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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次听说伍连德，还是10多年前。那一年去马来西亚槟城，跟着导游行走在一条叫做珠烈街的老巷。在一个破旧的儿童玩具店前，导游漫不经心地说：“一百多年前，这屋子是间诊所。在这行医的，就是刚从英国归来的伍连德医师。”
许多人没在意这句话，也有人多了句嘴：“谁是伍连德？”
导游是个马来西亚华人，从业多年，一路上讲起当地风俗典故滔滔不绝。这一次，她却耸了耸肩：“他在马来西亚并不出名。旅行社培训时，说伍连德在中国很有名，带中国游客时可以提一下。”
看来，无论在马来西亚或中国，伍连德均没有太高知名度。十多年前，智能手机尚未普及，无法当场搜索。回到宾馆后，这件事便烟消云散了。
几年之后，在一份杂志上偶然翻到伍连德，才知这位生长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华人，竟是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候选人。他矢志不渝地在中国传播现代医学，被梁启超称为“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博士一人而已。”尤其在1910年，当中国东北爆发鼠疫，6万多人被夺去生命，整个中国笼罩在瘟疫阴影下时，伍连德挺身而出，运用现代医学的手段，阻止住了疾病的蔓延。
作别故乡，回归故国
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一个普通华人移民家庭。1896年，年仅17岁的他以所就读中学第一名的成绩，拿到英女王奖学金，远赴剑桥大学学习医学。欧洲求学期间，他先后到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系统掌握了现代医学知识。
190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伍连德回到槟城，就在珠烈街上开设了一家诊所。留洋博士，医术高超，在人们想象中，他必会在当地获得极高尊重与赞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伍连德不仅治病救人，也提倡禁止鸦片，还对流传千年的中医表示质疑。槟城虽远在南洋，却是华人聚居之地。伍连德的主张并未获得广泛认同，甚至引来嘲笑谩骂。几十年后，伍连德离开中国重归南洋，长时间定居怡保市，以开设私人诊所为业，却不愿回到故乡槟城，很大程度也是因为那段并不愉快的青年时光。
1907年，伍连德收到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书信。大清帝国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邀请他前往天津，以满腹所学贡献故国。那时的袁世凯，正在直隶推进洋务运动，他听人说起伍连德，认为像这样的高材生，不应当在槟城小诊所中度过一生。
伍连德欣然应邀，作别故乡，前往从未踏足过的故国。不曾想，刚到中国就遭遇当头棒喝。袁世凯在清帝国的政治斗争中失势，离开了京师，回到老家河南。这样一来，伍连德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只好自己在京城活动，最终受到满洲权贵接纳，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此后几年，伍连德的日子过得还算悠闲，却难以一展抱负。有同学去天津看他，只见他早已换下西服，穿上了清朝官袍，还戴着一顶配有假辫子的官帽。这番形象，与当年在剑桥求学时的意气风发实在相去甚远。
但是，蛰伏的英雄毕竟不是碌碌无为的官僚。当国家有难时，他立刻会展现出非凡特质，迎来一段辉煌。
地无完土，人死如麻
1910年10月25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的一间旅店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突然暴毙而亡，紧接着，同院居住的房客，以及房东全都接连染病死去。几人的症状都是发烧，咳嗽，然后咳血，染病时间不长，几日之内便死亡，尸体呈通体发紫状态，死状凄凉可怖。
很快，瘟疫在整个东北蔓延。《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如是写道："地无完土，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未有甚于此者。"到1910年底，清政府官方的疫情报告是：哈尔滨，死亡5693人;长春市，死亡5827人;沈阳，死亡2579人;北京、天津、上海相继出现病例。
1910年12月24日傍晚，31岁的伍连德带着助手和仪器，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踏上了这片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土地。
伍连德一行来到哈尔滨，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到处都有人接耳议论，人们谈论着高烧、咳血和突然的死亡，谈论着路旁和旷野被人遗弃的尸体，还有不请自来的穿着制服的白人在那里调查这些死者的病因。”
染疫的人被送往隔离营，尸体被放进薄木棺材里集中埋在乱坟岗子，临时雇来的护士，消毒工和埋葬工，沒有穿戴防护服也没戴口罩。除了从奉天派来的两名西医和五名护士，大多数人对现代防疫检疫知识几乎一无所知。
伍连德认为，当务之急是弄清死因，而这必须得解剖尸体。然而在当时的东北，人们思想保守愚昧，听说要开膛破肚，没人捐出亲属的遗体。
几天之后，伍连德终于获得了一具日本女人的尸体。他亲自上阵进行解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经过不懈努力，伍连德在显微镜下发现了椭圆形的疫菌，从而判定这是肺鼠疫。
平息鼠疫，小城终老
伍连德当即向北京发去电报，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隔断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向关内征聘医生等等。
为了防止飞沫传播，伍连德设计了一种用两层纱布和一块吸水药棉制成的口罩，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口罩，戴上可有效阻挡飞沫传染。
伍连德还向延续了几千年的土葬习俗宣战。他宣布，在非常时期，所有死者的尸体全部进行火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灭尸体内的病毒。
关于这场战役，伍连德后来在回忆录这样写道：“我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为了实行强有力的交通管制，清政府从长春调来一支1160人的步兵团，分管各个区域。重点疫区傅家甸的居民必须佩戴证章，四个区域分别为四种颜色，除非申请特别准许证，否则不能越区走动。除此之外，在城市外围担任封锁任务的600名警察，被撤换后接受了防疫培训，然后被分配到4个分区和防疫站。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按照伍连德建议，在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点山海关设置检验所，对所有旅客进行为期5天的观察期，无症状才可放行。随着疫情的加重，检查程度也在不断加深。1月21日，又下命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疫情）蔓延”。
经过四个月的奋战，伍连德与其战友终于在4月底使东北鼠疫得到全面控制。不过在那一场瘟疫中，6万百姓被夺去生命，公职人员中，单长春一地就有166名卫生人员染疫殉职。
不仅是成功平息东北鼠疫，民国成立后，伍连德依旧为在这个古老国度普及现代医学而奔走努力。他与同行王吉民一起收集有关中国医学发展历史沿革的史料，以及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的相关资料，以英文编写《中国医学史》。在他的努力下，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落成开诊，成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兴建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伍连德担任首任院长。1935年，伍连德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
全面抗战爆发后，伍连德在上海的寓所被战火所毁，至爱的妻子也不幸离世。悲痛之余，他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回到马来西亚。
南洋的暖风拂过橡胶树林，在一座寂静的小城中，伍连德又开起了私人诊所。直到1960年，他与世长辞，享年81岁。小城中的人们，或许不知坐在诊所内的这位长者，曾经从魔鬼手中夺回了无数人的生命。
许多人没在意这句话，也有人多了句嘴：“谁是伍连德？”
导游是个马来西亚华人，从业多年，一路上讲起当地风俗典故滔滔不绝。这一次，她却耸了耸肩：“他在马来西亚并不出名。旅行社培训时，说伍连德在中国很有名，带中国游客时可以提一下。”
看来，无论在马来西亚或中国，伍连德均没有太高知名度。十多年前，智能手机尚未普及，无法当场搜索。回到宾馆后，这件事便烟消云散了。
几年之后，在一份杂志上偶然翻到伍连德，才知这位生长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华人，竟是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候选人。他矢志不渝地在中国传播现代医学，被梁启超称为“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博士一人而已。”尤其在1910年，当中国东北爆发鼠疫，6万多人被夺去生命，整个中国笼罩在瘟疫阴影下时，伍连德挺身而出，运用现代医学的手段，阻止住了疾病的蔓延。
作别故乡，回归故国
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一个普通华人移民家庭。1896年，年仅17岁的他以所就读中学第一名的成绩，拿到英女王奖学金，远赴剑桥大学学习医学。欧洲求学期间，他先后到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系统掌握了现代医学知识。
190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伍连德回到槟城，就在珠烈街上开设了一家诊所。留洋博士，医术高超，在人们想象中，他必会在当地获得极高尊重与赞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伍连德不仅治病救人，也提倡禁止鸦片，还对流传千年的中医表示质疑。槟城虽远在南洋，却是华人聚居之地。伍连德的主张并未获得广泛认同，甚至引来嘲笑谩骂。几十年后，伍连德离开中国重归南洋，长时间定居怡保市，以开设私人诊所为业，却不愿回到故乡槟城，很大程度也是因为那段并不愉快的青年时光。
1907年，伍连德收到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书信。大清帝国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邀请他前往天津，以满腹所学贡献故国。那时的袁世凯，正在直隶推进洋务运动，他听人说起伍连德，认为像这样的高材生，不应当在槟城小诊所中度过一生。
伍连德欣然应邀，作别故乡，前往从未踏足过的故国。不曾想，刚到中国就遭遇当头棒喝。袁世凯在清帝国的政治斗争中失势，离开了京师，回到老家河南。这样一来，伍连德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只好自己在京城活动，最终受到满洲权贵接纳，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此后几年，伍连德的日子过得还算悠闲，却难以一展抱负。有同学去天津看他，只见他早已换下西服，穿上了清朝官袍，还戴着一顶配有假辫子的官帽。这番形象，与当年在剑桥求学时的意气风发实在相去甚远。
但是，蛰伏的英雄毕竟不是碌碌无为的官僚。当国家有难时，他立刻会展现出非凡特质，迎来一段辉煌。
地无完土，人死如麻
1910年10月25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的一间旅店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突然暴毙而亡，紧接着，同院居住的房客，以及房东全都接连染病死去。几人的症状都是发烧，咳嗽，然后咳血，染病时间不长，几日之内便死亡，尸体呈通体发紫状态，死状凄凉可怖。
很快，瘟疫在整个东北蔓延。《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如是写道："地无完土，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未有甚于此者。"到1910年底，清政府官方的疫情报告是：哈尔滨，死亡5693人;长春市，死亡5827人;沈阳，死亡2579人;北京、天津、上海相继出现病例。
1910年12月24日傍晚，31岁的伍连德带着助手和仪器，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踏上了这片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土地。
伍连德一行来到哈尔滨，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到处都有人接耳议论，人们谈论着高烧、咳血和突然的死亡，谈论着路旁和旷野被人遗弃的尸体，还有不请自来的穿着制服的白人在那里调查这些死者的病因。”
染疫的人被送往隔离营，尸体被放进薄木棺材里集中埋在乱坟岗子，临时雇来的护士，消毒工和埋葬工，沒有穿戴防护服也没戴口罩。除了从奉天派来的两名西医和五名护士，大多数人对现代防疫检疫知识几乎一无所知。
伍连德认为，当务之急是弄清死因，而这必须得解剖尸体。然而在当时的东北，人们思想保守愚昧，听说要开膛破肚，没人捐出亲属的遗体。
几天之后，伍连德终于获得了一具日本女人的尸体。他亲自上阵进行解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经过不懈努力，伍连德在显微镜下发现了椭圆形的疫菌，从而判定这是肺鼠疫。
平息鼠疫，小城终老
伍连德当即向北京发去电报，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隔断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向关内征聘医生等等。
为了防止飞沫传播，伍连德设计了一种用两层纱布和一块吸水药棉制成的口罩，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口罩，戴上可有效阻挡飞沫传染。
伍连德还向延续了几千年的土葬习俗宣战。他宣布，在非常时期，所有死者的尸体全部进行火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灭尸体内的病毒。
关于这场战役，伍连德后来在回忆录这样写道：“我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为了实行强有力的交通管制，清政府从长春调来一支1160人的步兵团，分管各个区域。重点疫区傅家甸的居民必须佩戴证章，四个区域分别为四种颜色，除非申请特别准许证，否则不能越区走动。除此之外，在城市外围担任封锁任务的600名警察，被撤换后接受了防疫培训，然后被分配到4个分区和防疫站。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按照伍连德建议，在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点山海关设置检验所，对所有旅客进行为期5天的观察期，无症状才可放行。随着疫情的加重，检查程度也在不断加深。1月21日，又下命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疫情）蔓延”。
经过四个月的奋战，伍连德与其战友终于在4月底使东北鼠疫得到全面控制。不过在那一场瘟疫中，6万百姓被夺去生命，公职人员中，单长春一地就有166名卫生人员染疫殉职。
不仅是成功平息东北鼠疫，民国成立后，伍连德依旧为在这个古老国度普及现代医学而奔走努力。他与同行王吉民一起收集有关中国医学发展历史沿革的史料，以及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的相关资料，以英文编写《中国医学史》。在他的努力下，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落成开诊，成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兴建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伍连德担任首任院长。1935年，伍连德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
全面抗战爆发后，伍连德在上海的寓所被战火所毁，至爱的妻子也不幸离世。悲痛之余，他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回到马来西亚。
南洋的暖风拂过橡胶树林，在一座寂静的小城中，伍连德又开起了私人诊所。直到1960年，他与世长辞，享年81岁。小城中的人们，或许不知坐在诊所内的这位长者，曾经从魔鬼手中夺回了无数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