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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最主要的宏观目标一一经济增长，被设定在8％左右，这一目标被认为对保持新增就业规模是必需的，因而近几年没有太大变化。而各界对今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集中在9％至u％之间。就通货膨胀而言，尽管近来不少机构纷纷上调对今年的通胀预期，但总体而言，全年物价水平在温和区间运行，应该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就政策工具来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得以延续。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银监会和央行已经提出，今年新增信贷目标为人民币7.5万亿元左右，广义货币供应量M2预计将增长17％左右；2009年新增信贷9.6万亿，M2增长近28％。这两组数据的变化反映出，当局期望货币环境在去年基础上有所收紧。在财政政策方面，2008年11月推出的人民币4万亿元刺激方案，仍将贯穿今年全年，并到年底结束。初步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的预算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22％，高于2008年的约0.4％，但低于此前各界的预算赤字可能有所上升，但赤字与GPD占比仍将低于3％这一安全线。与货币政策相比，积极的财政政策看上去更加“名副其实”。
上述数据勾勒出的经济图景，是令人满意的，这似乎和“最复杂一年”的判断有所不同。如果我们回顾去年经济的困难和最终取得的成果，这一冲突其实不难理解。具体而言，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经济愿景，需要着重关注并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些方面是笔者在近年间在一系列论述中始终坚持的。
第一，宏观政策如何在保持基调不变的同时，不断在局部微调，在保增长与管理通胀预期之间寻找到合理的平衡点。自去年8月提出动态微调货币政策起，宏观政策已不再是一边倒地保增长了。治理产能过剩被提上议事日程，房贷政策有所收紧，现在又进一步明确了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性。应该说，这些调整实际上只是政策缓慢、小步由宽松向中性的结构性回归。在相当长时间里，政策面的整体效应还是扩张性的，而不是收缩性的。这些调整有助于继续巩固经济复苏势头，同时加快结构调整，并防止通胀压力上升。
第二，从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稳定的视角看，应更多关注资产价格变动，以及流动性在各部门的分布。如果通过分解构成物价指数的各个项目来研判未来有通货膨胀趋向，通常会认为出现明显通胀的可能性不大。的确，许多普通商品部门都拥有很大的生产供应能力，从而这些商品价格很难出现持续大幅上涨。但仅关注传统的物价指数已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周期。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在通胀预期和流动性管理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近些年国内外的经济周期显示，即便在资产价格不断膨胀、金融市场风险急剧放大的时期，一般消费物价指数也并不一定就伴随有明显上涨，回顾过去25年来的全球物价走势，各国央行相当成功地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但就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而言，这一时期发生金融泡沫和危机的频率却在不断上升。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泡沫都是在低通胀环境下发生的。为此，各方政策首先应更加关注资产价格。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考虑资产价格，一直存有很大争议。然而，金融危机再次证明，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诱因，并会危及金融稳定。此外，资产价格的大幅调整在多数时候是经济的领先指标。次贷危机之后，监管趋势是向投资银行、基金等影子银行系统扩展。对这些传统银行业之外的金融机构提出更高的稳键性要求，也是为了限制泡沫的过度膨胀。所以，我国也应将资产部门变动更多地纳入到政策考量之内。其次，货币环境不仅要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还要考虑整体流动性状况以及流动性在各部门之间的分布和流动。危机之后，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思路受到各方关注。这一思路倡导宏观政策当局应该跟踪考察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特别要关注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环境下，宽松的流动性格局所造成的过高的杠杆率和金融工具的期限错配。
第三，国内政策调整不能囿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政策的调整周期，我国货币政策应更多从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出发保持主动性和灵活性。各经济体复苏的进程参差不齐，客观上要求在不同时间启动退出或紧缩周期。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率先复苏国家而言，美国政策的退出时点可能过晚。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已领先复苏，资产价格涨幅比较大，中国经济已领先复苏，资产价格涨幅较大，通胀压力也将较快到来，这要求国内相关政策做好率先进入紧缩周期的准备，以适度调控流动性宽裕局面。提前微调货币政策，能起到边际意义上的改进，回收部分过多的流动性。估计未来一段时间的宏观数据还将进一步显示，中国经济至少部分脱钩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这将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带来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上述政策工具的功能，是加强和改善短期的宏观经济管理，要实现长期规避国民经济风险，还需要很多更深层次的结构调整。本次两会，大家看到，收入分配、住房、减税、民工荒、低碳经济、城市化等成了热议焦点。这些领域改革的推进，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但能直接从机制和体制上改善国民经济的运行模式，并最终帮助合意宏观经济目标的达成。
就政策工具来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得以延续。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银监会和央行已经提出，今年新增信贷目标为人民币7.5万亿元左右，广义货币供应量M2预计将增长17％左右；2009年新增信贷9.6万亿，M2增长近28％。这两组数据的变化反映出，当局期望货币环境在去年基础上有所收紧。在财政政策方面，2008年11月推出的人民币4万亿元刺激方案，仍将贯穿今年全年，并到年底结束。初步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的预算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22％，高于2008年的约0.4％，但低于此前各界的预算赤字可能有所上升，但赤字与GPD占比仍将低于3％这一安全线。与货币政策相比，积极的财政政策看上去更加“名副其实”。
上述数据勾勒出的经济图景，是令人满意的，这似乎和“最复杂一年”的判断有所不同。如果我们回顾去年经济的困难和最终取得的成果，这一冲突其实不难理解。具体而言，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经济愿景，需要着重关注并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些方面是笔者在近年间在一系列论述中始终坚持的。
第一，宏观政策如何在保持基调不变的同时，不断在局部微调，在保增长与管理通胀预期之间寻找到合理的平衡点。自去年8月提出动态微调货币政策起，宏观政策已不再是一边倒地保增长了。治理产能过剩被提上议事日程，房贷政策有所收紧，现在又进一步明确了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性。应该说，这些调整实际上只是政策缓慢、小步由宽松向中性的结构性回归。在相当长时间里，政策面的整体效应还是扩张性的，而不是收缩性的。这些调整有助于继续巩固经济复苏势头，同时加快结构调整，并防止通胀压力上升。
第二，从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稳定的视角看，应更多关注资产价格变动，以及流动性在各部门的分布。如果通过分解构成物价指数的各个项目来研判未来有通货膨胀趋向，通常会认为出现明显通胀的可能性不大。的确，许多普通商品部门都拥有很大的生产供应能力，从而这些商品价格很难出现持续大幅上涨。但仅关注传统的物价指数已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周期。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在通胀预期和流动性管理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近些年国内外的经济周期显示，即便在资产价格不断膨胀、金融市场风险急剧放大的时期，一般消费物价指数也并不一定就伴随有明显上涨，回顾过去25年来的全球物价走势，各国央行相当成功地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但就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而言，这一时期发生金融泡沫和危机的频率却在不断上升。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泡沫都是在低通胀环境下发生的。为此，各方政策首先应更加关注资产价格。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考虑资产价格，一直存有很大争议。然而，金融危机再次证明，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诱因，并会危及金融稳定。此外，资产价格的大幅调整在多数时候是经济的领先指标。次贷危机之后，监管趋势是向投资银行、基金等影子银行系统扩展。对这些传统银行业之外的金融机构提出更高的稳键性要求，也是为了限制泡沫的过度膨胀。所以，我国也应将资产部门变动更多地纳入到政策考量之内。其次，货币环境不仅要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还要考虑整体流动性状况以及流动性在各部门之间的分布和流动。危机之后，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思路受到各方关注。这一思路倡导宏观政策当局应该跟踪考察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特别要关注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环境下，宽松的流动性格局所造成的过高的杠杆率和金融工具的期限错配。
第三，国内政策调整不能囿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政策的调整周期，我国货币政策应更多从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出发保持主动性和灵活性。各经济体复苏的进程参差不齐，客观上要求在不同时间启动退出或紧缩周期。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率先复苏国家而言，美国政策的退出时点可能过晚。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已领先复苏，资产价格涨幅比较大，中国经济已领先复苏，资产价格涨幅较大，通胀压力也将较快到来，这要求国内相关政策做好率先进入紧缩周期的准备，以适度调控流动性宽裕局面。提前微调货币政策，能起到边际意义上的改进，回收部分过多的流动性。估计未来一段时间的宏观数据还将进一步显示，中国经济至少部分脱钩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这将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带来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上述政策工具的功能，是加强和改善短期的宏观经济管理，要实现长期规避国民经济风险，还需要很多更深层次的结构调整。本次两会，大家看到，收入分配、住房、减税、民工荒、低碳经济、城市化等成了热议焦点。这些领域改革的推进，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但能直接从机制和体制上改善国民经济的运行模式，并最终帮助合意宏观经济目标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