变成了日常劳动，张炜坦言自己并不会觉得太累，甚至也不会觉得它太长。
它的原稿有六百多万字，后来听从出版者的建议压缩成这样。在写作中他从来不认为有什么不好读，相反常常觉得它过分好读了。
它是一本很长的书，究竟是好诗还是庸文？留给时间去回答吧。他说。
十车好诗还是庸文 留时间作答
张炜说他至今习惯用钢笔起草，觉得这样才更牢靠。而这种固执，在《你在高原》这部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小说450万字构造的那个漫长的时间下的虚构世界，还是写书本身漫长的经历。
起手时年轻，那时的状态以书中一个人物的話来说，即“茂长的思想，浩繁的记录，生猛的身心”，“可见当时多么冲动，又多么不知天高地厚啊。”
原打算十年写完，结果花了二十多年。
“人生有多少个22年？人生在创作旺盛的时期又有多少个22年？”张炜不禁感叹。
“我因为车祸和其他劳累之类引起的疾病，这期间曾住过七次院，两次病危。这自然将我写作的速度拉慢了。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事，慢一些也好，可以想得更透。最难的还不是病痛，而是写作本身。”
“原来的计划是年轻气盛的产物，受伤后的身体就没有这么大的冲力了，但慢下来更好，能让我想得更多一点，思考得更深一点。”朋友在一次事故后见到了他的艰难和狼狈，想到他写作的辛苦。而他认为，这二十年如果不如此写作，会过得更苦。
“写作的累没什么。有时嫌太乱和太吵，就马上躲到偏僻处，这样做其实并不好。如果在大热闹中求个安静，这才更好，这个安静更易于产生好的艺术。”
“多年的写作，有点像一个人迎着北风赶路。有时候难免会感到疲惫、寒冷、沮丧，有时候也会兴致勃勃，有一种行走的快感。”张炜说，《你在高原》正是关于一群人大地行走的故事，厌倦原有不甜不酸的小日子，向往最野生的土地，其实不过打了一个逃离和做梦的楔子。卷六《我的田园》里他写道，“不停在大地奔走的欲望驱使我”。
张炜说，他想写一百多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的中国，挖掘和展现一些细部和深处的真实状况，当然不是易事。《你在高原》描述了较为重要的人物一百余位。从地域上看以山东半岛地区为主，涉及到国内一些大中城市、平原乡村，还有同时期东西方国家的情况。从职业阶层上看包括了知识分子、政经人物、工人农民及其他各界。
书中的一些人向往并先后去了高原地区，张炜说，这当是实指，另外也有精神层面的，就像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句：“我的心啊，在高原”。
为50年代生人立传
张炜成名算早的，最早他是以诗人的姿态登上文坛的。20多年前，因为《古船》《九月寓言》等小说，成为很多人的文学偶像。
1986年，《古船》首次发表在当年第5期的《当代》上，瞬间引爆读者的热情。一年后的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他出了单行本。那是文学热潮犹在的时光。张炜感觉很好。
那会儿李敬泽还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他后来说，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的10多年间，张炜和一批优秀的作家涌现出来，比如莫言、余华、苏童、格非、贾平凹、陈忠实、张承志等人。“只有历史上的唐朝诗歌，可以和这个时期的小说媲美。”李敬泽评价说。
那时的张炜，小说里描写两性之间淡淡的朦胧的柔情，显得纤巧柔美。后来转入对农村现实的揭示，表达对人性的深入思考。自“秋天三部曲”直至《古船》，他彻底从原来的纤细敏感走向深厚沉郁，这或许是他从土地中所得。从《九月寓言》开始的三部长篇，他更多思考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问题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救问题，“融入野地”是他设计的一条理想之路。
到了《你在高原》，本质上依然延续了“融入野地”这个理念。只不过这一次，野地成了高原。
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一切都在剧烈变化。网络时代的迅速到来使得曾经“一代天骄”的纯文学和作家们，显得寂寥。到处都是快餐文化，当微博140字的风潮来袭时，人们甚至不再愿意老老实实写一篇千字文的博客。
什么都在 “快”，都在“刺激”。张炜认为，当代文学的趋向是越来越娱乐化欲望化物质化，当年极左时期的作家一窝蜂去写阶级斗争，现在则是另一窝蜂，追逐物欲和感官刺激。
有人说，这世界的20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一切都在变化，而唯一不变的是张炜还在写《你在高原》。这其中透露出一份调侃和戏谑，也体现出一种社会现实。
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相比，张炜像一个围着自己圆心转动的陀螺，《你在高原》是为1950年代生人立传，那是他的一个夙愿。
张炜说，中国1950年代前后的这一代人，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饥饿年代，获取知识的年纪又遇上大跃进、文革，然后是中国巨大的转型，遭遇价值观上的两极冲突，等等。这对他们身心的挫伤非常严重。但与此同时，这一代人又是见了大世面的，也很幸福。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现在跟未来都会了解得很深刻。“而我个人本身作为五十年代生人，会充分体会这一代人的喜悦、困厄、幸福和悲哀，所以应该写他们。”张炜说。
书中有一个人物的话似乎在解释张炜这么做的初衷：“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和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吃进的食物，统统都搅在了一块儿，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
他说，现在，中国的物质主义欲望非常强势，在这种状态下，“回头想想那个年代，就会觉得像在梦里一样，不可思议。”
所以，张炜每每回到那个场景，就回到了一场激越的、慷慨澎湃的大梦之中。
为了让“遥远的我”高兴而写作
“不断回到大梦”让他写出了这部450万字的小说，写了100年的历史，也就是从革命党人一直写过来，写到今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是接近今天，笔墨也就越重越浓。
“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反思过去、追忆过往的回忆性作品，而更多是一个全面展现当下中国的作品。”张炜说，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好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是亲历者，是参与其中的人。一些人在那场壮怀激烈的行走中，有各式各样的遭遇，甚至付出了生命。我是目击者，也是行动者。
张炜从小对地质队员的生活入迷，觉得他们满世界跑，可以去无数有意思的地方，什么高山大河雪岭都不在话下。这可能是最浪漫的人生了吧。那时候对他们的艰苦并不觉得，眼里看到的全是有趣。
“我那时候有许多时间都在他们的帐篷里玩，听他们海聊。”张炜回忆，当时的海边除了打鱼的人和猎人，来来往往最多的就是地质队员了。这对于他以后的文学之路有一些影响，比如他在1980年代初就写了好几篇有关地质队员生活的短篇小说。后来的长篇更是不止一部以地质队员为主人公了。《你在高原》里的主角宁伽，也是一名地质学院毕业的青年。
他被小时候的兴趣牵引着，自修了大学地质课程，从80年代初开始，不过学一半丢一半，没有实践终究记不牢。书里面有个人物说过一句话，“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他说，这是自己对地质工作者的评价。
除了地质工人，张炜的小说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土地。
土地其实是文学的全部。张炜说，自己这些年来最爱看的两本书就是王献唐的《山东古国考》、李白凤的《东夷杂考》，无论到哪里出差，都要带着这两本书，“因为我对这片乡土是如此沉醉。”
在小说《九月寓言》单行本的扉页上，他曾写了一句话：“为了一本好书，可以耗上一生。”
很多年后，张炜说，这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表明了写出一本好书对一个写作者的重要性以及他的决心。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只写一本好书，比如说《红楼梦》和《追忆似水年华》，另一个意思，是讲一个作家，无论一生写了多少本书，其实都在写“同一本”，总是朝向同一个大方向，有着明显的探求轨迹。
小说写那么长，有意义吗？这是很多人的疑问，而且还是一部纯文学的作品，能吸引读者吗？卖得动吗？
而张炜似乎一点不忧虑。
“说到评价与市场之类，这太繁琐了，我当时只是痴迷于写作，印出来是为了存个心情。”他说，这儿借用一句拙诗来说吧：“我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心灵在回响。”
他过去曾经多次被问及“到底为谁写作”的问题。为大众？为市场？为知识分子？为业内专家？他说都不准确。
那到底为谁？总要有一个目标吧？张炜说，我是为了“遥远的我”在写作。总觉得自己写作的时候，另一个“我”在很高很远的地方注视着，他盯住了我的笔尖。就为了让那个“遥远的我”高兴和满意，我才如此辛苦地工作，快乐地工作。写作是不需要达成与他人的、市场的妥协。
得奖，不过是人们制造的“屑末”
将自己埋在小说的虚构世界里，一晃20载，有人说他“就像一个蚌壳”，不留給自己一点缝隙，他坦言一直在拒绝外面的世界，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武林高手的闭关，他也怕自己功亏一篑。等他出山，离开虚构的世界，重新看到的是一个早已变化万千的世界。
“在这场空前的劳动面前，要解决许多生活中具体的、琐碎的问题，因为它们会把我从文字的世界里拽出来——怎么抵御这个强大的现实的拽力，坚持生活在个人的世界、虚构的世界里，这很难。”张炜说，“这个抵抗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强大的拒绝的力量，就会从那个世界里走出来，这样创作也就失败了。”
书写完了以后，张炜有一种极其空荡的、失落的感觉。他与书中的男男女女，这所有的人一起生活了2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突然告别了他们，就会有一种不适感和恍惚感。
2005时，张炜曾写了一篇《精神的背景》，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他把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描述为“精神平均化时期”“沙化时期”“卖掉一切的写作和出版”“在背景中显现的文学”。
不过作家毛尖不同意张炜对“精神沙化”的观察，有媒体曾援引她的话说：“去问年轻一点的孩子，肯定会说现在是很激动人心的年代，会有张爱玲在《中国的日夜》里表达的那种快乐。为什么在孩子们看来叫人兴奋的年代，在张炜笔下却那么沮丧？是不是张炜自己对当代生活的加入还是不够？或者说，他首先拒绝了当下？”
有人提出已鲜有读者有耐心去读这样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了。张炜不以为然，他说：“纯文学过长就没人读了，这个说法完全是以一己的心态去替代和揣测众人的心态。”
《你在高原》出版以后，曾有一位数学专业的老科学家，她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读完了全书，然后把自己的儿子儿媳叫到跟前，说希望他们都读一遍。儿子儿媳都读了。
“不久前我到西安，他们听说后找到我，谈了这个经历，让我一阵感动。”张炜说，很多像那老科学家这样的“非文学中人”，对《你在高原》却有那么多热烈的回应，这甚至让他想到了80年代中期，就是《古船》《九月寓言》出版时的那种感觉。有的读者甚至在三四个月里只沉浸在这套书中，写下了厚厚的读书笔记。这些例子太多了。
所以张炜有这样一个感慨：读者不问，问者不读。
“你也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要一口气把它读完，他可以慢慢读，如果感觉不好，就把它扔掉，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阅读是自愿的。”张炜说。
有人说纯文学已经死了，至少枯萎了，张炜却坚持写出这么长的纯文学小说，实在有“不识时务之态”。对此他说，在几百年前，有人就问雨果：你们为什么还要写作，写诗，哪有人读？分明没有人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写？文学死亡了。雨果回答说：“那就是说，男女之间不再相爱，太阳也不再升起，玫瑰花也不会开放了”——他只用了这样几句比喻，回答了质疑。
《你在高原》第六本《我的家园》中，张炜很细腻地描写了一个中年男人想去农村包下葡萄园时候的粘稠心情，但一些读者看完后觉得，这样的叙事有些太自我，作家想表达的情感，在外人看来显得有些拖沓和絮叨。
对此，张炜说，“越自我越好。写作者不能迁就读者，越是这样越是对他们的尊重。任何好作家都是与表达的平均数相去很远的。而叙述节奏、速度，是作家最重要的特权，一旦失去了它们，也就失去了作家自己。”
张炜在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中有这么段话：“什么得奖啊，画廊上的成功啊，那不过是人们制造‘屑末’的一种方式……只要是屑末，就永远别想掷地有声，风一吹就了无痕迹了。”他说，这恰如现在自己的心情，茅盾文学奖已经成为过去时，别林斯基说过这样一句话：“经过了必要的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将各归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