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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达记得，50年代刚进故宫不久，院长吴仲超提倡“读画”和“读字”，虽只搞了两三年就因“反右”不了了之，但这个“读”字却影响了他一生。他觉得自己70年文物生涯的苦楚和欢乐，均从这个“读”字上来。
他早些年读得很杂，对金银器、珐琅器、玻璃器、象牙犀角雕、清代院画等都有研究，是故宫里的杂项专家。直到1992年离休，年过60的他才真正专注于读玉，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玉学大家。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会长徐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伯达生命的最后几年，其他话题已经引不起他任何兴趣了，但只要一提到玉学、玉文化，他马上就有了说话的兴头。2019年下半年他住院时，有一次大家去看他，他在病床上滔滔不绝地聊玉学发展，一直说了两三个小时，大家怕他劳累，但很难打断他的话头。
2021年5月21日，94岁的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去世。
杨伯达生前常说，玉文化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是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他很欣赏美学理论家王逊对玉之美的论述：如同西方人认为“一切艺术趋归音乐”，在中国则可说，一切艺术趋向美玉。
杨伯达最早与玉结缘可追溯到1959年。
那时，在院长吴仲超的指示下，故宫开始对库房进行清理。专家组成定级小组，将各类文物划分出一、二、三级，再进行“三核对”（即文物、库藏卡片和账册三者核对一致）和编目。
时任故宫美术史部副主任的杨伯达与故宫一位老研究员、来自琉璃厂的一位老古董商三人一组，负责对馆藏清代玉器进行分级和整理。
1959年夏，三人用三个月时间看了一万余件清代玉器，差不多是故宫玉器收藏的三分之一。他们在库房外的阴凉地摆一张桌子，保管人员不断将大大小小的玉器搬运出来，忙得满头大汗。他们就一件一件地看，一天能看三四十件。
那时故宫文物有“三大家”（唐兰、陈万星、徐邦达）、“四大类”（书法、青铜器、绘画、陶瓷），杨伯达在这些大类的缝隙中寻找着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玉还没有成为他关注的重点。他发现，玉器鉴定有一个不同于书画、青铜等的特点，那就是找不到鉴定的标准器。
故宫收藏的玉器都是传世玉器。传世古玉除少数可以查清来龙去脉者外，绝大多数来无踪去无影，那时尚没有年代确定的出土玉器作为参照，只能依靠收藏家常说的“流传有绪”的一小批见诸著录的玉器，专家说是什么年代的就是什么年代的。
杨伯达。图/《巫玉之光：中园史前玉文化论考》
杨伯达还注意到，这批古玉里有两种玉与其他玉器的风格迥然不同，一种是鹘攫天鹅，一种是山林群鹿，充满特殊的山林野趣和北国气息。他是学美术史的，觉得山林群鹿玉与辽庆陵山水壁画、故宫收藏的辽契丹画家所画的《秋林群鹿图》和《丹枫呦鹿图》有相似的风格。柞树叶子也是辽代绘画中特有的元素，完全不同于汉族常用的松柏竹梅。他因而猜测，这会不会是辽金的玉器呢？
那时古玩界的民间藏玉多为明清玉，因此身边几位专家只熟悉明清玉。古玩界对宋玉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笼统的“细”，北宋南宋不分，对辽金玉器就更无视了。因此杨伯达只能把这个疑问放在心中。
这个疑问成了一个漫长的伏笔，一直在他心中发酵酝酿着，直到80年代。
1981年，杨伯达受邀参加木兰围场200周年庆，认识了满族学者布尼·阿林，向他请教满族的风俗文化和辽金历史，又经他介绍认识了赤峰政协副主席、曾任考古队队长的辽金史专家苏赫，三人相谈甚欢。交谈中，杨伯达学到了一个关键词“捺钵”。“捺钵”是契丹语，意为辽帝的行营所在。
不久，杨伯达到黑龙江阿城开会。阿城是金代的都城，在阿城博物馆里，他看到了出土的铜天鹅。一见展翅飞扬的天鹅，他就感到，谜底更近了。
受此启发，他再次查阅《辽史》和《金史》。据《辽史·营卫志》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文献记载，辽帝“四时捺钵”，春狩主要猎天鹅（鹘就是海东青），秋狩主要猎鹿。女真族灭辽建金后，依然沿用这样的风俗，只是不再使用契丹语的“捺钵”，而将春狩、秋狩改称为“春水”“秋山”。
1983年，他在故宫院刊上发表《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将鹘攫天鹅玉命名为“春水”玉，将山林群鹿玉命名为“秋山”玉，认为其应是辽金时期的玉。
至此，经过20多年的寻索，一个考古之谜终于在他手上揭开，也成为他读玉的精彩代表作。
左图：秋山玉。中图：春水玉。右图：春水玉蝶躞带。
80年代，杨伯达还参与了一项翡翠国宝工程。
四块翡翠国宝是如何流传下来的，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只知道出于缅甸勐拱，清末輸入内地。北京市玉器厂老艺人王树森50年代曾见过这四块翡翠，后来再没听说它们的下落。1980年7月，他向《北京晚报》记者言及此事，记者以《国宝何在》为题发表了文章。几天后，国家计委物资储备局直属储备处处长翟维礼亲自来到厂里告知王树森：“宝玉妥存。”此后，轻工业部所属工艺美术总公司、北京市玉器厂向上级打报告，请求用这四块翡翠制作大型工艺美术珍品。万里、张劲夫等领导人批准了报告，指示由轻工业部负责。
他早些年读得很杂，对金银器、珐琅器、玻璃器、象牙犀角雕、清代院画等都有研究，是故宫里的杂项专家。直到1992年离休，年过60的他才真正专注于读玉，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玉学大家。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会长徐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伯达生命的最后几年，其他话题已经引不起他任何兴趣了，但只要一提到玉学、玉文化，他马上就有了说话的兴头。2019年下半年他住院时，有一次大家去看他，他在病床上滔滔不绝地聊玉学发展，一直说了两三个小时，大家怕他劳累，但很难打断他的话头。
2021年5月21日，94岁的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去世。
杨伯达生前常说，玉文化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是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他很欣赏美学理论家王逊对玉之美的论述：如同西方人认为“一切艺术趋归音乐”，在中国则可说，一切艺术趋向美玉。
“春水”与“秋山”
杨伯达最早与玉结缘可追溯到1959年。
那时，在院长吴仲超的指示下，故宫开始对库房进行清理。专家组成定级小组，将各类文物划分出一、二、三级，再进行“三核对”（即文物、库藏卡片和账册三者核对一致）和编目。
时任故宫美术史部副主任的杨伯达与故宫一位老研究员、来自琉璃厂的一位老古董商三人一组，负责对馆藏清代玉器进行分级和整理。
1959年夏，三人用三个月时间看了一万余件清代玉器，差不多是故宫玉器收藏的三分之一。他们在库房外的阴凉地摆一张桌子，保管人员不断将大大小小的玉器搬运出来，忙得满头大汗。他们就一件一件地看，一天能看三四十件。
那时故宫文物有“三大家”（唐兰、陈万星、徐邦达）、“四大类”（书法、青铜器、绘画、陶瓷），杨伯达在这些大类的缝隙中寻找着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玉还没有成为他关注的重点。他发现，玉器鉴定有一个不同于书画、青铜等的特点，那就是找不到鉴定的标准器。
故宫收藏的玉器都是传世玉器。传世古玉除少数可以查清来龙去脉者外，绝大多数来无踪去无影，那时尚没有年代确定的出土玉器作为参照，只能依靠收藏家常说的“流传有绪”的一小批见诸著录的玉器，专家说是什么年代的就是什么年代的。
杨伯达还注意到，这批古玉里有两种玉与其他玉器的风格迥然不同，一种是鹘攫天鹅，一种是山林群鹿，充满特殊的山林野趣和北国气息。他是学美术史的，觉得山林群鹿玉与辽庆陵山水壁画、故宫收藏的辽契丹画家所画的《秋林群鹿图》和《丹枫呦鹿图》有相似的风格。柞树叶子也是辽代绘画中特有的元素，完全不同于汉族常用的松柏竹梅。他因而猜测，这会不会是辽金的玉器呢？
那时古玩界的民间藏玉多为明清玉，因此身边几位专家只熟悉明清玉。古玩界对宋玉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笼统的“细”，北宋南宋不分，对辽金玉器就更无视了。因此杨伯达只能把这个疑问放在心中。
这个疑问成了一个漫长的伏笔，一直在他心中发酵酝酿着，直到80年代。
1981年，杨伯达受邀参加木兰围场200周年庆，认识了满族学者布尼·阿林，向他请教满族的风俗文化和辽金历史，又经他介绍认识了赤峰政协副主席、曾任考古队队长的辽金史专家苏赫，三人相谈甚欢。交谈中，杨伯达学到了一个关键词“捺钵”。“捺钵”是契丹语，意为辽帝的行营所在。
不久，杨伯达到黑龙江阿城开会。阿城是金代的都城，在阿城博物馆里，他看到了出土的铜天鹅。一见展翅飞扬的天鹅，他就感到，谜底更近了。
受此启发，他再次查阅《辽史》和《金史》。据《辽史·营卫志》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文献记载，辽帝“四时捺钵”，春狩主要猎天鹅（鹘就是海东青），秋狩主要猎鹿。女真族灭辽建金后，依然沿用这样的风俗，只是不再使用契丹语的“捺钵”，而将春狩、秋狩改称为“春水”“秋山”。
1983年，他在故宫院刊上发表《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将鹘攫天鹅玉命名为“春水”玉，将山林群鹿玉命名为“秋山”玉，认为其应是辽金时期的玉。
至此，经过20多年的寻索，一个考古之谜终于在他手上揭开，也成为他读玉的精彩代表作。
国宝翡翠“86工程”
80年代，杨伯达还参与了一项翡翠国宝工程。
四块翡翠国宝是如何流传下来的，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只知道出于缅甸勐拱，清末輸入内地。北京市玉器厂老艺人王树森50年代曾见过这四块翡翠，后来再没听说它们的下落。1980年7月，他向《北京晚报》记者言及此事，记者以《国宝何在》为题发表了文章。几天后，国家计委物资储备局直属储备处处长翟维礼亲自来到厂里告知王树森：“宝玉妥存。”此后，轻工业部所属工艺美术总公司、北京市玉器厂向上级打报告，请求用这四块翡翠制作大型工艺美术珍品。万里、张劲夫等领导人批准了报告，指示由轻工业部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