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边的山崖上开凿的佛教寺庙被称为石窟。不同于我国传统的以木材为建材的建筑，石窟这一特殊的古建筑形式或利用天然洞穴、或由人工在山体上开凿，把加工石材和泥土、绘制壁画变为建筑营造的核心，在我国古代建筑中极为特殊。
　　佛教石窟源于印度，从3世纪开始在我国出现，于南北朝至五代达到鼎盛，直至封建社会末期尚有开凿。下面，就让我们追随着石窟在我国发展变化的步伐，进行一次时空穿越之旅吧！

充满异域风情的早期石窟

　　佛教自印度产生后，经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我国最早的石窟就出现在新疆地区，以阿克苏地区的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开凿时间最早，始于3世纪，盛于4、5世纪，止于8、9世纪，营建时间之长举世罕见。

　　克孜尔石窟采用泥塑敷彩的方法塑造佛像，墙壁则绘制以佛教故事为主题的壁画，以用菱形格子构图的本生故事画最具特色。菱形格本生故事画是将佛陀未成佛时的前生善行故事，画在一个个菱形的格子内，作为石窟墙壁的装饰。这些壁画在绘制时，采用了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中壁画绘制的技术，部分颜料产于阿富汗。此时的石窟艺术受南亚犍陀罗艺术影响明显，带有鲜明的异域风情，是古代文明交流的见证。
　　以新疆地区为中转站，佛教沿丝绸之路一路向东扩展。河西地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走廊，僧人往来频繁，首先受到影响。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统治者大多信奉佛教，在今甘肃境内留下了莫高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众多规模宏大的石窟。

　　河西地区的天梯山、文殊山等地均保存有早期石窟。其中，文殊山石窟的窟顶做成券形、装饰飞天，壁画绘制中使用晕染、注重人体质感，体现了强烈的来自新疆地区早期石窟的影响，与中原极为不同。炳灵寺石窟在十六国时期靠近西秦国都，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西秦时期的题记。题记有“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的落款，建弘元年即公元420年。这个由名僧法显所写的墨书，成为了我国现存石窟中最早的有明确时间信息的文字材料，为我们判断其他石窟的年代提供了一把标尺。

东方化：從云冈到龙门

　　439年，北魏平定河西地区，河西地区的僧侣、工匠被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佛教由此东传至北魏。与此同时，随着西域各国与北魏建立交往，新疆地区的西域佛教艺术也得以影响中原北方地区。
　　北魏佛教国家色彩浓烈，直接为皇权服务，云冈石窟即是我国第一处由国家力量主持的石窟营造工程，也是中原地区第一座大规模石窟。云冈石窟中开凿最早的“昙曜五窟”是北魏皇权的象征，石窟中的五尊佛像分别代表北魏的五位帝王，他们体格壮硕、深目高鼻，衣纹轻薄贴体且密集，在融贯河西地区的凉州造像风格与南亚犍陀罗造像特点的基础上，也有新因素的注入。至北魏孝文帝时，云冈石窟进入鼎盛，与云冈早期的石窟相比，此时更流行面容丰满、褒衣博带的佛像，雕刻装饰富丽堂皇，带有明显的东方化特征，我国石窟艺术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后来，北魏的都城从云冈石窟所在的平城迁往河南洛阳，云冈石窟自此不再有国家级的营建活动，但官吏和普通民众继续在云冈石窟开凿了一批面容清瘦、长颈削肩的佛像，此类秀骨清像较之前的佛像更具东方风韵。
　　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皇家石窟的营造也从云冈石窟转移至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中开凿较早的古阳洞、宾阳洞等直接继承了云冈石窟的样式。开凿最早的古阳洞中保存了众多北魏佛像和记录开凿这些洞窟与佛像历程的题记。这些题记字体端正、气势刚健，是北魏书法艺术的代表。宾阳洞佛像面容清秀、露出温厚的笑容，窟顶有衣袂翩跹的飞天环绕着重瓣大莲花，前壁则为浮雕佛教故事画与描绘宫廷佛事活动的帝后礼佛图。这两处北魏石窟中的佛像已不像云冈石窟中早期佛像那样令人生畏，更为温和可亲，汉化特征更为明显。
　　至6世纪，北朝统治中心转移，石窟营造也随之扩散，以邺城（今河北邯郸临漳县）和晋阳（今山西太原）为中心形成了新的石窟群，河北响堂山石窟就是其中的代表。响堂山石窟位于北齐两大政治中心之间的必经之地，因洞窟中回声洪亮得名“响堂”。这里的造像壮硕匀称、衣纹浅疏，面容已是中原士大夫形象，洞窟装饰华丽精巧，常见火焰纹、忍冬纹，在文化、艺术上较此前的石窟有更强的本土化特征，富有独特性和原创性。

　　在北朝时期石窟艺术在中原地区扩散并逐步东方化的基础上，隋唐时期的石窟艺术更为成熟。龙门石窟的开凿即在入唐之后进入鼎盛，武则天执政时长居洛阳，在此修建了大量石窟，龙门奉先寺石窟就是其中的代表。洞窟里居中的卢舍那佛身形巨大，面容丰润，颔首微笑，极具艺术魅力。此外，巩县石窟、天龙山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安阳宝山石窟等众多北方石窟都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存在传承关系，它们共同展现了佛教石窟东方化的历程。

地方化：四川石窟异军突起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方佛教崇尚的宗教活动有所区别，在北方石窟开凿已达高潮的同时，南方地区以营建木构的佛寺为主，石窟开凿相对较少，唯独与秦地联系密切的四川地区有较多石窟营建活动。

　　6世纪时，四川北部已在中原北方影响下开始了石窟营造，故而四川地区现存的早期石窟均与江浙一带零星分布的南朝石窟不同，与中原北方更为相似。至盛唐以后，中原北方石窟大多衰落，营建活动减少，而四川石窟却在此后异军突起，大足石刻就是其中代表。大足石刻兴盛于晚唐至南宋，内容不再局限于佛教，常常表现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题材，迥异于其他石窟；古人们还在崖壁上用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动物形象，表现了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牧牛耕田等生活场景，体现了佛教艺术的世俗化，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生活化特点，为人津津乐道。
　　除此之外，我国的西藏地区和江浙地区也存在具有地方特色的石窟，它们和四川石窟一样是石窟艺术在我国地方化的见证。

溯流：莫高窟的变迁

　　从新疆到河西走廊，从中原北方到长江流域，我们可以看到，石窟艺术在我国总体上是自西向东传播，并逐渐从异域风情浓烈变得越来越东方化，后来更是衍生出更多地方特色。但是，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也不是简单的、单向的传递，在营造时间较长的石窟中，可以看到前期和后期风格不同、受到不同地区文化影响的现象，敦煌莫高窟就是典型的例子。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节点、军事要地，也是多种文化交流的前线。早在3世纪时，佛教在敦煌已有较大规模。366年，僧人乐僔行至鸣沙山，突然看到对面的一处山崖金光闪耀，如现千佛，便在这处山崖上营造洞窟用于修行。这个洞窟就是莫高窟最早的洞窟，没有塑像也没有壁画，仅仅用于禅修，如今已无处可寻。

　　北朝时，莫高窟的营造开始进入盛期，现存30余处北朝石窟占据了莫高窟中较好的位置。北朝前期的石窟与其他河西地区早期石窟一样，异域色彩浓厚，造像面相浑圆，常装饰新疆地区流行的花树宝盖，壁画人物面部使用晕染法。但是，在莫高窟时代稍晚的北朝石窟中，壁画内容较早期有了变化，佛教故事内容更丰富多样，出现的人物更多、场景更加恢弘，绘画晕染方式也迥异于前，知名的动画片《九色鹿》原型壁画《鹿王本生图》即出自这一时期的洞窟。再后来的北朝石窟人物形象更为纤瘦，显然受到中原石窟中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影响。

　　至隋朝，莫高窟艺术的中原特点更为凸显，洞窟色彩整体趋于清新淡雅、不再像前期一样浓烈，人物画像线条流畅、仪态优美。到了唐朝，在中原已成熟的东方化的石窟艺术同样对敦煌莫高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佛像可以精准体现人物特点与性格，颔首微笑的释迦牟尼、蹙眉苦思的迦叶、平和恬淡的阿难，都是唐代敦煌莫高窟雕塑艺术中的精华。飞天作为香神和音神出现在各个石窟中，是石窟艺术中极具代表性的形象。该形象在隋唐时期走向了成熟，从北朝时期健壮而笨拙的男性形象，转变为更具东方神韵的、灵动的女性化形象。五代至元代，莫高窟仍在继续开凿，也留下了富有自身时代特色的作品。
　　如今，敦煌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代壁画洞窟492个，彩塑2400余身，属国内外石窟之冠。由于莫高窟地理位置特殊，营造又前后历经了千年，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带着南亚与新疆风格的佛教石窟艺术如何在敦煌扎根，包括莫高窟在内的河西地区石窟又如何影响了中原北方的石窟营建，待东方化的石窟艺术在中原成熟，又是如何回过头来影响了河西地区莫高窟的建造。
　　至明清时期，大多数石窟停止了开凿，许多石窟逐渐荒废。20世纪，随着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我国的石窟艺术重回公众视野，也经历了许多劫难，许多珍贵的文物至今流落海外。如今，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我国敦煌学研究、石窟寺考古研究成果斐然，各大石窟纷纷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我国璀璨的石窟文化正在以新的形式得到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