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中国的语文也开始了改革之路，一时间新型辞典的编纂蔚然成风。但此时的新编辞典仍不同程度地沿袭了《康熙字典》的检字方法，艰涉难检，实不利于初学者使用。为了满足民众求知释疑的愿望，编排一种科学、便捷的检字方法就成为时代的迫切需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很多使用新型检字法的字典，如万国鼎以“母笔检字法”编排的《新桥字典》、陈德芸按七种笔形顺序编排的《德芸字典》、陈立夫按“五笔检字法”编排的《五笔检字学生字典》、梁膦阁按“横×计数法”编排的《梁氏小字典》、周策勋按“永字八法”编排的《永字八法号码检字国音字典》、赵震按笔形分部依次编排的《起笔字典》、林汉达按首笔笔形排列的《一笔速查字典》(雍和明2006：414)。这些新编的字典针对不同的对象，检字方法各有特色，但只有王云五先生以“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排的字典得到了普及，直到现在还有人使用。笔者近日在南京旧书坊购得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周策勋所编，南京京城印书馆出版的《永字八法号码检字国音字典》一部，仔细研究其检字方法，觉得比“四角号码”检字法要简单、易行。由于该字典发行量小，又未普及，所存极少，故笔者著文介绍，并分析其不能流传于世的原因，以求教大方。
　　
　　1　编者其人及研究经过
　　
　　“永字八法”号码检字法的发明者周策勋乃湖南安乡人，笔者遍查湖南《安乡县志》，并无其相关事迹的记载，故本文对于编者其人及编制经过的介绍只能以1937年南京京城印书馆出版的《永字八法号码检字国音字典》编者周策勋所作的《发明永字八法号码检字国音字典之起源与编制之经过》为准。据周策勋称，其师范毕业后，负责教界，感到《康熙字典》的检字法十分不便，便想仿照电码之法编排新的检字法，但毫无所获。1921年夏，周先生辞卸教育局长职务，归田休养，偶以“永字八法”写字训子，遂引起以号码改编字典检字的念头。当得知商务印书馆已出王云五以“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排的字典后，便舍弃此研究而从事于云谷式安全自行车的发明，经年制成，于1934年赴京呈案，偶于书肆购得“四角号码”字典一部，觉得与自己原先的编法大异，乃继续“永字八法”检字法的编制，至1936年编成，并于1937年8月在南京京城印书馆出版。
　　从周策勋对编制永字八法号码检字法经过的论述可以看出：其一，周先生实为发明创造的爱好者，除此检字法外，尚有其他发明，可惜也未能流传于世；其二，所谓的“负责教界”，乃指其担任湖南省安乡县教育局长一职。199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安乡县志》仅列出了民国的各任县长，故周策勋其人其事已经难以细考；其三，“永字八法”检字法从思考电码之法人手，其研究经过与王云五编“四角号码”检字法十分类似，王云五(1929)论及此曾说：“我的研究出发点就是一本电码书。”“永字八法”与“四角号码”检字法都属于笔形代码法，这种方法规定了一套笔形和号码转换规则，按照规则把笔形转换成数字，然后再把数字组成代码，把代码由小到大排成了系列，和代码相应的汉字也就排成了序列。这种笔形代码法的发明，王云五确有开先河之功，正如吴稚晖所说：“可喻寻得新大陆，皆所谓既得之，固人皆能之，但未得之先，直没有人想到的。”(王云五1929)由于“四角号码”检字法普及多年，现还有不少人使用，故不再赘述，下文重点介绍“永字八法”检字方法。
　　
　　2　“永字八法”的检字方法
　　
　　所谓的“永字八法”，原指汉字所包含的笔画。众所周知，古文字没有笔画的概念。篆书笔形圆转、浑然一体，很难分出落笔和起笔的位置，从隶书开始才逐渐形成了平直的笔画，但有些字或偏旁究竟写成几笔，并没有定规，直到楷书逐渐确立了汉字的笔画系统，把汉字笔画分为点、横、竖、撇、捺、挑、折、勾八画，才形成了著名的“永字八法”。而“永字八法”检字法即以“永”字所包含的笔画次序为字典检字之号码，并以“永”字八笔之次序，配以1－8各数字，第一笔一点为(1)数，第二笔一横为(2)数，第三笔一直为(3)数，第四笔一勾为(4)数，第五笔一笔为(5)数，第六笔一长撇为(6)数，第七笔一短撇为(7)数，第八笔一捺为(8)数。凡点无论在上下左右或长短均作(1)数，横无论在上下左右或长短均作(2)数，直无论在左右或长短均作(3)数，勾无论左右俯仰均作(4)数，挑无论长短均作(5)数，长撇为(6)数，短撇为(7)数，捺为(8)数。依照永字笔画之数字以记字之号码，复配以个十百千四位，凡字取其首二笔与末尾二笔为号码，以第一笔为千位，第二笔为百位，倒数第二笔为十位，末笔为个位，如此组成四位数用以检字。如“主”字，第一笔是“、”，为(1)数，作千位；第二笔是“一”，为(2)数，作百位；末笔之前一笔是“｜”，为(3)数，作十位；末笔是“－”，为(2)数，作个位，组成1232，以此检字。若不足四笔的字，以零补之，如一画之“－”字，号码为2000；二画之“二”字，号码为2200；三画之“大”字，号码为2680；四画之“夫”字，号码为2268。又如五画以上的“豪”字，号码为1278。如此编列，渐趋精详，使旧字典214个部首所统之字成归于八数之中，类别详明，检阅迅速，可减去初学者检字费时的种种困难，即便与“四角号码”相比，也是简捷过之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将字按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角的顺序，将笔形分为十种，用0到9十个阿拉伯数字来代表，为了减少同码字，又规定增加第五个角，即取右下角上方的笔形为“附号”。
　　“永字八法”检字法选列字数共8000余，凡生僻字概不列入，以适合一般求学者之需要。且编者考虑到近代印书之字，有正楷与宋体的区别，而当时全国官方行文，学生习字，均用正楷，是以此书检字号码，均依据正楷之笔画编列，对于首尾笔画有不同的字，或各地写法笔画有先后不同之字，均列表于后，以免检阅混复。
　　
　　3　昙花一现的原因
　　
　　民国时期仅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得以普及，除其方法确有独到之处外，尚有许多时代及社会的因素。而恰恰是这些超出检字法本身价值之外的社会因素导致了“永字八法”不能流传于世，笔者试将“四角号码”与“永字八法”二检字法从以下四方面进行比较，以此说明“永字八法”检字法昙花一现的原因：
　　第一，“四角号码”检字法出版时，正值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百废待兴，中国教育处于大发展时期，这为该检字法的推广普及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社会及教育环境。而“永字八法”出版时间为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即1937年8月，此时抗战已经全面爆发，淞沪战役正在进行，国家和民族的中心任务是救亡图存，教育界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学校的内迁。“永字八法”已经失去了大规模推广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
　　第二，“四角号码”检字法的编者王云五早在民国初期，即被孙中山聘为大总统府秘书，后为蔡元培所邀任职于教育部，1916年又任过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王云五与胡适尚有师生关系， 且正执掌商务印书馆。以如此的经历及社会地位，其所能利用的社会及教育资源是可想而知的。1926年9月，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出版，书前就有蔡元培、胡适等人为之作序；1929年《第二次改订四角号码检字法》出版，由吴稚晖作序，书前所列感谢名单有张元济、胡适、吴稚晖、蔡元培、段抚群、唐擘黄、盛同孙、朱经农等~1934年1月，《四角号码检字法》(附检字表)再版，蔡元培、胡适、高梦旦、吴稚晖等人均为之作序。这些作序之人无一不是近代学术界的知名人物，特别是吴稚晖与蔡元培二人更是具备官、学的双重身份。吴稚晖时任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的兼职更多，除在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任要职外，还兼任大学院院长，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为杭州艺专)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院长以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故“四角号码”检字法经“全国教育会议通过，请大学院通行全国图书馆尽量采用”就不足为怪了，而且至1929年改订版出版时，“各党政机关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就有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国民政府农矿部，南京特别市政府社会处，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社会局等三四十处；图书馆方面有浙江、湖北各省立图书馆及东方图书馆等；交通界方面有四洮铁路等；实业界方面有商务印书馆各部分”(王云五1929)。与之相比，“永字八法”检字法的出版团队就相形见绌了，著者周策勋其人前文已有介绍，其他如作序者金正愚，校阅者张炯、周业钜、侯文化、史范宇等，以笔者的学识及专业方向大都难以考证。只史范宇一人，乃黄埔军校五期生，获陆军少将军衔，并担任湖南旅京会馆理事长。笔者推测，“永字八法”的出版团队是以旅京的湖南籍或仅为湖南常德籍的文人墨客组成。这样的团队对政府特别是教育界的影响甚微。
　　第三，以“四角号码”为检字法的相关工具书，商务印书馆出了很多系列，推动了该检字法的推广，除《国音学生字典外》，还有《万有文库目片》《国民政府现行法规索引》《王云五大词典》《王云五小词典》《王云五英汉大词典》《辞源》《中国人名大词典》《百科名汇》《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三民主义索引》《电报新编》《算学大词典》《法律大词典》等。而以“永字八法”检字法编排的工具书仅《国音字典》一项，使用者掌握该检字法后却不能使用其他用该检字法编排的工具书，其使用面太狭小，影响其进一步推广。
　　最后，商务印书馆为推广“四角号码”检字法做了相当的准备和实验。如在上海规模最大的中小学进行实地测验，在东方图书馆暑假实习所中，以80个机关派来的实习员146人，举行部首法、笔数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三种竞赛实验。这些实验活动除为了证实“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快捷、科学外，其所取得的社会广告效应也是不能忽视的。前文已叙述了“永字八法”出版的时代背景，多事之秋，国难当头，无论如何都不具备在学校、研究机构进行这种实验的社会环境了。
　　综上，虽然《永字八法号码检字国音字典》不啻为一部优秀的字典，但近代社会的动荡不安，整个出版团队的实力薄弱，导致其所拥有或可支配的社会及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使该检字法夭折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