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在上海滩大红大紫的张爱玲，抗战胜利后便沉寂下来，她和姑姑张茂渊从爱丁顿公寓（今常德公寓）搬到了卡尔登公寓（今长江公寓），深居简出，极少抛头露面，偶尔去看场电影，见了熟人也只是点头微笑——上海人逐渐忘记了张爱玲。
　　但一个人的出现，却让张爱玲命运出现了转机。
　　1949年，当时担任中共南方局成员、香港工委书记的夏衍与潘汉年、许涤新等人奉命北上，他们这些人都是老上海，中央准备调他们参与接管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文化和工商业中心。当时陈毅拟任上海市长，潘汉年拟任常务副市长，许涤新协助曾山接管财经，左翼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夏衍拟任上海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
　　夏衍进入上海的正式职务是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文管会主任是市长陈毅。夏衍对上海非常熟悉，从1927年到1937年十年间，他住在上海弄堂里，不仅写出了《包身工》《上海屋檐下》等著名作品，还领导了上海左翼电影和戏剧运动，对沪上文艺界情况十分了解。上海解放前后，由于对中共政策的不了解，许多报馆和书店老板纷纷离沪，文化界显得冷冷清清。夏衍看到这种情况后觉得不妥，大上海不能是一个没有小报的城市，于是便委托知名报人龚之方出面办一份格调健康的娱乐性报纸，《亦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刊的。
　　《亦报》创刊后，龚之方邀请张爱玲写一部长篇小说连载，张爱玲欣然允诺，只是要求以笔名发表。在《亦报》上连载的这部小说，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十八春》，张爱玲署名“梁京”。《十八春》是张爱玲的一部转型之作，也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刚刚刊出即引起轰动。《十八春》从1950年3月开始在《亦报》连载，至1951年3月结束，全文共有25万字，连载结束后又出了单行本。
　　《十八春》的轰动效应引起了夏衍注意，他专门找龚之方询问这个陌生的梁京究竟何许人也，龚之方向他交了底。恰好也在此時，沪上名作家柯灵向夏衍推荐了几篇张爱玲的小说，夏衍记住了张爱玲，认为她是个有才华的作家。
　　解放后，在上海待了3年，张爱玲申请离开“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在想念了”的上海，赴香港大学继续因太平洋战争而中断的学业。
　　二
　　张爱玲第一次到香港读书是在1939年，当时她才19岁，国内抗战正酣。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张爱玲是李鸿章后人，她的祖母是老中堂小女儿李菊藕，祖父是晚清有名的才子和清流人物张佩纶。张佩纶曾会办福建海疆事宜，马江之战全军覆没后被充军，后来到李鸿章幕中做事，因妻子去世，被李鸿章招为女婿。
　　张佩纶与李菊藕的儿子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他与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孙女黄逸梵结婚，生下一儿一女，女儿张爱玲，儿子张子静。张志沂有那个时代遗少的通病，抽大烟，娶姨太太;但黄逸梵却是她们那代人中少有的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现代女性，与保守传统的丈夫顽强对峙，最终不堪忍受，扔下一双儿女出国留学，后与张志沂离婚。
　　张爱玲成年后，黄逸梵试图让前夫出资供女儿到英国留学，但没有成功，于是她自己筹备了一部分资金，作为张爱玲留学的费用。女儿也争气，1938年参加伦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考试，获得了第一名。后因为欧战的关系，无法去英国读书，但伦敦大学成绩对香港大学也有效，于是张爱玲便在1939年入读港大。
　　张爱玲提着妈妈留学时候用过的旧皮箱，只身一人来到这座殖民地城市，到码头来接张爱玲的，是姑姑的初恋情人李开第。当年在开往英国的邮轮上，张茂渊与李开第一见钟情，但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未能结合。张茂渊一直等着李开第，直到1970年代末李开第妻子去世后，两人才正式结婚——当然，这是另话了。
　　张爱玲沉默寡言，李开第也没有多问什么，直接将她送到坐落于法国修道院的香港大学。学校里的学生大多来自东南亚和香港，有欧亚混血儿，有英国、印度和华侨富商的后人，这些人物后来在张爱玲小说里也出现过。张爱玲虽然出身豪门贵族，但因父母离异，只靠母亲提供的有限资金读书，经济窘迫，连自来水笔都用不起，只能用蘸水笔，上课时总是带一瓶墨水，非常显眼。学校有时会举办一些社交活动，这些活动难免需要一些钱，张爱玲总是托故不去参加——我想，这也是后来张爱玲对金钱比较计较的原因之一吧。
　　学院里老师、同学包括修道院的修女都知道张爱玲没有钱，她自己也觉得没有面子，于是便努力在其他方面弥补。张爱玲非常聪明，也会用脑子，功课经常拿第一。第二学年，香港大学文科二年级的两项奖学金都被张爱玲一人拿下，这样不仅学费和膳宿费全免，而且还获得毕业后去牛津深造的机会，她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
　　张爱玲非常喜欢英文，能背下整本弥尔顿的《失乐园》，给姑姑和母亲写信，也全部用英文。作家清秋子是张爱玲研究专家，他在《爱恨倾城小团圆》中如此描述：“姑姑那时常用漂亮的粉红色拷贝纸给他写英文信，上面是淑女字样的蓝色字迹。姑姑的英文很棒，爱玲对来的每一封信都要细加品味。经过一番苦学，她的英文逐渐老到，以至可以用作谋生之道了。晚年在美国时，还曾有教授夸她，英文写作比美国人还地道，还要富有文采。”
　　爱玲不仅英文好，中文更棒，刚刚去港大时，她用中文写了一篇短文《我的天才梦》，参加《西风》杂志举办的征文比赛。张爱玲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就出自该文，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一个19岁的女孩子，会对生命和人生有这么深刻的感悟。《我的天才梦》获得了征文比赛特别奖，这也是张爱玲在港大期间唯一一次用中文写文章。
　　张爱玲在港大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好友炎樱，炎樱本名FatimaMohideen，“炎樱”这个汉语名字是张爱玲为她取的。炎樱父亲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人，母亲是中国人，在上海开了一家珠宝店。炎樱在上海的家距离爱玲母亲家不远，两人常常聊起沪上风光和旧事。
　　炎樱是个热情的姑娘，口无遮拦，快人快语，长得小巧玲珑，轮廓分明，无论是性格和外貌都与张爱玲南辕北辙。但这两个看似完全相反的人却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有一年暑假，爱玲没钱回上海，炎樱自告奋勇留下来陪她。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炎樱没打招呼就回家了，留下张爱玲孤孤单单一个人大哭了一场——据张爱玲回忆，她一生只大哭过两次，这是其中之一。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与此同时，香港也落入日本人之手。第二年夏天，张爱玲和炎樱被迫中断了港大的学业，回到了日思夜想的上海。
　　三
　　香港三年对张爱玲来说不啻是脱胎换骨的三年，她不仅经历了许多原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还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回到上海后，张爱玲写了多篇短篇小说和散文，成为沪上最走红的女作家，经常在《杂志》《万象》《天地》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她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初版发行四天便销售一空。而张爱玲这些小说的背景地有许多都是香港，香港的大学生活，显然让她的创造力犹如泉涌——从某种意义上讲，香港成就了张爱玲。
　　1952年8月重返香港后，在母亲一些旧识帮助下，张爱玲顺利在港大注册入读，重新走进了半山腰的校园。不久，已经去了日本的炎樱来信邀请爱玲去东京，还说可以在那里为她找一份差事。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张爱玲竟然毫不犹豫去了东京。战后日本经济萧条，谋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1953年3月，张爱玲重新回到香港大学，想继续她的学业。但她的擅自离去却让港大校方大为光火，学校断然拒绝了她的就读要求，并要求张爱玲缴足所欠学费。张爱玲也豁了出去，写信向香港大学提出抗议，并要求校方补足1941年她应该得到但未领足的奖学金。
　　张爱玲与母校彻底闹翻，她也无意以30多岁的尴尬年龄再入校园，于是便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张爱玲毕竟是红极一时的名作家，找份糊口的工作并不难，不久她便在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译书部谋到一份差事。
　　当时美国新闻处有一个美国书籍中译计划，准备将一些美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译书部取得了海明威《老人与海》的中文版权，他们登报公开征求翻译人选，来应征的人很多，美新处最后选中了张爱玲。据后来成为张爱玲好友、当时在美新处译书部做事的宋淇回忆：“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
　　张爱玲先后翻译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华盛顿·欧文的《无头骑士》等作品，期间与宋淇及其夫人邝文美成为好友，开始了几十年的交往。今天说起宋淇，大家都知道他是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遗嘱执行人，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位家学渊源的文化名流，他的父亲宋春舫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戏剧家和藏书家，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曾专门提及宋春舫的藏书室“褐木庐”。宋淇青年时期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抗战爆发后到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借读，1939年又重返燕京完成学业，1940年代在上海生活。当时宋春舫已经去世，宋淇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在沪上从事话剧和学术活动，与当时的一些文化人譬如钱钟书、杨绛、夏志清、傅雷、黄宗江、孙道临等皆有深交，据宋以朗介绍：“那年头，爸爸喜欢在家中开派对，亦即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也全赖这些‘宋淇饭局’，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才有缘结识钱钟书和杨绛。”当年的宋家客厅在上海赫赫有名，也是文人墨客经常聚会的场所，颇有林徽因太太客厅的意味。当时张爱玲已经成名，宋淇夫妇还是她的热心读者，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却一直没有机会结识。
　　宋淇后离开上海移居香港，担任美国新闻处译书部主编，张爱玲去香港后为美新处提供翻译服务，因为这层关系他们相识。张爱玲在港举目无亲，她本人又不擅与人打交道，宋淇夫妇为她提供了很多帮助。
　　当初张爱玲住在女青年会，开始无人打扰，后来有人知道她就是有名的张爱玲，于是便有热心读者慕名而来，到她的住处拜访，这让张爱玲不胜其扰。宋淇夫妇体谅她的苦恼，便在英皇道为她租了一间屋子，新居離宋家不远，陈设虽然简陋，但却安静。平常无事，张爱玲就到宋家聊天，宋淇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研究颇深，说话直来直往，敢言人所不敢言，这一切都很对张爱玲的路子，并且两人的家世差不多，成长和教育背景相似，这也是张爱玲爱到宋家聊天的主要原因。有时聊到高兴处，宋淇夫妇便与张爱玲唱起当年上海滩上的流行歌曲，每当此时，张爱玲就仿佛又回到了沪上熟悉的公寓。邝文美也几乎每晚都去张爱玲的小屋，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生性不爱与人闲聊的张爱玲也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和邝文美有说不完的话。但每过了晚上八点，爱玲便催邝文美回家，免得宋淇担心，据说张爱玲还给邝文美起了个绰号，叫“我的八点钟的灰姑娘”。
　　与宋淇夫妇聊天，张爱玲获得许多创作素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关于小说《色·戒》的一些原型资料。清秋子在《爱恨倾城小团圆》中说：“一般都认为，故事的原型，一定是张爱玲听胡兰成讲的——郑苹如谋刺汪伪特工头目丁默邨事件。而宋淇却言之凿凿地说，《色·戒》跟郑苹如无关，故事原型是他讲给张爱玲听的，主角是他们在燕京大学的几个同学。对于这个问题的考证，大概是永远也完不了！”其实此事很容易厘清，张爱玲在1974年4月1日致宋淇的信中明确写道：“那篇《色·戒》故事是你提供给的，材料非常好。”
　　四
　　1955年11月，张爱玲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赴美。在美期间，张爱玲一直卖文为生，宋淇夫妇也一直在帮助她，为她揽到美新处的一些翻译工作。后来宋淇到国际电影懋业公司担任制片主任，张爱玲又为他的公司编写剧本。1961年10月，张爱玲突然回国，先是去了一趟台湾，为小说《少帅》寻找一些创作线索，随即又回到阔别6年之久的香港，见到了宋淇和邝文美。
　　张爱玲这次回港目的有两个，一是为宋淇公司改编剧本《红楼梦》，好就近听听宋淇这位红学专家的意见;二是她的一些作品涉及东南亚的场景，需要亲身体验一下。到香港后，张爱玲先是住在宋淇家里，租到房子后，随即搬走，开始剧本《红楼梦》的写作。但张爱玲没有想到，剧本完成后，电影公司却出了问题，据宋淇回忆，因为他与张爱玲的关系，公司决定让他回避对张爱玲剧本的审查，而由他的两位上司把关，最后剧本未获通过，张爱玲的稿酬当然也落了空。但张爱玲认为这是宋淇的托词，原因是他自己不满意这个本子，她在给丈夫赖雅的信中说：宋淇今天找我，带着怒气，态度冷峻，他们认为我为了赶时间，交出来的剧本太草率，好像我欺骗了他们！宋说在我走之前他们会付给我新写的那一个剧本的钱，言下之意是我为《红楼梦写的上下两个剧本的钱，他们不会给我！我说我愿意在回美国之后重新修改，他也没有表示同意。他们担心邵氏公司会抢先拍摄《红楼梦》，似乎有意要放弃这个案子。”
　　张爱玲当时亟需用钱，她和丈夫都身体不好，需要看病的花费。此事对张爱玲打击甚大，以至于她在给赖雅的信中愤怒地指责宋淇夫妇：“元宵节前夕，红红满月，我走到屋顶思索。他们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电懋公司为什么会反悔？张爱玲辛辛苦苦创作的《红楼梦》剧本为什么没有收到钱？由于相关当事人均已去世，并且这个剧本目前也下落不明，其中内幕就无从可知了。但据宋以朗猜测，其中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张爱玲还没写好剧本，先付钱给她说不过去;二是当时电懋公司和邵氏公司都在抢拍《红楼梦》，邵氏动作快，电懋公司抢不到只能放弃，于是便和张爱玲耍赖说这个剧本写得不行，不能给钱。
　　1962年春，张爱玲决定返回美国，临行前两周，她退掉房子，再次搬进宋家借住。据宋以朗回忆：“我让出睡房给她，只好到客厅喂蚊。她给我的印象很简单，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子，深度近视却不戴眼镜，看东西需要俯前，喜欢吃隔夜面包。此外，她整天躲在房间写作，偶尔出来一起吃饭，与小孩无甚交流。”
　　这次香港之行尽管让张爱玲感到不快，但并未终止她与宋淇夫妇多年的友情，不过此后她却再也没有回过香港。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