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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5年7月的利物浦医院里,已经不再有大量的伤兵被抬进。吵闹了好多年的医院开始渐渐安静下来,只是偶尔有病人和护士的走动,发出一些声音,少了很多手术刀和剪子碰撞的金属声,一切,都开始慢慢平静。
这些都在说明着,轴心国失败了,而战争,就要结束了。
一些医生把药箱搬到了战场上,那地方已经没什么威胁,只剩下需要救治的病号。
“莉泽,你来看,这东西也许有用。”
一个女护士叫着另一个。她们就是这一类医生的助手。她的手里有一卷本子,是刚刚在战场上捡到的东西。用黑色硬纸包着封皮,里面是还很干净的白色羊皮纸,用漂亮繁复的圆体字写着一个又一个名字,有些在外面的纸页已经被战火烧焦了,边缘露出熏过的黄。
拿着本子的女护士一页一页的翻起来,身边的莉泽问她,
“你觉得这会是什么?”
女人没说话。
“简?”
拿着名册的简回过头来对莉泽说,“也许是死掉的犹太人名册。”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气氛变得寂静可怕。
简继续翻着本子,她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也许只是想知道这些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什么。
“你看!”
简叫了一声,在其中以G开头的一页名字中,一个人的名字被特意地烧掉了,那个似乎是被烟头烫出的缺口在这页雪白的纸上显得突兀而刻意。
“G?会是谁?”
莉泽问,简摇了摇头。她们继续翻着,无数个名字被用同样的方式烧掉了,看上去是那么的可疑。
“莉泽!简!今天的工作就到这吧,可以回去了。”
远处有人在叫她们,莉泽应了一声,示意简把名册藏起来,两个人便朝声音的来向走去。
[2]
1942年。
维奥拉坐在窗前,透过灰蒙蒙的很久没洗过的窗帘看着窗外,月亮,树枝,矮房,雪,一切都显得那么脏。这间屋子是她的藏身之处,作为一个身在德国的犹太人,这是她唯一的选择。这个避难所是她父亲生前的一个朋友替她找到的,她只见过那个人一面,甚至如今那人的死活,她都没法知道。
她更不清楚,她的屋子会在什么时候被发现,她会什么时候被捉走,又会什么时候和她的父母一样死在集中营里。
所有她能做的,只是看着肮脏的窗外。
她的心里在计算着,这是她藏到这里的第三个月。
她不敢让她的闹钟发出声音,就把它放在了枕头下,只是临睡前和起床后会看一下,其他的时间,只是让它在枕头下走着。在这样的时候,就连钟表走动的声音都会让她丢了性命,所以这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都是为了能活着走出去。
维奥拉静静地躺在床上,这整栋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所以要格外小心。每周会有不同的人来给她送食物,那些人更是不敢轻举妄动,一点差错就又会有人丧命。
这样压抑的生活,她只能忍着,甚至连个歇斯底里的机会都没有,过去了一天,就有一天的希望。
在这样绝望又不敢失去希望的恐惧中,维奥拉睡着了。
维奥拉这年也不过20岁,乌发碧眼,是个漂亮的女孩,无论做什么,都该是个好年纪,当然,除了耗在一栋破旧的民房里。
[3]
第二天清晨,太阳透过窗帘射了进来,维奥拉渐渐醒了。她蹑手蹑脚地开始洗漱,她天生有洁癖,但在这样的环境下洗脸刷牙成了最奢侈的要求。还好那个父亲的朋友很照顾她,每天都给她提些水上来。
刚刚擦干脸她就听到门口有脚步声,一个男人的声音用德语对他的同伴说:
“你们在这里等我,我一个人上去就行了。”
维奥拉尽量不出声地走到装衣服的纸箱前,那里面有一把左轮,是搬进来的时候带在身边的,恐怕现在就是用到的时候了。她下意识地握紧枪柄,空气里透出一声清脆的转轮声响。
脚步越来越近,在几乎数得清步数时停了下来。维奥拉知道那男人已经到了门口。那人似乎迟疑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敲响了门。维奥拉当然不会傻到去自己开门,她甚至有些妄想着那人会以为这房子里没有人,然后再转身离开。
事实绝没那么简单,那男人用铁丝一类的东西撬开了锁头,她知道他全然可以用枪打开它,但维奥拉不知道他为什么没那么做,那人推开了门。维奥拉握着枪柄的手已经因为冷汗而有些打滑了。那人终于站在了她面前。维奥拉看清楚了他外套上精致的卐字,打了一个冷战。
“你是犹太人?说德语吗?”
他问。维奥拉不说话,如果不是犹太人,她完全没有躲在这里的必要。
男人并没有过来抓住她,像当年她躲在碗橱中看到的那些纳粹兵扯走她的父母那样。
“维奥拉·甘茨?”.
男人又问。维奥拉依然不出声,她下着决心,只要他再走近一步,他们中的一个就会没命。可他并没再走近。
让维奥拉意外的是,那男人转身离开了,没说什么,没有带走她也没直接要了她的命。门半掩着,维奥拉才开始意识到刚刚可能会发生什么。
她渐渐放松了警惕,走近去关门。可在那一瞬间,那男人又折了回来,维奥拉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可是,又一次出乎维奥拉的意料,他只是把自己的军用棉外套脱下来,交给了维奥拉,看着她笑了一下,又转身离开。
维奥拉这次却不舍得关门了,她留出一条细细的缝,听那男人下楼的声音。她听见了楼下的对话。
“你的外套呢?”
另一个士兵问。
“什么外套?我根本没穿外套来。我们走吧,这上面没人,那消息是错的。”
从这几乎命令的语气里不难听出,那人的官衔比他的同伴要高,没人再争论外套和有没有人的事,几个人的脚步声远了。
维奥拉这才关紧房门,透过窗帘向外看,那人模糊的身影在冰天雪地里显得很单薄,正朝另一栋屋子走去。
维奥拉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外衣,袖口是一块写着名字的金属牌。华伦士·文德斯。维奥拉不懂这衣服上肩章的军衔,但既然有名字,应该不是个简单的人物。维奥拉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放过自己,可确实是从这华伦士·文德斯手里,捡回了一条命。
[4]
这一天过得异常的快,这件事故似乎并没让今天有什么不同,她仍然在屋里翻那本几近散页的小说,偶尔在空白的地方写一些字,然后再继续翻它。
夜晚似乎早到了些,这一晚的月亮,树枝,矮房,雪,都显得疏朗了很多,维奥拉想,如果她能坚持到战后,一定要好好地洗洗这条窗帘。
维奥拉在窗前坐着,和以往一样。正在她发呆的时候,楼下又响起了脚步声。她知道自己被纳粹盯上了,之后的日子不会太好过,所以顺手把左轮放在了枕边,这时又派上了用场。
门被熟稔地撬开了,白天时救过她的华伦士又站在了她面前。
“又是你?”
维奥拉终于说出了一句话。华伦士听到她说的是德语,脸色似乎高兴了很多。
“我给你安排了船票,去英国,今晚就走,你收拾一下,躲在那里会比这安全。”
他对维奥拉似乎很着急地说,一低头看见了维奥拉手中的左轮。
“如果会用的话,最好带上它。”
华伦士又加了一句。维奥拉却并没立刻开始装点衣物。
“为什么要救我?”
维奥拉问。原本很着急的华伦士表情镇定了下来。他一时说不出话,眼睛也不再直视维奥拉,而是越过她望向窗外。
“我只是希望,有人活下来。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救你是我唯一能赎罪的办法,我想在我见到上帝时,不被他诘问得难以回答。”
维奥拉不说话,转过头去看到了被她放在床上的那件外套。
“你杀了多少犹太人,才换来的这个军衔?”
维奥拉的口气仿佛是在询问着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可她却在猜测着,这件外衣上是否沾着她父母的血。
“我没杀过人,如果可能,你将是第一个。这军衔是我爸爸的,他死了之后,他的上司便把他的位子腾给了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可我没有选择。”
维奥拉似乎心软了一些,毕竟他没有错,她也没有,他们不过都是为了活下去,才走到这一步。于是,她开始收拾行装。
一个小时后,维奥拉和华伦士趁着月色逃到了码头,船刚刚驶进港,他们很准时。船长走下船,向华伦士敬礼,说:
“这就是您的妹妹?”
“是的。奈利尔,她要是受了半点委屈,你就要全权负责。”
船长恭维地点头,华伦士塞给他一支烟,又加了些马克,他便笑得更谄媚了,哪有时间顾及维奥拉到底是不是华伦士的妹妹。
“你先上船吧,我和我妹妹还有话说。”
奈利尔就上了船,剩下华伦士和维奥拉。他说:
“英国的医院里可以让奈利尔帮你打点,给你一个职务,他好歹是在英国渡口混出来的,应该有熟人。你会说英语吗?”
维奥拉摇了摇头。华伦士似乎有些发愁,又说,
“让奈利尔教你吧,他的英语至少可以让英国人听懂。”
华伦士不再说话。气氛安静了下来。
“嘿,文德斯长官,要抓紧时间了。”
奈利尔从船长室的窗口伸出脑袋,对着他们喊。
“走吧,战争结束我就去英国找你,你一定要活着。”
华伦士半开玩笑地说,把维奥拉拉上了旋梯,笑着朝她摆了摆手,示意她什么也不要说,他看着她上了船,折身回军营,盘算着如何让维奥拉·甘茨这个人从犹太籍簿子上消失。
华伦士回到办公室,点了支烟,摊开了那本用黑色硬纸装饰着的本子,翻到了G字开头的一页,找到了维奥拉·甘茨的名字,用烟头烧出一个洞,他看着这个名字一点点变成灰烬,就像是维奥拉已经摆脱了犹太身份为她带来的那么多的不幸和苦难。他想,这是一个开始。
[5]
1945年,那个尽是犹太人名字的黑皮本子被莉泽和简拾到了,她们猜测着那些被烧掉名字的人的结局,如果她们有幸猜中了,答案就是那些是文德斯救下的性命。他不再需要这个本子了,因为他一直不是一个纳粹,其实,他是有选择的。当他在夜里送走维奥拉时,维奥拉就清楚,他绝不会动枪去杀一个无辜的人。
也许曾在无数个相似的夜里,在不同的船上,都有被文德斯送走的犹太人,而文德斯面对他们的感谢也许只会回答一句:
“走吧,要活着。”
(邓冰聪,就读于吉林省吉林市毓文中学2008级1班,此文曾由本刊选送并荣获“恒源祥文学之星”中国中学生作文大赛全国一等奖。)
1945年7月的利物浦医院里,已经不再有大量的伤兵被抬进。吵闹了好多年的医院开始渐渐安静下来,只是偶尔有病人和护士的走动,发出一些声音,少了很多手术刀和剪子碰撞的金属声,一切,都开始慢慢平静。
这些都在说明着,轴心国失败了,而战争,就要结束了。
一些医生把药箱搬到了战场上,那地方已经没什么威胁,只剩下需要救治的病号。
“莉泽,你来看,这东西也许有用。”
一个女护士叫着另一个。她们就是这一类医生的助手。她的手里有一卷本子,是刚刚在战场上捡到的东西。用黑色硬纸包着封皮,里面是还很干净的白色羊皮纸,用漂亮繁复的圆体字写着一个又一个名字,有些在外面的纸页已经被战火烧焦了,边缘露出熏过的黄。
拿着本子的女护士一页一页的翻起来,身边的莉泽问她,
“你觉得这会是什么?”
女人没说话。
“简?”
拿着名册的简回过头来对莉泽说,“也许是死掉的犹太人名册。”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气氛变得寂静可怕。
简继续翻着本子,她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也许只是想知道这些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什么。
“你看!”
简叫了一声,在其中以G开头的一页名字中,一个人的名字被特意地烧掉了,那个似乎是被烟头烫出的缺口在这页雪白的纸上显得突兀而刻意。
“G?会是谁?”
莉泽问,简摇了摇头。她们继续翻着,无数个名字被用同样的方式烧掉了,看上去是那么的可疑。
“莉泽!简!今天的工作就到这吧,可以回去了。”
远处有人在叫她们,莉泽应了一声,示意简把名册藏起来,两个人便朝声音的来向走去。
[2]
1942年。
维奥拉坐在窗前,透过灰蒙蒙的很久没洗过的窗帘看着窗外,月亮,树枝,矮房,雪,一切都显得那么脏。这间屋子是她的藏身之处,作为一个身在德国的犹太人,这是她唯一的选择。这个避难所是她父亲生前的一个朋友替她找到的,她只见过那个人一面,甚至如今那人的死活,她都没法知道。
她更不清楚,她的屋子会在什么时候被发现,她会什么时候被捉走,又会什么时候和她的父母一样死在集中营里。
所有她能做的,只是看着肮脏的窗外。
她的心里在计算着,这是她藏到这里的第三个月。
她不敢让她的闹钟发出声音,就把它放在了枕头下,只是临睡前和起床后会看一下,其他的时间,只是让它在枕头下走着。在这样的时候,就连钟表走动的声音都会让她丢了性命,所以这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都是为了能活着走出去。
维奥拉静静地躺在床上,这整栋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所以要格外小心。每周会有不同的人来给她送食物,那些人更是不敢轻举妄动,一点差错就又会有人丧命。
这样压抑的生活,她只能忍着,甚至连个歇斯底里的机会都没有,过去了一天,就有一天的希望。
在这样绝望又不敢失去希望的恐惧中,维奥拉睡着了。
维奥拉这年也不过20岁,乌发碧眼,是个漂亮的女孩,无论做什么,都该是个好年纪,当然,除了耗在一栋破旧的民房里。
[3]
第二天清晨,太阳透过窗帘射了进来,维奥拉渐渐醒了。她蹑手蹑脚地开始洗漱,她天生有洁癖,但在这样的环境下洗脸刷牙成了最奢侈的要求。还好那个父亲的朋友很照顾她,每天都给她提些水上来。
刚刚擦干脸她就听到门口有脚步声,一个男人的声音用德语对他的同伴说:
“你们在这里等我,我一个人上去就行了。”
维奥拉尽量不出声地走到装衣服的纸箱前,那里面有一把左轮,是搬进来的时候带在身边的,恐怕现在就是用到的时候了。她下意识地握紧枪柄,空气里透出一声清脆的转轮声响。
脚步越来越近,在几乎数得清步数时停了下来。维奥拉知道那男人已经到了门口。那人似乎迟疑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敲响了门。维奥拉当然不会傻到去自己开门,她甚至有些妄想着那人会以为这房子里没有人,然后再转身离开。
事实绝没那么简单,那男人用铁丝一类的东西撬开了锁头,她知道他全然可以用枪打开它,但维奥拉不知道他为什么没那么做,那人推开了门。维奥拉握着枪柄的手已经因为冷汗而有些打滑了。那人终于站在了她面前。维奥拉看清楚了他外套上精致的卐字,打了一个冷战。
“你是犹太人?说德语吗?”
他问。维奥拉不说话,如果不是犹太人,她完全没有躲在这里的必要。
男人并没有过来抓住她,像当年她躲在碗橱中看到的那些纳粹兵扯走她的父母那样。
“维奥拉·甘茨?”.
男人又问。维奥拉依然不出声,她下着决心,只要他再走近一步,他们中的一个就会没命。可他并没再走近。
让维奥拉意外的是,那男人转身离开了,没说什么,没有带走她也没直接要了她的命。门半掩着,维奥拉才开始意识到刚刚可能会发生什么。
她渐渐放松了警惕,走近去关门。可在那一瞬间,那男人又折了回来,维奥拉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可是,又一次出乎维奥拉的意料,他只是把自己的军用棉外套脱下来,交给了维奥拉,看着她笑了一下,又转身离开。
维奥拉这次却不舍得关门了,她留出一条细细的缝,听那男人下楼的声音。她听见了楼下的对话。
“你的外套呢?”
另一个士兵问。
“什么外套?我根本没穿外套来。我们走吧,这上面没人,那消息是错的。”
从这几乎命令的语气里不难听出,那人的官衔比他的同伴要高,没人再争论外套和有没有人的事,几个人的脚步声远了。
维奥拉这才关紧房门,透过窗帘向外看,那人模糊的身影在冰天雪地里显得很单薄,正朝另一栋屋子走去。
维奥拉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外衣,袖口是一块写着名字的金属牌。华伦士·文德斯。维奥拉不懂这衣服上肩章的军衔,但既然有名字,应该不是个简单的人物。维奥拉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放过自己,可确实是从这华伦士·文德斯手里,捡回了一条命。
[4]
这一天过得异常的快,这件事故似乎并没让今天有什么不同,她仍然在屋里翻那本几近散页的小说,偶尔在空白的地方写一些字,然后再继续翻它。
夜晚似乎早到了些,这一晚的月亮,树枝,矮房,雪,都显得疏朗了很多,维奥拉想,如果她能坚持到战后,一定要好好地洗洗这条窗帘。
维奥拉在窗前坐着,和以往一样。正在她发呆的时候,楼下又响起了脚步声。她知道自己被纳粹盯上了,之后的日子不会太好过,所以顺手把左轮放在了枕边,这时又派上了用场。
门被熟稔地撬开了,白天时救过她的华伦士又站在了她面前。
“又是你?”
维奥拉终于说出了一句话。华伦士听到她说的是德语,脸色似乎高兴了很多。
“我给你安排了船票,去英国,今晚就走,你收拾一下,躲在那里会比这安全。”
他对维奥拉似乎很着急地说,一低头看见了维奥拉手中的左轮。
“如果会用的话,最好带上它。”
华伦士又加了一句。维奥拉却并没立刻开始装点衣物。
“为什么要救我?”
维奥拉问。原本很着急的华伦士表情镇定了下来。他一时说不出话,眼睛也不再直视维奥拉,而是越过她望向窗外。
“我只是希望,有人活下来。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救你是我唯一能赎罪的办法,我想在我见到上帝时,不被他诘问得难以回答。”
维奥拉不说话,转过头去看到了被她放在床上的那件外套。
“你杀了多少犹太人,才换来的这个军衔?”
维奥拉的口气仿佛是在询问着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可她却在猜测着,这件外衣上是否沾着她父母的血。
“我没杀过人,如果可能,你将是第一个。这军衔是我爸爸的,他死了之后,他的上司便把他的位子腾给了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可我没有选择。”
维奥拉似乎心软了一些,毕竟他没有错,她也没有,他们不过都是为了活下去,才走到这一步。于是,她开始收拾行装。
一个小时后,维奥拉和华伦士趁着月色逃到了码头,船刚刚驶进港,他们很准时。船长走下船,向华伦士敬礼,说:
“这就是您的妹妹?”
“是的。奈利尔,她要是受了半点委屈,你就要全权负责。”
船长恭维地点头,华伦士塞给他一支烟,又加了些马克,他便笑得更谄媚了,哪有时间顾及维奥拉到底是不是华伦士的妹妹。
“你先上船吧,我和我妹妹还有话说。”
奈利尔就上了船,剩下华伦士和维奥拉。他说:
“英国的医院里可以让奈利尔帮你打点,给你一个职务,他好歹是在英国渡口混出来的,应该有熟人。你会说英语吗?”
维奥拉摇了摇头。华伦士似乎有些发愁,又说,
“让奈利尔教你吧,他的英语至少可以让英国人听懂。”
华伦士不再说话。气氛安静了下来。
“嘿,文德斯长官,要抓紧时间了。”
奈利尔从船长室的窗口伸出脑袋,对着他们喊。
“走吧,战争结束我就去英国找你,你一定要活着。”
华伦士半开玩笑地说,把维奥拉拉上了旋梯,笑着朝她摆了摆手,示意她什么也不要说,他看着她上了船,折身回军营,盘算着如何让维奥拉·甘茨这个人从犹太籍簿子上消失。
华伦士回到办公室,点了支烟,摊开了那本用黑色硬纸装饰着的本子,翻到了G字开头的一页,找到了维奥拉·甘茨的名字,用烟头烧出一个洞,他看着这个名字一点点变成灰烬,就像是维奥拉已经摆脱了犹太身份为她带来的那么多的不幸和苦难。他想,这是一个开始。
[5]
1945年,那个尽是犹太人名字的黑皮本子被莉泽和简拾到了,她们猜测着那些被烧掉名字的人的结局,如果她们有幸猜中了,答案就是那些是文德斯救下的性命。他不再需要这个本子了,因为他一直不是一个纳粹,其实,他是有选择的。当他在夜里送走维奥拉时,维奥拉就清楚,他绝不会动枪去杀一个无辜的人。
也许曾在无数个相似的夜里,在不同的船上,都有被文德斯送走的犹太人,而文德斯面对他们的感谢也许只会回答一句:
“走吧,要活着。”
(邓冰聪,就读于吉林省吉林市毓文中学2008级1班,此文曾由本刊选送并荣获“恒源祥文学之星”中国中学生作文大赛全国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