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笔者研究了中国1978后社会的转型状况下中国法律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面对法律发展的三种途径,继承、移植与创新,笔者认为应该将法律发展的途径与中国当前的特色结合起来,提出“政府推进型法律发展”的模式,并对其有效性进行了论证。
【关键词】社会转型;中国;法律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9-0255-01
1 引言
“转型”原本是属于生物学的一个概念,后来被移植到社会科学之中,用来表示社会的变迁,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指一种社会形态发生质变而飞越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和内在要求,社会通过自身的自然演进终究会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大致经历了1840年至1949年、1949年至1978年、1978年至现在三个阶段。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上文提到的第三个阶段,即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快速发展阶段,本文的研究也是着眼于这一时期。
2 社会转型与法律发展模式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无论从速度、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基调的逐渐确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总体而言进入了一个正常、快速和健康的推进时期。这一转型过程具备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过程;第二,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第三,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变过程;第思,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过程。社会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价值更替、秩序重构和文明再生等诸方面的进程。我国目前的社会仍然处于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转型的基本理念与内容走向也在不断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特别是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法律与社会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社会变迁推动了法律的发展,法律发展也从不同层次回应着社会的变迁。在转型中国内部,法律的发展途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法律发展是法律变迁的一种形式,也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这一实践活动与任何其他人类实践活动一样,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属性。从时间上的比较而言,法律有“变”与“不变”的区别。如果在“变”的前提之下,从空间和主体上的比较而言,法律发展的变化又有“模仿”与“自我创新”的区别。如果将法律发展的时空因素结合起来,那么法律发展的主要途径可以分为继承、移植与创新三种。法律继承、法律移植和法律创新是法律发展的三种基本途径,也是法律变迁的三种逻辑可能。其中,法律移植和法律创新由于体现了法律变化的趋势,通常被认为是法律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法律继承则与它们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法律发展图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也大致是按照这三种途径展开法律建设的。但由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体制转轨为核心的双重转型,所以法律移植也被作为法律发展的主要途径。
3 就政府推进型法律发展的思考
在当下中国的特定时空背景下,政府推进型法律发展模式在根本上是遵循着市场化、民主化、开放化等方向而展开的,所以与进化论理性主义和市民社会等理论并不矛盾,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此,当下中国法律发展中的政府推进与民众主导和社会演进之间也是辩证统一的,因为从根本上而言,政府推进是在顺应人民群众需求和社会进步的方向上进行的,而并非不顾民众意愿和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
政府推进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弊端,其中主要包括:第一,政府自身不合理的價值偏好对法治化进程和方向的影响。在政府自身不合理的价值偏好中最核心的是对“权力制约”问题的回避和拒斥,而这在相当程度上又可能表现为“左倾”思想的回潮;第二,政府推进型法治有可能出现政府动力的衰竭、中断和停滞。由于政府推进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国家外部的挑战与压力以及对国内危机的防范,那么当法治进程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使得国内外的压力减小时,政府就有可能丧失推进法治建设的动力与意愿。当法治发展提出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的时候,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第三,政府推进有可能成为冒进,从而使法律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产生脱节和矛盾。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政府推进的法律发展模式由于受自身到价值偏好的影响,有可能会出现“形式法治”或“虚假法治”的现象。
针对上文的分析,本文赞同一种“渐进式政府推动”。渐进式变革首先是区分于激进式变革的。如果说激进式变革是一种“一揽子”式的全面变革的话,那么渐进式变革的首要特色就是它是部分的、分阶段的变革。因此,渐进式法律发展首先意味着不是所有法律在同一时刻都发生变化,而是有些法律改变,有些法律不变。在这种情形下,尽管那些新近变化的法律可能与原有的法律体系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必定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且会在进一步变化中逐步磨合。所以,较之激进式变革,渐进式推进更有利于实现法律与社会以及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与融和。在引入渐进式发展的视野后,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律发展模式所呈现出的并不是激进式的推进,而是渐进式的推进。这种渐进式的推进对于克服法律超前问题起到了良好的预防和纠正作用,可以有效促进法律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并使中国的法律发展具备了进化论理性主义的某些特点。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 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3] 沃尔夫冈•查普夫,陈黎、陆宏成译.现代化与社会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尹伊君.现代化、本土化及其法治[J].读书,1999(4):79-84.
【关键词】社会转型;中国;法律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9-0255-01
1 引言
“转型”原本是属于生物学的一个概念,后来被移植到社会科学之中,用来表示社会的变迁,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指一种社会形态发生质变而飞越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和内在要求,社会通过自身的自然演进终究会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大致经历了1840年至1949年、1949年至1978年、1978年至现在三个阶段。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上文提到的第三个阶段,即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快速发展阶段,本文的研究也是着眼于这一时期。
2 社会转型与法律发展模式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无论从速度、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基调的逐渐确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总体而言进入了一个正常、快速和健康的推进时期。这一转型过程具备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过程;第二,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第三,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变过程;第思,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过程。社会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价值更替、秩序重构和文明再生等诸方面的进程。我国目前的社会仍然处于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转型的基本理念与内容走向也在不断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特别是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法律与社会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社会变迁推动了法律的发展,法律发展也从不同层次回应着社会的变迁。在转型中国内部,法律的发展途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法律发展是法律变迁的一种形式,也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这一实践活动与任何其他人类实践活动一样,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属性。从时间上的比较而言,法律有“变”与“不变”的区别。如果在“变”的前提之下,从空间和主体上的比较而言,法律发展的变化又有“模仿”与“自我创新”的区别。如果将法律发展的时空因素结合起来,那么法律发展的主要途径可以分为继承、移植与创新三种。法律继承、法律移植和法律创新是法律发展的三种基本途径,也是法律变迁的三种逻辑可能。其中,法律移植和法律创新由于体现了法律变化的趋势,通常被认为是法律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法律继承则与它们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法律发展图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也大致是按照这三种途径展开法律建设的。但由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体制转轨为核心的双重转型,所以法律移植也被作为法律发展的主要途径。
3 就政府推进型法律发展的思考
在当下中国的特定时空背景下,政府推进型法律发展模式在根本上是遵循着市场化、民主化、开放化等方向而展开的,所以与进化论理性主义和市民社会等理论并不矛盾,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此,当下中国法律发展中的政府推进与民众主导和社会演进之间也是辩证统一的,因为从根本上而言,政府推进是在顺应人民群众需求和社会进步的方向上进行的,而并非不顾民众意愿和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
政府推进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弊端,其中主要包括:第一,政府自身不合理的價值偏好对法治化进程和方向的影响。在政府自身不合理的价值偏好中最核心的是对“权力制约”问题的回避和拒斥,而这在相当程度上又可能表现为“左倾”思想的回潮;第二,政府推进型法治有可能出现政府动力的衰竭、中断和停滞。由于政府推进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国家外部的挑战与压力以及对国内危机的防范,那么当法治进程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使得国内外的压力减小时,政府就有可能丧失推进法治建设的动力与意愿。当法治发展提出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的时候,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第三,政府推进有可能成为冒进,从而使法律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产生脱节和矛盾。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政府推进的法律发展模式由于受自身到价值偏好的影响,有可能会出现“形式法治”或“虚假法治”的现象。
针对上文的分析,本文赞同一种“渐进式政府推动”。渐进式变革首先是区分于激进式变革的。如果说激进式变革是一种“一揽子”式的全面变革的话,那么渐进式变革的首要特色就是它是部分的、分阶段的变革。因此,渐进式法律发展首先意味着不是所有法律在同一时刻都发生变化,而是有些法律改变,有些法律不变。在这种情形下,尽管那些新近变化的法律可能与原有的法律体系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必定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且会在进一步变化中逐步磨合。所以,较之激进式变革,渐进式推进更有利于实现法律与社会以及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与融和。在引入渐进式发展的视野后,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律发展模式所呈现出的并不是激进式的推进,而是渐进式的推进。这种渐进式的推进对于克服法律超前问题起到了良好的预防和纠正作用,可以有效促进法律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并使中国的法律发展具备了进化论理性主义的某些特点。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 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3] 沃尔夫冈•查普夫,陈黎、陆宏成译.现代化与社会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尹伊君.现代化、本土化及其法治[J].读书,1999(4):7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