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落幕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前所未有的高调定位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引起中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这一执政党政治框架中的节点会议，在其政治议程设置中，把文化问题作为会议的核心议题。会议强调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文化强国，为中国未来发展设定了新的方位，标志着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六中全会意在把文化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引擎。这意味着，文化改革将从原先的改革辅线，转变为主线。文化由改革的配角，转身为改革的主角。文化的角色在转变，改革的逻辑在转变，我们路遇的风景自然也将大不同。
　　近十年来，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其实一直在推进，从早期阶段的试点改革，到近几年的深入改革，但改革之河还没有跨过去，仍须努力。
　　当前文化体制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摆在改革者面前的多是结结实实的大问题。此前的文化体制改革，解决的多为微观以及局部性问题，宏观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着墨不多。虽说微观、局部乃是全局的零部件，但微观、局部之和不等于全局。今后的文化体制改革更需在宏观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上用心用力。
　　其中，文化事业体制与产业体制的“双轨制”难题，已经横亘在改革的十字路口。如果这个大问题不能解决，许多麻烦就会拥堵在路上，没办法绕过去。近年来的改革试点，分别在事业体制和文化体制两个轨道上做了不少摸索，解决了不少问题。比如，把原先捆绑在一起的文化体制，剥离成“事业”和“产业”双轨制。这一制度创新释放出巨大的文化能量。但是，改革所开掘的制度空间还不够大。其原因在于：这种剥离式的改革，还是“物理反应”，不是“化学反应”。不过，在改革试点阶段，走出这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关键看下一步的改革动作。如今，在改革的深水区作业，破解诸如“双轨制”的大难题，对改革者的挑战甚大，需有极大的勇气与谋略。
　　改革是逆水行舟，必然会遭遇种种艰难险阻。文化这东西，看起来好像是轻的，轻如鸿毛，实际上，它是重的，重若泰山。文化体制改革之难，难在它是文化：轻不得，重不得。稍有不慎，失之千里。改革是对困难进行减排、破解。当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候，遭遇的阻力会更大。我认为，这阻力集中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思维惯性。人的思维、意识往往会有天然的保守性。表现在文化上，更是如此。文化上的群体意识以及集体无意识存在巨大的惯性，它看不见，摸不着，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這种惯性在文化转型时期，会成为改革的阻力。由于中国文化问题的特殊性，其意识形态传统根深蒂固，已经被固化了。这次六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文化改革使命，就是文化再造。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文化编码与解码的工程。若要顺畅完成这伟大而艰巨的工程，首先需要解放的是人的思想。在一些时候，我们自己吓唬自己。在行动之前，思想总是舒展不开，患得患失。实际上，真正动作起来，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思维惯性的金箍，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套上的，因此，需要我们自己来解套。
　　二是制度上的路径依赖。改革就是拆除旧规则，建立新规则。经济学家诺斯说，制度作为社会博弈的规则，是人类发明出来用以塑造人们之间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同样存在惯性，常常表现为路径依赖。文化体制的路径依赖，一方面是传统因袭而成的；另一方面是在当下改革过程中新生的。本来，相对于经济、社会改革，文化改革就相对滞后，传统因袭的路径依赖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深水区的改革，需要大开大合的制度创新。拆除制度路径依赖，则是负重前行，逆流而上，激流险滩在所难免。关键看我们能不能扛得住。
　　三是利益集团的绑架。利益集团的利益冲动，会制约改革方向，稀释改革正义。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已出现利益集团绑架改革的问题，弱化了改革效果，垫高了改革成本。文化体制改革应引以为戒，须强调公平性和公益性，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道义力量。在文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上，期待关注不同社会主体的文化权益的制度保障问题。尽可能用公平的制度安排，抑制强势利益集团的逐利冲动，保障弱势群体的文化权益。（作者为传媒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