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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库的《南画北渡—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研究》，据其序中所称，是他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之前由台湾石头出版社出版，近日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本，算是此书的第二版。但匆匆一读，发现此书错误很多，出乎想象。略举数例，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引文标点错误
书中凡是引用未经标点的古代文献，刘氏的标点往往错误，致使引文无法通读，如引张泰阶《宝绘录》序：“余中年谢事枯槁，余生其取数也，啬其用物也俭矣。”（第68页）按，这段文字标点应为：“余中年谢事，枯槁余生，其取数也啬，其用物也俭矣。”
如果说这段文字标点尚有难度，那么刘氏在引诗时，又会如何标点呢？如其引梁清标《退谷歌》：“昌黎昔日称盘谷，泉甘土肥繁草木……噫嘻！北海翁，岳世无偶，归来闲却。经纶手。高卧不救苍生，哭采芝，去觅商山叟。前年示我《退谷篇》。千峰万峰落几前，人生苦被尘缨缚。愿从老翁翔寥廓，君不见长安漠漠。风沙昏颠倒世事，安可论谷中岁月。似太古，何处更有桃花村？”（第152页）此诗被刘氏割裂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实应标点为：“昌黎昔日称盘谷，泉甘土肥繁草木……噫嘻！北海翁岳世无偶，归来闲却经纶手。高卧不救苍生哭，采芝去觅商山叟。前年示我《退谷篇》，千峰万峰落几前。人生苦被尘缨缚，愿从老翁翔寥廓。君不见，长安漠漠风沙昏，颠倒世事安可论。谷中岁月似太古，何处更有桃花村？”
像刘氏这样标点，真可谓“昏颠倒”也！更妙的是，刘氏据其所标点的这首诗，而得出结论：“从这段诗文中，我们可知几个事实：一是孙的书画、青铜藏品很多，犹如米芾的‘米家船’一样，虽然，孙有著录，但只是其中的书画部分，并不全面。”（第152页）也许刘氏是从字的间隙中读出这些意思，不得不惊叹他的想象力。而刘氏这篇论文中的大多数结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
二、人名错误
刘氏此书是对“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的研究，因此，清代的书画家、鉴藏家以及骨董商人，都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书中却出现了很多人名错误。其错误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人名误释。如引《宝绘录》：“元代逸格之入妙者，如云西老人（曹知白）、方壶（方从义）、羽客（丁云鹏）及唐子华（唐棣）皆夙具异禀，下笔自超。”（第71页）按，引文中所加括号中的内容为刘氏所添。《宝绘录》已明言“元代逸格之入妙者”，则生在晚明的丁云鹏又如何跻身其中？原来刘氏误将“羽客”当作丁云鹏的字（丁云鹏字南羽）。羽客是道士的别称。刘氏先误将“方壶羽客”断开，又自作聪明，将“羽客”释为丁云鹏。
2、擅改人姓。如刘氏的一段考论：“实际上，朱氏家族并不一定是最大的收藏家。在我看来，是程氏家族，此家族有四代都是大收藏家。‘（程）季因是先生讳寓庸，戊辰（1628）进士，由祥符令终吏部郎，富于财，欲收尽天下法书名画，然有志而目力未逮也。’……吴其贞于丙申（1656）二月九日一次在（程）季因的家中书斋“金谷园”就看到31件重要藏品。”（第99页）按，季因是（寓庸）与其子季振宜（沧苇）都是著名的收藏家，我们在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还能见到他的收藏印章“扬州季因是收藏印”、“季寓庸印”、“因是氏”等。而刘氏却硬将季氏改姓程，并更其名为“季因”。
3、误将地名作人名，如刘氏所论：“在嘉兴，最大的收藏家是王江泾妻陶氏之娘家，‘陶氏两代仕宦，笃好书画，收藏最富。’（第103页）按，刘氏此论全据吴其贞《书画记》，但《书画记》原文作“此卷购于嘉兴王江泾陶氏家”，则“王江泾”为地名而非人名，（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四，万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记：“昭庆寺清公同王江泾具足庵僧觉庵者来。”卷七，万历四十三年四月八日记：“辰刻，至王江泾。”可以为证。）刘氏以王江泾为人名，又添出一个“妻陶氏之娘家”来，真是妙趣横生。
三、误读文献
刘氏此书，对所引文献往往随意解释，妄生歧义，如刘氏在“梁清标交游考”中考梁清标与吴伟业之交游：“吴伟业在顺治十年至十四年（1659～1663年）的四年里在北京，他与杜子美过从甚密，仅在诗中得知他与梁清标有过交往。他有一首诗描述了他与杜子美偶去‘梁园’的情景：‘绛帏当日重长杨，都讲还开旧草堂。少弟诗篇标赤帜，故人才笔继青箱。抽毫共集梁园制，布席争飞曲水觞。近得庐陵书信否？寄怀子美在沧浪。’”（第154页）按，此诗为《癸巳春日褉饮社集虎丘即事四首》第四首，癸巳为顺治十年（1653年，刘氏误作1659年），诗题既作“褉饮社集虎丘即事”，则吴梅村当时在苏州。1653年的这次社集在当时影响很大，“九郡人士至者几千人”，并且“奉梅村先生为宗主”，主持同声、慎交两社合盟。也正因此，吴梅村被强征入京。诗中并未提到“杜子美”以及吴梅村与“杜子美”的交游，（吴梅村尚未到北京，又安能“四年里在北京，他与杜子美过从甚密”）而末句“寄怀子美在沧浪”，也只是吴梅村用宋朝苏舜钦（字子美）退隐沧浪亭的故事以言己志（之前吴氏曾多次被举荐，都被他坚拒）。而刘氏竟因“子美”而联想到杜子美（当即大诗人杜甫），并因此造出一段吴梅村与杜子美偶游梁园的故事，真是满纸荒唐言。而诗中的“梁园”是否如刘氏所认为的即梁清标的家园，亦颇可疑，（疑当为西汉梁孝王刘武之梁园）则此诗又如何能作为吴梅村与梁清标交游的证据？
像这样胡乱拉古人以为友，在此书中还不乏其例，如第七章考论宋荦的交游：“与宋荦同时代的人，尚有李长蘅、陈霭公、汪东山、万道人、松圆诗、吴孟举、王令贻、祝京兆、石公觅、周鼐、胡循蜚等人都与宋荦有过交往。”（第189页）按，这里提到的祝京兆即祝允明（1460～1526年），在宋荦（1634～1713年）出生前一百零八年已去世；李长蘅即李流芳（1575～1629年），在宋荦出生前五年去世；松圆诗，据其注“题松圆诗老寒林曳杖图”，可知即“松圆诗老”程嘉燧（1565～1643年），去世时宋荦才九岁；万道人即万寿祺（1603～1652年），去世时宋荦十八岁。其余诸人不详。即以此四人而论，万寿祺尚有与宋荦交往之可能，其余三人，则只能从之于地下了。据刘氏书中小注，他所以认为以上诸人都与宋荦有交往的证据，仅仅因为宋荦在他们的书画上有题诗或题跋。而刘氏作交游考，往往如此。
以上所举诸例，只是刘氏书中的一般问题。而此书的最大问题是，刘氏在论证过程中，大量引用的文献往往与其所论无关，令读者莫名其妙。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注：原文发表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任军伟
一、引文标点错误
书中凡是引用未经标点的古代文献，刘氏的标点往往错误，致使引文无法通读，如引张泰阶《宝绘录》序：“余中年谢事枯槁，余生其取数也，啬其用物也俭矣。”（第68页）按，这段文字标点应为：“余中年谢事，枯槁余生，其取数也啬，其用物也俭矣。”
如果说这段文字标点尚有难度，那么刘氏在引诗时，又会如何标点呢？如其引梁清标《退谷歌》：“昌黎昔日称盘谷，泉甘土肥繁草木……噫嘻！北海翁，岳世无偶，归来闲却。经纶手。高卧不救苍生，哭采芝，去觅商山叟。前年示我《退谷篇》。千峰万峰落几前，人生苦被尘缨缚。愿从老翁翔寥廓，君不见长安漠漠。风沙昏颠倒世事，安可论谷中岁月。似太古，何处更有桃花村？”（第152页）此诗被刘氏割裂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实应标点为：“昌黎昔日称盘谷，泉甘土肥繁草木……噫嘻！北海翁岳世无偶，归来闲却经纶手。高卧不救苍生哭，采芝去觅商山叟。前年示我《退谷篇》，千峰万峰落几前。人生苦被尘缨缚，愿从老翁翔寥廓。君不见，长安漠漠风沙昏，颠倒世事安可论。谷中岁月似太古，何处更有桃花村？”
像刘氏这样标点，真可谓“昏颠倒”也！更妙的是，刘氏据其所标点的这首诗，而得出结论：“从这段诗文中，我们可知几个事实：一是孙的书画、青铜藏品很多，犹如米芾的‘米家船’一样，虽然，孙有著录，但只是其中的书画部分，并不全面。”（第152页）也许刘氏是从字的间隙中读出这些意思，不得不惊叹他的想象力。而刘氏这篇论文中的大多数结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
二、人名错误
刘氏此书是对“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的研究，因此，清代的书画家、鉴藏家以及骨董商人，都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书中却出现了很多人名错误。其错误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人名误释。如引《宝绘录》：“元代逸格之入妙者，如云西老人（曹知白）、方壶（方从义）、羽客（丁云鹏）及唐子华（唐棣）皆夙具异禀，下笔自超。”（第71页）按，引文中所加括号中的内容为刘氏所添。《宝绘录》已明言“元代逸格之入妙者”，则生在晚明的丁云鹏又如何跻身其中？原来刘氏误将“羽客”当作丁云鹏的字（丁云鹏字南羽）。羽客是道士的别称。刘氏先误将“方壶羽客”断开，又自作聪明，将“羽客”释为丁云鹏。
2、擅改人姓。如刘氏的一段考论：“实际上，朱氏家族并不一定是最大的收藏家。在我看来，是程氏家族，此家族有四代都是大收藏家。‘（程）季因是先生讳寓庸，戊辰（1628）进士，由祥符令终吏部郎，富于财，欲收尽天下法书名画，然有志而目力未逮也。’……吴其贞于丙申（1656）二月九日一次在（程）季因的家中书斋“金谷园”就看到31件重要藏品。”（第99页）按，季因是（寓庸）与其子季振宜（沧苇）都是著名的收藏家，我们在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还能见到他的收藏印章“扬州季因是收藏印”、“季寓庸印”、“因是氏”等。而刘氏却硬将季氏改姓程，并更其名为“季因”。
3、误将地名作人名，如刘氏所论：“在嘉兴，最大的收藏家是王江泾妻陶氏之娘家，‘陶氏两代仕宦，笃好书画，收藏最富。’（第103页）按，刘氏此论全据吴其贞《书画记》，但《书画记》原文作“此卷购于嘉兴王江泾陶氏家”，则“王江泾”为地名而非人名，（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四，万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记：“昭庆寺清公同王江泾具足庵僧觉庵者来。”卷七，万历四十三年四月八日记：“辰刻，至王江泾。”可以为证。）刘氏以王江泾为人名，又添出一个“妻陶氏之娘家”来，真是妙趣横生。
三、误读文献
刘氏此书，对所引文献往往随意解释，妄生歧义，如刘氏在“梁清标交游考”中考梁清标与吴伟业之交游：“吴伟业在顺治十年至十四年（1659～1663年）的四年里在北京，他与杜子美过从甚密，仅在诗中得知他与梁清标有过交往。他有一首诗描述了他与杜子美偶去‘梁园’的情景：‘绛帏当日重长杨，都讲还开旧草堂。少弟诗篇标赤帜，故人才笔继青箱。抽毫共集梁园制，布席争飞曲水觞。近得庐陵书信否？寄怀子美在沧浪。’”（第154页）按，此诗为《癸巳春日褉饮社集虎丘即事四首》第四首，癸巳为顺治十年（1653年，刘氏误作1659年），诗题既作“褉饮社集虎丘即事”，则吴梅村当时在苏州。1653年的这次社集在当时影响很大，“九郡人士至者几千人”，并且“奉梅村先生为宗主”，主持同声、慎交两社合盟。也正因此，吴梅村被强征入京。诗中并未提到“杜子美”以及吴梅村与“杜子美”的交游，（吴梅村尚未到北京，又安能“四年里在北京，他与杜子美过从甚密”）而末句“寄怀子美在沧浪”，也只是吴梅村用宋朝苏舜钦（字子美）退隐沧浪亭的故事以言己志（之前吴氏曾多次被举荐，都被他坚拒）。而刘氏竟因“子美”而联想到杜子美（当即大诗人杜甫），并因此造出一段吴梅村与杜子美偶游梁园的故事，真是满纸荒唐言。而诗中的“梁园”是否如刘氏所认为的即梁清标的家园，亦颇可疑，（疑当为西汉梁孝王刘武之梁园）则此诗又如何能作为吴梅村与梁清标交游的证据？
像这样胡乱拉古人以为友，在此书中还不乏其例，如第七章考论宋荦的交游：“与宋荦同时代的人，尚有李长蘅、陈霭公、汪东山、万道人、松圆诗、吴孟举、王令贻、祝京兆、石公觅、周鼐、胡循蜚等人都与宋荦有过交往。”（第189页）按，这里提到的祝京兆即祝允明（1460～1526年），在宋荦（1634～1713年）出生前一百零八年已去世；李长蘅即李流芳（1575～1629年），在宋荦出生前五年去世；松圆诗，据其注“题松圆诗老寒林曳杖图”，可知即“松圆诗老”程嘉燧（1565～1643年），去世时宋荦才九岁；万道人即万寿祺（1603～1652年），去世时宋荦十八岁。其余诸人不详。即以此四人而论，万寿祺尚有与宋荦交往之可能，其余三人，则只能从之于地下了。据刘氏书中小注，他所以认为以上诸人都与宋荦有交往的证据，仅仅因为宋荦在他们的书画上有题诗或题跋。而刘氏作交游考，往往如此。
以上所举诸例，只是刘氏书中的一般问题。而此书的最大问题是，刘氏在论证过程中，大量引用的文献往往与其所论无关，令读者莫名其妙。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注：原文发表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任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