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一百周年，从年初起就有不少学者撰文纪念，并陆续搞了一些对话、座谈之类的活动。一开始的纪念文字以及谈话什么的，多以正面的介绍和赞扬为主，尽管其中也不乏有益的反思；但渐渐地，反面的批评乃至抨击和诋毁就越来越多了。有些文章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旗号，极力否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还将当今社会的乱象、道德的沦丧，统统归罪于中国第一代的启蒙先行者。此类如同梦呓的滥言，倘若出自某些惯于钻营投机的专家教授之口倒也罢了，跟他们原本就是“夏虫不可以语冰”，说了白说。没想到的是，有些学养深厚、颇具“五四精神”的学者，也发表了一些匪夷所思的言论，笔者忍不住就想说上几句了。
　　有论者断言“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唯科学’之路”，从此赛先生便有了“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无可取代的权威性”，致使“人文学科在科学面前如同一只丑小鸭”。此话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新文化运动伊始，高扬的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而且“民主”在前“科学”在后，何来“唯科学主义”？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所谓的“人文”和滥觞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况且，别说是文艺复兴时期，即使追溯到古希腊，“人文”与“科学”也很难分开，哪个科学家不同时是人文学者？同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哪一个又不是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腐朽的传统文化？他们批判的锋芒指向的分明是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和“吃人”的礼教，目的是让中国社会从“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循环中彻底走出来，让每一个国人都争得“人”的地位。他们何尝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应该灭亡的”？恰恰是胡适先生率先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无论胡适还是鲁迅，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养恐怕远比当今那些“国学大师”高得多！再说了，科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系统，它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方法。不具备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离开了理性与逻辑，是无法求真和证伪的。连真伪都分辨不清，又谈何“人文”？新文化运动原本就是以“文学改良”作为突破口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也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以鲁迅先生为首的新文学开拓者们，何尝无视“感悟、直觉、情感、信仰”了？“穆姑娘”（morality）从来就没缺席过，只不过在场的已是“新道德”而不是“旧道德”了。对这些成就的无视与抹煞，恐怕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吧？
　　还有论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没认清真正的敌人”，“不应是‘儒表’而是‘法’里”。这恐怕也是在自说自话，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宗法专制社会里，“儒表”和“法里”从来都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合二而一，无法分开。法家不就是从儒家分化而来的吗？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里，儒家就是皇权的卫道士，法家就是皇权的打手，二者缺一不可。孔子的杀少正卯，且“尸于朝三日”，不仅开了暴政的先河，也成为法家学说的一条“来龙”。“王法”与“宪法”完全相悖，毫不搭界。“霸道”也好，“王道”也好，都与现代法治没有丝毫的关联。民众之所以畏惧朝廷律法，乃是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法治，不懂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难道不都是拜儒家的愚民所赐？在如何愚弄黎民百姓上，儒家、法家乃至道家有着惊人的一致，而相比之下，儒家学说的欺骗性似乎更大一些。因此，在对民众思想的钳制和束缚上，再没有比儒家更适宜“大一统”的了。既然新文化运动是为了要把蒙昧的民众唤醒，把儒家认作“真正的敌人”实乃顺理成章之事，怎么能说是“没认清”呢？国民的思想解放了，成为独立自由的公民了，执政者还敢无法无天么？将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应该说是颇为恰当的。
　　至于有学者将启蒙说成“是一把双刃剑”，认为启蒙“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此话貌似有理，也似乎是从法国大革命中获得的某种启示，但这种说法无疑搅浑了“启蒙”的概念，因为启蒙绝非灌输、蛊惑。想想看，倘若启蒙的结果是“将对方征服，让他臣服于你”，那么，这种启蒙还能称作启蒙么？或者说，倘若出现这种结果，那只能说明无论启蒙者还是被启蒙者都未曾获得真正的“启蒙”，不过是打着启蒙的幌子实施新的愚民罢了。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过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可见，真正的启蒙是让人摆脱内心的黑暗和蒙昧状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思考问题，在思想自由中寻求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