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是中国人的命根子。新土地政策重在从紧从严，而不是从宽。
　　
　　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我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一些重大的政策决定。这个决定规划到了2020年，是整个农村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
　　
　　不存在“新土改”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甚至有媒体猜测三中全会将会启动中国农村的第三次土地改革，土地政策将进一步放宽。但事实是，新土地政策的基调就两个字，一个是“稳”，另一个是“严”，而非放得更宽，更不是要搞什么第三次土地革命。
　　我们的国情决定，土地政策一定要求稳求严。1993年中央的11号文件明确讲：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承包给农民来使用，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开的。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可以延长到30年不变。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到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看望老百姓，农民就问他30年以后怎么办呢？江泽民说：“我看3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
　　三中全会之前，胡锦涛总书记也到小岗村去看望村民，他说：“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话随后写入了三中全会的决定。三中全会的决定是要赋予农民更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
　　
　　“流转”不是新规定
　　
　　对三中全会的决定一个最大的误解是关于“土地流转”。我昨天参加一个研讨会，都是京城的房地产大腕儿，他们甚至认为三中全会以后土地流转就被允许了，城里的人可以到农村搞个几万亩地，搞一个大农场。这是莫大的误解。
　　从1984年以来，任何一个关于土地的法律都明确讲：允许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可以采取出租、转让、转包、互换、股份合作或者入股的方式来流转土地。因此这根本不是一个新闻。
　　同时，这次流转有三个限定条件，第一，不得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性质；第二，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第三，不得损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这主要是考虑保护农民的利益。最近经济不景气，从广东到重庆的火车上，可以看到很多回家的农民工。如果这些农民没有土地，在城市的就业又不稳定，他们就没有社会保障。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城市里如果有10万农民工失业，我们这个城市会是什么样？
　　
　　首先要保护农民利益
　　
　　因此在现阶段，所有关于土地政策的制定，首先考虑保护农民的利益。
　　第一，在现阶段，土地在农村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更是农民生存的基本保障。总结来说，我们三中全会在土地的承包方面最基本的是：一个政策——长久不变；三个不得；六字方针，所谓六字方针就是：自愿、依法、有偿。只要符合这六个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可以流转的。
　　第二，三中全会明确了土地政策方面的两个“最严格”：第一，建立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第二，建立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这次国务院刚刚批复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根据这个纲要，土地政策是全面收紧的。
　　第三，三中全会关于征地制度的改革，带有鲜明的政策导向：1 . 严格区别公益性的用地和经营性的用地，要缩小强制性征地范围，保证整个基础设施建设用地。2 . 明确提出同地同价。比如说在北京，现在建一个酒店的补偿就比建路的补偿高，以后就不能这样了。3 . 妥善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
　　关于征地制度改革的另一个政策是：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也就是说要发育承包权的市场，和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关于这一点，三中全会也有明确的政策导向：任何一个企业，可依法获得集体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大家一定要注意是经营性的建设用地，不包括宅基地，宅基地不是经营性建设用地。
　　最后一点，关于小产权房的问题。三中全会也讲了两个非常明确的政策：一、严格宅基地管理，讲的就是要跟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相配套，要严格实行一户一宅的政策。二、依法保障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按照《物权法》的要求，农民对宅基地有使用的权力，有收益的权力，但是没有转让的权力，它是一种不完全的物权。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土地问题始终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土地政策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导致惨重的代价。同时，我们也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渐进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
　　
　　打消“地主”梦吧
　　
　　《中外管理》：既然“土地流转”的政策早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这次如此受关注呢？
　　韩 俊：当大家特别关注的时候，有没有人去问问农民的意见？农民并不希望流转。现在房地产和股市都不景气，大家就动农村土地脑筋，所以“流转”得到了特别的关注。有钱人到农村圈地是很轻松的事儿，农民全给他打工。那么企业倒闭了呢？农民怎么办？2001年中央18号令说：不鼓励工商企业长时间大规模地到农村去大面积租赁土地。
　　《中外管理》：在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金融政策，这让人感觉是鼓励农业产业化，鼓励对农村投资啊？
　　韩 俊：是鼓励投资，但是不鼓励租赁土地。国家鼓励搞跟农业相关的产前产后的产业化，但中央从来没有一个政策鼓励到农村大规模承包土地。
　　《中外管理》：为什么新政策不允许农民拿土地抵押？不允许农民自由买卖使用权？
　　韩 俊：如果我们允许土地承包权抵押的话，它可能有利于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但是仔细想一想，农民贷款难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金融体系不完整，是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服务不适合农民的要求，是我们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支持政策还不到位。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讲，即使允许农民去抵押，也解决不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中外管理》：之前媒体都猜测，在新政之下，会出现很多大农场、大农庄主，看来并不是这样？
　　韩 俊：很少。现在黑龙江的农场主也就是一万亩地，在安徽最大的农场主也就6000多亩地。而且在中国投资农庄风险极大。农民随时可能回到家乡，跟你要地，如果不给就烧你庄稼。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回到老家，宅基地被占了，说要还就得还，因为中央有文件：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我出让的是使用权。
　　《中外管理》：有一种解读认为，三中全会的政策将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您怎么看？
　　韩 俊：我们的政策是鼓励农民进城，但不鼓励他们丧失土地，让他们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手中有地，进退有据，左右逢源，这样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中外管理》：以往我们都说，农业产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这样的政策有助于农业产业化吗？
　　韩 俊：我们这次讲的农业产业化是一家一户，也就是家庭式经营要长久。但是我们讲了两个转变：第一，搞好统一经营和服务，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加农户这是一种；第二，农民新兴组织专业技术协会这是一种。只要有家庭经营稳定的土地权利，再加上一个统一和健全的土地经营服务体系，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一定能够实现。管理
　　（本文根据“第17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演讲现场录音摘编而成，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本刊加拟。）
　　责任编辑：李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