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罗兰·巴尔特的著作《作者之死》一发表就引起轩然大波，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颠覆，读者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在实现自由的同时，这也对文本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读者、作者文本这三者的关系也是许多文艺理论关注的问题，本文在阐述“作者之死”的深刻内涵之后也对作者、读者、文本三者关系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作者之死；读者；自由；文本
特里·伊格尔顿曾经把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总趋势分为三个阶段：专注作者，专注文本，专注读者。传统的作者中心论认为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找出作品的作者，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是要挖出作者的意图。接受美学是注重读者接受能力的一种理论，是读者中心主义的代表性理论，代表人物是尧斯。而起源于法国的结构主义理论更是流行各种领域。根据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二分，“言语”只有在系统里才显示其意义，这种意义是在系统的组合和聚合中生成的，与作者并无关系。
1968年，罗兰·巴尔特“The Death of Author”（《作者之死》）一发表就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各种争论与思考。作者又通过《S/Z》来给这套理论佐证。通读《S/Z》，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读者从传统的客体成为主体，获得了解放，读者可以对文本进行“自由”地“可写性阅读”。“可写性阅读”借助“作者之死”之后文本的开放性，获得文本的“意义复数”，这种“可写性阅读”是相对于“可读性阅读”来说的，在前者中，读者的创造性地位得到了彰显。“作者之死”最终使得人们达成一种新的创作观念共识，即作者不是作品的源泉，作者并不优先于作品，任何一种试图以全知全能的作者身份进行写作的人，只能是限制情感的自动涌动和灵感的自由奔放，起到阻碍、限定和缩编无限多样的话语表达的作用，最终妨碍作品意义的增殖和扩散。[1]
“作者之死”这一观点与其“写作的零度”是密切相关的。巴尔特所言“这种中性的新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它正好是由后者的‘不在’所构成。但是这种‘不在’是完全的，它不包含任何隐蔽处或任何隐秘。于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1]在我国，新写实主义和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常被冠以“零度写作”指导下的写作，在这类型的作品中，因为追求写作的零度，作者之死便成为一种必然。当文本结构被解构后，传统文本世界的作者的中心地位也必然跌落。
在《S/Z》中，巴尔特进行了一种经典的“作者之死”之后的文本解读演示，充分展现了读者新生后的自由。
首先，“作者之死”之后，文本获得了空前的开放性，“要紧的是，摒弃一切不偏不倚，展呈复数性的存在，而不是合理、可信乃至可能的存在。”[1]而正是文本的开放带来了多元意义的可能。巴尔特认为读者并不被动而消极地阅读文本，接受作者设置的内容和意义，而是在阅读中主动介入文本进行文本的再创造，从而最终完成文本。
其次，“作者之死”之后的阅读是一种“可写性阅读”，读者获得了主动性，从对文本作者的探究中解放出来。作者的权威和中心地位消解了，读者的阅读也不像以前那样总以作者的生平，思想考证为标杆，作者的思想观念和创作意图也不再成为阅读的焦点。在作者的死亡中，新型的读者诞生了，这是一种“自由”的读者。作者地位的颠覆最终实现了对阅读者的一种尊重，读者获得了阅读的自由。阅读者在无拘无束、享受性的文本再创作阅读过程中，充分实现其个体存在的自由与骄傲。
再次，“作者之死”之后，自由的读者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阅读愉悦”在新的语境下，阅读主体的地位及其相关活动都获得了全新的诠释。从读者的阅读问题出发，巴尔特认为读者的阅读应从零度阅读开始，而后获得阅读的自由，进入自由阅读阶段。阅读主体在自由的阅读中获得一种“阅读愉悦”。之后，阅读主体在“可写性阅读”中充分体验文本阅读的“极乐”，从而实现读者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读者。
在《S/Z》中，巴尔特充分展示了“作者之死”之后的自由的阅读活动。阅读已经不是价值的审美评判，而是游戏的审美情趣。在巴尔特的《萨拉辛》中，原文本的逻辑叙述顺序、情节线索以及人物的人生历程，因成了阅读的障碍而全部肢解，以实现读者的“完全的自由”。“作者之死”之后，“重读不再是消费，而是游戏。”[2]读者在阅读的独立和自由中获得了存在的独立和自由。巴尔特的“作者之死”是一场把自由还给读者乃至作者的思想革命。
但是，这种“自由的阅读”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首先，文本的构造将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碎片，“不存在文本的构造：一切皆意指不已，皆意指复意指，然而并没有把代表权移转给一最后的大整体、一最终的结构。”[3]当文本本身不存在时，一定程度上来说，读者是获得了自由，然而这种无序的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在一个社会中，极度的个人自由很难说得上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其次，文本整体意义的最终消解也使文本的存在失去了依据。当作者消解之后，以作者为中心而形成的作品价值体系，以及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的历史性承诺，也随之消解，自由的读者肆意对意义进行攫取。
读者的自由是解构的趋势与必然，但是意义的消解也必然会导致意义的虚无，相应的导致历史的虚无、传统的虚无、价值的虚无与意义的虚无。自由的读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作者与现实之间的历史联系，切断了文学与社会、与作者的联系，实际上切断了文学之根。这些变化无论是对于传统的理论还是对于我们，都是极难接受的。
尽管各种理论都引来无数理论家和批评家的重视和探讨，但是作者、文本、读者作为一个平面上的三个主体，他们是互补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三个要素，充分实现这三者自身所附带的意义，最大程度的扩大文本的审美想象空间。
【参考文献】
[1] 钟晓文.“作者之死”之后——论自由的读者[J].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2]巴尔特.写作的零度[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罗兰·巴尔特. S/Z[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许洪淦，男，山东淄博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作者之死；读者；自由；文本
特里·伊格尔顿曾经把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总趋势分为三个阶段：专注作者，专注文本，专注读者。传统的作者中心论认为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找出作品的作者，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是要挖出作者的意图。接受美学是注重读者接受能力的一种理论，是读者中心主义的代表性理论，代表人物是尧斯。而起源于法国的结构主义理论更是流行各种领域。根据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二分，“言语”只有在系统里才显示其意义，这种意义是在系统的组合和聚合中生成的，与作者并无关系。
1968年，罗兰·巴尔特“The Death of Author”（《作者之死》）一发表就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各种争论与思考。作者又通过《S/Z》来给这套理论佐证。通读《S/Z》，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读者从传统的客体成为主体，获得了解放，读者可以对文本进行“自由”地“可写性阅读”。“可写性阅读”借助“作者之死”之后文本的开放性，获得文本的“意义复数”，这种“可写性阅读”是相对于“可读性阅读”来说的，在前者中，读者的创造性地位得到了彰显。“作者之死”最终使得人们达成一种新的创作观念共识，即作者不是作品的源泉，作者并不优先于作品，任何一种试图以全知全能的作者身份进行写作的人，只能是限制情感的自动涌动和灵感的自由奔放，起到阻碍、限定和缩编无限多样的话语表达的作用，最终妨碍作品意义的增殖和扩散。[1]
“作者之死”这一观点与其“写作的零度”是密切相关的。巴尔特所言“这种中性的新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它正好是由后者的‘不在’所构成。但是这种‘不在’是完全的，它不包含任何隐蔽处或任何隐秘。于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1]在我国，新写实主义和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常被冠以“零度写作”指导下的写作，在这类型的作品中，因为追求写作的零度，作者之死便成为一种必然。当文本结构被解构后，传统文本世界的作者的中心地位也必然跌落。
在《S/Z》中，巴尔特进行了一种经典的“作者之死”之后的文本解读演示，充分展现了读者新生后的自由。
首先，“作者之死”之后，文本获得了空前的开放性，“要紧的是，摒弃一切不偏不倚，展呈复数性的存在，而不是合理、可信乃至可能的存在。”[1]而正是文本的开放带来了多元意义的可能。巴尔特认为读者并不被动而消极地阅读文本，接受作者设置的内容和意义，而是在阅读中主动介入文本进行文本的再创造，从而最终完成文本。
其次，“作者之死”之后的阅读是一种“可写性阅读”，读者获得了主动性，从对文本作者的探究中解放出来。作者的权威和中心地位消解了，读者的阅读也不像以前那样总以作者的生平，思想考证为标杆，作者的思想观念和创作意图也不再成为阅读的焦点。在作者的死亡中，新型的读者诞生了，这是一种“自由”的读者。作者地位的颠覆最终实现了对阅读者的一种尊重，读者获得了阅读的自由。阅读者在无拘无束、享受性的文本再创作阅读过程中，充分实现其个体存在的自由与骄傲。
再次，“作者之死”之后，自由的读者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阅读愉悦”在新的语境下，阅读主体的地位及其相关活动都获得了全新的诠释。从读者的阅读问题出发，巴尔特认为读者的阅读应从零度阅读开始，而后获得阅读的自由，进入自由阅读阶段。阅读主体在自由的阅读中获得一种“阅读愉悦”。之后，阅读主体在“可写性阅读”中充分体验文本阅读的“极乐”，从而实现读者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读者。
在《S/Z》中，巴尔特充分展示了“作者之死”之后的自由的阅读活动。阅读已经不是价值的审美评判，而是游戏的审美情趣。在巴尔特的《萨拉辛》中，原文本的逻辑叙述顺序、情节线索以及人物的人生历程，因成了阅读的障碍而全部肢解，以实现读者的“完全的自由”。“作者之死”之后，“重读不再是消费，而是游戏。”[2]读者在阅读的独立和自由中获得了存在的独立和自由。巴尔特的“作者之死”是一场把自由还给读者乃至作者的思想革命。
但是，这种“自由的阅读”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首先，文本的构造将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碎片，“不存在文本的构造：一切皆意指不已，皆意指复意指，然而并没有把代表权移转给一最后的大整体、一最终的结构。”[3]当文本本身不存在时，一定程度上来说，读者是获得了自由，然而这种无序的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在一个社会中，极度的个人自由很难说得上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其次，文本整体意义的最终消解也使文本的存在失去了依据。当作者消解之后，以作者为中心而形成的作品价值体系，以及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的历史性承诺，也随之消解，自由的读者肆意对意义进行攫取。
读者的自由是解构的趋势与必然，但是意义的消解也必然会导致意义的虚无，相应的导致历史的虚无、传统的虚无、价值的虚无与意义的虚无。自由的读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作者与现实之间的历史联系，切断了文学与社会、与作者的联系，实际上切断了文学之根。这些变化无论是对于传统的理论还是对于我们，都是极难接受的。
尽管各种理论都引来无数理论家和批评家的重视和探讨，但是作者、文本、读者作为一个平面上的三个主体，他们是互补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三个要素，充分实现这三者自身所附带的意义，最大程度的扩大文本的审美想象空间。
【参考文献】
[1] 钟晓文.“作者之死”之后——论自由的读者[J].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2]巴尔特.写作的零度[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罗兰·巴尔特. S/Z[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许洪淦，男，山东淄博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