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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开发史上,西汉唐蒙应该算是一个先驱者。在二千多年前,他从僰道(今四川宜宾)开了一条夜郎道亦即南夷道抵达牂牁江(今北盘江),打开了中央王朝从巴蜀经夜郎到岭南地区南越的一条西南通道,其战略眼光,其顽强精神,都值得大书一笔。他是一位可纪念的人物。
唐蒙萌发开拓夜郎道的念头,很带戏剧性。那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鄱阳令唐蒙奉命出使南越。当时有两块使中央朝廷头痛的地方,一南一北。北是匈奴为患,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几次都因必须集中力量对付匈奴而搁置;南是南越,,孤悬南海之滨的割据政权,俨然采用天子的车服,目无中央,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这次,汉武帝派使者去南越,目的正是去探路摸底,寻找解决南越问题的办法。唐蒙身为县令,但却胸怀天下。他来到南越的政治中心番禹(今广州),在一次宴会上,唐蒙吃到一种叫做柯酱的食品,甜香浓厚,“啖之甘美如饴”。据我省学者唐莫尧考证,柯酱大约是类似今天果酱之类的平常甜品。另有茅台酒厂酿酒专家认为,它是一种果酒,亦可备一说。唐蒙从未吃过这种东西,就在主人面前称赞它。主人便特意介绍一番,说它不是当地小食,而是巴蜀的特产,来之不易,是蜀商通过民间小道从巴蜀经牂牁江带到南越的。再一细谈,得知夜郎国位于南越西北这条大江的上游,沿水道可以直通番禹。唐蒙很敏感,想到如果绕开正面的长沙一带,而从夜郎迂回,出其不意,直取南越,可能是制越的一个奇计。回到长安,唐蒙又向在京的蜀商做了些调查工作,了解到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夜郎有精兵十万”,可以利用。于是,他向汉武帝建议,开辟夜郎,纳入郡县设置,修一条夜郎道,浮船牂牁江,为奇袭南越开一新线。汉武帝采纳了唐蒙的建议,封他为中郎将,作为中央特派官员到极为艰苦偏僻的夜郎去开展工作。
从吃柯酱引出开夜郎道,事出偶然,但它却反映出西汉中央王朝有识之士,对开发贵州和西南大通道的战略意义,已有相当认识,这才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所以,此举又属事有必然。
这是一个艰难的使命。唐蒙率领千人,却要动用万人运送食货辎重,包括赏赐给夜郎国王的礼品等等。到达目的地后,与夜郎侯多同进行谈判,恩威并用,议定在夜郎置县吏,由多同的儿子作县令。从政治上控制夜郎后,使用巴蜀人力财力,开始修筑夜郎道。
以二千多年前的技术条件进行这项工程,难度可想而知。前篇说过,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后,眼光也曾扫视一下西南夷。他下令修五尺道,也是以宜宾为起点,只是走向不同,入滇东北,进黔西北,从威宁一带擦肩而过,复入云南达曲靖。这条五尺道并未全部完成。古时没有钢钎,没有炸药,采用“采薪焚石,浇水爆破”,开山筑路。唐蒙修夜郎道,困难程度超过五尺道。因为五尺道极窄,里程也比夜郎道短。修夜郎道先要开通一条从四川乐山到宜宾的道路,作为修夜郎道的支撑。总工程比五尺道浩大得多。但唐蒙作为“工程总指挥”,表现出惊人的魄力。有一名县令就因修路不力,被唐蒙押送到成都杀了头,沿线官吏震动很大。可见修路诚乃中央王朝开边拓疆之要务,非同小可!修夜郎道需要巴蜀大量后勤支持。据《史记》记载,当时一个人在前面凿山路,后面要十人运输粮饷。而粮饷途中的损耗更是惊人。这个空前艰巨的工程,曾激起巴蜀地方势力的反对。唐蒙又采取铁腕手段,用“军兴法”,即用战时制度法令,诛杀修路的怠工误事者,情势更显紧张了。为缓和矛盾,汉武帝派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去做解释安抚工作,对唐蒙也作些批评。武帝还亲自下了一篇文告,说唐蒙在巴蜀的某些过激做法,“惊惧子弟,忧患长老”,皆非陛下之意,把自身开脱出来。另一方面,也不软不硬地告诫地方势力,采取对抗修路的态度“亦非人臣之节”,希望地方父老要“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文告的重点显然还是要求地方人士支持修路。皇帝出面说了话,局势有所缓和。而唐蒙早已看准了皇帝开拓西南夷的既定方针,任凭别人吵吵闹闹,他自岿然不动,照样推进原订的修路计划。于是,一边是司马相如在那儿耐心地做巴蜀人士的化解工作;另一边是唐蒙毫不刹车,继续修路。皇帝、司马相如、唐蒙各扮演各的角色,彼此配合默契,成功地推进开夜郎道的事业。
唐蒙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奉命入夜郎,到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动工修路,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把路修成,历时18年。随着夜郎道的向前延伸,沿线先后设置了一些郡县和邮亭。元鼎六年(公元111年)南越政权终于被中央削平。当时从夜郎出的兵虽尚未到达南越,但开夜郎道的战略目标实现了。此举把夜郎与巴蜀腹心地带紧密联系了起来,从中央王朝开发西南的大局看,这着棋是走对了。
唐蒙堪称古代中央王朝开发贵州的功臣。他着眼于国家利益,两次出使夜郎,前后达二十多年。在万山千壑中一辈子就干修路这一件苦差事,这种献身精神令人钦佩。相传贵州桐梓境内蒙渡桥,就是后人纪念唐蒙而命名的。近些年我省重视纪念贵州先贤。我想,在开发贵州交通事业方面,应该好好记住这位二千一百多年前的贵州第一任“交通厅长”唐蒙将军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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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洙,高级编辑,贵州老报人之一,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余年。历任《贵州日报》记者、编辑、总编辑、社长,中共贵州省委委员、省政协常委。1998年退休。曾有《拾碎集》、《热肠冷语》、《刘学洙随笔选》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