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京
也就几天前吧，刚见过一次大头马，在南锣鼓巷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因为感冒，去得比较晚，到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咖啡馆里只剩两桌人，一桌像是两个女学生，正笑得花枝乱颤;另一桌就是大头马和一位外国友人，两人抽着电子烟，沉默着，一副聊了很久、话语已尽的疲惫相。我招呼她，她半起身，挥了挥手。“这是我的译者，诗歌圈的，他只翻译我的小说。”这是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接着，她把手缩到了桌子底下，僵着身子，颇有些拘谨地补了句，“我牛逼吧。”一阵寡淡的互捧和寒暄后，我们各自聊起了过去一年的经历，我可说的不多，主要是她在说，说她在老家一个派出所的工作经历，她描述得很像一份工作，由一个老警察带着，接触各种刑事案子。一来我正感冒，二来她说话太跳跃，我很难跟上她的节奏，一开始还在努力，后来就放弃了，瞟一眼旁边一桌的女生，看看走动的服务员，只在她停下来、强调说“这事我改成了一篇小说”，或者指着外国友人说“我刚才已经跟他讲过一遍了”时，才点点头，迎合两句。其间，她或许一直在说这段经历，或许还说了点别的，最后又绕回到案子上。“那个老警察就研究出一套严谨的审讯方案，终于撬开了他的嘴。”这句话，我听得很真切，因为旁边一桌的两个女生已经住了声，也往我们这边瞟了过来，她们在偷听她的话，而她又一次把手缩到了桌子底下，仍是那副拘谨的神态，“我打算写一部长篇，就是关于合肥这些年的案子的。”那一刻，我顿觉陌生，陌生这场景，陌生眼前的大头马。但转念又想，加上这次，我们也不过见过四次面，她或许只是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上海
那是第一次见大头马，二〇一七年的十月，金理和何平老师在上海组了个“双城文学批评工作坊”，我第一次参加这类似的活动，刚到的时候，大堂里有一群人在聊天，我跟他们都不认识，站了一会儿，便挪步到门外抽烟去了，接连抽了好几支，然后，一个干瘦的女生走了出来，管我要烟，我把烟递给她，又替她点上火，她才问我，是不是也是来参加活动的？我说是。她就说她是某某某，她声音很小，我一个字也没听清，她顿了片刻，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周恺，幸会幸会。她接得很快，“对不起，没听过。”这时候，大堂里的那群人也出来了，往吃饭的地方走，她“嗯”了一声，就跟过去了，把我晾在原地，我心想这他妈谁啊。第二天开会，开了一整天，主题叫“青年写作和文学的冒犯”，座次很滑稽，写批评的和写小说、写诗的对坐，这样安排，摆明了是想挑事，但结果并不如意，大多数时候，都是写批评的在试图训导我们这帮年轻人，翻来覆去都是，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什么样，你们的写作有什么不足之类的话。我读过我们当中一些人的作品，不少都是背离所谓的“好”的，但他们都表现得很温顺，我估计是懒得跟他们争。我被排在倒数几个发言，怨气已经压不住了，开口便冒了句，“主办方的钱白花了，这会既不青年，也不冒犯。”然后巴三揽四一大堆，还在说着，我就已经后悔了，我发现金理老师的脸色不大好看，这会是他负责的。幸好，我发完言，来了个更不礼貌的，她坐在角落，手里把玩着钢笔，语气慢吞吞，很是挑衅，“各位好，我叫大头马，大家可能都不认识我，哈哈，没关系，我也不认识你们。”到这时候，我才晓得，这家伙叫大头马。随后，她因为“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不是一个水准跟某人争执了起来，我已经记不得她的观点是什么了，只记得最后是以对方的一句“我们下来再聊”收场。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表现的确很尴尬，因为，会后，大家还得坐一起吃散伙饭。吃饭时，我孬兮兮地自觉坐到了角落，然后，她也坐了过来，开始我还以为，她是不是觉得我的发言很有意思，想跟我继续讨论，但她并没有要讨论的意思，一声不吭地蹭我的烟抽，两个人抽一包烟，烟盒很快就空了，最后一支，她客气地让给了我，然后举手问，她可不可以要一瓶小二，很多人都在笑，我也笑了，金理老师没笑，他说当然可以，然后又像打暗语一样地问了声，“头马，还好吧？”她说：“没事，没事，你们聊，不用管我。”
潮州
那次工作坊结束过后，大头马加了我的微信，发来一句话：谢谢你的烟。我回复：客气。她再回复：好。到现在，这个字也是我们的聊天记录中最多的一个字，往往我跟她说个事情，她就回复一个“好”或者“好的”。我也是那次工作坊过后，才渐渐跟同龄的写作者有了联系。有那么一阵子，“大头马”这三个字会出现在各种聊天中，我也零零碎碎地知道了，那阵，她因为一些事情，状态不大好，停笔没写了。这些都是听来的，她到底怎么样，我不太清楚。我们第二次见面，是一年之后，在潮州，《花城》组织的笔会，我记不得她是跟我同一天到，还是隔天才来，我记得的是，她刚一见到我，就主动招呼了我，然后笑着走过来，问我：“有烟没？”这次笔会要轻松得多，除开半天的会议，别的时候都在采风，逛夜市、看花灯、拜寺庙、买漆器，像极了夕阳红旅行团。大头马对人的态度也比之前和气了些，脸上总挂着笑，拍照的时候还会突兀地比个“V”的手势。兴许是我们先前就见过，路途中，大巴车上，她会主动来找到我聊天，问我的近况，也说她最近对某类音乐有兴趣，然后介绍带她玩那类音乐的人，独独没有聊写作。直到最后一天晚上，逛牌坊街，我们一路走，应该是我递烟给她时，她突然说：“我前阵子看了你的小说，挺好的。”当然，我不信，至少当时不信，便把话题扯到了别的上头，扯到了卡夫卡，扯到了舒尔茨，又扯到了波拉尼奥，就是聊到波拉尼奥的时候，她说她去过智利，是去跑马拉松，她用这段经历写了篇非虚构，我随即就问她，现在还在写小说吗？她说没写，又抽了两口烟，就没说话了。
香港
应该是在潮州的时候，我跟大头马说，我随老婆暂时搬到香港了。她说她很喜欢香港，也常去，下次找我。我当时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转年的春天，她发来微信，说她要来香港，看巴塞尔艺术展。我问，一起吃个饭？她说，多了张门票，可以转给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钱转了过去。我老婆多嘴说了句，别是谁捡了手机搞诈骗。老实说，见到大头马之前，我心头都很悬。从我住的地方到会展中心要一个多小時，到了那儿，我完全是晕的，跟大头马打了好几通电话，才发现她就在不远处，只是我没认出来。她搞了副很大的耳机挂在脖子上，手头拿着电子烟，很像个港女。她是跟着一帮朋友一起来的，一些是单纯来看展，还有些是奔着买画的目的来，似乎很急，我们只是打了个招呼，就匆忙进了展厅，而且进展厅，便各走各的。我对那些艺术品没多大兴趣，纯粹是走马观花，没多久就逛完了，再转回去时，碰到了大头马跟她的两个朋友，她的两个朋友在议论着什么，而她则戴着耳机，昂着头，站在一件装置作品底下，那是一只数十上百把镰刀拼成的巨翅，作品名就叫《左翼》。我走了过去，她看到了我，取下了耳机，跟我说：“这个有点意思。”等所有人都逛完展厅，天已经黑了，我们就近找了家餐厅，人很多，坐的长条桌。我跟大头马年纪最小，依旧坐在最边上，趁他们聊天，我们胡吃海喝一通，其间，她告诉我，她最近应该还会来趟香港，她拿了个奖，是一篇小说，她说她又开始写了。我印象中，他们一帮人吃完饭，又打算去泡吧，我去不成，我得赶收班车回去。我陪他们走了一段，在兰桂坊外面的一个十字路口告的别，大头马在前头走得很快，她已经穿过人行道了，我就隔着马路，远远地跟她道了声保重。那会儿，我在香港已经待了大半年，几乎没什么熟人可见，成天都闷在家写小说，当时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老实说，心头是颇有些不舍的。两个月后，大头马果然来香港领奖了，只是，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缘故，我们没能见上面，第四次见面便是开头提到的前几天的这次。
也就几天前吧，刚见过一次大头马，在南锣鼓巷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因为感冒，去得比较晚，到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咖啡馆里只剩两桌人，一桌像是两个女学生，正笑得花枝乱颤;另一桌就是大头马和一位外国友人，两人抽着电子烟，沉默着，一副聊了很久、话语已尽的疲惫相。我招呼她，她半起身，挥了挥手。“这是我的译者，诗歌圈的，他只翻译我的小说。”这是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接着，她把手缩到了桌子底下，僵着身子，颇有些拘谨地补了句，“我牛逼吧。”一阵寡淡的互捧和寒暄后，我们各自聊起了过去一年的经历，我可说的不多，主要是她在说，说她在老家一个派出所的工作经历，她描述得很像一份工作，由一个老警察带着，接触各种刑事案子。一来我正感冒，二来她说话太跳跃，我很难跟上她的节奏，一开始还在努力，后来就放弃了，瞟一眼旁边一桌的女生，看看走动的服务员，只在她停下来、强调说“这事我改成了一篇小说”，或者指着外国友人说“我刚才已经跟他讲过一遍了”时，才点点头，迎合两句。其间，她或许一直在说这段经历，或许还说了点别的，最后又绕回到案子上。“那个老警察就研究出一套严谨的审讯方案，终于撬开了他的嘴。”这句话，我听得很真切，因为旁边一桌的两个女生已经住了声，也往我们这边瞟了过来，她们在偷听她的话，而她又一次把手缩到了桌子底下，仍是那副拘谨的神态，“我打算写一部长篇，就是关于合肥这些年的案子的。”那一刻，我顿觉陌生，陌生这场景，陌生眼前的大头马。但转念又想，加上这次，我们也不过见过四次面，她或许只是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上海
那是第一次见大头马，二〇一七年的十月，金理和何平老师在上海组了个“双城文学批评工作坊”，我第一次参加这类似的活动，刚到的时候，大堂里有一群人在聊天，我跟他们都不认识，站了一会儿，便挪步到门外抽烟去了，接连抽了好几支，然后，一个干瘦的女生走了出来，管我要烟，我把烟递给她，又替她点上火，她才问我，是不是也是来参加活动的？我说是。她就说她是某某某，她声音很小，我一个字也没听清，她顿了片刻，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周恺，幸会幸会。她接得很快，“对不起，没听过。”这时候，大堂里的那群人也出来了，往吃饭的地方走，她“嗯”了一声，就跟过去了，把我晾在原地，我心想这他妈谁啊。第二天开会，开了一整天，主题叫“青年写作和文学的冒犯”，座次很滑稽，写批评的和写小说、写诗的对坐，这样安排，摆明了是想挑事，但结果并不如意，大多数时候，都是写批评的在试图训导我们这帮年轻人，翻来覆去都是，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什么样，你们的写作有什么不足之类的话。我读过我们当中一些人的作品，不少都是背离所谓的“好”的，但他们都表现得很温顺，我估计是懒得跟他们争。我被排在倒数几个发言，怨气已经压不住了，开口便冒了句，“主办方的钱白花了，这会既不青年，也不冒犯。”然后巴三揽四一大堆，还在说着，我就已经后悔了，我发现金理老师的脸色不大好看，这会是他负责的。幸好，我发完言，来了个更不礼貌的，她坐在角落，手里把玩着钢笔，语气慢吞吞，很是挑衅，“各位好，我叫大头马，大家可能都不认识我，哈哈，没关系，我也不认识你们。”到这时候，我才晓得，这家伙叫大头马。随后，她因为“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不是一个水准跟某人争执了起来，我已经记不得她的观点是什么了，只记得最后是以对方的一句“我们下来再聊”收场。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表现的确很尴尬，因为，会后，大家还得坐一起吃散伙饭。吃饭时，我孬兮兮地自觉坐到了角落，然后，她也坐了过来，开始我还以为，她是不是觉得我的发言很有意思，想跟我继续讨论，但她并没有要讨论的意思，一声不吭地蹭我的烟抽，两个人抽一包烟，烟盒很快就空了，最后一支，她客气地让给了我，然后举手问，她可不可以要一瓶小二，很多人都在笑，我也笑了，金理老师没笑，他说当然可以，然后又像打暗语一样地问了声，“头马，还好吧？”她说：“没事，没事，你们聊，不用管我。”
潮州
那次工作坊结束过后，大头马加了我的微信，发来一句话：谢谢你的烟。我回复：客气。她再回复：好。到现在，这个字也是我们的聊天记录中最多的一个字，往往我跟她说个事情，她就回复一个“好”或者“好的”。我也是那次工作坊过后，才渐渐跟同龄的写作者有了联系。有那么一阵子，“大头马”这三个字会出现在各种聊天中，我也零零碎碎地知道了，那阵，她因为一些事情，状态不大好，停笔没写了。这些都是听来的，她到底怎么样，我不太清楚。我们第二次见面，是一年之后，在潮州，《花城》组织的笔会，我记不得她是跟我同一天到，还是隔天才来，我记得的是，她刚一见到我，就主动招呼了我，然后笑着走过来，问我：“有烟没？”这次笔会要轻松得多，除开半天的会议，别的时候都在采风，逛夜市、看花灯、拜寺庙、买漆器，像极了夕阳红旅行团。大头马对人的态度也比之前和气了些，脸上总挂着笑，拍照的时候还会突兀地比个“V”的手势。兴许是我们先前就见过，路途中，大巴车上，她会主动来找到我聊天，问我的近况，也说她最近对某类音乐有兴趣，然后介绍带她玩那类音乐的人，独独没有聊写作。直到最后一天晚上，逛牌坊街，我们一路走，应该是我递烟给她时，她突然说：“我前阵子看了你的小说，挺好的。”当然，我不信，至少当时不信，便把话题扯到了别的上头，扯到了卡夫卡，扯到了舒尔茨，又扯到了波拉尼奥，就是聊到波拉尼奥的时候，她说她去过智利，是去跑马拉松，她用这段经历写了篇非虚构，我随即就问她，现在还在写小说吗？她说没写，又抽了两口烟，就没说话了。
香港
应该是在潮州的时候，我跟大头马说，我随老婆暂时搬到香港了。她说她很喜欢香港，也常去，下次找我。我当时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转年的春天，她发来微信，说她要来香港，看巴塞尔艺术展。我问，一起吃个饭？她说，多了张门票，可以转给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钱转了过去。我老婆多嘴说了句，别是谁捡了手机搞诈骗。老实说，见到大头马之前，我心头都很悬。从我住的地方到会展中心要一个多小時，到了那儿，我完全是晕的，跟大头马打了好几通电话，才发现她就在不远处，只是我没认出来。她搞了副很大的耳机挂在脖子上，手头拿着电子烟，很像个港女。她是跟着一帮朋友一起来的，一些是单纯来看展，还有些是奔着买画的目的来，似乎很急，我们只是打了个招呼，就匆忙进了展厅，而且进展厅，便各走各的。我对那些艺术品没多大兴趣，纯粹是走马观花，没多久就逛完了，再转回去时，碰到了大头马跟她的两个朋友，她的两个朋友在议论着什么，而她则戴着耳机，昂着头，站在一件装置作品底下，那是一只数十上百把镰刀拼成的巨翅，作品名就叫《左翼》。我走了过去，她看到了我，取下了耳机，跟我说：“这个有点意思。”等所有人都逛完展厅，天已经黑了，我们就近找了家餐厅，人很多，坐的长条桌。我跟大头马年纪最小，依旧坐在最边上，趁他们聊天，我们胡吃海喝一通，其间，她告诉我，她最近应该还会来趟香港，她拿了个奖，是一篇小说，她说她又开始写了。我印象中，他们一帮人吃完饭，又打算去泡吧，我去不成，我得赶收班车回去。我陪他们走了一段，在兰桂坊外面的一个十字路口告的别，大头马在前头走得很快，她已经穿过人行道了，我就隔着马路，远远地跟她道了声保重。那会儿，我在香港已经待了大半年，几乎没什么熟人可见，成天都闷在家写小说，当时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老实说，心头是颇有些不舍的。两个月后，大头马果然来香港领奖了，只是，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缘故，我们没能见上面，第四次见面便是开头提到的前几天的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