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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一百周年,从年初起就有不少学者撰文纪念,并陆续搞了一些对话、座谈之类的活动。一开始的纪念文字以及谈话什么的,多以正面的介绍和赞扬为主,尽管其中也不乏有益的反思;但渐渐地,反面的批评乃至抨击和诋毁就越来越多了。有些文章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旗号,极力否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还将当今社会的乱象、道德的沦丧,统统归罪于中国第一代的启蒙先行者。此类如同梦呓的滥言,倘若出自某些惯于钻营投机的专家教授之口倒也罢了,跟他们原本就是“夏虫不可以语冰”,说了白说。没想到的是,有些学养深厚、颇具“五四精神”的学者,也发表了一些匪夷所思的言论,笔者忍不住就想说上几句了。
有论者断言“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唯科学’之路”,从此赛先生便有了“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无可取代的权威性”,致使“人文学科在科学面前如同一只丑小鸭”。此话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新文化运动伊始,高扬的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而且“民主”在前“科学”在后,何来“唯科学主义”?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所谓的“人文”和滥觞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况且,别说是文艺复兴时期,即使追溯到古希腊,“人文”与“科学”也很难分开,哪个科学家不同时是人文学者?同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哪一个又不是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腐朽的传统文化?他们批判的锋芒指向的分明是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和“吃人”的礼教,目的是让中国社会从“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循环中彻底走出来,让每一个国人都争得“人”的地位。他们何尝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应该灭亡的”?恰恰是胡适先生率先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无论胡适还是鲁迅,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养恐怕远比当今那些“国学大师”高得多!再说了,科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系统,它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方法。不具备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离开了理性与逻辑,是无法求真和证伪的。连真伪都分辨不清,又谈何“人文”?新文化运动原本就是以“文学改良”作为突破口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也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以鲁迅先生为首的新文学开拓者们,何尝无视“感悟、直觉、情感、信仰”了?“穆姑娘”(morality)从来就没缺席过,只不过在场的已是“新道德”而不是“旧道德”了。对这些成就的无视与抹煞,恐怕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吧?
还有论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没认清真正的敌人”,“不应是‘儒表’而是‘法’里”。这恐怕也是在自说自话,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宗法专制社会里,“儒表”和“法里”从来都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合二而一,无法分开。法家不就是从儒家分化而来的吗?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里,儒家就是皇权的卫道士,法家就是皇权的打手,二者缺一不可。孔子的杀少正卯,且“尸于朝三日”,不仅开了暴政的先河,也成为法家学说的一条“来龙”。“王法”与“宪法”完全相悖,毫不搭界。“霸道”也好,“王道”也好,都与现代法治没有丝毫的关联。民众之所以畏惧朝廷律法,乃是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法治,不懂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难道不都是拜儒家的愚民所赐?在如何愚弄黎民百姓上,儒家、法家乃至道家有着惊人的一致,而相比之下,儒家学说的欺骗性似乎更大一些。因此,在对民众思想的钳制和束缚上,再没有比儒家更适宜“大一统”的了。既然新文化运动是为了要把蒙昧的民众唤醒,把儒家认作“真正的敌人”实乃顺理成章之事,怎么能说是“没认清”呢?国民的思想解放了,成为独立自由的公民了,执政者还敢无法无天么?将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应该说是颇为恰当的。
至于有学者将启蒙说成“是一把双刃剑”,认为启蒙“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此话貌似有理,也似乎是从法国大革命中获得的某种启示,但这种说法无疑搅浑了“启蒙”的概念,因为启蒙绝非灌输、蛊惑。想想看,倘若启蒙的结果是“将对方征服,让他臣服于你”,那么,这种启蒙还能称作启蒙么?或者说,倘若出现这种结果,那只能说明无论启蒙者还是被启蒙者都未曾获得真正的“启蒙”,不过是打着启蒙的幌子实施新的愚民罢了。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过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可见,真正的启蒙是让人摆脱内心的黑暗和蒙昧状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思考问题,在思想自由中寻求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
有论者断言“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唯科学’之路”,从此赛先生便有了“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无可取代的权威性”,致使“人文学科在科学面前如同一只丑小鸭”。此话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新文化运动伊始,高扬的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而且“民主”在前“科学”在后,何来“唯科学主义”?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所谓的“人文”和滥觞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况且,别说是文艺复兴时期,即使追溯到古希腊,“人文”与“科学”也很难分开,哪个科学家不同时是人文学者?同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哪一个又不是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腐朽的传统文化?他们批判的锋芒指向的分明是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和“吃人”的礼教,目的是让中国社会从“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循环中彻底走出来,让每一个国人都争得“人”的地位。他们何尝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应该灭亡的”?恰恰是胡适先生率先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无论胡适还是鲁迅,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养恐怕远比当今那些“国学大师”高得多!再说了,科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系统,它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方法。不具备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离开了理性与逻辑,是无法求真和证伪的。连真伪都分辨不清,又谈何“人文”?新文化运动原本就是以“文学改良”作为突破口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也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以鲁迅先生为首的新文学开拓者们,何尝无视“感悟、直觉、情感、信仰”了?“穆姑娘”(morality)从来就没缺席过,只不过在场的已是“新道德”而不是“旧道德”了。对这些成就的无视与抹煞,恐怕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吧?
还有论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没认清真正的敌人”,“不应是‘儒表’而是‘法’里”。这恐怕也是在自说自话,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宗法专制社会里,“儒表”和“法里”从来都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合二而一,无法分开。法家不就是从儒家分化而来的吗?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里,儒家就是皇权的卫道士,法家就是皇权的打手,二者缺一不可。孔子的杀少正卯,且“尸于朝三日”,不仅开了暴政的先河,也成为法家学说的一条“来龙”。“王法”与“宪法”完全相悖,毫不搭界。“霸道”也好,“王道”也好,都与现代法治没有丝毫的关联。民众之所以畏惧朝廷律法,乃是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法治,不懂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难道不都是拜儒家的愚民所赐?在如何愚弄黎民百姓上,儒家、法家乃至道家有着惊人的一致,而相比之下,儒家学说的欺骗性似乎更大一些。因此,在对民众思想的钳制和束缚上,再没有比儒家更适宜“大一统”的了。既然新文化运动是为了要把蒙昧的民众唤醒,把儒家认作“真正的敌人”实乃顺理成章之事,怎么能说是“没认清”呢?国民的思想解放了,成为独立自由的公民了,执政者还敢无法无天么?将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应该说是颇为恰当的。
至于有学者将启蒙说成“是一把双刃剑”,认为启蒙“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此话貌似有理,也似乎是从法国大革命中获得的某种启示,但这种说法无疑搅浑了“启蒙”的概念,因为启蒙绝非灌输、蛊惑。想想看,倘若启蒙的结果是“将对方征服,让他臣服于你”,那么,这种启蒙还能称作启蒙么?或者说,倘若出现这种结果,那只能说明无论启蒙者还是被启蒙者都未曾获得真正的“启蒙”,不过是打着启蒙的幌子实施新的愚民罢了。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过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可见,真正的启蒙是让人摆脱内心的黑暗和蒙昧状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思考问题,在思想自由中寻求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