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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武会”何以不过长江?
“精武会”有很多难解之谜，譬如“精武会”的分会很多，奇怪的是，却没有一家分会设在北方。
“精武会”起初一直在上海活动，1918年夏天，它才走出上海，在汉口成立了第一家分会(惟一一家跨过长江的分会，但紧邻长江)。此后，“精武会”的运行线路便始终在江南蜿蜒运行，先是于1919年成立“精武会”历史上最重要的基地“广州分会”，随后围绕着广州，辐射佛山、汕头、香港、澳门、厦门、宁波、绍兴——瞅着这些南方城市，大家难免会感到奇怪，“精武会”为什么不过长江呢?
这确是个谜，倘若大家再联想到，精武的旗帜人物霍元甲是北方(天津)人，担任武术教练的大多数著名拳家如功力拳家赵连和、大战拳家张富猷、螳螂拳家罗光玉、鹰爪拳家陈子正等等，也都是北方人，那么“精武会”放弃北方、固守南国这一现象，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比如，“精武会”为什么不占领天津呢?从战略的眼光看，天津应该成为“精武会”占领的重要据点，天津是霍元甲的老家，天津有霍元甲的兄弟和儿子，尤其二儿子霍东阁，武艺高于其父，通英、法两国语言(霍东阁之妹霍东琴口述，见1984年第12期《武林》杂志)。尤为难得的是，霍东阁善于组织——他于1923年远赴印尼建立海外分会便是明证。假如“精武”总部委派霍东阁主持天津分会，以东阁之才，加上其霍公亲子的号召力，霍东阁或许会把天津搞成第二个“广州分会”，进而辐射整个华北，也未可知。
没有人能很好地解释“精武会”的南国战略出于何种考虑，即便在武术研究者看来，它也是难解的谜团，比如载于《中华武术》杂志1983年第4期的《精武史录·三》中就说：“(精武会)扩展的路线不是北上而是南下，这可能与铁路交通方便有关，或因当时主事人是广东人氏——”仅仅是一种猜测。
不过，“精武会”虽然止步于江南，从种种迹象看，它应该是有北上发展计划的，譬如1926年，“精武会”组织“精武旅行团”，北上天津、北京，宣传精武精神，据称，这个由38人组成的“精武旅行团”，在津、京两地极受欢迎，表演期间场场满座，盛况空前。这无疑是个利好的预示。无奈，不知阻于何种障碍，精武之花最终没能在北方生根开放。
当时政府的冷落或许是原因之一，因为在“精武旅行团”北上之前的1924年，精武总会曾上书当时政府，请求将“精武会”纳入国立正轨扩大影响，结果未见回音(由“精武会”上书之举，也可看出它怀有北上之志)。
另外，在笔者看来，趋于饱和的北方武术市场，似乎也阻止了“精武会”跨过长江。如众所知，武术各拳种由于多诞生在北方，在一百年前，中国的武术人口(包括拳师和武术爱好者)形成“北众南少”的局面，在“精武会”活动的时期，我们多闻北方武术家下江南，鲜见南方拳家北上求发展——大家从“精武会”的教练多为北方拳家这一现象也可窥见一些端倪。
既然“精武会”的教练本就来自北方，他们的北派拳术又是在北方家乡学的，兼之北派拳术在北方又已传播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如此，让他们再返回北方教北派拳术，焉有生存发展的空间?
不过，在北方随处可见的北派拳术，在南方人眼里却属稀罕之物，从习者众，这也可从另一角度解释“精武会”何以钟情南方。事实证明，“精武会”在南方的发展势头极好，据1981年版的《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记载，“精武会”在"1928年至1929年间——会员人数超过了四十万。”四十万!如此庞大的人数，在当时，是任何一家不管国立还是民间的武术组织所难以企及的。
说来，“精武会”将重心由上海移至广州，堪称明智之举，广州濒临南洋，而南洋各地分布着大量的华侨群体，假若“精武会”的重心过于靠北，便很难如事实那样以广州为桥头堡，借助香港这块跳板，进而向东南亚扩展。
“精武会”与内家拳何以井水、河水两不犯?
“精武会”的另一奇怪之处在于它不教内家拳。
从时间上说，“精武会”与内家拳几乎是同时红起来的，并在当年形成“隔江而治”的大致局面——“精武会”在江南星火燎原，内家三拳走红北方的半壁武林。
前面我们说过，“精武会”的武术教练多来自北方，从这份情缘看，生于北方、红于北方的内家拳，应该与“精武会”有更多亲密接触才对，何以双方你瞅我、我看你，各走各的阳关道?综观“精武会”历史，教练席上只出现过一位内家拳名手，即吴式太极拳创始人吴鉴泉，不过吴大师任教时间不长就匆匆离去。这事岂不有点怪?
表面再难解的事也有其内在的蹊跷，以笔者看来，起码有如下几个原因，致使“精武会”和内家拳井水、河水两不犯。
头一宗，双方在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上不协调。比如“精武会”传授的北派拳术功力拳、螳螂拳等，习惯上称外家拳，尽管内、外两家拳术都浸透着中国本土文化，但外家拳人世，突出的是中国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一面。内家拳超脱，重在展示中国文化中的“超然玄远”。涉及到训练上，外家拳方法直观，“形而下”；内家拳玄奥，“形而上”。另外在文化介入方面，外家拳文化自觉的成分少，属于一种文化积淀，且积淀的是儒家“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内家拳正相反，它是文人的宠儿，被文化自觉地介人着，身披外家拳鲜见的阴阳、五行、八卦、道禅等华彩外衣。两相对比不难看出，入世的、以硬抗硬的外家拳与精武会“强国强种”的宗旨殊途同归，容易一拍即合。
其二，“精武会”旗下虽然拳派众多，但在推广宣传上，一律统归在“武术”这一大概念之下，不突出具体哪一门派，这种“模糊”做法，对于历史悠久的外家拳构不成障碍，新兴的内家拳未必能接受。内家拳红了是不假，但刚坐稳江山的内家拳，尚未学会如何怡然地放下架子到“民营店”里打工，内家拳更热衷与正统的“国营店”签立合同。譬如，1927年南京的“中央国术馆”开张时，不肯屈尊进“精武会”的内家拳(包括外家拳)名手们，纷纷不远万里应招前往。
其三，国立的“中央国术馆”近乎纯粹的武术馆校，以培养格斗能手为目的，设有“国考”擂台供学员登台比赛，学生如果获胜，老师即因徒而贵，风光无限。“精武会”尽管打着武术的旗号，却不单纯传授武术，会内还教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台球、体操、射击等现代西方体育，之外尚有京剧、音乐、书画、摄影等文艺组，这表明“精武体育会”是个以武术为龙头的文体组织，重在参与，重在强健身心，这种带有西方体育倾向且不追求打造尖子人才的做法，使得许多欲借“精武会”立万扬名的内、外家拳师丧失兴趣。
“精武会”有很多难解之谜，譬如“精武会”的分会很多，奇怪的是，却没有一家分会设在北方。
“精武会”起初一直在上海活动，1918年夏天，它才走出上海，在汉口成立了第一家分会(惟一一家跨过长江的分会，但紧邻长江)。此后，“精武会”的运行线路便始终在江南蜿蜒运行，先是于1919年成立“精武会”历史上最重要的基地“广州分会”，随后围绕着广州，辐射佛山、汕头、香港、澳门、厦门、宁波、绍兴——瞅着这些南方城市，大家难免会感到奇怪，“精武会”为什么不过长江呢?
这确是个谜，倘若大家再联想到，精武的旗帜人物霍元甲是北方(天津)人，担任武术教练的大多数著名拳家如功力拳家赵连和、大战拳家张富猷、螳螂拳家罗光玉、鹰爪拳家陈子正等等，也都是北方人，那么“精武会”放弃北方、固守南国这一现象，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比如，“精武会”为什么不占领天津呢?从战略的眼光看，天津应该成为“精武会”占领的重要据点，天津是霍元甲的老家，天津有霍元甲的兄弟和儿子，尤其二儿子霍东阁，武艺高于其父，通英、法两国语言(霍东阁之妹霍东琴口述，见1984年第12期《武林》杂志)。尤为难得的是，霍东阁善于组织——他于1923年远赴印尼建立海外分会便是明证。假如“精武”总部委派霍东阁主持天津分会，以东阁之才，加上其霍公亲子的号召力，霍东阁或许会把天津搞成第二个“广州分会”，进而辐射整个华北，也未可知。
没有人能很好地解释“精武会”的南国战略出于何种考虑，即便在武术研究者看来，它也是难解的谜团，比如载于《中华武术》杂志1983年第4期的《精武史录·三》中就说：“(精武会)扩展的路线不是北上而是南下，这可能与铁路交通方便有关，或因当时主事人是广东人氏——”仅仅是一种猜测。
不过，“精武会”虽然止步于江南，从种种迹象看，它应该是有北上发展计划的，譬如1926年，“精武会”组织“精武旅行团”，北上天津、北京，宣传精武精神，据称，这个由38人组成的“精武旅行团”，在津、京两地极受欢迎，表演期间场场满座，盛况空前。这无疑是个利好的预示。无奈，不知阻于何种障碍，精武之花最终没能在北方生根开放。
当时政府的冷落或许是原因之一，因为在“精武旅行团”北上之前的1924年，精武总会曾上书当时政府，请求将“精武会”纳入国立正轨扩大影响，结果未见回音(由“精武会”上书之举，也可看出它怀有北上之志)。
另外，在笔者看来，趋于饱和的北方武术市场，似乎也阻止了“精武会”跨过长江。如众所知，武术各拳种由于多诞生在北方，在一百年前，中国的武术人口(包括拳师和武术爱好者)形成“北众南少”的局面，在“精武会”活动的时期，我们多闻北方武术家下江南，鲜见南方拳家北上求发展——大家从“精武会”的教练多为北方拳家这一现象也可窥见一些端倪。
既然“精武会”的教练本就来自北方，他们的北派拳术又是在北方家乡学的，兼之北派拳术在北方又已传播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如此，让他们再返回北方教北派拳术，焉有生存发展的空间?
不过，在北方随处可见的北派拳术，在南方人眼里却属稀罕之物，从习者众，这也可从另一角度解释“精武会”何以钟情南方。事实证明，“精武会”在南方的发展势头极好，据1981年版的《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记载，“精武会”在"1928年至1929年间——会员人数超过了四十万。”四十万!如此庞大的人数，在当时，是任何一家不管国立还是民间的武术组织所难以企及的。
说来，“精武会”将重心由上海移至广州，堪称明智之举，广州濒临南洋，而南洋各地分布着大量的华侨群体，假若“精武会”的重心过于靠北，便很难如事实那样以广州为桥头堡，借助香港这块跳板，进而向东南亚扩展。
“精武会”与内家拳何以井水、河水两不犯?
“精武会”的另一奇怪之处在于它不教内家拳。
从时间上说，“精武会”与内家拳几乎是同时红起来的，并在当年形成“隔江而治”的大致局面——“精武会”在江南星火燎原，内家三拳走红北方的半壁武林。
前面我们说过，“精武会”的武术教练多来自北方，从这份情缘看，生于北方、红于北方的内家拳，应该与“精武会”有更多亲密接触才对，何以双方你瞅我、我看你，各走各的阳关道?综观“精武会”历史，教练席上只出现过一位内家拳名手，即吴式太极拳创始人吴鉴泉，不过吴大师任教时间不长就匆匆离去。这事岂不有点怪?
表面再难解的事也有其内在的蹊跷，以笔者看来，起码有如下几个原因，致使“精武会”和内家拳井水、河水两不犯。
头一宗，双方在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上不协调。比如“精武会”传授的北派拳术功力拳、螳螂拳等，习惯上称外家拳，尽管内、外两家拳术都浸透着中国本土文化，但外家拳人世，突出的是中国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一面。内家拳超脱，重在展示中国文化中的“超然玄远”。涉及到训练上，外家拳方法直观，“形而下”；内家拳玄奥，“形而上”。另外在文化介入方面，外家拳文化自觉的成分少，属于一种文化积淀，且积淀的是儒家“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内家拳正相反，它是文人的宠儿，被文化自觉地介人着，身披外家拳鲜见的阴阳、五行、八卦、道禅等华彩外衣。两相对比不难看出，入世的、以硬抗硬的外家拳与精武会“强国强种”的宗旨殊途同归，容易一拍即合。
其二，“精武会”旗下虽然拳派众多，但在推广宣传上，一律统归在“武术”这一大概念之下，不突出具体哪一门派，这种“模糊”做法，对于历史悠久的外家拳构不成障碍，新兴的内家拳未必能接受。内家拳红了是不假，但刚坐稳江山的内家拳，尚未学会如何怡然地放下架子到“民营店”里打工，内家拳更热衷与正统的“国营店”签立合同。譬如，1927年南京的“中央国术馆”开张时，不肯屈尊进“精武会”的内家拳(包括外家拳)名手们，纷纷不远万里应招前往。
其三，国立的“中央国术馆”近乎纯粹的武术馆校，以培养格斗能手为目的，设有“国考”擂台供学员登台比赛，学生如果获胜，老师即因徒而贵，风光无限。“精武会”尽管打着武术的旗号，却不单纯传授武术，会内还教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台球、体操、射击等现代西方体育，之外尚有京剧、音乐、书画、摄影等文艺组，这表明“精武体育会”是个以武术为龙头的文体组织，重在参与，重在强健身心，这种带有西方体育倾向且不追求打造尖子人才的做法，使得许多欲借“精武会”立万扬名的内、外家拳师丧失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