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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历史合力论，鸦片战争，多向度思考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7-0042-04
讲授高中历史《鸦片战争》一课时，对于鸦片战争的发生，笔者曾着重就其根本原因——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为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试图以武力打开中国市场，以及直接原因——林则徐虎门销烟，做了具体阐述。但是没想到，课后学生们围绕“鸦片战争是否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一场战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一方认为：鸦片战争蓄谋已久，而虎门销烟只不过是给英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另一方认为：鸦片战争的发生是中、英两国外交过程中相互作用的产物。双方争执不下，我仔细静听他们阐释自己的观点和依据，持“鸦片战争蓄谋论”观点的学生，明显认为经济因素（英国在鸦片战争后需要市场、原料等）是决定鸦片战争发生的唯一因素，另一部分学生则更多地关注到了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为什么学生对鸦片战争的原因会形成不同的理解？看来，如果教师在讲授过程中不注意运用“历史合力论”进行具体解释，极易给学生造成错误印象，一个“蓄谋已久”就足以掩盖其他许多对战争发生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而过分强调中英外交的矛盾则未能充分理解经济因素在鸦片战争发生上的决定性作用。
那么，如何更准确地阐述鸦片战争的原因呢？笔者经过反复思考，认为根据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及其发生作用的机理，首先必须对19世纪40年代前的中英两国在经济、政治、思想、外交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对比，这有助于学生全面了解中英两国在19世纪40年代前不同的发展路径，也为具体阐释鸦片战争的原因奠定基础。19世纪40年代，业已完成工业革命并成为“世界工厂”的英国，渴望得到广大市场和原料产地。驻广州的商人早在1830年12月递交英国下院的请愿书中已经写道：“对华贸易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提议要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上。但是，这种扩展市场的经济因素是否足以推动英国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呢？历史的过程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须知，英国对外发动战争是要经过议会批准的，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对华贸易一开始就准备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直到战争发动之前，英国议会中还有反对战争的声音。英方最终选择战争手段必然有其他因素的作用。一场战争的发生，还要考虑战争的另外一方——中国的情况。
鸦片战前的中国已步入清王朝发展的后期，君主专制统治依然如故，政府机构的官员日益腐化，而整个国家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中，社会上层包括读书人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全然不知西方，不知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下层民众大部分不识字，不知道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关系，甚至没有反抗侵略的概念。这样的国情必然会影响清政府的决策和判断。当英国提出正常通商的要求时，道光皇帝便如当年的乾隆皇帝一样，立即做出拒绝扩大通商的决策。这很大程度上是其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观念所致。被今人列入“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的林则徐，当时对形势的估计也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他在到广东督办鸦片事宜后半年，给英国国王发的一道“檄谕”函件称：“窃喜贵國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著，赖有此也……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面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折附件）”这里所用的语言语气，与当年乾隆皇帝答复马戛尔尼的上谕相差无几。由此可见弥漫于当时的“天朝上国”观念多么顽固！天朝上国的心态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使清朝统治者认为，英国作为一个朝贡国，理应遵守天朝法律，中国向外人开放广州港是天朝的恩泽。当时马克思评论说：“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包含着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类，它不管时势怎么变迁，还是处于停滞的状态，它受人藐视而被排斥于世界联系之外，因此它就自高自大地以老大天朝至善尽美的幻想自欺……”1833年，东印度公司失去对华贸易专营权，英国时任外务大臣巴麦尊勋爵在这年12月31日委任律劳卑为首任驻华商务总监，总理对华贸易事宜。律劳卑抵达中国后，没有在澳门等待批准觐见，径自前往广州。当时清廷规定，除商人和大班，外国政府官员未经许可，一概不准入城。律劳卑指派下属，不经过行商，直接前往城门投递了一封给两广总督卢坤的“公函”，说明来意。这在西方外交本属正常之事，但在清朝，外国人的信件一律要由公行代为转呈才合乎程序。而且，律劳卑的信件格式是“公函”而非“禀”，内文则用了“平行款式”，自称是来自“大英国”的“正贵大臣”，这就完全违反了天朝的惯例。这件事情后来直接引发了中英之间首次军事冲突。可见，这种政治观念和经贸思想的冲突一直横亘于中英之间，使中英国家之间的接触总是处于无法对接的状态，根本谈不上互动，而是南辕北辙。从根本上说，应该承认这是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异。
鸦片战争之前，中英之间存在着两种贸易：一种是正当的合法贸易，一种是走私的非法贸易。这两种贸易都在发展，但后一种贸易的发展显得更为畸形，更加快速。英国在正常的中英贸易中的“入超”地位，以及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的现状，与英国急于打开中国市场的预期相去甚远。而中国皇帝又不愿主动开放市场，英方为扭转贸易不利的局面，以其所占领的印度为基地，默许和怂恿不法商人向中国大肆走私鸦片。这样，情势慢慢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这又迫使清政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鸦片泛滥，严重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导致大量白银外流，同时造成了清政府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并痛陈鸦片贸易的危害，在得到道光帝支持后力行禁烟。林则徐在广东雷厉风行的禁烟，尤其是虎门销烟的壮举，引起轰动效应，道光帝大为赞许，朱批：“可称大快人心一事”。然而当时澳门新闻就指出，“表面上好像林则徐胜利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多的利益。林则徐不顾自身的成败利钝，立誓要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鸦片问题，这一危机牵涉到重大的商业、政治、道德、外交等一系列问题，戏是好戏，收场就有些难了。”为什么说“收场就有些难了”？因为只解决鸦片问题，是“治表”；政治、外交、贸易以及观念的差异是阻碍两国关系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外交过程对引发战争的影响也仅仅是表象，和禁烟运动的作用一样，是另一根导火线。因为中国的禁烟运动最终演化成为一场战争，与时任英国外交部长，奉行对外扩张政策的巴麦尊有着极大的关系。 1833年律劳卑被委任为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后，在他前往中国前，巴麦尊嘱托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设法将英国商业扩展到广州以外的其他地区，并且要他查明“如果在中国海面发生战争，英国船只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保护”。可以说，巴麦尊确实考虑到以战争作为解决中英贸易冲突的最后方式，但要注意，他只是外长，没有对外发动战争的权力。1839年9月底，接到义律有关林则徐禁烟的报告，巴麦尊当即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他说：“应当不仅使中国人见到大棒，而且还要先让他们在背上尝到它的滋味，然后他们才会向那个能够说服他们的唯一论据——大棒论据低头。”①10月，巴麦尊根据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英国烟贩们的报告，在内阁会议上，排除众议，力主即刻派出军舰封锁中国沿海。英国议会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通过了对华战争的方案。就这样，在中英关系的恶性互动下，英国终于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发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迫切需要打开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人“蓄谋已久”似乎并不为过，然而，从英国人的这个客观要求，到以战争来解决问题的主观决策之间，有太多的其他因素在起着作用。应该说，英国人最初“谋”的是中国的广大市场，而非从一开始就谋求对中国发动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是英国人“蓄谋已久”的，明显就很牵强。
正如恩格斯所言：“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就是在英国、中国不同的国家意志的相互冲突下产生出来的，“而在其中，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但是归根结底，英国试图打开中国市场这是一切矛盾产生的根源，也是英国最终不惜以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原动力。
运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来解释鸦片战争，历史事件的发生就不会被单向度地解释，而以生动复杂的形式展现中英两国国家意志的相互冲突、互动，以及林则徐、巴麦尊等历史个体对事件的發生所起的作用，这样对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深刻理解唯物史观的内涵，而且还要掌握更多的史实，将唯物史观贯穿于历史描述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递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定能促进师生的共同成长。
【作者简介】魏丽娟，中学高级教师，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7-0042-04
讲授高中历史《鸦片战争》一课时，对于鸦片战争的发生，笔者曾着重就其根本原因——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为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试图以武力打开中国市场，以及直接原因——林则徐虎门销烟，做了具体阐述。但是没想到，课后学生们围绕“鸦片战争是否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一场战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一方认为：鸦片战争蓄谋已久，而虎门销烟只不过是给英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另一方认为：鸦片战争的发生是中、英两国外交过程中相互作用的产物。双方争执不下，我仔细静听他们阐释自己的观点和依据，持“鸦片战争蓄谋论”观点的学生，明显认为经济因素（英国在鸦片战争后需要市场、原料等）是决定鸦片战争发生的唯一因素，另一部分学生则更多地关注到了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为什么学生对鸦片战争的原因会形成不同的理解？看来，如果教师在讲授过程中不注意运用“历史合力论”进行具体解释，极易给学生造成错误印象，一个“蓄谋已久”就足以掩盖其他许多对战争发生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而过分强调中英外交的矛盾则未能充分理解经济因素在鸦片战争发生上的决定性作用。
那么，如何更准确地阐述鸦片战争的原因呢？笔者经过反复思考，认为根据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及其发生作用的机理，首先必须对19世纪40年代前的中英两国在经济、政治、思想、外交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对比，这有助于学生全面了解中英两国在19世纪40年代前不同的发展路径，也为具体阐释鸦片战争的原因奠定基础。19世纪40年代，业已完成工业革命并成为“世界工厂”的英国，渴望得到广大市场和原料产地。驻广州的商人早在1830年12月递交英国下院的请愿书中已经写道：“对华贸易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提议要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上。但是，这种扩展市场的经济因素是否足以推动英国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呢？历史的过程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须知，英国对外发动战争是要经过议会批准的，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对华贸易一开始就准备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直到战争发动之前，英国议会中还有反对战争的声音。英方最终选择战争手段必然有其他因素的作用。一场战争的发生，还要考虑战争的另外一方——中国的情况。
鸦片战前的中国已步入清王朝发展的后期，君主专制统治依然如故，政府机构的官员日益腐化，而整个国家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中，社会上层包括读书人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全然不知西方，不知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下层民众大部分不识字，不知道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关系，甚至没有反抗侵略的概念。这样的国情必然会影响清政府的决策和判断。当英国提出正常通商的要求时，道光皇帝便如当年的乾隆皇帝一样，立即做出拒绝扩大通商的决策。这很大程度上是其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观念所致。被今人列入“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的林则徐，当时对形势的估计也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他在到广东督办鸦片事宜后半年，给英国国王发的一道“檄谕”函件称：“窃喜贵國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著，赖有此也……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面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折附件）”这里所用的语言语气，与当年乾隆皇帝答复马戛尔尼的上谕相差无几。由此可见弥漫于当时的“天朝上国”观念多么顽固！天朝上国的心态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使清朝统治者认为，英国作为一个朝贡国，理应遵守天朝法律，中国向外人开放广州港是天朝的恩泽。当时马克思评论说：“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包含着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类，它不管时势怎么变迁，还是处于停滞的状态，它受人藐视而被排斥于世界联系之外，因此它就自高自大地以老大天朝至善尽美的幻想自欺……”1833年，东印度公司失去对华贸易专营权，英国时任外务大臣巴麦尊勋爵在这年12月31日委任律劳卑为首任驻华商务总监，总理对华贸易事宜。律劳卑抵达中国后，没有在澳门等待批准觐见，径自前往广州。当时清廷规定，除商人和大班，外国政府官员未经许可，一概不准入城。律劳卑指派下属，不经过行商，直接前往城门投递了一封给两广总督卢坤的“公函”，说明来意。这在西方外交本属正常之事，但在清朝，外国人的信件一律要由公行代为转呈才合乎程序。而且，律劳卑的信件格式是“公函”而非“禀”，内文则用了“平行款式”，自称是来自“大英国”的“正贵大臣”，这就完全违反了天朝的惯例。这件事情后来直接引发了中英之间首次军事冲突。可见，这种政治观念和经贸思想的冲突一直横亘于中英之间，使中英国家之间的接触总是处于无法对接的状态，根本谈不上互动，而是南辕北辙。从根本上说，应该承认这是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异。
鸦片战争之前，中英之间存在着两种贸易：一种是正当的合法贸易，一种是走私的非法贸易。这两种贸易都在发展，但后一种贸易的发展显得更为畸形，更加快速。英国在正常的中英贸易中的“入超”地位，以及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的现状，与英国急于打开中国市场的预期相去甚远。而中国皇帝又不愿主动开放市场，英方为扭转贸易不利的局面，以其所占领的印度为基地，默许和怂恿不法商人向中国大肆走私鸦片。这样，情势慢慢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这又迫使清政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鸦片泛滥，严重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导致大量白银外流，同时造成了清政府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并痛陈鸦片贸易的危害，在得到道光帝支持后力行禁烟。林则徐在广东雷厉风行的禁烟，尤其是虎门销烟的壮举，引起轰动效应，道光帝大为赞许，朱批：“可称大快人心一事”。然而当时澳门新闻就指出，“表面上好像林则徐胜利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多的利益。林则徐不顾自身的成败利钝，立誓要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鸦片问题，这一危机牵涉到重大的商业、政治、道德、外交等一系列问题，戏是好戏，收场就有些难了。”为什么说“收场就有些难了”？因为只解决鸦片问题，是“治表”；政治、外交、贸易以及观念的差异是阻碍两国关系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外交过程对引发战争的影响也仅仅是表象，和禁烟运动的作用一样，是另一根导火线。因为中国的禁烟运动最终演化成为一场战争，与时任英国外交部长，奉行对外扩张政策的巴麦尊有着极大的关系。 1833年律劳卑被委任为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后，在他前往中国前，巴麦尊嘱托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设法将英国商业扩展到广州以外的其他地区，并且要他查明“如果在中国海面发生战争，英国船只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保护”。可以说，巴麦尊确实考虑到以战争作为解决中英贸易冲突的最后方式，但要注意，他只是外长，没有对外发动战争的权力。1839年9月底，接到义律有关林则徐禁烟的报告，巴麦尊当即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他说：“应当不仅使中国人见到大棒，而且还要先让他们在背上尝到它的滋味，然后他们才会向那个能够说服他们的唯一论据——大棒论据低头。”①10月，巴麦尊根据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英国烟贩们的报告，在内阁会议上，排除众议，力主即刻派出军舰封锁中国沿海。英国议会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通过了对华战争的方案。就这样，在中英关系的恶性互动下，英国终于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发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迫切需要打开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人“蓄谋已久”似乎并不为过，然而，从英国人的这个客观要求，到以战争来解决问题的主观决策之间，有太多的其他因素在起着作用。应该说，英国人最初“谋”的是中国的广大市场，而非从一开始就谋求对中国发动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是英国人“蓄谋已久”的，明显就很牵强。
正如恩格斯所言：“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就是在英国、中国不同的国家意志的相互冲突下产生出来的，“而在其中，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但是归根结底，英国试图打开中国市场这是一切矛盾产生的根源，也是英国最终不惜以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原动力。
运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来解释鸦片战争，历史事件的发生就不会被单向度地解释，而以生动复杂的形式展现中英两国国家意志的相互冲突、互动，以及林则徐、巴麦尊等历史个体对事件的發生所起的作用，这样对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深刻理解唯物史观的内涵，而且还要掌握更多的史实，将唯物史观贯穿于历史描述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递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定能促进师生的共同成长。
【作者简介】魏丽娟，中学高级教师，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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