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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新，中国心理学界危机和灾难心理救援项目组成员，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是中国行为治疗、心理创伤治疗、催眠治疗方面的专家。
5月17日，方新随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副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申继亮教授率领的心理援助团，赴灾区进行为期7天的心理援助。
她的感言是，同那种巨大的创伤相比，不管我们怎么做，都太微弱了
这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孩子，大家都已经有点烦他、疏远他。我只是走过去拥抱了他一下，就因为这个拥抱——大家愿意亲近他、接受他了。
更巧的是这拥抱的一刻被另一个拿相机的孩子拍了下来，拍照的孩子也是从灾区逃出来的。志愿者在教他用相机四处拍照，帮助他找回自信心和控制感。
这张照片我备加珍惜，我把它发给在后方支持我的同事们。他们说，这一刻，我不是专家，我更像是一个母亲，在拥抱自己的孩子。
我每天都要对很多的人说，“你很正常”
我们的第一站是成都中医药大学。那里安置了两百多名从灾区逃出来的孩子，还安排了两百多名“生活老师”，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帮助。
这些“生活老师”，其实也不过十七八岁，他们要给这些十四五岁的灾区孩子们当“爸爸妈妈”。他们自己也都是孩子，但是他们本人，却没有人来给他们爱。这些人如果没有人来做心理关怀，心也会枯竭。
我们迅速把这些“生活老师”组织起来，成立了20个小组，让他们互相交流沟通。
一个看起来小小的“生活老师”对我说：“我也觉得我有毛病了，我老感觉大地在抖。我在床上，感觉床在抖。我在凳子上，觉得凳子在抖。我只好在面前放一杯水，感觉大地在抖的时候，就看看那杯水，到底有没有抖。我会自责，我是一个大小伙子，怎么这么神经质？”
我鼓励他，这是人在非正常环境中的正常反应，是你的智慧的表现。我还问周围的孩子们，你们觉得他聪明吗？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在灾区，我每天都要对很多的人说，“你很正常”，“这是正常的反应”。
上完课之后，他们更有信心了。
别让孩子再次受到伤害
我左手抱一个孩子，右手抱一个孩子，孩子在我怀里大哭，我就是他们的妈妈。
媒体在我身后拍照，我用我的背挡住，不让记者拍到孩子们的脸。有记者拿着相机钻到前面，从我的胳膊底下拍孩子哭泣的脸。后面有记者骂他：“你讲点道德好不好，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有攻击性的，会伤害到孩子。”我抱着孩子们，特别感谢说这句话的记者。我遇到的媒体，99%是非常善良的，他们自律着，一边流泪一边记录。
志愿者们在给孩子们做群体性辅导，有个别的小孩子不停地哭泣。不能做团体的，就会送到我这里来个别辅导。
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一直哭个不停。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没有了，是他哥哥拖着他逃出来的。他跟我说当时的情况，我就安静地听着，能感觉到，他很喜欢在我这里呆着。小孩子会寻找母性，他这时候需要安全和保护。他不多说，我也不会多问下去。
有人告诉我们，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被媒体采访，很多人在采访中受伤了，他们需要保护。随行的基础教育司的领导们马上发文，说要将学校保护起来，接受媒体采访要有管理，不能让孩子重复地接受媒体的采访，受到次生伤害。
没有男人女人，北川人北京人，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只有人性中最真的东西
在灾区，让我哭得最厉害的两次，一次是在帐篷学校的复课典礼上，另一次是给老师做哀伤辅导。
在绵阳，离九州体育馆不远处，两座帐篷学校搭起来了，帐篷中间还竖起一面国旗。
5月19日，正好是全国哀悼日，14点20分，校长向孩子们宣布要复课了。基础教育司的姜司长本来不想出面说话，我说：“您是中央派来的看望孩子们的领导，您一定要讲话，让孩子们知道您是中央来的，孩子们是有人管的，是安全的。”他讲话后，孩子们看起来很受鼓舞。
哀悼日那一刻，我站在国旗底下，哭得稀里哗啦的，所有人都在哭，台上的领导、台下的孩子、周围的记者。这个时候，人们需要的是宣泄，把自己的情感尽情地释放出来。
此夜，在绵阳中学，天做被，地做席，看着星星，我跟绵阳外国语学校的一位老师聊起了教育，聊这场灾难中的人性，我被这些老师们感动了。
全国的心理学专家很少，不可能给每个孩子去做援助，一定要分级，进行金字塔式的分层培训。专家只能做老师、志愿者的辅导，给大家一套心理援助的方案，再让他们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北川的老师们让我特别感动，很多老师在地震中失去了家人，但他们知道，老师在此刻对于孩子们是多么重要——很多孩子还找不到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只要有老师在，孩子们就会感觉到安全。
老师们自己的伤口还在流血，却没有时间躲到一边去舔。
我对他们做哀伤辅导，大家抱在一起哭，那时没有男人、女人；没有北川人、北京人;没有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只有人，只有人性中最真的东西存在。
晚上，我们住在帐篷里面。我不用考虑带什么首饰，换什么衣服。什么都不用，一种简单的、原始的生活，恨不得脸都不洗。
我不知道自己能起多大的作用。同那种巨大的创伤相比，不管我们怎么做，都太微弱了。我是学心理创伤专业的，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能做多少就应该去做多少，否则人就会认为自己太无助、太无能，会有枯竭感。
你却没有那么多精力陪伴那么多孩子
绵阳帐篷学校里，我们是最早一批进驻的心理援助专家。人们都觉得很新奇，帐篷里面充满了热情，受灾群众、媒体朋友挤满了帐篷。专家和志愿者们几乎挤不下脚了，只好不停地喊话，叫人们散去，给孩子们留一点空间。
孩子们是那么可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伤与惊恐。但你会觉得，你自己的力量是多么弱小。如果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进行援助，那该多好。
你却没有那么多精力陪伴那么多孩子。
大多数孩子心理都是正常的。我们让大家一起游戏，两个人先互相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喜欢的游戏是什么，让这两人交好朋友。这两个好朋友再去找另外两个好朋友互相交谈介绍，大家慢慢地融合成一个大集体。我们努力让孩子们有一个身份再认同的过程。让他知道：我以前是北川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现在，我是九州帐篷小学三年级一班学生。这样一种身份再认同，会增加他们的安全感。
两个小时的培训，所有的人都在高温下的帐篷里，孩子们也满头大汗，但他们谁也不愿意离开。活动结束时，孩子们背着新书包，有了新课本，三三两两，手牵着手，成群结队地走出帐篷——那种放学回家的感觉，仿佛这场灾难已经远离。
孩子们经过这场灾难，还处在一个原始的状态，并不能开展高层的认知活动，因此我们建议帐篷学校尽量开展一些音乐课、体育课、手工课。
教育部还为90万中小学生印发一份心理自助的小册子，这是北师大的老师们在北京做的。我们前线的专家也不断地往后方反馈，小册子句子不能太长，要符合儿童在那种特殊时期的阅读习惯。很快，手册的定稿就传回成都并印刷出来。第三天，我们去另外一所帐篷小学，看到小册子已经发到孩子们手中，政府此时的行动速度让我们感动。
在灾区工作，一个独特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处在极度焦虑的状态，所有的情况你都不可能弄得太清楚。你去了之后才会发现，事情有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也有可能不是别人告诉你的那样。
5月17日，方新随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副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申继亮教授率领的心理援助团，赴灾区进行为期7天的心理援助。
她的感言是，同那种巨大的创伤相比，不管我们怎么做，都太微弱了
这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孩子，大家都已经有点烦他、疏远他。我只是走过去拥抱了他一下，就因为这个拥抱——大家愿意亲近他、接受他了。
更巧的是这拥抱的一刻被另一个拿相机的孩子拍了下来，拍照的孩子也是从灾区逃出来的。志愿者在教他用相机四处拍照，帮助他找回自信心和控制感。
这张照片我备加珍惜，我把它发给在后方支持我的同事们。他们说，这一刻，我不是专家，我更像是一个母亲，在拥抱自己的孩子。
我每天都要对很多的人说，“你很正常”
我们的第一站是成都中医药大学。那里安置了两百多名从灾区逃出来的孩子，还安排了两百多名“生活老师”，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帮助。
这些“生活老师”，其实也不过十七八岁，他们要给这些十四五岁的灾区孩子们当“爸爸妈妈”。他们自己也都是孩子，但是他们本人，却没有人来给他们爱。这些人如果没有人来做心理关怀，心也会枯竭。
我们迅速把这些“生活老师”组织起来，成立了20个小组，让他们互相交流沟通。
一个看起来小小的“生活老师”对我说：“我也觉得我有毛病了，我老感觉大地在抖。我在床上，感觉床在抖。我在凳子上，觉得凳子在抖。我只好在面前放一杯水，感觉大地在抖的时候，就看看那杯水，到底有没有抖。我会自责，我是一个大小伙子，怎么这么神经质？”
我鼓励他，这是人在非正常环境中的正常反应，是你的智慧的表现。我还问周围的孩子们，你们觉得他聪明吗？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在灾区，我每天都要对很多的人说，“你很正常”，“这是正常的反应”。
上完课之后，他们更有信心了。
别让孩子再次受到伤害
我左手抱一个孩子，右手抱一个孩子，孩子在我怀里大哭，我就是他们的妈妈。
媒体在我身后拍照，我用我的背挡住，不让记者拍到孩子们的脸。有记者拿着相机钻到前面，从我的胳膊底下拍孩子哭泣的脸。后面有记者骂他：“你讲点道德好不好，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有攻击性的，会伤害到孩子。”我抱着孩子们，特别感谢说这句话的记者。我遇到的媒体，99%是非常善良的，他们自律着，一边流泪一边记录。
志愿者们在给孩子们做群体性辅导，有个别的小孩子不停地哭泣。不能做团体的，就会送到我这里来个别辅导。
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一直哭个不停。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没有了，是他哥哥拖着他逃出来的。他跟我说当时的情况，我就安静地听着，能感觉到，他很喜欢在我这里呆着。小孩子会寻找母性，他这时候需要安全和保护。他不多说，我也不会多问下去。
有人告诉我们，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被媒体采访，很多人在采访中受伤了，他们需要保护。随行的基础教育司的领导们马上发文，说要将学校保护起来，接受媒体采访要有管理，不能让孩子重复地接受媒体的采访，受到次生伤害。
没有男人女人，北川人北京人，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只有人性中最真的东西
在灾区，让我哭得最厉害的两次，一次是在帐篷学校的复课典礼上，另一次是给老师做哀伤辅导。
在绵阳，离九州体育馆不远处，两座帐篷学校搭起来了，帐篷中间还竖起一面国旗。
5月19日，正好是全国哀悼日，14点20分，校长向孩子们宣布要复课了。基础教育司的姜司长本来不想出面说话，我说：“您是中央派来的看望孩子们的领导，您一定要讲话，让孩子们知道您是中央来的，孩子们是有人管的，是安全的。”他讲话后，孩子们看起来很受鼓舞。
哀悼日那一刻，我站在国旗底下，哭得稀里哗啦的，所有人都在哭，台上的领导、台下的孩子、周围的记者。这个时候，人们需要的是宣泄，把自己的情感尽情地释放出来。
此夜，在绵阳中学，天做被，地做席，看着星星，我跟绵阳外国语学校的一位老师聊起了教育，聊这场灾难中的人性，我被这些老师们感动了。
全国的心理学专家很少，不可能给每个孩子去做援助，一定要分级，进行金字塔式的分层培训。专家只能做老师、志愿者的辅导，给大家一套心理援助的方案，再让他们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北川的老师们让我特别感动，很多老师在地震中失去了家人，但他们知道，老师在此刻对于孩子们是多么重要——很多孩子还找不到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只要有老师在，孩子们就会感觉到安全。
老师们自己的伤口还在流血，却没有时间躲到一边去舔。
我对他们做哀伤辅导，大家抱在一起哭，那时没有男人、女人；没有北川人、北京人;没有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只有人，只有人性中最真的东西存在。
晚上，我们住在帐篷里面。我不用考虑带什么首饰，换什么衣服。什么都不用，一种简单的、原始的生活，恨不得脸都不洗。
我不知道自己能起多大的作用。同那种巨大的创伤相比，不管我们怎么做，都太微弱了。我是学心理创伤专业的，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能做多少就应该去做多少，否则人就会认为自己太无助、太无能，会有枯竭感。
你却没有那么多精力陪伴那么多孩子
绵阳帐篷学校里，我们是最早一批进驻的心理援助专家。人们都觉得很新奇，帐篷里面充满了热情，受灾群众、媒体朋友挤满了帐篷。专家和志愿者们几乎挤不下脚了，只好不停地喊话，叫人们散去，给孩子们留一点空间。
孩子们是那么可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伤与惊恐。但你会觉得，你自己的力量是多么弱小。如果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进行援助，那该多好。
你却没有那么多精力陪伴那么多孩子。
大多数孩子心理都是正常的。我们让大家一起游戏，两个人先互相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喜欢的游戏是什么，让这两人交好朋友。这两个好朋友再去找另外两个好朋友互相交谈介绍，大家慢慢地融合成一个大集体。我们努力让孩子们有一个身份再认同的过程。让他知道：我以前是北川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现在，我是九州帐篷小学三年级一班学生。这样一种身份再认同，会增加他们的安全感。
两个小时的培训，所有的人都在高温下的帐篷里，孩子们也满头大汗，但他们谁也不愿意离开。活动结束时，孩子们背着新书包，有了新课本，三三两两，手牵着手，成群结队地走出帐篷——那种放学回家的感觉，仿佛这场灾难已经远离。
孩子们经过这场灾难，还处在一个原始的状态，并不能开展高层的认知活动，因此我们建议帐篷学校尽量开展一些音乐课、体育课、手工课。
教育部还为90万中小学生印发一份心理自助的小册子，这是北师大的老师们在北京做的。我们前线的专家也不断地往后方反馈，小册子句子不能太长，要符合儿童在那种特殊时期的阅读习惯。很快，手册的定稿就传回成都并印刷出来。第三天，我们去另外一所帐篷小学，看到小册子已经发到孩子们手中，政府此时的行动速度让我们感动。
在灾区工作，一个独特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处在极度焦虑的状态，所有的情况你都不可能弄得太清楚。你去了之后才会发现，事情有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也有可能不是别人告诉你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