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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北望江淮平原，南倚皖南山系，地处长江与青弋江交叉口，水陆交通发达。明清时期，芜湖商贾云集、会馆林立，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太平府志》中记载芜湖“聚舟车之会，货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与州郡，他弗能比也”。1876年，英国就“马嘉理事件”向清政府施压，清政府派李鸿章与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条约规定有四口通商并立租界，芜湖为其中之一。1877年，参与“马嘉理事件”调查的英国驻上海、烟台领事达文波，根据《中英烟台条约》商请监督芜湖关道刘传祺开办芜湖租界，但租界为滨江滩地，多属宿松、太湖木帮木材堆置之所，木商不愿迁让，故屡议屡辍，长期拖延未决。直到1904年，英国驻芜领事柯韪良与芜湖关道童德璋签订《芜湖各国公共租界章程》，其中第一条规定“将西门外南至陶家沟起，北抵弋矶山脚止，东至普潼山（又名桐家祠）脚新安普潼塔起，西抵大江水边止，应就此四址内作为各国公共通商租界”。1905年经驻京英国公使和外务部批准实行。通商口岸的开放、公共租界的划分，大量的外国势力涌向芜湖，他们在芜湖划分租界、勘立界碑，并建立了大量的房產，留下了许多建筑遗迹，其中英驻芜湖领事署旧址、芜湖天主堂、圣雅各中学旧址三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老芜湖海关、老芜湖医院、圣雅各教堂三处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芜湖在城市建设中陆续发现了多块开埠相关地界碑，这是外国资本主义在芜湖活动的直接证据，为芜湖近代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C.N.C. 太古地界碑
2007年，芜湖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于芜湖滨江公园施工时发现该碑，2014年移交芜湖市博物馆。该碑长方形，高100厘米，宽30厘米，厚17厘米，石质。碑身阳面有T形碑版，横排阴刻“C.N.C.”，竖排阴刻“太古地界”。“C.N.C.”为太古轮船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mpany”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太古集团是从洋行开始，以航运为中心开展活动的来华较早的外国资本企业之一，是旧中国屈指可数的外国垄断资本集团。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涌入中国，发展贸易。1866年，创始人老斯怀尔与理查德·S.巴特菲尔德合伙创立了三个商行，分设在英格兰、美国和中国。老斯怀尔到上海后，就挂上了“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的牌子。太古洋行在上海创立后，很快发现了长江轮船航运业的巨大潜力，着手在中国内河和沿海地区建立航运机构。1872年，成立了太古轮船公司。随着太古轮船公司在长江航线的发展，太古洋行于1884年在芜湖建立了分行。为了承租沿江滩地，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要求划分租界。1905年，芜湖租界正式划分，租界穿五条马路，分成十区二十四段，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于1906年3月分别承租第一段和第二段。除此以外还有费理伯、瑞记、鸿安、和记等租界，其中太古租界面积最大。太古轮船公司在江滩边建立了四栋规模宏大的码头仓库，每间长约80米，宽约25米，总面积近8000平方米。仓库为砖砌，四面均开两面拱形门，四坡屋顶，上有用于采光和通风的“老虎窗”。抗战全面爆发后，太古轮船公司的英籍经理回国，由中国人代任经理，海运事业处于半停顿状态。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所有在沦陷区的船只都被日军接收，太古码头连同公司的财产都被日本人冻结。抗战胜利后，太古轮船公司复业，公司的房产、仓库、码头租给华东贸易行。中国轮船招商局接收了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太古轮船公司的船舶、码头、库栈等产业。至此，外国轮船公司全部退出长江航运。2007年，太古轮船公司仓库因滨江公园建设被拆除。
西国坟墓地界碑
2007年，芜湖市园林管理处于赭山公园西侧发现该界碑，当时它被当作一块普通的台阶使用，后移至管理处院内妥善保存，2016年移交芜湖市博物馆。该界碑长方形，高93厘米，宽35厘米，厚16厘米，青石质。碑身阳面楷书阴刻“西国坟墓地界 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立”。
芜湖开埠后，西方各阶层人士纷纷进入芜湖，包括领事官、传教士、医生、船员等，其中一部分人去世后便葬在芜湖。芜湖的小赭山西侧山腰处（今赭山公园溜冰场附近）原有一块外国人公墓，芜湖人称之为“洋人坟”，著名的芜湖医院（弋矶山医院前身）院长赫怀仁（Edgerton Haskell Hart）就葬在此处。赫怀仁是芜湖医院创始人赫斐秋（Vigril Hart）的儿子，1868年出生于江西九江，1879年赴美国求学，1893年来到中国苏州，在医院和诊所从事医务工作，于1895年受命来到芜湖，此后长期在芜湖生活。赫怀仁医术精湛，周边慕名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1913年，因为感染斑疹伤寒，他在芜湖去世，葬在外国人公墓。2012年，经过芜湖市委宣传部岳徽先生及《中国日报》记者王楷皓先生介绍，芜湖文物局接待了赫怀仁的曾孙斯丹利·克雷福德（Stanley Crawford）先生。斯丹利·克雷福德先生为了追寻先辈们的足迹，先后在九江医学院及芜湖皖南医学院担任外教。2013年，斯丹利·克雷福德先生将其先辈留下的老照片及相关资料无偿捐赠给芜湖市文物局。芜湖市文物局对这些珍贵资料进行整理，出版了老照片集《芜湖旧影 甲子流光（1876-1936）》，其中有两张芜湖外国人公墓的老照片，一张为芜湖公墓的照片，墓园位于赭山西侧山腰处，四周有围墙，于墓园西侧开一门，前有一条小路，墓园内有十余座洋人墓。另一张为赫怀仁墓的照片，其墓位于墓园内东部，墓碑上刻有其姓名“EDGERTON HASKELL HART MD”，人们对他的评价“A LOVER OF MANKIND”，出生日期“BORN IN MAY 1868”，去世日期“DIED IN APRIL 1913”，立碑人“THIS STONE IS ERECTED BY SOME OF HIS FRIENDS”。新中国成立后，外国势力被赶出芜湖，“洋人坟”也逐渐荒芜，在随后的城市建设中，“洋人坟”不复存在。 I.G.总税务司公所地界碑
2003年芜湖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范罗山原芜湖市委市政府西围墙墙根处发现该界碑，2012年移交蕪湖市博物馆。该碑长方形，高113厘米，宽43厘米，厚10厘米，石质。碑身阴刻“I.G.总税务司公所地界”。“I.G.”为总税务司“Inspector General”的英文缩写。
总税务司是清政府管理海关税务的最高行政官员。根据1858年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各口划一办理”的规定，列强强行要求将中国各海关都仿照上海海关管理办法“统一办理”。1859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署，按照英国建议，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首任总税务司。1861年11月，赫德就任近代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任职期间，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全面推行外籍税务司制度。1876年芜湖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次年设立海关，在范罗山建立了驻芜湖领事署，并履行通商口岸代征税收的职能。1912年，在驻芜湖领事署的西南侧建立总税务司公所。该建筑为两层楼，红砖净缝砌筑的墙体，红色机制瓦铺盖的屋面，四坡屋顶。平面设立六开间，通面阔28.02米，通进深13.65米，占地面积共达382.47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64.94平方米。此楼的东、西、南三向都设有外廊，石砌露明基座高71厘米;东向第三间设条石台阶五步。外廊内面南檐墙中部设置百叶式大门，外廊为水磨石地坪，室内为木板地坪;白色石膏线顶棚。楼梯设置在东向第三间后部西侧，三跑式，木质栏杆，望柱造型漂亮，比例匀称且均衡;木楼梯第二跑顶端东侧有一短垂花柱。二楼第三间后部有楼梯登至屋顶人字形梁架之间，通过老虎窗可观望外面高空及俯视市貌。一、二两层各有四间办公室，还有卧室及卫生间，办公室内设有壁炉。
财政部皖岸盐务稽核处碑
2007年，芜湖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于芜湖滨江公园施工时发现该碑，2014年移交芜湖市博物馆。碑呈长方形，高122厘米，宽30厘米，厚17厘米，石质。碑身阳面长方形碑版内阴刻“财政部皖岸盐务稽核处”。
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中国古代食盐多实行专卖制，由国家控制，盐税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袁世凯窃据大总统职位后，不仅要偿还清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赔款，还要为镇压革命党人筹措军费，政府耗资巨大，财政困难，不得不靠借款度日。1913年，北洋政府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总数为2500万英镑。银行团为了保障债权，要求以中国全部盐税为抵押，并设立由外国人控制的盐务稽核所监督征收全部盐税。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在中央成立稽核总所，产盐地成立稽核分所，销盐地成立稽核处，负责盐税事宜。1914年，在汉口设立驻汉总稽核处，在安徽芜湖设立了副稽核员办公处，隶属驻汉盐务总稽核处。1919年分立，改称皖岸稽核处，归稽核总所直接管辖，管理皖岸各地盐款收入及放盐工作。皖岸稽核处在重要地区设立分处，管理其所在地的盐业稽核事宜，在芜湖、棕阳、滁来等地设置称放处，1924年在大通、宣城、运漕、三河等地设置称放处，同时还在一些地方设有查验局，负责查验盐业的质量。因为盐务稽核机构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盐政的工具，所以很早就遭到了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的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到安徽后，撤销了盐务稽核机构。但是由于盐务稽核机构的停顿导致盐税收入的大幅下降，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全面恢复盐务稽核所的地位和职权。此后，盐务稽核所职权不断扩大，盐务机构也逐渐走向统一。1937年，盐务稽核总所改组为盐务总局，所属机构也改组为盐务管理局和办事处。鄂湘西皖四岸盐务稽核处改为办事处。
开埠对芜湖的影响
这四块地界碑均与芜湖开埠相关，是外国资本主义在芜湖活动的直接证据，反映了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对芜湖的侵略，是整个时代背景在芜湖的缩影。至今，除了总税务司公所旧址仍然保存完好，外国人公墓、太古轮船公司仓库、财政部皖岸盐务稽核处均在战乱及城市建设中被毁坏。这些地界碑的发现，对于明确它们曾经在芜湖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芜湖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通过对安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这种不平等的贸易，给安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危害。海关完全由外国侵略者控制，推动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对芜湖地区的经济掠夺。总税务司公所及盐务稽核机构的设立，是西方资本主义控制中国税务、盐政的工具。总税务司是帝国主义向中国索赔讨债的代理人，自设立之日起，均由外国人担任，各口海关也由外籍税务司统辖，各关税务司受总税务司管辖。根据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协议，总税务司征收的关税，均作为担保，赔偿给了帝国主义各国。皖岸盐务稽核处的成立使得芜湖地区的盐务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干涉，继中国海关关税后，又一重要税源盐税操纵于外国人之手。另一方面，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促进了芜湖商业的繁荣，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芜湖，客观上有利于芜湖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西方势力在芜湖办医院、建新式学校，也有利于芜湖地区社会发展。总税务司公所及盐务稽核机构的设立，对于税务、盐务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总税务司赫德采用近代资本主义方式建立了一套海关制度，保证了海关高效率运作，“一扫旧海关办事拖沓、无章可循和贪污受贿等陋习，关税征收数量不断增加，成为清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盐务稽核处成立后，由洋员主持工作，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特别是英国人丁恩对中国盐务的改革，扫除积弊，推行改革，有很好的效果，改变了原来盐务管理的混乱局面。
芜湖开埠前，繁华地段主要集中在青弋江一带，而沿江租界为滨江滩地，多属宿松、太湖木帮木材堆置之所。开埠后，由于西方各国在租界内修马路，建码头、仓库、堆栈、楼房，开办教堂、医院、学校等设施，原本荒芜的地区呈现繁华景象。汪畸在《重修萧处士墓碑记》中记载：“惟是海禁既弛，滨江辟为通商巨埠，墓地逼近市场，乡之冈峦起伏于左右者，胥夷为平壤，或通广陌，或构层楼，或列廛市，幽邃之域，浸成繁盛之区。”同时，城区与外国租界之间的大片空地辟为新的街道，芜湖市区由青弋江两岸一带向西北沿长江右岸发展，扩大了市区范围，促进了芜湖现代城市格局的形成。
作者单位：芜湖博物馆
C.N.C. 太古地界碑
2007年，芜湖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于芜湖滨江公园施工时发现该碑，2014年移交芜湖市博物馆。该碑长方形，高100厘米，宽30厘米，厚17厘米，石质。碑身阳面有T形碑版，横排阴刻“C.N.C.”，竖排阴刻“太古地界”。“C.N.C.”为太古轮船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mpany”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太古集团是从洋行开始，以航运为中心开展活动的来华较早的外国资本企业之一，是旧中国屈指可数的外国垄断资本集团。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涌入中国，发展贸易。1866年，创始人老斯怀尔与理查德·S.巴特菲尔德合伙创立了三个商行，分设在英格兰、美国和中国。老斯怀尔到上海后，就挂上了“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的牌子。太古洋行在上海创立后，很快发现了长江轮船航运业的巨大潜力，着手在中国内河和沿海地区建立航运机构。1872年，成立了太古轮船公司。随着太古轮船公司在长江航线的发展，太古洋行于1884年在芜湖建立了分行。为了承租沿江滩地，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要求划分租界。1905年，芜湖租界正式划分，租界穿五条马路，分成十区二十四段，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于1906年3月分别承租第一段和第二段。除此以外还有费理伯、瑞记、鸿安、和记等租界，其中太古租界面积最大。太古轮船公司在江滩边建立了四栋规模宏大的码头仓库，每间长约80米，宽约25米，总面积近8000平方米。仓库为砖砌，四面均开两面拱形门，四坡屋顶，上有用于采光和通风的“老虎窗”。抗战全面爆发后，太古轮船公司的英籍经理回国，由中国人代任经理，海运事业处于半停顿状态。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所有在沦陷区的船只都被日军接收，太古码头连同公司的财产都被日本人冻结。抗战胜利后，太古轮船公司复业，公司的房产、仓库、码头租给华东贸易行。中国轮船招商局接收了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太古轮船公司的船舶、码头、库栈等产业。至此，外国轮船公司全部退出长江航运。2007年，太古轮船公司仓库因滨江公园建设被拆除。
西国坟墓地界碑
2007年，芜湖市园林管理处于赭山公园西侧发现该界碑，当时它被当作一块普通的台阶使用，后移至管理处院内妥善保存，2016年移交芜湖市博物馆。该界碑长方形，高93厘米，宽35厘米，厚16厘米，青石质。碑身阳面楷书阴刻“西国坟墓地界 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立”。
芜湖开埠后，西方各阶层人士纷纷进入芜湖，包括领事官、传教士、医生、船员等，其中一部分人去世后便葬在芜湖。芜湖的小赭山西侧山腰处（今赭山公园溜冰场附近）原有一块外国人公墓，芜湖人称之为“洋人坟”，著名的芜湖医院（弋矶山医院前身）院长赫怀仁（Edgerton Haskell Hart）就葬在此处。赫怀仁是芜湖医院创始人赫斐秋（Vigril Hart）的儿子，1868年出生于江西九江，1879年赴美国求学，1893年来到中国苏州，在医院和诊所从事医务工作，于1895年受命来到芜湖，此后长期在芜湖生活。赫怀仁医术精湛，周边慕名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1913年，因为感染斑疹伤寒，他在芜湖去世，葬在外国人公墓。2012年，经过芜湖市委宣传部岳徽先生及《中国日报》记者王楷皓先生介绍，芜湖文物局接待了赫怀仁的曾孙斯丹利·克雷福德（Stanley Crawford）先生。斯丹利·克雷福德先生为了追寻先辈们的足迹，先后在九江医学院及芜湖皖南医学院担任外教。2013年，斯丹利·克雷福德先生将其先辈留下的老照片及相关资料无偿捐赠给芜湖市文物局。芜湖市文物局对这些珍贵资料进行整理，出版了老照片集《芜湖旧影 甲子流光（1876-1936）》，其中有两张芜湖外国人公墓的老照片，一张为芜湖公墓的照片，墓园位于赭山西侧山腰处，四周有围墙，于墓园西侧开一门，前有一条小路，墓园内有十余座洋人墓。另一张为赫怀仁墓的照片，其墓位于墓园内东部，墓碑上刻有其姓名“EDGERTON HASKELL HART MD”，人们对他的评价“A LOVER OF MANKIND”，出生日期“BORN IN MAY 1868”，去世日期“DIED IN APRIL 1913”，立碑人“THIS STONE IS ERECTED BY SOME OF HIS FRIENDS”。新中国成立后，外国势力被赶出芜湖，“洋人坟”也逐渐荒芜，在随后的城市建设中，“洋人坟”不复存在。 I.G.总税务司公所地界碑
2003年芜湖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范罗山原芜湖市委市政府西围墙墙根处发现该界碑，2012年移交蕪湖市博物馆。该碑长方形，高113厘米，宽43厘米，厚10厘米，石质。碑身阴刻“I.G.总税务司公所地界”。“I.G.”为总税务司“Inspector General”的英文缩写。
总税务司是清政府管理海关税务的最高行政官员。根据1858年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各口划一办理”的规定，列强强行要求将中国各海关都仿照上海海关管理办法“统一办理”。1859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署，按照英国建议，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首任总税务司。1861年11月，赫德就任近代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任职期间，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全面推行外籍税务司制度。1876年芜湖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次年设立海关，在范罗山建立了驻芜湖领事署，并履行通商口岸代征税收的职能。1912年，在驻芜湖领事署的西南侧建立总税务司公所。该建筑为两层楼，红砖净缝砌筑的墙体，红色机制瓦铺盖的屋面，四坡屋顶。平面设立六开间，通面阔28.02米，通进深13.65米，占地面积共达382.47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64.94平方米。此楼的东、西、南三向都设有外廊，石砌露明基座高71厘米;东向第三间设条石台阶五步。外廊内面南檐墙中部设置百叶式大门，外廊为水磨石地坪，室内为木板地坪;白色石膏线顶棚。楼梯设置在东向第三间后部西侧，三跑式，木质栏杆，望柱造型漂亮，比例匀称且均衡;木楼梯第二跑顶端东侧有一短垂花柱。二楼第三间后部有楼梯登至屋顶人字形梁架之间，通过老虎窗可观望外面高空及俯视市貌。一、二两层各有四间办公室，还有卧室及卫生间，办公室内设有壁炉。
财政部皖岸盐务稽核处碑
2007年，芜湖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于芜湖滨江公园施工时发现该碑，2014年移交芜湖市博物馆。碑呈长方形，高122厘米，宽30厘米，厚17厘米，石质。碑身阳面长方形碑版内阴刻“财政部皖岸盐务稽核处”。
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中国古代食盐多实行专卖制，由国家控制，盐税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袁世凯窃据大总统职位后，不仅要偿还清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赔款，还要为镇压革命党人筹措军费，政府耗资巨大，财政困难，不得不靠借款度日。1913年，北洋政府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总数为2500万英镑。银行团为了保障债权，要求以中国全部盐税为抵押，并设立由外国人控制的盐务稽核所监督征收全部盐税。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在中央成立稽核总所，产盐地成立稽核分所，销盐地成立稽核处，负责盐税事宜。1914年，在汉口设立驻汉总稽核处，在安徽芜湖设立了副稽核员办公处，隶属驻汉盐务总稽核处。1919年分立，改称皖岸稽核处，归稽核总所直接管辖，管理皖岸各地盐款收入及放盐工作。皖岸稽核处在重要地区设立分处，管理其所在地的盐业稽核事宜，在芜湖、棕阳、滁来等地设置称放处，1924年在大通、宣城、运漕、三河等地设置称放处，同时还在一些地方设有查验局，负责查验盐业的质量。因为盐务稽核机构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盐政的工具，所以很早就遭到了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的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到安徽后，撤销了盐务稽核机构。但是由于盐务稽核机构的停顿导致盐税收入的大幅下降，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全面恢复盐务稽核所的地位和职权。此后，盐务稽核所职权不断扩大，盐务机构也逐渐走向统一。1937年，盐务稽核总所改组为盐务总局，所属机构也改组为盐务管理局和办事处。鄂湘西皖四岸盐务稽核处改为办事处。
开埠对芜湖的影响
这四块地界碑均与芜湖开埠相关，是外国资本主义在芜湖活动的直接证据，反映了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对芜湖的侵略，是整个时代背景在芜湖的缩影。至今，除了总税务司公所旧址仍然保存完好，外国人公墓、太古轮船公司仓库、财政部皖岸盐务稽核处均在战乱及城市建设中被毁坏。这些地界碑的发现，对于明确它们曾经在芜湖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芜湖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通过对安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这种不平等的贸易，给安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危害。海关完全由外国侵略者控制，推动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对芜湖地区的经济掠夺。总税务司公所及盐务稽核机构的设立，是西方资本主义控制中国税务、盐政的工具。总税务司是帝国主义向中国索赔讨债的代理人，自设立之日起，均由外国人担任，各口海关也由外籍税务司统辖，各关税务司受总税务司管辖。根据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协议，总税务司征收的关税，均作为担保，赔偿给了帝国主义各国。皖岸盐务稽核处的成立使得芜湖地区的盐务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干涉，继中国海关关税后，又一重要税源盐税操纵于外国人之手。另一方面，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促进了芜湖商业的繁荣，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芜湖，客观上有利于芜湖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西方势力在芜湖办医院、建新式学校，也有利于芜湖地区社会发展。总税务司公所及盐务稽核机构的设立，对于税务、盐务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总税务司赫德采用近代资本主义方式建立了一套海关制度，保证了海关高效率运作，“一扫旧海关办事拖沓、无章可循和贪污受贿等陋习，关税征收数量不断增加，成为清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盐务稽核处成立后，由洋员主持工作，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特别是英国人丁恩对中国盐务的改革，扫除积弊，推行改革，有很好的效果，改变了原来盐务管理的混乱局面。
芜湖开埠前，繁华地段主要集中在青弋江一带，而沿江租界为滨江滩地，多属宿松、太湖木帮木材堆置之所。开埠后，由于西方各国在租界内修马路，建码头、仓库、堆栈、楼房，开办教堂、医院、学校等设施，原本荒芜的地区呈现繁华景象。汪畸在《重修萧处士墓碑记》中记载：“惟是海禁既弛，滨江辟为通商巨埠，墓地逼近市场，乡之冈峦起伏于左右者，胥夷为平壤，或通广陌，或构层楼，或列廛市，幽邃之域，浸成繁盛之区。”同时，城区与外国租界之间的大片空地辟为新的街道，芜湖市区由青弋江两岸一带向西北沿长江右岸发展，扩大了市区范围，促进了芜湖现代城市格局的形成。
作者单位：芜湖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