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第 一次听说伍连德,还是10多年前。那一年去马来西亚槟城,跟着导游行走在一条叫做珠烈街的老巷。在一个破旧的儿童玩具店前,导游漫不经心地说:“一百多年前,这屋子是间诊所。在这行医的,就是刚从英国归来的伍连德医师。”
许多人没在意这句话,也有人多了句嘴:“谁是伍连德?”
导游是个马来西亚华人,从业多年,一路上讲起当地风俗典故滔滔不绝。这一次,她却耸了耸肩:“他在马来西亚并不出名。旅行社培训时,说伍连德在中国很有名,带中国游客时可以提一下。”
看来,无论在马来西亚或中国,伍连德均没有太高知名度。十多年前,智能手机尚未普及,无法当场搜索。回到宾馆后,这件事便烟消云散了。
几年之后,在一份杂志上偶然翻到伍连德,才知这位生长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华人,竟是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候选人。他矢志不渝地在中国传播现代医学,被梁启超称为“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博士一人而已。”尤其在1910年,当中国东北爆发鼠疫,6万多人被夺去生命,整个中国笼罩在瘟疫阴影下时,伍连德挺身而出,运用现代医学的手段,阻止住了疾病的蔓延。
作别故乡,回归故国
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一个普通华人移民家庭。1896年,年仅17岁的他以所就读中学第一名的成绩,拿到英女王奖学金,远赴剑桥大学学习医学。欧洲求学期间,他先后到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系统掌握了现代医学知识。
190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伍连德回到槟城,就在珠烈街上开设了一家诊所。留洋博士,医术高超,在人们想象中,他必会在当地获得极高尊重与赞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伍连德不仅治病救人,也提倡禁止鸦片,还对流传千年的中医表示质疑。槟城虽远在南洋,却是华人聚居之地。伍连德的主张并未获得广泛认同,甚至引来嘲笑谩骂。几十年后,伍连德离开中国重归南洋,长时间定居怡保市,以开设私人诊所为业,却不愿回到故乡槟城,很大程度也是因为那段并不愉快的青年时光。
1907年,伍连德收到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书信。大清帝国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邀请他前往天津,以满腹所学贡献故国。那时的袁世凯,正在直隶推进洋务运动,他听人说起伍连德,认为像这样的高材生,不应当在槟城小诊所中度过一生。
伍连德欣然应邀,作别故乡,前往从未踏足过的故国。不曾想,刚到中国就遭遇当头棒喝。袁世凯在清帝国的政治斗争中失势,离开了京师,回到老家河南。这样一来,伍连德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只好自己在京城活动,最终受到满洲权贵接纳,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此后几年,伍连德的日子过得还算悠闲,却难以一展抱负。有同学去天津看他,只见他早已换下西服,穿上了清朝官袍,还戴着一顶配有假辫子的官帽。这番形象,与当年在剑桥求学时的意气风发实在相去甚远。
但是,蛰伏的英雄毕竟不是碌碌无为的官僚。当国家有难时,他立刻会展现出非凡特质,迎来一段辉煌。
地无完土,人死如麻
1910年10月25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的一间旅店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突然暴毙而亡,紧接着,同院居住的房客,以及房东全都接连染病死去。几人的症状都是发烧,咳嗽,然后咳血,染病时间不长,几日之内便死亡,尸体呈通体发紫状态,死状凄凉可怖。
很快,瘟疫在整个东北蔓延。《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如是写道:"地无完土,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未有甚于此者。"到1910年底,清政府官方的疫情报告是:哈尔滨,死亡5693人;长春市,死亡5827人;沈阳,死亡2579人;北京、天津、上海相继出现病例。
1910年12月24日傍晚,31岁的伍连德带着助手和仪器,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踏上了这片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土地。
伍连德一行来到哈尔滨,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到处都有人接耳议论,人们谈论着高烧、咳血和突然的死亡,谈论着路旁和旷野被人遗弃的尸体,还有不请自来的穿着制服的白人在那里调查这些死者的病因。”
染疫的人被送往隔离营,尸体被放进薄木棺材里集中埋在乱坟岗子,临时雇来的护士,消毒工和埋葬工,沒有穿戴防护服也没戴口罩。除了从奉天派来的两名西医和五名护士,大多数人对现代防疫检疫知识几乎一无所知。
伍连德认为,当务之急是弄清死因,而这必须得解剖尸体。然而在当时的东北,人们思想保守愚昧,听说要开膛破肚,没人捐出亲属的遗体。
几天之后,伍连德终于获得了一具日本女人的尸体。他亲自上阵进行解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经过不懈努力,伍连德在显微镜下发现了椭圆形的疫菌,从而判定这是肺鼠疫。
平息鼠疫,小城终老
伍连德当即向北京发去电报,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隔断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向关内征聘医生等等。
为了防止飞沫传播,伍连德设计了一种用两层纱布和一块吸水药棉制成的口罩,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口罩,戴上可有效阻挡飞沫传染。
伍连德还向延续了几千年的土葬习俗宣战。他宣布,在非常时期,所有死者的尸体全部进行火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灭尸体内的病毒。
关于这场战役,伍连德后来在回忆录这样写道:“我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为了实行强有力的交通管制,清政府从长春调来一支1160人的步兵团,分管各个区域。重点疫区傅家甸的居民必须佩戴证章,四个区域分别为四种颜色,除非申请特别准许证,否则不能越区走动。除此之外,在城市外围担任封锁任务的600名警察,被撤换后接受了防疫培训,然后被分配到4个分区和防疫站。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按照伍连德建议,在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点山海关设置检验所,对所有旅客进行为期5天的观察期,无症状才可放行。随着疫情的加重,检查程度也在不断加深。1月21日,又下命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疫情)蔓延”。
经过四个月的奋战,伍连德与其战友终于在4月底使东北鼠疫得到全面控制。不过在那一场瘟疫中,6万百姓被夺去生命,公职人员中,单长春一地就有166名卫生人员染疫殉职。
不仅是成功平息东北鼠疫,民国成立后,伍连德依旧为在这个古老国度普及现代医学而奔走努力。他与同行王吉民一起收集有关中国医学发展历史沿革的史料,以及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的相关资料,以英文编写《中国医学史》。在他的努力下,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落成开诊,成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兴建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伍连德担任首任院长。1935年,伍连德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
全面抗战爆发后,伍连德在上海的寓所被战火所毁,至爱的妻子也不幸离世。悲痛之余,他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回到马来西亚。
南洋的暖风拂过橡胶树林,在一座寂静的小城中,伍连德又开起了私人诊所。直到1960年,他与世长辞,享年81岁。小城中的人们,或许不知坐在诊所内的这位长者,曾经从魔鬼手中夺回了无数人的生命。
许多人没在意这句话,也有人多了句嘴:“谁是伍连德?”
导游是个马来西亚华人,从业多年,一路上讲起当地风俗典故滔滔不绝。这一次,她却耸了耸肩:“他在马来西亚并不出名。旅行社培训时,说伍连德在中国很有名,带中国游客时可以提一下。”
看来,无论在马来西亚或中国,伍连德均没有太高知名度。十多年前,智能手机尚未普及,无法当场搜索。回到宾馆后,这件事便烟消云散了。
几年之后,在一份杂志上偶然翻到伍连德,才知这位生长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华人,竟是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候选人。他矢志不渝地在中国传播现代医学,被梁启超称为“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博士一人而已。”尤其在1910年,当中国东北爆发鼠疫,6万多人被夺去生命,整个中国笼罩在瘟疫阴影下时,伍连德挺身而出,运用现代医学的手段,阻止住了疾病的蔓延。
作别故乡,回归故国
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一个普通华人移民家庭。1896年,年仅17岁的他以所就读中学第一名的成绩,拿到英女王奖学金,远赴剑桥大学学习医学。欧洲求学期间,他先后到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系统掌握了现代医学知识。
190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伍连德回到槟城,就在珠烈街上开设了一家诊所。留洋博士,医术高超,在人们想象中,他必会在当地获得极高尊重与赞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伍连德不仅治病救人,也提倡禁止鸦片,还对流传千年的中医表示质疑。槟城虽远在南洋,却是华人聚居之地。伍连德的主张并未获得广泛认同,甚至引来嘲笑谩骂。几十年后,伍连德离开中国重归南洋,长时间定居怡保市,以开设私人诊所为业,却不愿回到故乡槟城,很大程度也是因为那段并不愉快的青年时光。
1907年,伍连德收到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书信。大清帝国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邀请他前往天津,以满腹所学贡献故国。那时的袁世凯,正在直隶推进洋务运动,他听人说起伍连德,认为像这样的高材生,不应当在槟城小诊所中度过一生。
伍连德欣然应邀,作别故乡,前往从未踏足过的故国。不曾想,刚到中国就遭遇当头棒喝。袁世凯在清帝国的政治斗争中失势,离开了京师,回到老家河南。这样一来,伍连德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只好自己在京城活动,最终受到满洲权贵接纳,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此后几年,伍连德的日子过得还算悠闲,却难以一展抱负。有同学去天津看他,只见他早已换下西服,穿上了清朝官袍,还戴着一顶配有假辫子的官帽。这番形象,与当年在剑桥求学时的意气风发实在相去甚远。
但是,蛰伏的英雄毕竟不是碌碌无为的官僚。当国家有难时,他立刻会展现出非凡特质,迎来一段辉煌。
地无完土,人死如麻
1910年10月25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的一间旅店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突然暴毙而亡,紧接着,同院居住的房客,以及房东全都接连染病死去。几人的症状都是发烧,咳嗽,然后咳血,染病时间不长,几日之内便死亡,尸体呈通体发紫状态,死状凄凉可怖。
很快,瘟疫在整个东北蔓延。《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如是写道:"地无完土,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未有甚于此者。"到1910年底,清政府官方的疫情报告是:哈尔滨,死亡5693人;长春市,死亡5827人;沈阳,死亡2579人;北京、天津、上海相继出现病例。
1910年12月24日傍晚,31岁的伍连德带着助手和仪器,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踏上了这片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土地。
伍连德一行来到哈尔滨,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到处都有人接耳议论,人们谈论着高烧、咳血和突然的死亡,谈论着路旁和旷野被人遗弃的尸体,还有不请自来的穿着制服的白人在那里调查这些死者的病因。”
染疫的人被送往隔离营,尸体被放进薄木棺材里集中埋在乱坟岗子,临时雇来的护士,消毒工和埋葬工,沒有穿戴防护服也没戴口罩。除了从奉天派来的两名西医和五名护士,大多数人对现代防疫检疫知识几乎一无所知。
伍连德认为,当务之急是弄清死因,而这必须得解剖尸体。然而在当时的东北,人们思想保守愚昧,听说要开膛破肚,没人捐出亲属的遗体。
几天之后,伍连德终于获得了一具日本女人的尸体。他亲自上阵进行解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经过不懈努力,伍连德在显微镜下发现了椭圆形的疫菌,从而判定这是肺鼠疫。
平息鼠疫,小城终老
伍连德当即向北京发去电报,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隔断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向关内征聘医生等等。
为了防止飞沫传播,伍连德设计了一种用两层纱布和一块吸水药棉制成的口罩,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口罩,戴上可有效阻挡飞沫传染。
伍连德还向延续了几千年的土葬习俗宣战。他宣布,在非常时期,所有死者的尸体全部进行火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灭尸体内的病毒。
关于这场战役,伍连德后来在回忆录这样写道:“我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为了实行强有力的交通管制,清政府从长春调来一支1160人的步兵团,分管各个区域。重点疫区傅家甸的居民必须佩戴证章,四个区域分别为四种颜色,除非申请特别准许证,否则不能越区走动。除此之外,在城市外围担任封锁任务的600名警察,被撤换后接受了防疫培训,然后被分配到4个分区和防疫站。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按照伍连德建议,在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点山海关设置检验所,对所有旅客进行为期5天的观察期,无症状才可放行。随着疫情的加重,检查程度也在不断加深。1月21日,又下命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疫情)蔓延”。
经过四个月的奋战,伍连德与其战友终于在4月底使东北鼠疫得到全面控制。不过在那一场瘟疫中,6万百姓被夺去生命,公职人员中,单长春一地就有166名卫生人员染疫殉职。
不仅是成功平息东北鼠疫,民国成立后,伍连德依旧为在这个古老国度普及现代医学而奔走努力。他与同行王吉民一起收集有关中国医学发展历史沿革的史料,以及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的相关资料,以英文编写《中国医学史》。在他的努力下,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落成开诊,成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兴建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伍连德担任首任院长。1935年,伍连德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
全面抗战爆发后,伍连德在上海的寓所被战火所毁,至爱的妻子也不幸离世。悲痛之余,他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回到马来西亚。
南洋的暖风拂过橡胶树林,在一座寂静的小城中,伍连德又开起了私人诊所。直到1960年,他与世长辞,享年81岁。小城中的人们,或许不知坐在诊所内的这位长者,曾经从魔鬼手中夺回了无数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