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才有真正国产的自行车。那时候买什么都要凭票，我好不容易积攒了几十张工业券，央求在自行车厂做油漆工的表兄，终于争购到一辆淡蓝色的凤凰牌女车，那真比过节还高兴。
　　因为那时候坐公车上班每月的补贴是3元，而骑自行车的补贴是2元，买公车月票得自己掏6元，这样一进一出的交通费，相当于我工资的八分之一。
　　尽管每天上班，要穿过十多条马路，行程近20里，当时我还怀着宝宝，丈夫心疼得不行，劝我还是坐公车吧！可是，我借口说等车费时，车厢又挤，说什么也不愿意放下自行车。尽管在风雨中骑车，我仍是乐在其中。
　　“文革”那年，我的自行车也遭受不测。因为我的婆婆被打成所谓的“资本家”，造反风云一起，造反队就进驻了我家，把整个房子变成工人造反大队的总司令部。红卫兵起步动作慢了一个节拍，没捞到什么油水，就想在我们几个黑六类（指地、富、反、坏、右、资）子女身上打主意。他们集合四五十人，趁总司令部工人造反队外出抄家造反的机会，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冲进造反大队总司令部，对我家进行大肆查抄。
　　他们先把婆婆多年的藏书全部集中扔在园地上，堆起三尺高的书堆，说要破“四旧”，准备举火焚烧。又在我家衣柜里搜出我丈夫的大盖军帽和带军衔的整套军服，硬说是我家藏了企图变天的国民党旧军装。
　　最后，他们在楼下走廊里发现了我的自行车，竟说这是英帝国主义生产的凤头车，属于封资修的东西，也要和“四旧”书籍、伪军装一起烧掉。
　　我们全家被押，蜷缩在一个小房间里，谁也没法去理论。这时，外出造反的工人造反队总司令接到密报，大吃一惊。他觉得红卫兵竟在自家总司令部里撒野，简直是吃了豹子胆。当下立即调回三卡车司令部直属的精锐工人造反队，把总司令部团团围住，杀了一个回马枪。
　　别看这总司令是工人出身，却粗中有细，对自己驻地的情况早已了若指掌。他让红卫兵们拿出所谓的旧军装，自己仔细瞧瞧：“这哪是伪军服呀？这完全是佩有八一军徽的解放军军装。”总司令微微一笑，为红卫兵们解围说：“这也难怪你们，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没多久，搞错是难免的。”
　　他又转身指向那辆正推向火堆准备焚烧的自行车说：“这是上海自行车三厂生产的凤凰牌自行车，品质已赶超英国。它不是属于资本家的财产，而是我们工人阶级姊妹用自己的奖金买来，当作每天上下班用的交通工具。”
　　红卫兵的头头听总司令这么一说，知道自己有些莽撞了，但说什么也要驳回点面子，于是硬咬定说：“凤凰的标牌是“四旧”，说什么也要把它从车上拿下来；那些书籍也是“四旧”，必须立即烧掉。”
　　在这种气氛下，总司令也不敢太过，以免被人戴上偏向“狗崽子”的罪名。得理还得饶人，于是就同意把我车上的凤凰标牌凿了；至于那些书籍，就让红卫兵们当作战利品，用小车拉走，上缴到红卫兵的大队部去了。
　　于是，我的自行车总算逃过一劫。而在这段凄风苦雨的日子里，我只好每天踩着这辆没有标牌的凤凰车继续上下班。
　　风雨过后，1989年生活有了些好转，家里为我买了一辆电瓶车，当时是很新颖时髦的，不亚于当今的“宝马”。但我嫌它车身太重，又怕过于招摇惹事，所以宁可把它闲置在家，上下班仍然骑着那辆没有标牌的凤凰车，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