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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雕版印刷术的一种，木版水印的历史已有千年，如今，只有北京的老字号荣宝斋和上海的百年老店朵云轩仍保留着完整的传统木版水印技艺，两者因此被书画界并称为“南朵北荣”。其中南派的朵云轩因长期受海派文化濡染，木版水印工艺更具精致、秀润的江南特质。
一枚形若朵云的朱红阳文印章落于素纸之上，篆字如流云，简疏丰腴，这是“朵云轩”的印。蘸了西泠印社的石潜印泥，覆手钤盖在纸上，淡淡就干了。寻常年间，这印大可随着木版水印的墨迹一起，与纸同寿千年——然而那是千年后的事情了。
在千年之前，流于敦煌、雕版印刷的《金刚经》是现在朵云轩木版水印已知的最早鼻祖。
海上朵云
1900年7月，八国联军侵华的前夕，《申报》在一个并不起眼的位置连续几天刊登一则消息，对一家小笺扇庄“朵云轩”即将在上海开张的消息广而告之。虽然这条消息在当时并不会引起多少人的兴趣，然而不出几年，朵云轩手工印制的信笺和扇面，已渐渐成为上海文人雅士、社会贤达的私爱，以致张爱玲在她《金锁记》的开篇里，也不忘特意提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雅逸的“朵云”二字，源出五代韦陟，他常以五彩笺纸书信，落款字若五朵云，后人因称书信为“朵云”。朵云轩的创始人借了这个雅名，从自制自印笺、扇的小业着手，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木版水印工坊，由木版水印扩及艺术出版，又以书画经营为核心，进行艺术品收藏、拍卖，发展壮大成为上海赫赫有名的水印制作和书画经营之家。如今在上海繁华的南京东路上，朵云轩的百年老店立在那里，门前的匾额上集自米芾书体的“朵云轩”三字俊迈清朗，在熙攘的人流中显出几分不流于俗的古意高迈。
而在避开了人群的一隅，上海书画出版社后院的一座小楼里，黯淡的光线映照着二楼楼梯口对面墙壁的一块木头牌子，上面镂了一行沉水般的阴文隶字：木版水印。这个面貌朴素的工作室就是被外界誉为印刷“活化石”的木版水印技术的载体。除了上海的朵云轩，就只有北京的老字号荣宝斋仍保留着完整的传统木版水印技艺，二者因此被书画界并称为“南朵北荣”。其中南派的朵云轩因长期受海派文化濡染，木版水印工艺更具精致、秀润的江南特质。
刚刚下了场雨，楼道里的光线因而更显得有些昏暗，天光从西头的走廊外流进来，只浅浅地洗去了一层暗。最左边的一间弥散着雾气的，是还算宽敞的水印工作室。进门处两台加湿器哧哧喷着白雾，这让室内看上去有些恍惚，几座长条的旧工作台摆放得像从前的车间，几位长者和年轻的女孩子各自埋头就着台上的小灯或绘或印。为了保证水印间充分的空气湿度，这里常年开着加湿器，四面窗户紧闭，到了夏天空调也不能开，如果不是在这样凉爽的雨后，真会让人感觉闷热难耐。而在以前，这里的老师傅们只能共用一个简陋的蒸汽喷淋机，整个房间常年都像在下毛毛雨一样，经年累月地，很多老师傅都落下了关节炎。
窗外是饱湿的浓荫，靠窗坐着的69岁的楼杏珍是现在水印间里年纪最大的老师傅，退休后返聘来这里继续带学生，多年来在水印间的工作让她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环境，她可以在工作台前一坐一整天。她现在带的学生是四位年轻漂亮的小姑娘，算起来，这几个年轻人应该是她带的第三代学生了。这些学生现在大多还在三年学徒的初级阶段，她们翻着玉扣纸，印些画片、笺纸打基本功。而坐在她们前面的林玉晴，是楼杏珍这代老师傅们带出的第一代弟子，她在这间水印室工作的时间已有30多年，如今是水印室里唯一的一位技师。林玉晴右手握着一粗一细两支毛笔，为面前金笺纸上的画幅作最后的一道细致润色。笔罢，尺幅展开，彩绘辉煌，那是复制的任伯年传世的皇皇巨制——《群仙祝寿图》。
镂象于木 印之素纸
郑名川是朵云轩木版水印室的主任，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他研习的是国画花鸟，来到朵云轩木版水印工作室已经8年。他告诉我们，眼下正在制作的这组任伯年《群仙祝寿图》高2.1米，宽7.2米，在尺幅上将是木版水印史上的大型精品之最，从2001年开始着手，2010年完工，是现今木版水印工艺传世的扛鼎之作。对于这样一幅费工浩繁的《群仙祝寿图》，仅勾描每一位人物的费时都难以计量，郑名川曾拿给我看他勾描的其中一丛草叶的纸稿，叶脉错综，交叠繁复，看得人咋舌，仅勾描这一块就费了他近两月的时间。而勾描之后每一位人物的刻版费时也长达十多个工作日，而全幅《群仙祝寿图》十二屏条的画面中，精雕细琢的人物多达46个，更不消说人物之外的仙山楼阁、灵石异草、珍禽瑞兽。而如果说起工艺的细致繁复，画面上人物雕琢细腻、设色缤纷，仅人物头上一点指甲大小的花朵或草藤上的几笔漫兴戏墨都得单独为它们刻一块色版……如此功夫，只消想想那一堆近两千块琐碎堆砌、大小形状各异的雕版就可知一二。
如果不看这些琐碎的细活，要概括木版水印的整体工序倒也不算复杂——绘稿勾描、木刻雕版、水印。所谓“镂象于木，印之素纸”，古人对有着千年传承的木版水印的概括素来惜字如金，紧要处唯八字耳。
在二楼西头绘稿勾描的工作室里，小姑娘孔妮延在台灯下悉心运笔。在拿到原稿之后，她一般需要对照原稿作一幅细致的摹稿用作印样，同时也通过临摹加深理解作品设色用墨的程序和一些微妙细节，以便于合理分版。所谓分版，就是按照木版水印工艺的要求，依据原作用笔的枯湿浓淡及设色的微妙变化，用赛璐珞胶片进行勾摹分版，分版是否合理不仅直接决定水印操作工艺的繁简，也影响着水印作品的质量。分版的方法通常是一版一色，但为了表现色彩的过渡与一笔多彩的效果，有时也使用一版多色。分好版后，用半透明的雁皮纸覆盖于胶片勾摹稿上，将整幅画作分成若干幅独立的“版”或“拱花”稿描摹于雁皮纸上，并标注用色、印位、正面标志以及刻稿符号，成为勾描稿，勾描稿经叠套校对后即可发刻。
孔妮延拿着一方绵薄轻透的雁皮纸摇了摇说：“这雁皮纸细滑不化墨，现在已经比较稀缺了。”我曾听说日本越前的雁皮纸耐水而不蛀，可存千年，不知是否就是眼前这张色若蛋清、弱不禁风的雁皮纸。孔妮延是去年大学毕业后来这里的，因为专业就是国画花鸟，她觉得很自适，虽然外人常会觉得长年累月保持同样的姿势只与笔墨线条打交道的生活未免单调乏味，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而言，但这样的观念显然没有侵扰到她，这里除了单纯的线条，没有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琐事纷扰，与古人对谈一阵后，她搁了笔捧本书小读一阵。那样单纯的状态让我无比怀念大学时候照临吴道子、壁临《永乐宫》的日子…… 隔壁刻版室里少了墨香，多了木头味儿。这里到处都搁着大小形状各异的黄杨木和梨木版，上面布满细密的线条和刀纹。刻版室的李智和孙群年纪不算大，资历却都不浅。李智整整刻了20年的版，孙群三十不到，在这里的时间也有了8年。二人都是蒋敏的弟子，如今已七十出头的蒋敏早已退休在家，孙群该是他带的最后一个徒弟。孙群刀下正雕琢的，是《群仙祝寿图》中的一团祥云。云“开”了一半，另一半还覆在薄透的雁皮纸下。俯身细看平整刨光的梨木版上细腻层叠的刀迹，如同起鳞的皮肤。刻版师傅们悬腕凝神，力注刀尖，精微处只作最细的刀尖一点，若作写意，则横刀枯笔、浅刮淡扫，当真是运刀如笔，以充分复现原作的笔墨意气。李智和孙群左手拇指一侧都带着厚厚的茧，那是他们常年扶刀的痕迹。
水印间里的杨云这会儿左手拿上了棕刷子——压纸杆将一叠宣纸在印刷台面上固好，喷壶潮了纸后用油布蒙盖浸闷均匀了，第一块形如豆饼的印版对好了位置，用烤软的膏药粘固好——现在她要开始试印了。案上没有朱砂、藤黄，要印的是一幅水墨山水：齐白石的《一帆风顺》。杨云拿毛笔蘸少许淡墨在瓷盘中，左手一柄棕刷在瓷盘中打圈匀好色，刷掸于印版上，然后对应摹稿以笔蘸墨细细补笔，见着浓淡墨气到了，于是左手拉住宣纸一端，用力适中、不偏不倚对准印版覆上，右手持棕耙子在纸背砑印（木版水印中常用的一种轻轻压的动作），必要的时候也用指肚压按表现笔触的柔和圆润，或以指甲嵌按来表现线条铁划银勾的力道，全凭印者对作品的理解与表现。不同砑印技法的适时运用、轻重相济、软硬兼施，才能充分重现古代水墨精深的五彩和神韵。说话间杨云一手迅速揭起宣纸，两间山林野舍已经恰到好处地呈现在画面中，如果觉得哪里稍有差异，可以或对印版位置微调，或对墨色笔势微调，或让印版水分更加适中，太湿则线条臃肿，太干又使线条起麻皮，调适好再砑印下一张……直至完全满意了，手上也印顺了，才正式开印。问及这百张《一帆风顺》要这样细致反复地印上多久，回答说：三四个月。
无论是勾描、刻版，还是水印，作为传统工艺的木版水印的每一个工序都必须完全采用手工操作，所有技艺传承都是师傅带徒弟一代代口传身授。来这里学艺的年轻人必须经过三年的学徒期打好基础，学勾描的天天练习线条笔力，学刻版的手上要磨出老茧，学水印的先从一年的“提刷吊耙”基本功练起——左手手腕提刷吊耙水平转动，每天要刷500张小画片……学徒期满之后，经由长期的手头操作和墨气濡染方能成才。郑名川说，在这里培养一个人大约需要5～10年，培养成本高，人手接不上来，生产力自然低而缓慢，而且每位手工艺者都不得不面临工作枯寂和生活清贫的考验，再加上市场环境的挑战，这正是木版水印如其他那些民间手工艺一样所面临的基本现实。
传奇三种
百年来，朵云轩接待了海上艺界的诸多名流雅士，虽历经起落，却也累积下了丰富的书画藏品，使得大批散佚于民间濒于灭迹的历代笔墨之宝得以存世，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可谓吸纳了千年的水墨灵气。而精湛的木版水印技艺在为这些传世之宝以复本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同时，也平添了诸多传奇。
首先是关于木版水印复本几可乱真的故事，这也是坊间最为乐道的。相传曾有白石老人的一幅《青蛙》自朵云轩印制出来，竟被人误当原作而收购，实际上，这并非眼力不及，有时就连作者本人也难辨真假。某次白石老人驾临朵云轩，店家拿出一帧照原作水印的《虾》来让他鉴别，白石老人端详了半天，最后还是摇摇头无有定论。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很多人往往只有从装裱的新旧上来甄别原作与复制品。而用与原作相仿的材料装裱复制品，是朵云轩的又一长项，如此就的确真假难辨了。许多收藏家因此不得不求助于朵云轩的专家。曾有一封外国来信寄与朵云轩，信中附有一张齐白石作的红牵牛花彩照，寄信人询问朵云轩可曾复制过此画，因为他怕高价买下的这张大师作品是一张木版水印复品——大概海内外的收藏家大都领教过朵云轩木版水印酷肖原作的技艺。
其次，就算不说细劲古雅的《步辇图》、集工艺之大成的《宋人册页》、《西厢记》，也不能不提《十竹斋画谱》。这部印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精工之作，是朵云轩依据明胡正言的彩印《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复制的。胡正言字曰从，徽州休宁人，客居南京，“十竹斋”为他的室名。胡正言曾官至中书舍人，工书善画，尤擅制印，弃官之后，过着隐逸的生活，余生全力经营水印木刻，与坊中刻工“朝夕研讨，十年如一日”。他所绘刻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自开始到完成历时26年，集合了版和拱花等套印技艺，精美空前，传世不朽。直到现在，“南朵北荣”的水印技艺仍大体沿袭胡氏的模式。现在朵云轩分版分色的套印术就是“版”，通过多色的雕版套印，表现画面淋漓的墨色。而所谓“拱花”，就是凹凸版，郑名川特意解释给我们听——绘刻凹版，上压纸张，以毛毡杵捣之，使得纸面形成凹凸向背，凸现物象轮廓，颇有浅浮雕之感。拱花分为两种，一种带色，一种为白色“素拱花”，后者尤显清逸淡雅。郑名川特意拿出来这套印制精雅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后者画页中多有素拱花，乍一看去素纸之上空空如也，略换角度，浮雕般的山水花鸟鱼虫立即显现，一鳞一羽都清晰无比，看得人瞬间一个激灵，如给锥子点了一下。
原本册页散佚的这两部传世画谱，集朵云轩多年之力得以复现，并送至莱比锡国际书展展出，引起轰动。评奖时，评委会选中了这套画谱，他们甚至觉得以莱比锡有史以来的最高金奖都不足以表彰，因此特意破例设置了一个“国家大奖”郑重授予朵云轩——他们始终无法理解中国人如何印出这样的作品，怎么放大都完全看不到任何网点，完全像原件一样。
最后想说胡也佛。我想他大概是朵云轩木版水印人中最大的传奇。搜索胡也佛的生平，记载寥寥，面前的郑名川倒是了解不少关于胡也佛的逸事。此人为民国时期海派画家，尤工人物，本名国华，字大空，自署十卉庐主，浙江余姚人氏。胡也佛一生无所师从，全凭灵气造化力振古法，笔下仕女尤其娟秀独绝，了无俗痕。胡也佛练就的线条功夫，至今仍为海内一绝，据说当初国画大师张大千得见胡也佛的工笔仕女后，惊叹连连，从此不涉工笔仕女。历经了一番乱世浮沉之后，胡也佛在1958年参与筹建朵云轩，出任勾描组长，并负责木版水印总设计，为朵云轩第一代弟子的长成作了重要铺垫。由他亲自勾勒的《秋原猎骑图》(仇英原作)成为朵云轩早期珍品。甚至可以这样说，仅仅因为有胡也佛的存在，“北荣”荣宝斋就不得不承让“南朵”三分。前段时间曾听闻胡也佛的工笔《金瓶梅》拍了50多万，还有人唏嘘并不算高，他存世真迹极少，估计国内最多不过十来幅。胡也佛春宫极美，并有雅趣。郑名川只说一件：胡也佛曾作对页牧童，一男一女，展开册页看去并无异趣，可如若合页而观，则男女抱拥，其精巧不俗让人惊诧。
有老一辈的朵云轩人忆及往事，说到“文革”劫后的胡也佛已近晚年，因患重病而手臂颤抖，却仍不忘挥毫，只是已无法亲笔落款，只留印章为记。他常拄着手杖蹒跚而来朵云轩木版水印工作室，留着很美的长髯，风采遗世。
一枚形若朵云的朱红阳文印章落于素纸之上，篆字如流云，简疏丰腴，这是“朵云轩”的印。蘸了西泠印社的石潜印泥，覆手钤盖在纸上，淡淡就干了。寻常年间，这印大可随着木版水印的墨迹一起，与纸同寿千年——然而那是千年后的事情了。
在千年之前，流于敦煌、雕版印刷的《金刚经》是现在朵云轩木版水印已知的最早鼻祖。
海上朵云
1900年7月，八国联军侵华的前夕，《申报》在一个并不起眼的位置连续几天刊登一则消息，对一家小笺扇庄“朵云轩”即将在上海开张的消息广而告之。虽然这条消息在当时并不会引起多少人的兴趣，然而不出几年，朵云轩手工印制的信笺和扇面，已渐渐成为上海文人雅士、社会贤达的私爱，以致张爱玲在她《金锁记》的开篇里，也不忘特意提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雅逸的“朵云”二字，源出五代韦陟，他常以五彩笺纸书信，落款字若五朵云，后人因称书信为“朵云”。朵云轩的创始人借了这个雅名，从自制自印笺、扇的小业着手，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木版水印工坊，由木版水印扩及艺术出版，又以书画经营为核心，进行艺术品收藏、拍卖，发展壮大成为上海赫赫有名的水印制作和书画经营之家。如今在上海繁华的南京东路上，朵云轩的百年老店立在那里，门前的匾额上集自米芾书体的“朵云轩”三字俊迈清朗，在熙攘的人流中显出几分不流于俗的古意高迈。
而在避开了人群的一隅，上海书画出版社后院的一座小楼里，黯淡的光线映照着二楼楼梯口对面墙壁的一块木头牌子，上面镂了一行沉水般的阴文隶字：木版水印。这个面貌朴素的工作室就是被外界誉为印刷“活化石”的木版水印技术的载体。除了上海的朵云轩，就只有北京的老字号荣宝斋仍保留着完整的传统木版水印技艺，二者因此被书画界并称为“南朵北荣”。其中南派的朵云轩因长期受海派文化濡染，木版水印工艺更具精致、秀润的江南特质。
刚刚下了场雨，楼道里的光线因而更显得有些昏暗，天光从西头的走廊外流进来，只浅浅地洗去了一层暗。最左边的一间弥散着雾气的，是还算宽敞的水印工作室。进门处两台加湿器哧哧喷着白雾，这让室内看上去有些恍惚，几座长条的旧工作台摆放得像从前的车间，几位长者和年轻的女孩子各自埋头就着台上的小灯或绘或印。为了保证水印间充分的空气湿度，这里常年开着加湿器，四面窗户紧闭，到了夏天空调也不能开，如果不是在这样凉爽的雨后，真会让人感觉闷热难耐。而在以前，这里的老师傅们只能共用一个简陋的蒸汽喷淋机，整个房间常年都像在下毛毛雨一样，经年累月地，很多老师傅都落下了关节炎。
窗外是饱湿的浓荫，靠窗坐着的69岁的楼杏珍是现在水印间里年纪最大的老师傅，退休后返聘来这里继续带学生，多年来在水印间的工作让她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环境，她可以在工作台前一坐一整天。她现在带的学生是四位年轻漂亮的小姑娘，算起来，这几个年轻人应该是她带的第三代学生了。这些学生现在大多还在三年学徒的初级阶段，她们翻着玉扣纸，印些画片、笺纸打基本功。而坐在她们前面的林玉晴，是楼杏珍这代老师傅们带出的第一代弟子，她在这间水印室工作的时间已有30多年，如今是水印室里唯一的一位技师。林玉晴右手握着一粗一细两支毛笔，为面前金笺纸上的画幅作最后的一道细致润色。笔罢，尺幅展开，彩绘辉煌，那是复制的任伯年传世的皇皇巨制——《群仙祝寿图》。
镂象于木 印之素纸
郑名川是朵云轩木版水印室的主任，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他研习的是国画花鸟，来到朵云轩木版水印工作室已经8年。他告诉我们，眼下正在制作的这组任伯年《群仙祝寿图》高2.1米，宽7.2米，在尺幅上将是木版水印史上的大型精品之最，从2001年开始着手，2010年完工，是现今木版水印工艺传世的扛鼎之作。对于这样一幅费工浩繁的《群仙祝寿图》，仅勾描每一位人物的费时都难以计量，郑名川曾拿给我看他勾描的其中一丛草叶的纸稿，叶脉错综，交叠繁复，看得人咋舌，仅勾描这一块就费了他近两月的时间。而勾描之后每一位人物的刻版费时也长达十多个工作日，而全幅《群仙祝寿图》十二屏条的画面中，精雕细琢的人物多达46个，更不消说人物之外的仙山楼阁、灵石异草、珍禽瑞兽。而如果说起工艺的细致繁复，画面上人物雕琢细腻、设色缤纷，仅人物头上一点指甲大小的花朵或草藤上的几笔漫兴戏墨都得单独为它们刻一块色版……如此功夫，只消想想那一堆近两千块琐碎堆砌、大小形状各异的雕版就可知一二。
如果不看这些琐碎的细活，要概括木版水印的整体工序倒也不算复杂——绘稿勾描、木刻雕版、水印。所谓“镂象于木，印之素纸”，古人对有着千年传承的木版水印的概括素来惜字如金，紧要处唯八字耳。
在二楼西头绘稿勾描的工作室里，小姑娘孔妮延在台灯下悉心运笔。在拿到原稿之后，她一般需要对照原稿作一幅细致的摹稿用作印样，同时也通过临摹加深理解作品设色用墨的程序和一些微妙细节，以便于合理分版。所谓分版，就是按照木版水印工艺的要求，依据原作用笔的枯湿浓淡及设色的微妙变化，用赛璐珞胶片进行勾摹分版，分版是否合理不仅直接决定水印操作工艺的繁简，也影响着水印作品的质量。分版的方法通常是一版一色，但为了表现色彩的过渡与一笔多彩的效果，有时也使用一版多色。分好版后，用半透明的雁皮纸覆盖于胶片勾摹稿上，将整幅画作分成若干幅独立的“版”或“拱花”稿描摹于雁皮纸上，并标注用色、印位、正面标志以及刻稿符号，成为勾描稿，勾描稿经叠套校对后即可发刻。
孔妮延拿着一方绵薄轻透的雁皮纸摇了摇说：“这雁皮纸细滑不化墨，现在已经比较稀缺了。”我曾听说日本越前的雁皮纸耐水而不蛀，可存千年，不知是否就是眼前这张色若蛋清、弱不禁风的雁皮纸。孔妮延是去年大学毕业后来这里的，因为专业就是国画花鸟，她觉得很自适，虽然外人常会觉得长年累月保持同样的姿势只与笔墨线条打交道的生活未免单调乏味，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而言，但这样的观念显然没有侵扰到她，这里除了单纯的线条，没有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琐事纷扰，与古人对谈一阵后，她搁了笔捧本书小读一阵。那样单纯的状态让我无比怀念大学时候照临吴道子、壁临《永乐宫》的日子…… 隔壁刻版室里少了墨香，多了木头味儿。这里到处都搁着大小形状各异的黄杨木和梨木版，上面布满细密的线条和刀纹。刻版室的李智和孙群年纪不算大，资历却都不浅。李智整整刻了20年的版，孙群三十不到，在这里的时间也有了8年。二人都是蒋敏的弟子，如今已七十出头的蒋敏早已退休在家，孙群该是他带的最后一个徒弟。孙群刀下正雕琢的，是《群仙祝寿图》中的一团祥云。云“开”了一半，另一半还覆在薄透的雁皮纸下。俯身细看平整刨光的梨木版上细腻层叠的刀迹，如同起鳞的皮肤。刻版师傅们悬腕凝神，力注刀尖，精微处只作最细的刀尖一点，若作写意，则横刀枯笔、浅刮淡扫，当真是运刀如笔，以充分复现原作的笔墨意气。李智和孙群左手拇指一侧都带着厚厚的茧，那是他们常年扶刀的痕迹。
水印间里的杨云这会儿左手拿上了棕刷子——压纸杆将一叠宣纸在印刷台面上固好，喷壶潮了纸后用油布蒙盖浸闷均匀了，第一块形如豆饼的印版对好了位置，用烤软的膏药粘固好——现在她要开始试印了。案上没有朱砂、藤黄，要印的是一幅水墨山水：齐白石的《一帆风顺》。杨云拿毛笔蘸少许淡墨在瓷盘中，左手一柄棕刷在瓷盘中打圈匀好色，刷掸于印版上，然后对应摹稿以笔蘸墨细细补笔，见着浓淡墨气到了，于是左手拉住宣纸一端，用力适中、不偏不倚对准印版覆上，右手持棕耙子在纸背砑印（木版水印中常用的一种轻轻压的动作），必要的时候也用指肚压按表现笔触的柔和圆润，或以指甲嵌按来表现线条铁划银勾的力道，全凭印者对作品的理解与表现。不同砑印技法的适时运用、轻重相济、软硬兼施，才能充分重现古代水墨精深的五彩和神韵。说话间杨云一手迅速揭起宣纸，两间山林野舍已经恰到好处地呈现在画面中，如果觉得哪里稍有差异，可以或对印版位置微调，或对墨色笔势微调，或让印版水分更加适中，太湿则线条臃肿，太干又使线条起麻皮，调适好再砑印下一张……直至完全满意了，手上也印顺了，才正式开印。问及这百张《一帆风顺》要这样细致反复地印上多久，回答说：三四个月。
无论是勾描、刻版，还是水印，作为传统工艺的木版水印的每一个工序都必须完全采用手工操作，所有技艺传承都是师傅带徒弟一代代口传身授。来这里学艺的年轻人必须经过三年的学徒期打好基础，学勾描的天天练习线条笔力，学刻版的手上要磨出老茧，学水印的先从一年的“提刷吊耙”基本功练起——左手手腕提刷吊耙水平转动，每天要刷500张小画片……学徒期满之后，经由长期的手头操作和墨气濡染方能成才。郑名川说，在这里培养一个人大约需要5～10年，培养成本高，人手接不上来，生产力自然低而缓慢，而且每位手工艺者都不得不面临工作枯寂和生活清贫的考验，再加上市场环境的挑战，这正是木版水印如其他那些民间手工艺一样所面临的基本现实。
传奇三种
百年来，朵云轩接待了海上艺界的诸多名流雅士，虽历经起落，却也累积下了丰富的书画藏品，使得大批散佚于民间濒于灭迹的历代笔墨之宝得以存世，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可谓吸纳了千年的水墨灵气。而精湛的木版水印技艺在为这些传世之宝以复本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同时，也平添了诸多传奇。
首先是关于木版水印复本几可乱真的故事，这也是坊间最为乐道的。相传曾有白石老人的一幅《青蛙》自朵云轩印制出来，竟被人误当原作而收购，实际上，这并非眼力不及，有时就连作者本人也难辨真假。某次白石老人驾临朵云轩，店家拿出一帧照原作水印的《虾》来让他鉴别，白石老人端详了半天，最后还是摇摇头无有定论。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很多人往往只有从装裱的新旧上来甄别原作与复制品。而用与原作相仿的材料装裱复制品，是朵云轩的又一长项，如此就的确真假难辨了。许多收藏家因此不得不求助于朵云轩的专家。曾有一封外国来信寄与朵云轩，信中附有一张齐白石作的红牵牛花彩照，寄信人询问朵云轩可曾复制过此画，因为他怕高价买下的这张大师作品是一张木版水印复品——大概海内外的收藏家大都领教过朵云轩木版水印酷肖原作的技艺。
其次，就算不说细劲古雅的《步辇图》、集工艺之大成的《宋人册页》、《西厢记》，也不能不提《十竹斋画谱》。这部印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精工之作，是朵云轩依据明胡正言的彩印《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复制的。胡正言字曰从，徽州休宁人，客居南京，“十竹斋”为他的室名。胡正言曾官至中书舍人，工书善画，尤擅制印，弃官之后，过着隐逸的生活，余生全力经营水印木刻，与坊中刻工“朝夕研讨，十年如一日”。他所绘刻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自开始到完成历时26年，集合了版和拱花等套印技艺，精美空前，传世不朽。直到现在，“南朵北荣”的水印技艺仍大体沿袭胡氏的模式。现在朵云轩分版分色的套印术就是“版”，通过多色的雕版套印，表现画面淋漓的墨色。而所谓“拱花”，就是凹凸版，郑名川特意解释给我们听——绘刻凹版，上压纸张，以毛毡杵捣之，使得纸面形成凹凸向背，凸现物象轮廓，颇有浅浮雕之感。拱花分为两种，一种带色，一种为白色“素拱花”，后者尤显清逸淡雅。郑名川特意拿出来这套印制精雅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后者画页中多有素拱花，乍一看去素纸之上空空如也，略换角度，浮雕般的山水花鸟鱼虫立即显现，一鳞一羽都清晰无比，看得人瞬间一个激灵，如给锥子点了一下。
原本册页散佚的这两部传世画谱，集朵云轩多年之力得以复现，并送至莱比锡国际书展展出，引起轰动。评奖时，评委会选中了这套画谱，他们甚至觉得以莱比锡有史以来的最高金奖都不足以表彰，因此特意破例设置了一个“国家大奖”郑重授予朵云轩——他们始终无法理解中国人如何印出这样的作品，怎么放大都完全看不到任何网点，完全像原件一样。
最后想说胡也佛。我想他大概是朵云轩木版水印人中最大的传奇。搜索胡也佛的生平，记载寥寥，面前的郑名川倒是了解不少关于胡也佛的逸事。此人为民国时期海派画家，尤工人物，本名国华，字大空，自署十卉庐主，浙江余姚人氏。胡也佛一生无所师从，全凭灵气造化力振古法，笔下仕女尤其娟秀独绝，了无俗痕。胡也佛练就的线条功夫，至今仍为海内一绝，据说当初国画大师张大千得见胡也佛的工笔仕女后，惊叹连连，从此不涉工笔仕女。历经了一番乱世浮沉之后，胡也佛在1958年参与筹建朵云轩，出任勾描组长，并负责木版水印总设计，为朵云轩第一代弟子的长成作了重要铺垫。由他亲自勾勒的《秋原猎骑图》(仇英原作)成为朵云轩早期珍品。甚至可以这样说，仅仅因为有胡也佛的存在，“北荣”荣宝斋就不得不承让“南朵”三分。前段时间曾听闻胡也佛的工笔《金瓶梅》拍了50多万，还有人唏嘘并不算高，他存世真迹极少，估计国内最多不过十来幅。胡也佛春宫极美，并有雅趣。郑名川只说一件：胡也佛曾作对页牧童，一男一女，展开册页看去并无异趣，可如若合页而观，则男女抱拥，其精巧不俗让人惊诧。
有老一辈的朵云轩人忆及往事，说到“文革”劫后的胡也佛已近晚年，因患重病而手臂颤抖，却仍不忘挥毫，只是已无法亲笔落款，只留印章为记。他常拄着手杖蹒跚而来朵云轩木版水印工作室，留着很美的长髯，风采遗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