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刚组建的小家庭，因一次变故而面临终结。已怀有身孕的妻子说：“我坚决离婚。不管这辈子怎么活，我都自己活。”
　　1949年9月，17岁的张得蒂收到国立北平艺专的录取通知书，从济南来到北京上学。不久，学校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她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
　　张得蒂入学时，正值除旧布新的年代。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在《美术教育的职责与义务》一文中提出：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美术教育，要打破过去精英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结构体系，培养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用美术工作者。随后，全国所有美术院校取消了专业设置，转而培养全能型人才。
　　1950年10月1日，天安门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阅兵和集会。首都10万群众参加游行。二年级大学生张得蒂走在文艺大军方阵的第一排。
　　张得蒂觉得很光荣。文艺大军方阵由电影、戏剧、音乐等文化艺术团体组成，通过天安门时边表演边接受检阅。美术学院师生因为不会表演，作为仪仗队，走在文艺大军的最前方。
　　集会结束后，张得蒂和其他几个参加游行的雕塑系女生穿着配发的游行服装，合影留念。
　　国庆节前夕，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出现了女劳模的身影，拖拉机手梁军、火车司机田桂英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在妇女翻身的年代里，许多曾经由男性主宰的行业出现了女性。还没有多少作品的张得蒂和同班女生们也被誉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雕塑家”，这让她们倍感自豪。
　　为了争当“铁姑娘”，张得蒂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操场上总能看到她活跃的身影。
　　1951年，北京市政府模仿苏联，建立“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体育锻炼标准。“劳卫制”通过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活动，提高身体素质。
　　此时，雕塑系要求男女同学都要通过“劳卫制”的等级测试。
　　张得蒂和同学们积极练习翻越板障、通过独木桥、走荡木等项目。学院还特别给雕塑系安装了一个高大的秋千架，要求荡秋千时一定要荡平了。
　　张得蒂这个活跃在操场上的假小子，引起不少男同学的注意。她上房爬树逮知了，捉蟋蟀，像个男孩子。她活泼、顽皮、洒脱、开放的性格，招来一些男同学的喜欢。
　　张润垲是张得蒂雕塑系的同班同学，也是她的众多追求者之一。
　　张润垲说，据我知道有好几位都在追求她，有几个留学生也喜欢她。
　　张得蒂说，他觉得我挺好。说我好像做什么都无所谓，说我的字写得那么大，一张纸写不了几个字，看着都觉得痛快。
　　在众多追求者中，张得蒂选择比自己小两岁的张润垲，开始了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恋爱。
　　张润垲回忆那段初恋时光：那时学校管得挺严，像管小学生似的。上晚自习时，我们俩的桌子离得很近，离得近好呼应。下晚自习后，有一点时间也要接触接触。冬季的星期日，我们一起到北海画油画。因为冻脚，我将棉手套套在她脚上，一块儿画雪景。
　　研究生毕业时，中央美术学院组建了雕塑研究所。张得蒂这届毕业生全都留校，被分配到研究所里工作。
　　1956年9月6日，张得蒂和张润垲登记结婚，参加了学校举行的集体婚礼。
　　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一派节日的喜庆气氛，亲戚、朋友都来参加他们的婚礼。老院长江丰以及苏联专家也来参加喜庆而隆重的婚礼。多年之后，许多同学还记得这次婚礼。
　　张得蒂请来摄影师拍下结婚照。照片中，夫妻俩身后的一间平房，是他们最初的家，房间面积将近9平方米。张得蒂和丈夫开始了新生活。
　　张得蒂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生活挺简单的。学校发给他们一张床、一个小桌、两把椅子。他们买了几块编织草席，铺在地上，挂在墙上，显得美丽甚至豪华。
　　张得蒂和张润垲结婚半年后，雕塑研究所得到指示，要求在教职员工中按比例选出一些人重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张得蒂被停止工作，下放到郊区的双桥农场劳动。
　　张得蒂记得那次下放的指标是50个人，最后定了49人。
　　张润垲说，49人这个数好像不大，可是全校师生一共才200多人。后来又补上一个，要凑齐50人。文化部不批，说你们够了，因为上边规定的下放比例是3％。雕塑创作室一共27个人，就去了8个。
　　原本性格开朗、人缘很好的张得蒂，突然发现同事、邻居对她的态度变得和以前大不一样。身份的转变，使张得蒂陷入孤立的境地。
　　一些很熟悉的人也不敢和张得蒂说话，怕划不清界限。有些妇女在楼门口坐着聊天，一看见张得蒂走过来，赶紧起身回家。因为大家怕被说成划不清界限，有些同学同情张得蒂，但不知道跟她说什么好。
　　由于下放劳动，张得蒂的收入没了保障。工资停发，每月只发18元生活费，这使张得蒂一家人的生活捉襟见肘。
　　那时，张润垲的弟弟、妹妹还都很小。他们结婚的时候，他的三个弟妹，一个6岁、一个10岁、一个13岁。他的爸爸妈妈收入低，原先做布鞋，后来卖炸糕，生活很拮据。小俩口要给家里寄钱。张得蒂一月才18元，要给家里15元，生活很艰难。
　　这种生活状况对张得蒂影响更大，以前那个上房爬树，光着脚丫儿逮蛐蛐儿的女孩儿，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使张得蒂颇为困扰的不止收入减少带来的拮据，更让她不安的是家庭可能面临着解体。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不少人被打成右派，夫妻迫于政治压力而离婚。
　　因为被打成右派，精神打击太大，和张得蒂同时结婚的一个女同学神经失常了。
　　经过反复权衡和思考，张得蒂觉得她不能连累他一辈子，张得蒂向丈夫提出了离婚。她说，咱们离婚得了，你再找一个，找一个成份好的。
　　张润垲坚决不同意离婚。他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很明白。你不反党，你不是右派。绝对不许再提离婚俩字，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张得蒂与丈夫在离婚问题上正僵持不下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虽然张润垲不同意离婚，可是张得蒂还是想着必须离婚。她觉得绝不能连累他，有了孩子就更麻烦了，将来孩子怎么办?张得蒂说不管这辈子怎么活，我自己活，我宁可自己受罪，绝对不能连累别人。
　　张得蒂十分痛苦，她很珍惜他们的感情，珍惜这段婚姻。可是又想到若生下这个孩子，将来孩子的一辈子怎么办?
　　没有跟丈夫商量，张得蒂有了自己的决定，她想到堕胎。但她不敢吃药，怕一旦让别人知道，上纲上线，说她堕胎是对社会不满，对抗社会。
　　张得蒂想到有人不小心摔一跤就流产了。她就从架子、雕塑台往下跳，让两个脚跟先着地，对身体的震动大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跳，怎么折腾，胎儿就是掉不了。
　　1958年10月1日，天安门照例举行国庆游行，张得蒂已没有资格参加。这一年，中共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
　　文化宣传战线的主要任务是为“大 跃进”服务。专业美术工作者要为这次运动创作宣传画。张得蒂被美院从农场暂时调回，参加雕塑创作。
　　此时，张得蒂已怀孕四个月，日渐臃肿的身材已无法掩饰。腹中孩子生命力顽强，用尽各种办法，她也没能将孩子打掉。
　　张润垲劝妻子：既然有了孩子，咱们再难也得把孩子生下来带大啊。
　　丈夫的态度让张得蒂改变了当初的决定，她开始为新生命的诞生做准备。
　　直到临近预产期，张得蒂才休息。因为产假一共56天，要是产前休息了10天，产后只能休息40多天，谁也舍不得产前休假。
　　在雕塑现场，张得蒂没有资格参与核心创作。她的任务是砸泥坯，每天要砸几百公斤重的黄泥。
　　一天，张得蒂正在雕塑架子上面上大泥的时候，肚子忽然疼得不得了，赶快往下爬，就好像马上要生出来似的。张润垲用他那辆破自行车驮着张得蒂往医院跑。到了医院，护士说快，俩护士架着张得蒂往产房跑，放到产床上，却怎么也生不出来，张得蒂就昏过去了。
　　当她醒来时，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因为她昏倒不能自主生产，孩子是被产钳夹出来的，孩子的眼眶上从此留下一道疤痕。
　　张得蒂觉得儿子张天蔚的性格天生就有忧郁的成分，她从孩子小时候就能感觉得到。
　　这个险些被妈妈放弃的孩子，在最初的十来年里，并不知道妈妈在接受劳动改造的身份。初中时，学校拒绝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老师让他从自己的家庭背景中找原因。
　　张得蒂和丈夫已准备着这一天，他们十分担心，什么时候跟孩子说?怎么对孩子说?有些情况跟他们相似的家庭，一旦孩子知道父母是右派，就要和家庭、父母脱离关系，甚至离家出走。所以他们夫妇俩提心吊胆，忐忐忑忑，不知如何对孩子说。
　　张得蒂不敢正面和孩子谈。一天，她说蔚蔚，咱们娘俩躺在床上，妈妈跟你说……。她吭吭唧唧，紧张极了，终于胆战心惊地把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孩子躺了一会儿说，也无所谓吧。张得蒂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张得蒂为正在青春期的儿子张天蔚创作了一个雕像。作品的名字叫《儿子——他对世界充满了疑问》，但张得蒂知道，孩子始终是相信母亲的。
　　直到多年后，张天蔚才知道他出生时这段曲折经历。这时，他已经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张得蒂的事业也迎来高潮，很多作品被国内外艺术机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