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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及治国理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显示出高超的智慧和雄才大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赴京赶考”前夕严立规矩
毛泽东预感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这‘四种情绪’可能表现在部分党员干部身上。”因此，在1949年3月于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并特别告诫全党同志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且鲜明地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六条规定，即：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对于以上几条规定，后来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又严肃认真地对全党详细谈起，他说：“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这几条规定，虽未正式写进会议的决议，但十分重要和具体，并经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提倡和率先垂范，成为共产党人日常行为的基本规矩。
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报告中系统讲了党委会的12条工作方法：第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第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第三，“互通情报”； 第四，不懂的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第五，学会“弹钢琴”； 第六，要“抓紧”； 第七，胸中有“数”； 第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第九，“精兵简政”。会议不要开得太长；第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第十一，力戒骄傲；第十二，划清两种界限。
其中，第一、二、三、四、八、十、十一条都是谈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涉及书记这个“班长”与其他委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委员之间的团结沟通关系，以及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议事决策制度等。主张尊重委员们的平等权利，通过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来预防胜利后骄傲、个人专断和过分突出个人等容易犯的错误。这些工作方法，直至今天，仍然是发扬党内民主行之有效的、需要继承和借鉴的做法。
毛泽东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理念时刻怀揣心中，在紧接着的党中央大本营移向北平时，他以另一种方式向全党敲响了警钟。1949年3月23日，在乘车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启程之际，毛泽东和周恩来交谈着：“今天是进城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正要上车的其他中央领导人都跟着笑了。周恩来点点头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毛泽东一脚踩在车上，一脚踏在地下，平静地说了句震撼人心的话：“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会见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毛泽东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频频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
6月，筹建新中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的名号问题。会后，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他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转达给大家并听取其意见，最后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时张治中发表不同意见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经众人反复讨论，最后终于决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国名。
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从8月起就紧张地展开。参加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从全国征集回的2000多幅图案中筛选出3幅，由毛泽东主持与各界人士商谈。毛泽东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五星红旗加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横杠代表黄河。张治中当即表示不同意见：“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他的话得到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也觉得有道理，后来就以比较一致的意见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
在香山居住的半年时间里，毛泽东每天下午至少会见一两次客人。有时谈话时间长了还会留他们共进晚餐。
在香山居住的后期，毛泽东等开始进城临时办公。他多数是在中南海的颐年堂里召开一些小型的座谈会，主要是会见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也有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座谈的目的，仍然是广泛听取他们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以便使这次新政协会议的代表既有广泛性又有代表性。
在新政协会议的筹备会前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香山双清别墅邀请了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就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座谈。应邀出席座谈会的有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沈雁冰、司徒美堂、柳亚子、彭泽民、马叙伦、邓初民、章士钊、余心清等20余人。毛泽东满怀诚意对大家说：“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但要抓两件事，一是抓紧各个战场打仗的事，要尽快地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二是要抓紧建立人民政权，尽快地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南逃，我们的部队很快就要打到广州去了。国民党政府即将彻底垮台，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将会出现暂时无政府状态。解放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要统一中国，要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必须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做好准备工作，要先开筹备会议，看看时机是否已经成熟。”隨即，根据毛泽东所讲精神，大家便开始了热烈的讨论。在这次座谈中，毛泽东还向大家进行了一些解释工作：“有些不同的意见也好解决，那就是做工作。我们对人要全面衡量，不能只看他的一时一事，更重要的是看他的一贯表现。对有些人，也要看到他在特殊的条件下，做出的特殊贡献。大家有意见可以提，因为讲民主，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挽留大家吃了一顿便饭。 随即，晚6点，北平党、政、军及各群众团体等20个单位设宴欢迎到达北平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与毛泽东同坐“第一桌”的，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叔通、许德珩、郭沫若、李立三等人。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不断为老人们夹菜敬酒，并兴味盎然地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通，还有妇女界廖夫人何香凝及华侨老人司徒美登。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又问司徒美堂高寿，司徒美堂回答：“已经83岁，在美国生活了69年。”毛泽东说：“好呀，老当益壮，干一杯！”
数度精心修改与完善《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9日在新政协一届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具有国家宪法地位和作用的文件。它确定了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规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教育、外交等基本政策。起草这份文件是筹备建国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毛泽东非常关心《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他多次审阅文稿并认真修改。从9月3日至13日，毛泽东至少4次对草案稿进行了精心修改，总计改动达200多处。他不但修改草案，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
9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给秘书胡乔木：“乔木：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10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当晚10点，胡乔木把草案送到毛泽东办公室后，毛泽东立即动笔逐字、逐句、逐段修改。9月5日晚，胡乔木将毛泽东修改后的稿本送去付印。没过多一会儿，毛泽东又派人给胡乔木送去一张便条，上写：“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毛泽东校对好后，又给胡乔木批示道：“即刻付印，一小时内交我。”9月6日，毛泽东把校对过的清样发回，并指示：“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1000本。”9月7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把《共同纲领》草案稿分送给各位新政协代表，组织他们进行分组讨论。从9月10日晚9点起，直到次日早晨7点，周恩来、胡乔木等在毛泽东处一起讨论《共同纲领》的修改，一口气讨论了10个小时。此后，毛泽东在修改过9月11日草案稿后又批示：“乔木：即刻印100份，于下午6时左右送交勤政殿齐燕铭同志，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
期间，与会代表们前前后后提出的一些重要的不同意见，都被及时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立即与周恩来、刘少奇等碰头协商，尽快取得一致意见。如，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问题，需要作出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在历史上，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以前也赞同过这个口号。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
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经过讨论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最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
9月17日下午，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经各方反复讨论和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共同纲领草案》。其最后阶段修改，是同新政协筹备会及所有出席代表的讨论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从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草案初稿，直到新政协全体会议的召开，草案先后经过7次较大讨论。此外，新政协各参加单位也组织各自成员进行了认真讨论。
最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组织下，广大相关同志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同纲领》日臻完善，得到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全体代表的一致赞同，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同纲领”。9月29日被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1949年10月1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指导城市接管工作
接管城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为新民主主义的城市，是中国革命的直接目的之一。但这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是具体领导工作的人员对新情况不熟悉，另一方面也与有些人头脑中打江山坐江山、共产共有的思想有关。接管开始，一些地方的工商业受到一定破坏，如在井陉、阳泉等地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情况。对此毛泽东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并进一步提出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原封原样，原封不动。
为做好城市接管工作，毛泽东分析了形势，决定以沈阳经验为范例，在全国制定了接管大城市要“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快速完整接收城市的方针，并指出，为了做到迅速恢复秩序，稳当而不出现大的波动，要解决五个关键问题：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的城市是死城，秩序无法控制，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事先准备好相当数量的技工和干部；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保持市场稳定，办法有收兑旧币，介绍解放区物价表；利用报纸宣传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资问题，采取发生活维持费，按原定底薪等级发工资等。
沈阳经验为完整接收城市、尽快恢复生产提供了比较系统、可行的成功经验，而平津接管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整个接管工作细致周密，为经济的恢复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对原有的经济组织和企业机构，如铁路、邮政、电信、银行、工厂、矿山等，就不是打乱的办法了，而是原封原样接收下来，以后逐步进行改造，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也尽可能选择准备留下来负责经营该企业的人员，承担起在接收与将来管理的双重责任，以减少损失和浪费。
對旧人员实行留下来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饭碗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对于官员的管理机构的裁减，毛泽东认为还是暂缓实行，与其遣散而闹事，不如养起来管饭吃好。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包下来，举办训练班进行教育，再投入生产的办法，实践证明是较稳妥的。 毛泽东最后指出，对旧人员包下来是一种特殊社会政策，既不是原职原薪，也不是原封不动；既有利于社会安全，也有利于迅速发展经济。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接管一定要以严格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党组织和军队，上下都要注意节衣缩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对此，毛泽东一方面指出：官僚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们压迫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阶级，因而我们必须加以没收；另一方面又指出：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的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到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当时中财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官僚资本的理论和实践方针，区分了没收战犯、汉奸、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标准和规定，因此工作进行较顺利，没出什么偏差。
对待帝国主义在华资本，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早在1949年3月他就指出：“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
当时，毛泽东也并不是排斥非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的。如1950年3月中央就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苏联在1921年以后新经济政策时亦曾提出，并曾出现一些租让企业。”1950年4月1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指出了吸收外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是，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却宣布对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营财产进行管制。对此，中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映，决定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财产进行管制，对美国在华的一切公私存款进行冻结。同时也开始处理其他国家经营的外资企业。1951年4月30日，中国政府征收了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的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
同时，新中国也不承认外国在中国的土地所有权。解放后，帝国主义占领的农田、矿区、跑马场一概收回，而外资开办的文化教育机构也转交新中国政府自办，到1952年底，处理外资在华企业的工作基本完成了。
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海关总署，由政务院直接领导，统一管理全国海关。裁减了外籍职员，对旧海关员工除极少数劣迹昭彰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外都量才留用；对旧海关的业务制度、规章、条例，凡属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东西一律予以废止；对验估、检查、编译等仍然有用的管理技术吸收进来加以改造。1951年5月，周恩来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外交报告时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完全收回了海关的主权。
就此，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新局面，结束了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苦难历史。
重视保护民族工商业
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工业，直接关系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纲领的实施。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列现代工业的第二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就固定资本来说，官僚资本占80%，民族资本占20%左右。如何对待民族资本，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作了许多精辟的论断，明确提出了我们对待民族资本的正确方针政策，表现出一代伟人的清醒与深刻。
新中国建立后，许多民族资本家不了解党对工商业的政策，怀有很深的疑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哪一方面都要照顾到，就叫全面，如有哪一方面沒有照顾到，就是犯了路线的错误。
同时，毛泽东还与资本家广泛接触。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同上海工商业界代表进行了一次生动有趣的谈话。上海商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他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商人们听了觉得很合胃口：“共产党也唯利是图？”他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上海资本家自称“产业界”，不愿听到资本家这个词。尽管他明确讲了“唯利是图”，但是他们仍不放心，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毛泽东说，你们产业界在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上海商人仍将信将疑：“那么产业界的地位摆在哪里呢？”“报纸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虑，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毛泽东的一番话，给资本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毛泽东在与资本家广泛接触中阐明中共新政权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这时期在他眼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朋友。他生动地指出：“这个队伍的指挥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这个队伍中当班长，当连长……当司令官，把这个队伍组织起来，领导起来，打仗就可以打胜利了。” 毛泽东还派刘少奇去做资本家的工作，一再告诫全党拳头不能落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家身上。他在修改刘少奇起草的《中央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并将此电发华北、华东、华中、西北各局及一些市委、各野战军前委时指出：请你们转发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在电报中写到“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的地方，他加写了：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兼有投机性捣乱性。将“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时期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一句，改写为：“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从而强调了要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保持资本主义的发展。
荣毅仁在回顾毛泽东对工商业者的几次讲话中感叹道，毛泽东洞察幽微，准确地把握了民族工商业者的忐忑心理，谈话风趣又不失深刻，平易近人。比如一次毛泽东叫大家把心安下来，不要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就更好，这样才好睡觉。
毛泽东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态度都极大地鼓舞了民族资本家，让他们深深地感觉到新中国新政权永远不同于过去的旧政权，共产党不是压迫挤榨他们，而是以国家经济、民族振兴、人民利益为重，要求他们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主动性、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1950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发言记录上写了8段批语，比较全面清晰地概括了他对民族资本家的态度和基本看法：一、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二、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三、应当（与私营工商业）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四、在目前阶段国营经济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五、有人说，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六、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七、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八、（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这是不对的。整个批语阐明了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并要发挥他们的作用的政策。
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
新中国新政权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权，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就要推翻压榨他们的旧的国家机器，在经济上消灭压迫人的经济制度，并且要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制度，同时人民政府也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工人的权利。
毛泽东十分关注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他多次致电失业问题严重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希望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
在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意见的指导下，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就毛泽东十分关注的工人失业问题来说，当时主要是因为旧社会原来就存在大量的失业工人，同时新经济改组和市场萧条也加重了失业问题，他对此多次指示要采取措施进行失业救济，帮助工人恢复工作，渡过难关。他指出：“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在一份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失业工人救济工作情况给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的请示中，毛泽东提出：“请考虑发一通知，叫各地调查解放前失业工人究竟有多少，以便考虑包括这批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我意只要有可能，他们是应当救济的。如果不太多，比如说只有几十万人，是可以考虑救济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发起声势浩大的紧急救济募捐活动。该活动由上海总工会发起，呼吁全国工人阶级本着阶级友爱，给予上海失业工人积极的援助。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号召各界人士自愿捐助一天所得救助上海等地工人渡过难关。该运动缓解了失业工人的生活压力，同时给予了他們精神上的鼓舞，使他们感受到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温暖和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使他们能以更坚定的毅力设法渡过暂时的困难。
除社会救济外，毛泽东还号召工人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还乡生产等。他曾致电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长陈郁，请他转告石家庄电业局及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全体职工，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当时，根据中央的精神，各地进行失业登记，宣传教育，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失业问题得到逐步缓解。
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还领导工人阶级恢复了合理和平等的生产制度，进行生产改革，人民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规章条例。1950年2月12日，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搜身”制度的决议》，1950年4月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时处理办法》，同时也有其他许多新规章出台。
总之，新中国建立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位得到不断体现，压迫制度被废除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也大为提高，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生产面貌、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些都是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对存在的问题直接过问、亲自处理才取得的成绩。毛泽东众多正确的理政方略的实施，巩固了新中国的社会基础。
（责编 孟红）
“赴京赶考”前夕严立规矩
毛泽东预感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这‘四种情绪’可能表现在部分党员干部身上。”因此，在1949年3月于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并特别告诫全党同志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且鲜明地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六条规定，即：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对于以上几条规定，后来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又严肃认真地对全党详细谈起，他说：“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这几条规定，虽未正式写进会议的决议，但十分重要和具体，并经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提倡和率先垂范，成为共产党人日常行为的基本规矩。
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报告中系统讲了党委会的12条工作方法：第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第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第三，“互通情报”； 第四，不懂的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第五，学会“弹钢琴”； 第六，要“抓紧”； 第七，胸中有“数”； 第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第九，“精兵简政”。会议不要开得太长；第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第十一，力戒骄傲；第十二，划清两种界限。
其中，第一、二、三、四、八、十、十一条都是谈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涉及书记这个“班长”与其他委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委员之间的团结沟通关系，以及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议事决策制度等。主张尊重委员们的平等权利，通过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来预防胜利后骄傲、个人专断和过分突出个人等容易犯的错误。这些工作方法，直至今天，仍然是发扬党内民主行之有效的、需要继承和借鉴的做法。
毛泽东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理念时刻怀揣心中，在紧接着的党中央大本营移向北平时，他以另一种方式向全党敲响了警钟。1949年3月23日，在乘车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启程之际，毛泽东和周恩来交谈着：“今天是进城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正要上车的其他中央领导人都跟着笑了。周恩来点点头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毛泽东一脚踩在车上，一脚踏在地下，平静地说了句震撼人心的话：“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会见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毛泽东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频频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
6月，筹建新中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的名号问题。会后，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他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转达给大家并听取其意见，最后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时张治中发表不同意见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经众人反复讨论，最后终于决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国名。
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从8月起就紧张地展开。参加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从全国征集回的2000多幅图案中筛选出3幅，由毛泽东主持与各界人士商谈。毛泽东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五星红旗加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横杠代表黄河。张治中当即表示不同意见：“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他的话得到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也觉得有道理，后来就以比较一致的意见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
在香山居住的半年时间里，毛泽东每天下午至少会见一两次客人。有时谈话时间长了还会留他们共进晚餐。
在香山居住的后期，毛泽东等开始进城临时办公。他多数是在中南海的颐年堂里召开一些小型的座谈会，主要是会见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也有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座谈的目的，仍然是广泛听取他们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以便使这次新政协会议的代表既有广泛性又有代表性。
在新政协会议的筹备会前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香山双清别墅邀请了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就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座谈。应邀出席座谈会的有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沈雁冰、司徒美堂、柳亚子、彭泽民、马叙伦、邓初民、章士钊、余心清等20余人。毛泽东满怀诚意对大家说：“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但要抓两件事，一是抓紧各个战场打仗的事，要尽快地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二是要抓紧建立人民政权，尽快地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南逃，我们的部队很快就要打到广州去了。国民党政府即将彻底垮台，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将会出现暂时无政府状态。解放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要统一中国，要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必须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做好准备工作，要先开筹备会议，看看时机是否已经成熟。”隨即，根据毛泽东所讲精神，大家便开始了热烈的讨论。在这次座谈中，毛泽东还向大家进行了一些解释工作：“有些不同的意见也好解决，那就是做工作。我们对人要全面衡量，不能只看他的一时一事，更重要的是看他的一贯表现。对有些人，也要看到他在特殊的条件下，做出的特殊贡献。大家有意见可以提，因为讲民主，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挽留大家吃了一顿便饭。 随即，晚6点，北平党、政、军及各群众团体等20个单位设宴欢迎到达北平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与毛泽东同坐“第一桌”的，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叔通、许德珩、郭沫若、李立三等人。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不断为老人们夹菜敬酒，并兴味盎然地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通，还有妇女界廖夫人何香凝及华侨老人司徒美登。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又问司徒美堂高寿，司徒美堂回答：“已经83岁，在美国生活了69年。”毛泽东说：“好呀，老当益壮，干一杯！”
数度精心修改与完善《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9日在新政协一届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具有国家宪法地位和作用的文件。它确定了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规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教育、外交等基本政策。起草这份文件是筹备建国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毛泽东非常关心《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他多次审阅文稿并认真修改。从9月3日至13日，毛泽东至少4次对草案稿进行了精心修改，总计改动达200多处。他不但修改草案，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
9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给秘书胡乔木：“乔木：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10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当晚10点，胡乔木把草案送到毛泽东办公室后，毛泽东立即动笔逐字、逐句、逐段修改。9月5日晚，胡乔木将毛泽东修改后的稿本送去付印。没过多一会儿，毛泽东又派人给胡乔木送去一张便条，上写：“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毛泽东校对好后，又给胡乔木批示道：“即刻付印，一小时内交我。”9月6日，毛泽东把校对过的清样发回，并指示：“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1000本。”9月7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把《共同纲领》草案稿分送给各位新政协代表，组织他们进行分组讨论。从9月10日晚9点起，直到次日早晨7点，周恩来、胡乔木等在毛泽东处一起讨论《共同纲领》的修改，一口气讨论了10个小时。此后，毛泽东在修改过9月11日草案稿后又批示：“乔木：即刻印100份，于下午6时左右送交勤政殿齐燕铭同志，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
期间，与会代表们前前后后提出的一些重要的不同意见，都被及时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立即与周恩来、刘少奇等碰头协商，尽快取得一致意见。如，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问题，需要作出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在历史上，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以前也赞同过这个口号。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
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经过讨论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最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
9月17日下午，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经各方反复讨论和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共同纲领草案》。其最后阶段修改，是同新政协筹备会及所有出席代表的讨论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从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草案初稿，直到新政协全体会议的召开，草案先后经过7次较大讨论。此外，新政协各参加单位也组织各自成员进行了认真讨论。
最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组织下，广大相关同志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同纲领》日臻完善，得到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全体代表的一致赞同，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同纲领”。9月29日被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1949年10月1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指导城市接管工作
接管城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为新民主主义的城市，是中国革命的直接目的之一。但这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是具体领导工作的人员对新情况不熟悉，另一方面也与有些人头脑中打江山坐江山、共产共有的思想有关。接管开始，一些地方的工商业受到一定破坏，如在井陉、阳泉等地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情况。对此毛泽东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并进一步提出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原封原样，原封不动。
为做好城市接管工作，毛泽东分析了形势，决定以沈阳经验为范例，在全国制定了接管大城市要“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快速完整接收城市的方针，并指出，为了做到迅速恢复秩序，稳当而不出现大的波动，要解决五个关键问题：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的城市是死城，秩序无法控制，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事先准备好相当数量的技工和干部；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保持市场稳定，办法有收兑旧币，介绍解放区物价表；利用报纸宣传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资问题，采取发生活维持费，按原定底薪等级发工资等。
沈阳经验为完整接收城市、尽快恢复生产提供了比较系统、可行的成功经验，而平津接管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整个接管工作细致周密，为经济的恢复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对原有的经济组织和企业机构，如铁路、邮政、电信、银行、工厂、矿山等，就不是打乱的办法了，而是原封原样接收下来，以后逐步进行改造，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也尽可能选择准备留下来负责经营该企业的人员，承担起在接收与将来管理的双重责任，以减少损失和浪费。
對旧人员实行留下来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饭碗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对于官员的管理机构的裁减，毛泽东认为还是暂缓实行，与其遣散而闹事，不如养起来管饭吃好。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包下来，举办训练班进行教育，再投入生产的办法，实践证明是较稳妥的。 毛泽东最后指出，对旧人员包下来是一种特殊社会政策，既不是原职原薪，也不是原封不动；既有利于社会安全，也有利于迅速发展经济。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接管一定要以严格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党组织和军队，上下都要注意节衣缩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对此，毛泽东一方面指出：官僚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们压迫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阶级，因而我们必须加以没收；另一方面又指出：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的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到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当时中财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官僚资本的理论和实践方针，区分了没收战犯、汉奸、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标准和规定，因此工作进行较顺利，没出什么偏差。
对待帝国主义在华资本，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早在1949年3月他就指出：“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
当时，毛泽东也并不是排斥非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的。如1950年3月中央就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苏联在1921年以后新经济政策时亦曾提出，并曾出现一些租让企业。”1950年4月1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指出了吸收外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是，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却宣布对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营财产进行管制。对此，中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映，决定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财产进行管制，对美国在华的一切公私存款进行冻结。同时也开始处理其他国家经营的外资企业。1951年4月30日，中国政府征收了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的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
同时，新中国也不承认外国在中国的土地所有权。解放后，帝国主义占领的农田、矿区、跑马场一概收回，而外资开办的文化教育机构也转交新中国政府自办，到1952年底，处理外资在华企业的工作基本完成了。
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海关总署，由政务院直接领导，统一管理全国海关。裁减了外籍职员，对旧海关员工除极少数劣迹昭彰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外都量才留用；对旧海关的业务制度、规章、条例，凡属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东西一律予以废止；对验估、检查、编译等仍然有用的管理技术吸收进来加以改造。1951年5月，周恩来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外交报告时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完全收回了海关的主权。
就此，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新局面，结束了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苦难历史。
重视保护民族工商业
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工业，直接关系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纲领的实施。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列现代工业的第二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就固定资本来说，官僚资本占80%，民族资本占20%左右。如何对待民族资本，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作了许多精辟的论断，明确提出了我们对待民族资本的正确方针政策，表现出一代伟人的清醒与深刻。
新中国建立后，许多民族资本家不了解党对工商业的政策，怀有很深的疑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哪一方面都要照顾到，就叫全面，如有哪一方面沒有照顾到，就是犯了路线的错误。
同时，毛泽东还与资本家广泛接触。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同上海工商业界代表进行了一次生动有趣的谈话。上海商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他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商人们听了觉得很合胃口：“共产党也唯利是图？”他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上海资本家自称“产业界”，不愿听到资本家这个词。尽管他明确讲了“唯利是图”，但是他们仍不放心，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毛泽东说，你们产业界在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上海商人仍将信将疑：“那么产业界的地位摆在哪里呢？”“报纸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虑，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毛泽东的一番话，给资本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毛泽东在与资本家广泛接触中阐明中共新政权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这时期在他眼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朋友。他生动地指出：“这个队伍的指挥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这个队伍中当班长，当连长……当司令官，把这个队伍组织起来，领导起来，打仗就可以打胜利了。” 毛泽东还派刘少奇去做资本家的工作，一再告诫全党拳头不能落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家身上。他在修改刘少奇起草的《中央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并将此电发华北、华东、华中、西北各局及一些市委、各野战军前委时指出：请你们转发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在电报中写到“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的地方，他加写了：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兼有投机性捣乱性。将“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时期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一句，改写为：“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从而强调了要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保持资本主义的发展。
荣毅仁在回顾毛泽东对工商业者的几次讲话中感叹道，毛泽东洞察幽微，准确地把握了民族工商业者的忐忑心理，谈话风趣又不失深刻，平易近人。比如一次毛泽东叫大家把心安下来，不要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就更好，这样才好睡觉。
毛泽东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态度都极大地鼓舞了民族资本家，让他们深深地感觉到新中国新政权永远不同于过去的旧政权，共产党不是压迫挤榨他们，而是以国家经济、民族振兴、人民利益为重，要求他们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主动性、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1950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发言记录上写了8段批语，比较全面清晰地概括了他对民族资本家的态度和基本看法：一、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二、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三、应当（与私营工商业）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四、在目前阶段国营经济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五、有人说，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六、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七、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八、（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这是不对的。整个批语阐明了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并要发挥他们的作用的政策。
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
新中国新政权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权，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就要推翻压榨他们的旧的国家机器，在经济上消灭压迫人的经济制度，并且要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制度，同时人民政府也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工人的权利。
毛泽东十分关注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他多次致电失业问题严重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希望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
在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意见的指导下，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就毛泽东十分关注的工人失业问题来说，当时主要是因为旧社会原来就存在大量的失业工人，同时新经济改组和市场萧条也加重了失业问题，他对此多次指示要采取措施进行失业救济，帮助工人恢复工作，渡过难关。他指出：“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在一份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失业工人救济工作情况给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的请示中，毛泽东提出：“请考虑发一通知，叫各地调查解放前失业工人究竟有多少，以便考虑包括这批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我意只要有可能，他们是应当救济的。如果不太多，比如说只有几十万人，是可以考虑救济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发起声势浩大的紧急救济募捐活动。该活动由上海总工会发起，呼吁全国工人阶级本着阶级友爱，给予上海失业工人积极的援助。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号召各界人士自愿捐助一天所得救助上海等地工人渡过难关。该运动缓解了失业工人的生活压力，同时给予了他們精神上的鼓舞，使他们感受到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温暖和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使他们能以更坚定的毅力设法渡过暂时的困难。
除社会救济外，毛泽东还号召工人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还乡生产等。他曾致电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长陈郁，请他转告石家庄电业局及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全体职工，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当时，根据中央的精神，各地进行失业登记，宣传教育，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失业问题得到逐步缓解。
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还领导工人阶级恢复了合理和平等的生产制度，进行生产改革，人民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规章条例。1950年2月12日，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搜身”制度的决议》，1950年4月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时处理办法》，同时也有其他许多新规章出台。
总之，新中国建立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位得到不断体现，压迫制度被废除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也大为提高，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生产面貌、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些都是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对存在的问题直接过问、亲自处理才取得的成绩。毛泽东众多正确的理政方略的实施，巩固了新中国的社会基础。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