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人姚大荣所著《马阁老洗冤录》一书，旨在为马士英翻案。囿于成见，学界长期以来忽视其存在，乃至视而不见。笔者仔细研读全书，认为此书亦不乏值得令人学习和借鉴之处。但是它最大的不足就是臆断过多。本文主要介绍该书的内容，讨论其史学价值，以期引起有关治史者的相应注意；同时对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予以评析，希望能借此对马士英这一历史人物做出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并推进相关的研究。
　　关键词：《马阁老洗冤录》 马士英　主要内容　史学价值　观点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8)02-87-7
　　
　　马士英是晚明时期非常重要而又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历来主流的观点都将其完全否定。而近人姚大荣所著《马阁老洗冤录》一书，却意图为马士英翻案，对将其列入《明史·奸臣传》进行辩驳。该书主要论述了《明史·奸臣传》与孔尚任所作戏曲《桃花扇》的关系、马士英的主要政治事迹及其文化艺术成就、家风及后代情况等问题。同时，该书在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引用材料及史学思想上也不无可取之价值。但是它最大的不足就是臆断过多，尤其反映在它的一些具体观点中。
　　
　　一、该书的主要内容
　　
　　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是为马士英列入《明史·奸臣传》进行辩驳，作者开宗明义地提出“《明史》以马士英列《奸臣传》诬罔不公驳议”。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论述《明史·马士英传》与孔尚任所作戏曲《桃花扇》的关系，一是为马士英的主要政治事迹(主要在宏光时期)逐一辩驳。
　　关于《明史·马士英传》与《桃花扇》的关系，作者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即：
　　1、“论《明史·马士英传》系根据孔尚任《桃花扇》传奇为底本”；
　　2、“论孔尚任斥马士英为奸臣系受左良玉家族指唆”，对孔尚任作《桃花扇》的背景、动机及影响进行论述。
　　作者指出：“因左良玉之子梦庚及其监军御史曹澍降清以后，怀恨士英不已，目见士英抗敌忠贞，百折不回，必邀异代褒奖，相形之下，伊等叛旧主迎新主，实所难堪，欲借文字毁誉之力以掩其真，俾蜚语流布，与良玉造反之檄文遥相呼应，缘士英拥立福王，甫弥一月，黄澍即以‘奸臣’呼之，与传(按：指《明史、马士英传》。)之主文适合，与尚任传奇中嘲谑士英之微词，无非描写奸臣状态，机牙相应也。”简言之，作者认为孔尚任作《桃花扇》，是为了迎合清朝显贵左梦庚欲为其父左良玉“掩其叛逆之丑”(按：指左良玉宏光元年三月以讨马士英为名称兵。)的意图，同时又达到自己“结欢巨室”的目的，其实质乃是文人投机政治，与权贵勾结，以图谋颠覆历史。作者还指出孔氏以“殊无可称之价值”的侯方域为主角，也与左良玉有关。左、侯两家“乡谊所关”，“相关最切”，“方域之祖父侯执蒲、父恂、叔恪皆与东林有连”；而且孔氏与侯氏父子都对音乐有着共同的爱好，“孔尚任知音识曲，实是私淑方域，阿其所好”。此外，作者还从《桃花扇》的内容上找到了其与左良玉的关系：“吾阅至《人道》(按：《桃花扇》第四十出，以左良玉与史可法、黄得功并为‘死难之臣’，称其死后被封为‘飞天使者’。)一出，始知全书主旨实系专为左良玉涤除叛逆之迹……左良玉既为忠臣，则其传檄致讨之马士英旋为乱民劈死，必系奸臣无疑矣”。而《桃花扇》是如何影响《明史》的编纂，作者说：“满蒙王公入关未久，于明季情形夙多隔阂，闻此故事，以为得悉南都状况，竞相传抄，搬演无虚日。世传金斗班演《桃花扇》，伶人得缠头费甚巨，自是金斗班超群班之上，驯至进入内府，供奉御筵”，这个阴谋“初则借圣裔宣传以植其基，后则借天听难回以固其信。圣裔者，国中人望而莫敢訾议者也，天听者非有明白之宣示，臣下罔敢测度也。二者兼营并进，目的已达。东林遗孽之不满于士英者，更喜得兹臂助，兼收左右夹击之效。承修《明史》诸翰林，观兹风色，不便复持异议”。这样，马士英便顺理成章地被列入《明史·奸臣传》了。
　　而该书为马士英的主要政治事迹逐一辩护，则包括以下论点：
　　3、“论马阮合传须分析研究”；
　　4、“论目士英为奸臣始自叛臣曹澍、左良玉，而孔尚任《桃花扇》遵依之，传人内廷，王鸿绪等不便立异，史案遂成”；
　　5、“论士英之起用与大铖之起用，各自殊途，其表见各异，不应相提并论”；
　　6、“论士英拥立福王，持正效忠，观于处置大悲一狱即见梗概”；
　　7、“论士英知兵，见于江北历年战功，驱流寇复郡邑，禽叛将，绝非庸琐，史纪其事，仍作昧心之谈”；
　　8、“论士英绝无挟持宏光之迹，观于太监王坤仍得优游内廷，即知其不因私怨而干公议”；
　　9、“论童氏及王之明案，非士英职责所能主持，左逆称兵，特借清君侧为名，意在君位而不在君侧也”；
　　10、“论士英晚节忠孝备具，不应与乞降献媚之阮大铖合传”。
　　分别就马士英与阮大铖的关系、“奸臣”骂名的由来、崇祯十五年(1642)复起为凤阳总督及其事迹、崇祯五年任宣府巡抚时盗公帑馈朝贵，而被遣戍及其之后的事迹、南都的“定策”问题及马士英在这段时间内的一系列事迹(包括争人阁、逼史可法出外督师、宽容对待宿仇王坤、处理大悲案、童妃案和王之明案、周镳和雷縯祚之狱、撤防江之兵防左良玉之兵等)、南都覆亡后马士英的事迹及结局等问题，逐一为马士英辩护。
　　该书下卷包括“瑶草遗珍”、“瑶草有令子”、“瑶草有佳婿”、“瑶草家风”、“瑶草谤书”、“马公士英应谥忠武议”等六个条目，主要介绍马士英的文化艺术成就、家风及后代情况，并对于马士英不利的“谤书”逐一批驳。最后比马士英为诸葛亮、岳飞等人，为其拟谥“忠武”。
　　作者说：“兹特举其关系较大者一一疏通证明，还其未(按：据文意此处当为本。)来面目”。通过这些内容，作者为我们比较全面地勾勒了马士英一生的主要事迹。
　　
　　二、该书的价值
　　
　　此外，该书在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引用材料及史学思想上都有不少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该书作者姚大荣，贵州安顺人，自述“光绪九年捷南宫，供职薇垣”。该书成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作者当时已74岁，从这年五月到九月，“竭百日之力”写就，并于次年三月付印。作者称早在光绪丁亥(1887年)之春即作“马士英论”，“而时读书少而涉世浅”，自己也很不满意。而“此(按：指《马阁老洗冤录》)本三十年前拟撰之文，因成之不易，未及涉笔”。由此可见，作者就这一题目，从开始动笔到完成此书，历时46年，如果再加上他动笔前准备的时间，当是更长。此书最终能“竭百日之力”完成，当与作者长期的酝酿和准备有关。作者穷尽大半生之力，汲汲于此，并勇于否定自己不成熟的前作，这种锲而不舍、孜孜以求、追求完善的治学态度是令人钦佩和值得学习的。
　　作者运用的材料及其方法是，“就《明史通鉴辑览》及《明史稿》暨明末清初撰述家之言论对观，剖而解之，化而验之，务求彻底去疑取信”。比较王鸿绪所撰的《明史稿》、张廷玉等所撰的《明史》以及清乾隆帝《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三部正史记载的异同，并探究其原因，从而得出较准确的结论，这一方法在书中多处 可见。如在论述宏光(按：该书为避清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名讳，改“弘光”为“宏光”。本文亦从之。)时期马士英与阮大铖在吏部尚书人选问题上的分歧时，举出《明史·张国维传》所载：“吏部尚书徐石麒去位，众议归国维，马士英用张捷，国维乃乞省亲归”，以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与《明史稿·阮大铖传》的说法：“徐石麒去，士英欲用张国维，而阮大铖用张捷，士英愕眙良久”。由于《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乃是为修订《明史》之不足而作，且成书在乾隆三十二年之后，晚于《明史》(乾隆四年成书)，因此作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更为可信。作者对《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评价很高：
　　其有大书事实，不参私意，间杂评议，仍袭故言者，仅见之于《通鉴辑览》。是书修订于《明史》颁行之后，不以士英为奸臣，力翻成案，势所不能，仍以士英为奸臣，回护积非，鉴于何有，故对于南都建设及其用人行政之大者概从实录，尽洗浮词，对于微文讥刺之末节，沿袭故套，姑仍旧规。善读者若能彻底研寻求其微意所在，则虽谓《通鉴辑览》之第一百十六卷特为马士英湔除奸臣之恶名而作，亦不为过。仅撮举其要旨：予福王以正统，则拥立者非营私利矣；书左良玉举兵反，则檄文诚诬善之词矣；书重颁《三朝要典》，追恤逆案诸臣，悉由案内渠魁张捷、杨维垣力请，则不应栽诬案外之人矣；书大悲一狱，曰：“妖僧伏诛”，则裁决者主持正义，诚勘嘉尚矣；王之明、童氏两案，据事直书，则福王家事，福王自了之，元与辅臣事矣。此五者为南都巨案，绝不牵涉士英，则奸臣基本条件业已扫荡无遗，仅有株连蔓抄之浮词，仍屈士英担负，不过曲全本传面目，此即《辑览》以不了了之之微意也。
　　同时，作者对《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的“株连蔓抄之浮词”也有所驳议。如作者为马士英借周镳和雷绩祚之案兴大狱辩护，说：“《通鉴辑览》特于此节史可法、高宏图下删去姜日广姓名，以掩其迹，是为以巧济诈，意在厚诬士英”。作者还引用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中的记载：“御史王懵阿阮大铖意，上疏请斩二人，雉经死”，证明此事乃阮大铖所为，与马士英无关。又如称：“《通鉴辑览》于左良玉死于九江条，征引袁继咸传文，大加改削，意在掩护左良玉之阴谋，……于此可见乾隆中叶东林一系之应声虫尚多”等等。
　　该书搜罗资料较为齐全，除上述正史外，还引用不少野史、笔记、文集、墓志铭、方志乃至诗文书画等资料，有些今已亡佚而更显珍贵。如马士英的幕客华亭人顾在观，据作者所述，其人乃是马士英的妹夫杨龙友推荐人幕。他曾称马士英：“素怀坦白，无所附丽”，“尝言阮大铖不可用。大铖欲起钩党之狱，在观说銮泣谏，赖以停止”。马銮为马士英长子，卖卜为生。当南都大悲案发，阮大铖欲借机兴大狱以铲除政敌。马銮受顾在观所托，向其父“泣谏”，最后在马士英的干预下，阮大铖的阴谋失败。作者还引丁传靖《明事杂泳》来佐证此事，“泣谏而翁手挽须，飘零卜肆一身孤。怕逢王姥谈龙友，卧想长江万里图”。如此则当真有其事，而且这些事情是曾经不为人所知的。再如记阮大铖之结局：“从大兵攻江(按：此处当为仙)霞关，僵仆石上死”，引用钱澄之《髯绝篇》(见于《所知录》卷六)、吴伟业《鹿樵纪闻》和庞树柏《龙禅室摭谈》等相关记载加以佐证，当为属实。记马士英之结局，引用《五石瓠》的记载，使其更加具体化。
　　此外，作者的考辨功夫也堪称一流。如该书下卷“瑶草遗珍”条所引卞永誉《书画汇考》载《黄鹤山樵听松图》，有“八十三翁马士英书”字样的题款。作者说：
　　据此题款，(按：马士英)盖已年登太耋，而《明史》与各书所记事迹殊不类耋年人所为。证以杨龙友殉节年仅五十，瑶草为其妻兄，度其年亦不过五十有余；
　　又龙友万历戊午(按：1618年。)乡举，瑶草乙卯(按：1615年。)，登进士载万历己未(按：1619年。)，至清顺治丙戌(按：1646年。)甫二十八年，未为甚久。疑别系一人与瑶草同姓名，实非瑶草。
　　再如作者解答了《明史·马士英传》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疑问，即马士英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会试，又三年成进士。作者说：“则是会试中式后至已未(按：1619年。)补行殿试后，始成进士也。特未加以何故，至迟三年耳。《通志》(按：指《贵州通志》。)未言其故，特补书之，俾览者了然”。再如作者还依据陶凫芗《红豆树馆书画记》收录的一幅马士英纸本山水画之落款，推断：“伊众为其字，瑶草乃其别号”，作者有实物为证，这个说法应该可信。
　　再有，作者所提出的一些史学思想也不乏卓识的论。比如他说：“造史时代之人物事实，与编史时代及读史时代之观念见闻绝不一致。”这实际道出了历史学的时代性特征，而作者也确实是将马士英放在晚明党争的大背景下来进行分析的。再如他说：
　　考古家持论惟公，乃明专主私说不得；亦惟平，则明抑扬其说亦不得。若谓前人已有定论，不烦再辩，则前人不公不平之史案，将长此终古矣。何以立教?吾人何必读书?
　　指出史学工作者公平持论的责任和正确对待前人结论的态度。又如他对自己的前作“马士英论”总结教训说：以为史官直笔，决无私曲，准以立言，庶免失真。及今阅之，愈觉千夫诺诺之故态，不足翱翔著作之林，况在论世知人，尤应抉隐发微，俾千百世之后，共服直道之公。”
　　研究历史，不能迷信史书的记载，“千夫诺诺之故态，不足翱翔著作之林”，应该大胆质疑，广泛阅读，广征博引。“论世知人，尤应抉隐发微”，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应该力求做到全面而客观地反映历史。而上述作者论述马士英之周详、引用材料之翔实，反映出他自身也在履行这一思想。
　　由以上分析可知，作者具有很高的史学素养，该书的价值确实还有待学界进一步发掘。当然，它的不足之处也不少，最大的就是臆断过多。比如在论述《明史·马士英传》与孔尚任所作戏曲《桃花扇》的关系时，看似有理有据，缜密无隙，实际则是臆测多于实证。如对于左梦庚和孔尚任的合谋，作者始终未能拿出切实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这样的例子在书中还有不少。比如作者说孔尚任在康熙三十八年“休致”的原因，“意必以传奇(按：指《桃花扇》。)，上闻之故，憎其轻佻而罢之”。后又更具体地说《桃花扇》记马士英被乱民劈死，与《明史》本传不符，“其被勒令休致，罪必由此”。显然是在臆测了。再如作者说“乙酉五月，大清兵破扬州，逼京城，福王走太平奔黄得功军。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为卫，走浙江”，而“《通鉴辑览》改为马士英以黔兵自卫，挟王母妃走浙江”，“料系迷信《桃花扇》之说，以士英挟带妇女、财帛出走，为乱民所劫，遂改史文”；“童氏为福王旧妃，是真非伪，可以断言”；马士英的次子马锡，宏光时为禁军提督。国亡后，被清军枭首于市。作者说：“当是力战不屈，兵败被擒，喻之降不降，且更愤骂，干主将之怒，致不保首领”等等，都是作者的臆断。
　　
　　三、对该书一些观点的评析
　　
　　该书以驳议旧说，全面为马士英翻案为主旨。如上所述，作者在论述中存在过多掺入主观因素，为翻案而翻案的缺陷，这在他的一些具体观点中也有体现。
　　如在论述马士英与阮大铖的关系时，作者说：“士英与大铖早年、中年无可合之实迹，史称其‘相结甚 欢’，谅因会榜同年，他无所见也”。马士英在崇祯五年因“盗公帑”事发被遣戍，之前与阮大铖的关系确实缺乏相关的史料记载；但之后他流寓南京，与避流寇移居于此的阮大铖“相结甚欢”，则是史有明文的李逊之说马士英“与东南诸绅往来颇善”。这是当时官场的一种风气，凡被废官员为求复出，都要多树声气，广结人缘。马士英这么做，无疑也是想为以后复出作准备。因此作者称马士英被遣戍后未尝夤缘起用，也是有失客观的。
　　马阮关系密切，而且马士英崇祯十五年复起为凤阳总督，也主要是因为阮大铖的关系。阮大铖于崇祯二年因名挂“逆案”而被罢废，但他仍“每思乘间以图翻案”。钱澄之说：“大铖虽里居，凡巡方使者出都，必有为之先容，到皖即式其庐，地方利弊，或相咨访，大铖随以夸张于众，门庭气焰依然薰灼。”还记其欲巴结“温御史应奇者”而最终落空一事。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皇帝再召周延儒人阁。阮大铖与周延儒为“髫年密友”，又于十二年入周延儒幕，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周延儒的再起，阮大铖认为是自己复出的机会到了。但周延儒的这次再起，却主要是在复社领袖张溥等的支持下实现的，鉴于阮大铖与东林、复社的历史宿怨，当阮大铖向其提出请求时，“延儒难之，(按：阮大铖。)遂以士英为托，曰：‘瑶草复起，是即大铖复成也’”。马士英没有党派的背景，所以为周延儒所答应，并于崇祯十五年六月起之为凤阳总督。而作者认为马士英的复起，是依靠自身的“知兵”、同乡礼部侍郎王锡衮的举荐以及与张溥的关系。马士英确有“知兵”之名，任凤阳总督后，“擒诛叛将刘超，捍御流寇，数有功”。因此，夏允彝称其“边才之选”，戴名世称其“负纵横才”，司徒琳也赞其“是个能干的谋略家”。作者所举马士英哭张溥之例，说明马士英曾与张溥等部分复社人士交好，这也许是阮大铖向周延儒举以自代，而周延儒也予答应的原因之一。但是张溥的作用至多只是减少了马士英复起的阻力，作者说马士英的复起主要因为张溥，没有可靠的材料证明。
　　然而这次复起对马士英而言却是祸非福，他从此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阮大铖的命运乃至整个“逆案”中人的命运连在一起，也由此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之后南都“定策”之争、阮大铖的复出等事情，他都免不了受到影响。在定策问题上，作者肯定了马士英拥立福王的合法性，但对其称颂太过，称其“持正，绝非欲图私利”。甚至为其“不愿督师凤阳，而汲汲于入阁佐理”、逼史可法出扬州督师辩称，“恐持‘七不可’之议者太多，成见过深，转相皣煽，未必尽忠于福王，或有异图也”。而实际上马士英等拥立福王，与东林、复社拥立潞王都是各有私心的。“两派基本目的，都希能拥立利己之傀儡，以便能左右政局。”只是福王“伦序当立”，从皇位继承传统来说，是最合法的人选。而且定策福王的幕后主使是阮大铖，“士英擅拥戴圣安之功，实由大铖致之也”。“大铖与士英谋立福王，以福王与东林有隙，福王立，东林必逐，如此而‘逆案’可毁。己可出也”。”
　　作者又称阮大铖的复起与马士英无关，“大铖之起用，厥徒殊广，譬诸百足之虫，虽死不僵，实不系乎士英援引之力也”。称阮大铖早与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昵，京师陷中贵人悉南奔，大铖因赞周遍结之，为群阉言东林当日所以危贵妃、福王，俾备言于王，以潜倾可法等，群阉更言大铖才，士英亦言大铖从山中与定策，谋为白其附珰赞导无实迹，遂命大铖冠带陛见，廷议以大铖逆案巨魁，不可用。士英虽为奏辩，高宏图以去就争之，士英遂寝其议。固未尝力排众论，曲徇群阉之请也。
　　诚意伯刘孔昭首荐，卒以安远侯柳祚昌之荐，中旨起阮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马士英“不过不持异议耳”。“大铖之起用，厥徒殊广”，诚为事实，而马士英却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弘光朝廷初建，马士英即向朝廷举荐阮大铖，又乘阁臣高宏图督粮江干，亲自票旨赐其冠带陛见，招致“举朝大骇”。马士英也曾针锋相对地指责姜日广等人“护持局面”，“于所爱而登之天者，即日先皇帝原无成心也；于所忌而锢之渊者。即日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并且表露心迹说：
　　臣谓其(按：指阮大铖。)才可用，冤可雪。正谓大铖非逆，非谓逆案可翻。彼乾子乾孙如崔、魏辈，狗彘不如，臣所切齿。且逆案诸人，十九已登鬼录，翻之何用?臣既非逆案中人，亦不与当日之事，翻之何为?与其身犯众怒，为死灰罪魄之嘘，何如勉附清流，窃正人君子之庇。舍苑集枯，臣虽愚不为也。臣办磊落男子，嚼然忠孝之身，进无所因，退无所恋，而欲依傍残局，甘为射的，臣虽狂不为也。
　　马士英举荐阮大铖，只是为报答其当初的推荐之恩，“以一荐报其当时起废之谋，情有难已”，但却引起“举朝皆唾骂也”，导致他与东林、复社的最终决裂。
　　作者尽力回护马士英与阮大铖的关系，目的无非“以为士英不当与大铖合传，大铖为奸臣之尤，士英绝非奸臣”，为马士英列入《明史·奸臣传》辩驳。而“史载士英与异己诸臣相攻，引进私人，置之当路，多不可信，大率移大铖之所为以加之”。马士英代阮大铖受过，确有实情，如前述之周镳、雷縯祚案，即是如此。所以时人林时对说：
　　愚哉，马士英也。本非逆党，而误交匪类(按：指阮大铖。)，甘居下流，千百世而下，至与秦桧、贾似道，同声唾骂。而捻恶贯盈，身膏斧锧，死为逆鬼，生号权奸，良足嗤矣。
　　复社人士沈士柱曾作《祭阮文》，对阮大铖名褒实贬，对马士英则多有恕辞：
　　然马一贪夫败类，自公(按：指阮大铖)出山，无日不以戕贼毒螫为事，马堕其术中不觉，愧悔为所用而事已去矣。浙东一栽，方(指：方国安。)马尚欢然同方合志，而不知输诚纳款。公又先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恶迹，补过盖愆，大夺其丑，何委质后方糜烂以死。生与马同丑行，死并不得与马同荣名。
　　此或可作为马阮二人的盖棺之论。
　　再如作者盛称马士英“孤忠殉国”、“鲠直率真”、“忠贞义烈”，至提议以“忠武”谥之，与诸葛亮、岳飞等并称。而同时又极贬东林、复社人士：“东林末路有门户而无是非，有好恶而无善恶，积习使然也”。
　　南都祸变，固由于小人得志，余以为小人造乱基于君子嗜乱。君子不嗜乱，小人决不造乱。吾确见明季之号称君子者，几无一不甘乱如饴，强迫小人无容身之地，而后小人筹所以御之，乱机既触，一发莫遏，瑶草以一身处真小人肆恶之场，当伪君子逞忿之路，国狗之瘛，无不噬也。怨所归，延及身后，湔洗无日，私家著述，更无有敢持公论者，以官样文章须投时好，勿触时忌，虽宣圣有‘众恶必察’之训，而仍堕后人于疑网之中，递相欺骗，诚不可解。
　　对东林、复社一派之“壁垒森严，党见太深”，古今之人都有所批评。但作者所言，仍未免贬斥太过，当时东林、复社一派亦有不少如史可法、高宏图等真正公忠为国之人。作者将马士英置于晚明党争的大背景下来探讨，说“士英之作恶，只可于纸上联带浑括叙述见之，欲求其实据竞不可得”，可谓道出了马士英背负“奸臣”骂名的根源所在。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其作恶也并非全无实据，但也确如作者所说，“士英只一身，不能事事为各方面担负罪孽也”。钱澄之说：“夫亡国者，主也；亡主者，马士英也；而令马士英至此极者，阮大铖也。推而论之，东林诸君子攻大铖之已甚者，亦与有过焉”，当是持平之论。
　　总而言之，马士英因结交阮大铖而卷入党争，虽然他并无意与东林、复社交恶，也与阮大铖时有分歧，并且在阮大铖等报复东林、复社时还多次加以干涉，保护了不少东林、复社成员。但是即便如此，东林、复社及其后人仍要对其口诛笔伐，尽量丑化，那些对他的多为污蔑不实的言论便是他日后背负历史骂名的根源所在。
　　
　　责任编辑　黄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