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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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典籍和文书,年代从公元5世纪初到11世纪初,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由于敦煌文书是陆续发表出来的,因此学界对敦煌文书的利用也是渐进式的.如今,几乎所有藏经洞文献已经用各种形式出版,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握敦煌文书的内涵,从而比较全面地利用这些材料,把它们镶嵌到新史学陆续编织的中国历史图景当中.因为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所以其中有关丝路的记录十分丰富,不仅有汉语文书,还有丝路沿线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材料,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研究丝路上的东西交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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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典籍和文书,年代从公元5世纪初到11世纪初,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由于敦煌文书是陆续发表出来的,因此学界对敦煌文书的利用也是渐进式的.如今,几乎所有藏经洞文献已经用各种形式出版,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握敦煌文书的内涵,从而比较全面地利用这些材料,把它们镶嵌到新史学陆续编织的中国历史图景当中.因为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所以其中有关丝路的记录十分丰富,不仅有汉语文书,还有丝路沿线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材料,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研究丝路上的东西交通与文化交往、沿线民族的生活和信仰等问题,提供了传世文献所没有的新材料.本文就是基于前人和笔者的研究成果,从几个方面论述敦煌文书对于丝绸之路研究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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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早期,除了老庄等先秦诸子所开启的哲学思辨型空间观,还存在一类呈现于天文、地理、礼仪等实践领域的应用型空间观.此类空间观以宇宙意识为源发点,以天人关系为核心问题,通过墓葬、建筑、器具、图画、文学等人文符号形成一个"小宇宙"符号体系,成为早期中国的集体精神意志与民族文化密码.该空间观不仅对同期艺术形式的凝定起到决定性作用,也为后世艺术留下清晰的形式观念印痕,对中国形式美学具有发轫开先之功.由于天人关系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意义,这种涵摄了早期空间观的艺术形式法则为后世艺术的审美实践及理论提升埋下了伏笔,成为
拜登政府实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及对台政策,是海峡两岸和国际极为关注的问题.对拜登对华政策与对台政策的研判应集中在“战略定位”和“战略竞争”两大方面,而非仅孤立关注“战略竞争”;对这两大方面的把握,需要放在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中加以说明,即:要弄清“战略竞争”的性质和特点,必须首先弄清拜登对中国所做的“战略定位”,因为“战略定位”决定“战略竞争”;正是在对华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提下,拜登政府要与中国“高强度的战略竞争”或“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同时也要区别“战略竞争”在拜登语境下与在特朗普语境下究竟有何异同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打开以后,数量多达7万余件的古代写本重现于世,其中包括大量古代文学和语言学资料,多数都是首次面世.研究这些崭新的资料,足以改写中国文学史,并极大地推进汉语史研究的进展.下面简要地介绍敦煌文学、语言学研究的成绩及其意义.一、唐五代文学的新发现对于敦煌文学,我们侧重介绍敦煌诗歌、词曲和变文的研究成绩.
敦煌文献的发现,为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新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是未经后人加工改造的原始文献,是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发现之初,就得到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百年来敦煌文献的整理和敦煌学研究成果证明,敦煌学在中古历史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将敦煌文献与传世典籍相结合,或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展,或改变了某些传统观点,或填补了史学研究的空白.敦煌文献的内容丰富多样,本文很难面面俱到,这里仅从两个方面略谈敦煌学对中古历史研究的贡献.
在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儿童文学一直不受重视,少年儿童形象更难进入研究者视野.这与儿童文学的创作实际和丰富多彩的少年儿童形象极不相称.其实,中国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形象塑造非常重要,概因儿童文学别具特色、人物形象自成谱系,更表现为今日之少年儿童即为国家民族未来之栋梁与希望.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感召下的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已成一种历史传承,有着独特的生成机制和发展规律,也以其独特的深刻内涵和品质境界感染读者,并成为红色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和宝贵精神遗产.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书写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应在继承传统成功经验基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艰巨任务,亟须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理论提供分析框架和学术洞见.从厘定安全水平、安全能力和安全威胁关系的基本框架出发,可以得出七个理论命题,即绝对安全无法实现;为趋近绝对安全而不断增加安全投入,最终将陷入安全困境;封闭条件下,国家实现相对安全的努力应当止于均衡安全;开放条件下,霸权国可能生产出超过均衡安全的安全能力,并倾向于选择这样一些国家作为"保护"或掠夺对象:发展成果产出效率相对较高、安全能力产出效率相对较低;遵循不同技术路线分类处理
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对生产关系的重大影响之一,是由此产生的数字鸿沟普遍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但数字鸿沟问题在中国的影响及其填补和克服,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特殊性.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由于农村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数字金融的发展带来了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显著增加,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接触到互联网的家庭.因为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农业向非农业的就业结构转型,提升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促进消费,进而抑制数字鸿沟扩大.数字金融发展必须同时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马克思1844年写下《黑格尔摘要》,是他在第一次经济学研究进程的最后,通过重温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这部特殊的文本,在这个重要的专题性思想实验中完成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一次飞跃,从而深刻掌握了黑格尔以劳动外化—对象性的物性存在的异化及其扬弃的否定辩证法和证伪物性表象的批判认识论理论.这构成了整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异化理论的内里逻辑构架.
个人同一性这一哲学经典问题,在当代最具吸引力的研究进路是心理连续性理论,其中,新洛克主义代表帕菲特给出的诊断具有深刻影响.但帕菲特对经验的"去人称"化处理使得经验沦为价值中立的事件,从而个人的持续生存仅仅是与死亡相对的存活,而不是作为理性行动者的继续存在.帕菲特的理论困境与同一性要求存在冲突.为此首先需要澄清:人们在什么意义上将同一性赋予了实际上的差异性?放弃传统的时刻同一性确认思路,重新表述对持存问题的设问,进而尝试从语言角度探讨理解同一性的途径,有望走出困局.这一途径不再单纯强调时间片段中经验的联系性
总数达7万多件的敦煌文献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因为它是佛教寺院的藏书,所以,它的主体是佛教典籍,大约占总数的90%.佛教典籍之外,还有不少道教、景教(基督教)和摩尼教典籍.100多年来,学术界对这些宗教典籍和文书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中古时期宗教史的面貌,填补了很多空白.以下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略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