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蔡元培由封建官僚向革命派转变的过程中，日语学习和日译西籍的阅读对其了解西学新知和革命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对“和文汉读法”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日语学习方法的探索甚至早于梁启超。在完成了由日语学徒向教育管理者的转变后，将这种日语“速成”教学法乃至自己的东文观服从和服务于近代大学的功能定位及国家的政治战略，因材施教、因时而教，对今天的日语教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蔡元培；东文观；日语教育；绍兴中西学堂；南洋公学
从1892年高中大清进士，到甲午战后，同情康梁倡导的维新变法，以至1902年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清末的蔡元培在思想上完成了由封建而求民主、由故识而求新知的激烈转变。在爱国学社章程中，蔡元培提出：“本社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并希求“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吉田松荫、西乡隆盛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治思想界代表人物；松下讲社、鹿儿私学即是他们宣扬变法维新的讲学之所。这样，蔡氏宣扬的所谓“精神”、“志气”之意便不难领会了。
“非能读西国之籍，不能周知西国之为”，西学新知成为清末维新派、洋务派之了解世界情势之急需。对蔡氏的革命维新转向起着重要催化作用的不惟“侯官严氏译述西儒赫胥黎、斯宾塞尔诸家之言”，还包括大量有关日本的著述或日文原版书籍，如《日本新政考》、《日本史略》、《日本师船考》、《日清战史》等。而“西学以新理新法为贵，旧时译述半为陈编”，清末外籍汉译的严重滞后使蔡元培意识到“治专门学者，必须通外国语，以为研究参考之地”。“然而全国士流，能读和文书者，尚百不得一，能读西文者，且干不得一，我国译学尤稚焉。”——译才的匮乏直接制约了西学东渐的进程。而有限的译本也因译者水平的良莠不齐，而引起蔡元培的不满(如认为顾厚琨的《日本新政考》就“不甚有条理”。对此，严复给出了两个选项：“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读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为了最大程度地接近国外新学思想，蔡元培日渐认识到外语学习的重要性，甚至将英文程度列为择偶的基准之一：“予谙习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问，故愿娶一长于英文之室女。”谙习德语缘于1907年起的四年德国留学生涯，而略通法语则似乎并不确实。(陈西滢：《关于蔡先生的回忆》，载《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而早在留德前的日文学习、日译西籍的阅读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蔡元培的思想转途，而其后倡导的日语教育、日籍汉译也成为蔡氏向门生宣扬西学新知的重要媒介。而这些问题至今似乎都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究也付之阙如。
一、日语速成与“和文汉读”：日语学徒期的蔡元培
蔡元培与日语的渊源可追溯到1897年。是年10月17日，蔡氏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书衡来，拟辟东文学馆，以西书直贵，其要者，日本皆有译本，通东文即可博览西书，且西文非三、五年不能通，东文可以半年为期，尤简易也。属致书杏南，问其详。”由此可知，蔡氏对日语的兴趣是基于日语“可以半年为期”的“简易”。这种观念与其说蔡元培的个人观念，不如说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的普遍观念。满清政府闭关自守、闭目塞听，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日渐倾颓：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则由明治维新而迅速强盛起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其崛起之速、国力之盛令大清帝国的仁人志士为之侧目。变法失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于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而清末中国知识界普遍认为“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尽管戴季陶和周作人等“日本通”对此说深表不屑(均认为“学日文二年可以小成，要好须得五年”，见周作人：《苦竹杂记·关于日本语》，岳麓书社1987)，但“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的观念仍然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界日语观的主流，也是“日本以同文同种之说强聒于我国”的基本背景。汉译日籍乃至原版日籍，就相应地成为国人由“轻日”思维转向“师日”之径、并通过日本走廊开眼看世界的必然媒介。梁启超更以“农夫”之喻将“走廊”观念予以形象的表现：“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生，日人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日记的记述可知，蔡元培习东文的直接目的在于阅读日籍，而终极旨归则在于通过日本走廊博览西书，了解西学新知。
而筹建东文学馆一事真正付诸实施却似乎并不顺畅，日记翻到1898年6月17日，方见“聘会稽陶杏南司马(大均)教日本文字”的记述。令笔者感到惊诧的是，在初识日语仅四天后，蔡元培即“译日本小文典序一纸”；一周后始“译《万国宪法》序”(6月28、29日、7月1日)、“译‘日人败明师于平壤’一纸”，待译《俄土战史》时，已感“有文从字顺之乐”了。进步之神速。不禁让人联想到梁启超所创的日语速成之法——“和文汉读法”，任公先生声称，凡循此法者，“慧者一句，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而蔡元培可数日自通，这里除了其自身的天资外，也与当时日本书籍的文体关联甚大。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知识阶层、官僚阶层均采用与通俗作家市井小说“和文体”不同的“汉文体”著书立说。“日本文中夹着汉字是使中国人不能深彻地了解日本的一个障害”(参见周作人：《苦竹杂记·关于日本语》，岳麓书社1987)，但这种文体的存在，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日文提供了天然的便利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虽然汉文体著述中大量使用汉字，有一定古文功底的人即便不识“虚字”者也可猜出十之八九，但由于助词本身的复杂性，要较为准确地领会原文的意旨并非易事。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早已向国人言明了日语虚词在篇章表意上的重要性，曰：“日本之语言其音少，其辞繁，其语长而助辞多，其为语皆先物而后事，先实而后虚，此皆于汉文不相比附，强袭汉文而用之，名物象数用其义而不用其音，犹可以通。若语气文字收发转变之间，循用汉文，反有以钩章佶曲聱牙为病者。”为准确理解日文，蔡元培在“虚字”的学习上花费了不少工夫。不但在日人野口的指导下通过试译《论语》，从中探寻汉日文“虚字”文法的转换规律(6月28日)；还对此作了专门的钻研，“刺取日本字书中虚字”(7月7日)，并把《连盟论》中有之“虚字”“依字母先后，以本字类聚之”(7月10日)，企图通过归纳总结加深对“虚字”使用规律的理解和认知。在梁启超明确提出应“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已可读书而无窒阂矣”之前，蔡元培已然通过自己的努力，摸索出日语助词学习的自觉，并与梁氏的主张殊途同归。
当然，以阅读日籍为目标的学习，决定了蔡元培的日语学习只能停留在读写的阶段，还无法达到与日 人正常沟通的程度。在习日文一年后，与中川君、藤乡君等日本教习之间的交流还须依仗笔谈(1899年6月29日、1900年正月14日)。蔡氏本人对此也并不避讳，甚至不以为意：“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在读写与听说之间，蔡元培优先了前者。至于日语的听说该如何训练，蔡元培在个人的著述中未有明确交代。但据其南洋公学时期的高足黄炎培回忆，他曾教导学生“至日语，将来如赴日留学，就习未晚”。周作人曾指出要真正把握日本语言，就“须知道这语言也有他的生命，多少要对于他感到一种爱好与理解”。但是由于通过日本走廊了解西学新知的急切，中国知识界普遍对日本语言的工具性和中介性强调有余，而对日本语言和日本文化自身独立价值则认识不足。从方法论和功用论的视角来看，蔡元培的日语观与梁启超似乎并无二致——“不求能文而求能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任公先生的《和文汉读法》(1899年春)一书尚未成书时，蔡氏就已在探索中日语言互译规律的道路上先行一步了，领风气之先。故此，在“和文汉读法”的研究中过度评价梁氏的先驱作用，而忽略了其前人探索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二、实学观念下的日语教学：变身管理者后的蔡元培
1898年8月，蔡元培弃官归里，出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即为校长)，提倡新学。此“中西学堂”本为山阴乡绅、维新人士徐树立仿效天津中西学堂所倡建，有着较浓郁的西学风气。蔡元培主事的三年间，按自己的新学思路对既有课程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增设了物理、化学等西学科目；外语课程则在原有的英语、法语的基础上增设了日语课程。从其日记中可知，日语教员的聘任取的是中日合璧的原则。上文提及的中川氏和藤乡氏便为其中的日本教习。翌年8月1日，又延聘当年与自己“同学和文”的同窗何阆仙“居日新斋，检束学生”。“中日合璧”的聘任方案或是基于师生交流沟通方面的顾虑，在几个月前他曾有过这样的体验：“至保安桥东亚学堂，晤教习某君，华语颇艰涩，不能畅谈。”(1899年4月14日)有一定东文基础的蔡氏自己尚且如此，毫无东文基础的学生与日本教习沟通之艰难可想而知。对日本教习的顾虑在后来终被验证。在半年多后，即“得东文学生函，言藤乡教育之无法，各学生徒费学时，了无进益，遂决意解约”(1900年4月13日)。尽管学的是多少有些“三脚猫”的日文，但与日本教习相比，蔡元培与同窗何阆仙似乎更能体悟国人的日语认知特点，至少在蔡的日记中未见对何氏的投诉——显然，前一阶段东文学习的切身体验为蔡、何的日语教学提供了直接的参考和依据。
在与何阆仙共同制定的课程计划中，蔡元培要求：“和文课程，更定以先一小时授读本一课，限第二日默写，以后。小时译汉文为东文，以讨文法。”(1899年8月1日)四个月后的12月8日“始讲和文天尔波(即助词、助动词——笔者注)”。由此可推断，学堂当时的日语教育已较为科学化、体系化和规范化——有了日语的专任教员和启蒙读本，并通过“汉译日”以及虚词的专项训练强化对日本文法的理解与应用，此外还制定了明确的奖惩制度。对于学业优异者，学堂的奖励也颇耐人寻味——“命题课塾中诸生，奖以《经国美谈》”(1900年12月1日)。《经国美谈》作者矢野龙溪不仅以日本立宪改进党领袖、驻清公使的身份活跃于政坛，还是一位从事政治小说创作的业余政论家。日本政治小说的创作是在日译西方政治小说的孕育下诞生出来的，而与日本传统文学超政治性、非政治性不同，“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经国美谈》作为“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经由梁启超等人的积极译介和鼓吹对中国有志于维新、革命的新学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蔡元培以该作作为奖赏，其用意不言自明。而由此可见，蔡氏非但以日本语言作为了解西学的工具，还有选择性地将日本政治文学作品作为向新式学生灌输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媒介。除了开设专门的日语课程，蔡元培还一直筹划以日本的教科书改造中国的学校教材。在日记中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构想：“此杂志中所译各学教科书，多采自日本，考各种教科书，有可通用者(如动、植、理化之类)，有须特撰者(如读本、地理、历史之类)。兹译日本教科书为蓝本，海内学人若据此编润成中国合用之书，则幸甚。”(1901年3月26日)
另一方面，随着个人东文水平的显著提升，蔡元培的阅读面已不仅限于简单的东文基础读本。《经国美谈》与《西国立志编》([英]Samuel Smiles：SelfHelp，[日]中村正直译)等讲述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科技发明的著作让他兴奋不已。而不同于前一时期，在此期蔡氏的购读的书目中也不乏《日本风俗》、《东京游学案内》等描绘日本本土风土文化的日文原版书籍(1900年11月13日、1901年5月12日)——蔡元培对日本文化和社会的理解由感性的想象阶段向理性认知阶段切近。总的看来，中西学堂时期的蔡元培，作为东文学习者已经超越语言层面的学习，开始广泛涉猎日本社会文化知识，并将自己涉猎的新学知识有选择地、策略性地灌输给学生。作为教育家和管理者，通过较规范的课程设置和系统的专业训练开始了近代日语教育的最初尝试，和以日本教育体系改造中国既有教育模式的最初构想。
这种构想的贯彻落实是在半年多之后。1901年8月，上海的南洋公学特班开学，蔡元培被聘为特班总教习。由于天津中西学堂与上海南洋公学同为太常寺少卿盛宣怀所创，其中活跃的西学氛围蔡元培应该不会感到陌生。所谓“特班”，盛宣怀在上呈的奏折中解释为“变通原奏速成之意，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以储经济特科人才之用。”该班的成立实际上是解决上院缓办、人才急需的一种折中形式。特班的入学选拔极为严格，该班章程中称“于上院中院之外特设一班，以待成材之彦之有志于西学者”。可见，入读者多已是当时学界俊彦：“四十人中有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徵、胡仁源、殷祖同、谢澄(今名无量)、李叔同、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材生”。
入丰南洋公学特班后，蔡元培对已有课程做了系统的整合与改造。然而，最让特班学生感觉受益的似乎并不在正课的教学。其高足黄炎培就认为“吾辈之悦服吾师，尤在正课以外，令吾辈依志愿习日本文，吾师自教之”。这种“正课之外”、业余性质的“和文汉读法”课程在1901年10月即被列入“高级课程”计划，而真正付诸实施则是1902年2月17日：“学生有愿习和文汉读者，是日始课之。嗣后，月、水、今日为常课。”并为此托友人“买日本字书数种”，以备教学之用(2月18日)。至于为何要在正课之外开设日文课，蔡氏与学生的说法综合起来不外有三：一、“其时学生中能读英文者甚少，群思读日文书”，换言之，即应学生的需求而开设。二、日本书的价格较之欧美低廉。蔡元培认为“今后学人需具有世界知识，世界日在进化，事物日在发明， 学说日新月异，读欧书价贵，非‘般人之力所克胜。日本侈译两书至富，而书价贱，能读日文书则无异于能遍读世界新书”。三、日文易学，并可通过日本的窗口窥测世界。“了解国际，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英文自然要读，通日本文比较容易，从日本书中亦可以了解国际情况”，而教学方法，仍与此前一脉相承——“以不习日语而强读日文书之不彻底法授之”(即“和文汉读法”)，让学生们“从学习日本翻译中，阅读容易了解的日本书”，并令其“随习随试译”；每月一次，蔡元培亲自评改。作为特班总教习，蔡元培本人也率先垂范，大量购读日本原版书籍，诸如《日本现行法令大全》(1901年9月29日)《教育学书解说》和《实用教育学》等(1901年11月21日)，并翻译了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
与绍兴中西学堂时期相对系统的语法、翻译教学不同，由于学生素质及培养方向、目标诸方面的差异，南洋公学特班极为注重翻译能力(尤其是日译汉能力)的培养，强调“速成”，而将语言本身的学习置于第二位。蔡元培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法短期内收到了奇效，极大地激发了学生阅读日籍的积极性，“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笔者在翻阅《新民从报》时，发现了当时的特班学生的邵闻泰(即邵力子)致流亡在日的主编梁启超的信件，日：“达尔文、约翰弥勒、赫胥黎、斯宾塞等所著书，除《天演论》名学外，其余诸书，日本均有译本否?乞示复。”该信刊于《新民丛报》第九号(1902年5月1日)，以此推断，编辑部收到此信最晚应为4月。而由蔡元培日记可知，在课外教授“和文汉读法”始于同年2月；同时赫胥黎、斯宾塞尔等的著作又都是蔡元培的喜读之作。由此不难看出，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特班学生就已在蔡师的引领下，希图通过日文译本了解西学新知。非但如此，学生“试译”也卓有成绩。其中，李叔同的成绩便是翻译了日人玉川次致的《法学门径书》和太田政弘等著的《国际私法》，译者自称翻译的目的在于给国人灌输“国际思想”，以改变“外人之跋扈飞扬”，“苟国人读此书而恍然于国际之原则，得回补救不久于万一，且进而求政治之发达，则中国前途之幸也”。
当然，单单强调蔡元培的一己之力也是不准确的。南洋公学特班的“和文汉读法”实际上似乎可以理解为蔡氏与梁启超二人里应外合、综合影响的结果。一方面，蔡元培在开“和文汉读法”课程之前就在日记中提及了梁氏的《和文汉读法》：“介石来，同至日文学堂，看燕生、州髓。州髓以《寄学速成法》印本不全者见示，视《和文汉读法》为详。”(1901年11月20日)另一方面，梁启超自《新民丛报》第九号起便发表了著名的长文《东籍月旦》，并在“问答栏”里为自己草撰的《和文汉读法》做足了广告宦传，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该报在南洋公学虽屡遭校方保守势力的封禁，但是拥有众多的青年读者。“和文汉读法”以此杂志为媒介对广大学生产生影响则是顺理成章之事(邵力子向该志的投书便是佐证)。——在特班的日语教学中，“和文汉读法”的功效在蔡、梁的双重倡导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强化。
“和文汉读法”在南洋公学特班的实施也并非偶然，其背后隐藏的是国家政治战略和近代大学功能定位所支撑的双重必然。南洋公学作为第一批官办近代大学，其定位必然与国家的政治战略相呼应。在《南洋公学章程》中，盛宣怀提出了“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的办学目标，这就使日本语乃至日本学的教学、研究成为一种必然。此外，由于“时事方殷、需才至亟”，“欲速副朝廷侧席之求，必先取资于成名之人，盛才之彦”，这也是特班开办的初衷之一。虽然“环球各国学校如林，大率形上形下，道与艺兼”，时代嗅觉敏感的盛宣怀敏锐地觉察到“惟法兰西之国政学堂，专教出使、政治、理财、理藩四门，而四门之中皆可学商务，经世大端，博通兼综。学堂系士绅所设，然外部为其教习，国家于是取才。臣今设立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意，以行达成之实。”盛氏对特班的定位显然是以法兰西的国政学堂为范本的，并要求特班的知识精英“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那么，所谓的“政学”学习方向何在?在详细对比了诸“帝国”的政治统治制度后，盛宣怀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惟德意志自毕士马以来，尊崇帝国，裁损民权，画然有整齐严肃之风，日本法之，以成明治二十年以后之政绩；俄虽号君主专制之国……不若日德之巩固也。较量国体，惟日德与我相同，亦惟日德之法于我适宜而可用。臣尝谓欲求详备，必博选通达古今之士，游历德国，逐事咨询，仍于各省多设德文学堂，广翻德书，而后斟酌损益，可以万全而无弊。今兹公学，力未有能，姑就东文之翻自德文者译之，得尺得寸，为早年一溉之计。……格致、制造则取法于英美，政治、法律则取法于日德……
盛氏要求南洋公学在“政学”教学与研究上取法德日，但在译德书遭遇了“今兹公学，力未有能”的现实无奈之后，“就东文之翻自德文者译之”就成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并曾专门为此成立了译书院和东文学堂。在讲求“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实学氛围浓厚的南洋公学，蔡元培引导学生，以“和文汉读法”而求速成、将日籍汉译定位为日语教学的首要目标则不难理解。
三、结论
在蔡元培由封建而“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演进历程中，影响因素无疑是多种多样的。由以上的考论不难发现，日语的学习、日译西籍的阅读对蔡元培革命思想的成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追求速成和实用的浮躁、以及因此而生的重读写、轻听说的倾向，直接促使他开始了对“和文汉读法”这一有中国特色日语学习方法的先期探索，对此学界应予以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在日语“工具论”和“中介论”的思维下，蔡元培对西学的至高地位以及日译西籍在西学东渐路线上的中转作用强调有余，对日本语言和文化本体的独立价值则认识不足。和文汉读法和东文“中介论”对蔡氏后来的日语教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绍兴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特班执教期间，他通过课堂或业余日语教学向学生灌输日译西学，激发了学生学习日语的兴趣，并以此大大强化了西学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和影响。单从日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变身教育管理者后，蔡元培坚持使日语教学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战略及近代大学的功能定位的客观要求，做到因材施教、因时而教、强调日语教学“实学性”的教学策略都值得今天的日语教学、研究者深思。
责任编辑 陈立民
关键词：蔡元培；东文观；日语教育；绍兴中西学堂；南洋公学
从1892年高中大清进士，到甲午战后，同情康梁倡导的维新变法，以至1902年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清末的蔡元培在思想上完成了由封建而求民主、由故识而求新知的激烈转变。在爱国学社章程中，蔡元培提出：“本社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并希求“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吉田松荫、西乡隆盛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治思想界代表人物；松下讲社、鹿儿私学即是他们宣扬变法维新的讲学之所。这样，蔡氏宣扬的所谓“精神”、“志气”之意便不难领会了。
“非能读西国之籍，不能周知西国之为”，西学新知成为清末维新派、洋务派之了解世界情势之急需。对蔡氏的革命维新转向起着重要催化作用的不惟“侯官严氏译述西儒赫胥黎、斯宾塞尔诸家之言”，还包括大量有关日本的著述或日文原版书籍，如《日本新政考》、《日本史略》、《日本师船考》、《日清战史》等。而“西学以新理新法为贵，旧时译述半为陈编”，清末外籍汉译的严重滞后使蔡元培意识到“治专门学者，必须通外国语，以为研究参考之地”。“然而全国士流，能读和文书者，尚百不得一，能读西文者，且干不得一，我国译学尤稚焉。”——译才的匮乏直接制约了西学东渐的进程。而有限的译本也因译者水平的良莠不齐，而引起蔡元培的不满(如认为顾厚琨的《日本新政考》就“不甚有条理”。对此，严复给出了两个选项：“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读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为了最大程度地接近国外新学思想，蔡元培日渐认识到外语学习的重要性，甚至将英文程度列为择偶的基准之一：“予谙习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问，故愿娶一长于英文之室女。”谙习德语缘于1907年起的四年德国留学生涯，而略通法语则似乎并不确实。(陈西滢：《关于蔡先生的回忆》，载《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而早在留德前的日文学习、日译西籍的阅读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蔡元培的思想转途，而其后倡导的日语教育、日籍汉译也成为蔡氏向门生宣扬西学新知的重要媒介。而这些问题至今似乎都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究也付之阙如。
一、日语速成与“和文汉读”：日语学徒期的蔡元培
蔡元培与日语的渊源可追溯到1897年。是年10月17日，蔡氏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书衡来，拟辟东文学馆，以西书直贵，其要者，日本皆有译本，通东文即可博览西书，且西文非三、五年不能通，东文可以半年为期，尤简易也。属致书杏南，问其详。”由此可知，蔡氏对日语的兴趣是基于日语“可以半年为期”的“简易”。这种观念与其说蔡元培的个人观念，不如说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的普遍观念。满清政府闭关自守、闭目塞听，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日渐倾颓：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则由明治维新而迅速强盛起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其崛起之速、国力之盛令大清帝国的仁人志士为之侧目。变法失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于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而清末中国知识界普遍认为“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尽管戴季陶和周作人等“日本通”对此说深表不屑(均认为“学日文二年可以小成，要好须得五年”，见周作人：《苦竹杂记·关于日本语》，岳麓书社1987)，但“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的观念仍然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界日语观的主流，也是“日本以同文同种之说强聒于我国”的基本背景。汉译日籍乃至原版日籍，就相应地成为国人由“轻日”思维转向“师日”之径、并通过日本走廊开眼看世界的必然媒介。梁启超更以“农夫”之喻将“走廊”观念予以形象的表现：“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生，日人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日记的记述可知，蔡元培习东文的直接目的在于阅读日籍，而终极旨归则在于通过日本走廊博览西书，了解西学新知。
而筹建东文学馆一事真正付诸实施却似乎并不顺畅，日记翻到1898年6月17日，方见“聘会稽陶杏南司马(大均)教日本文字”的记述。令笔者感到惊诧的是，在初识日语仅四天后，蔡元培即“译日本小文典序一纸”；一周后始“译《万国宪法》序”(6月28、29日、7月1日)、“译‘日人败明师于平壤’一纸”，待译《俄土战史》时，已感“有文从字顺之乐”了。进步之神速。不禁让人联想到梁启超所创的日语速成之法——“和文汉读法”，任公先生声称，凡循此法者，“慧者一句，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而蔡元培可数日自通，这里除了其自身的天资外，也与当时日本书籍的文体关联甚大。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知识阶层、官僚阶层均采用与通俗作家市井小说“和文体”不同的“汉文体”著书立说。“日本文中夹着汉字是使中国人不能深彻地了解日本的一个障害”(参见周作人：《苦竹杂记·关于日本语》，岳麓书社1987)，但这种文体的存在，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日文提供了天然的便利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虽然汉文体著述中大量使用汉字，有一定古文功底的人即便不识“虚字”者也可猜出十之八九，但由于助词本身的复杂性，要较为准确地领会原文的意旨并非易事。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早已向国人言明了日语虚词在篇章表意上的重要性，曰：“日本之语言其音少，其辞繁，其语长而助辞多，其为语皆先物而后事，先实而后虚，此皆于汉文不相比附，强袭汉文而用之，名物象数用其义而不用其音，犹可以通。若语气文字收发转变之间，循用汉文，反有以钩章佶曲聱牙为病者。”为准确理解日文，蔡元培在“虚字”的学习上花费了不少工夫。不但在日人野口的指导下通过试译《论语》，从中探寻汉日文“虚字”文法的转换规律(6月28日)；还对此作了专门的钻研，“刺取日本字书中虚字”(7月7日)，并把《连盟论》中有之“虚字”“依字母先后，以本字类聚之”(7月10日)，企图通过归纳总结加深对“虚字”使用规律的理解和认知。在梁启超明确提出应“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已可读书而无窒阂矣”之前，蔡元培已然通过自己的努力，摸索出日语助词学习的自觉，并与梁氏的主张殊途同归。
当然，以阅读日籍为目标的学习，决定了蔡元培的日语学习只能停留在读写的阶段，还无法达到与日 人正常沟通的程度。在习日文一年后，与中川君、藤乡君等日本教习之间的交流还须依仗笔谈(1899年6月29日、1900年正月14日)。蔡氏本人对此也并不避讳，甚至不以为意：“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在读写与听说之间，蔡元培优先了前者。至于日语的听说该如何训练，蔡元培在个人的著述中未有明确交代。但据其南洋公学时期的高足黄炎培回忆，他曾教导学生“至日语，将来如赴日留学，就习未晚”。周作人曾指出要真正把握日本语言，就“须知道这语言也有他的生命，多少要对于他感到一种爱好与理解”。但是由于通过日本走廊了解西学新知的急切，中国知识界普遍对日本语言的工具性和中介性强调有余，而对日本语言和日本文化自身独立价值则认识不足。从方法论和功用论的视角来看，蔡元培的日语观与梁启超似乎并无二致——“不求能文而求能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任公先生的《和文汉读法》(1899年春)一书尚未成书时，蔡氏就已在探索中日语言互译规律的道路上先行一步了，领风气之先。故此，在“和文汉读法”的研究中过度评价梁氏的先驱作用，而忽略了其前人探索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二、实学观念下的日语教学：变身管理者后的蔡元培
1898年8月，蔡元培弃官归里，出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即为校长)，提倡新学。此“中西学堂”本为山阴乡绅、维新人士徐树立仿效天津中西学堂所倡建，有着较浓郁的西学风气。蔡元培主事的三年间，按自己的新学思路对既有课程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增设了物理、化学等西学科目；外语课程则在原有的英语、法语的基础上增设了日语课程。从其日记中可知，日语教员的聘任取的是中日合璧的原则。上文提及的中川氏和藤乡氏便为其中的日本教习。翌年8月1日，又延聘当年与自己“同学和文”的同窗何阆仙“居日新斋，检束学生”。“中日合璧”的聘任方案或是基于师生交流沟通方面的顾虑，在几个月前他曾有过这样的体验：“至保安桥东亚学堂，晤教习某君，华语颇艰涩，不能畅谈。”(1899年4月14日)有一定东文基础的蔡氏自己尚且如此，毫无东文基础的学生与日本教习沟通之艰难可想而知。对日本教习的顾虑在后来终被验证。在半年多后，即“得东文学生函，言藤乡教育之无法，各学生徒费学时，了无进益，遂决意解约”(1900年4月13日)。尽管学的是多少有些“三脚猫”的日文，但与日本教习相比，蔡元培与同窗何阆仙似乎更能体悟国人的日语认知特点，至少在蔡的日记中未见对何氏的投诉——显然，前一阶段东文学习的切身体验为蔡、何的日语教学提供了直接的参考和依据。
在与何阆仙共同制定的课程计划中，蔡元培要求：“和文课程，更定以先一小时授读本一课，限第二日默写，以后。小时译汉文为东文，以讨文法。”(1899年8月1日)四个月后的12月8日“始讲和文天尔波(即助词、助动词——笔者注)”。由此可推断，学堂当时的日语教育已较为科学化、体系化和规范化——有了日语的专任教员和启蒙读本，并通过“汉译日”以及虚词的专项训练强化对日本文法的理解与应用，此外还制定了明确的奖惩制度。对于学业优异者，学堂的奖励也颇耐人寻味——“命题课塾中诸生，奖以《经国美谈》”(1900年12月1日)。《经国美谈》作者矢野龙溪不仅以日本立宪改进党领袖、驻清公使的身份活跃于政坛，还是一位从事政治小说创作的业余政论家。日本政治小说的创作是在日译西方政治小说的孕育下诞生出来的，而与日本传统文学超政治性、非政治性不同，“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经国美谈》作为“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经由梁启超等人的积极译介和鼓吹对中国有志于维新、革命的新学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蔡元培以该作作为奖赏，其用意不言自明。而由此可见，蔡氏非但以日本语言作为了解西学的工具，还有选择性地将日本政治文学作品作为向新式学生灌输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媒介。除了开设专门的日语课程，蔡元培还一直筹划以日本的教科书改造中国的学校教材。在日记中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构想：“此杂志中所译各学教科书，多采自日本，考各种教科书，有可通用者(如动、植、理化之类)，有须特撰者(如读本、地理、历史之类)。兹译日本教科书为蓝本，海内学人若据此编润成中国合用之书，则幸甚。”(1901年3月26日)
另一方面，随着个人东文水平的显著提升，蔡元培的阅读面已不仅限于简单的东文基础读本。《经国美谈》与《西国立志编》([英]Samuel Smiles：SelfHelp，[日]中村正直译)等讲述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科技发明的著作让他兴奋不已。而不同于前一时期，在此期蔡氏的购读的书目中也不乏《日本风俗》、《东京游学案内》等描绘日本本土风土文化的日文原版书籍(1900年11月13日、1901年5月12日)——蔡元培对日本文化和社会的理解由感性的想象阶段向理性认知阶段切近。总的看来，中西学堂时期的蔡元培，作为东文学习者已经超越语言层面的学习，开始广泛涉猎日本社会文化知识，并将自己涉猎的新学知识有选择地、策略性地灌输给学生。作为教育家和管理者，通过较规范的课程设置和系统的专业训练开始了近代日语教育的最初尝试，和以日本教育体系改造中国既有教育模式的最初构想。
这种构想的贯彻落实是在半年多之后。1901年8月，上海的南洋公学特班开学，蔡元培被聘为特班总教习。由于天津中西学堂与上海南洋公学同为太常寺少卿盛宣怀所创，其中活跃的西学氛围蔡元培应该不会感到陌生。所谓“特班”，盛宣怀在上呈的奏折中解释为“变通原奏速成之意，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以储经济特科人才之用。”该班的成立实际上是解决上院缓办、人才急需的一种折中形式。特班的入学选拔极为严格，该班章程中称“于上院中院之外特设一班，以待成材之彦之有志于西学者”。可见，入读者多已是当时学界俊彦：“四十人中有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徵、胡仁源、殷祖同、谢澄(今名无量)、李叔同、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材生”。
入丰南洋公学特班后，蔡元培对已有课程做了系统的整合与改造。然而，最让特班学生感觉受益的似乎并不在正课的教学。其高足黄炎培就认为“吾辈之悦服吾师，尤在正课以外，令吾辈依志愿习日本文，吾师自教之”。这种“正课之外”、业余性质的“和文汉读法”课程在1901年10月即被列入“高级课程”计划，而真正付诸实施则是1902年2月17日：“学生有愿习和文汉读者，是日始课之。嗣后，月、水、今日为常课。”并为此托友人“买日本字书数种”，以备教学之用(2月18日)。至于为何要在正课之外开设日文课，蔡氏与学生的说法综合起来不外有三：一、“其时学生中能读英文者甚少，群思读日文书”，换言之，即应学生的需求而开设。二、日本书的价格较之欧美低廉。蔡元培认为“今后学人需具有世界知识，世界日在进化，事物日在发明， 学说日新月异，读欧书价贵，非‘般人之力所克胜。日本侈译两书至富，而书价贱，能读日文书则无异于能遍读世界新书”。三、日文易学，并可通过日本的窗口窥测世界。“了解国际，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英文自然要读，通日本文比较容易，从日本书中亦可以了解国际情况”，而教学方法，仍与此前一脉相承——“以不习日语而强读日文书之不彻底法授之”(即“和文汉读法”)，让学生们“从学习日本翻译中，阅读容易了解的日本书”，并令其“随习随试译”；每月一次，蔡元培亲自评改。作为特班总教习，蔡元培本人也率先垂范，大量购读日本原版书籍，诸如《日本现行法令大全》(1901年9月29日)《教育学书解说》和《实用教育学》等(1901年11月21日)，并翻译了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
与绍兴中西学堂时期相对系统的语法、翻译教学不同，由于学生素质及培养方向、目标诸方面的差异，南洋公学特班极为注重翻译能力(尤其是日译汉能力)的培养，强调“速成”，而将语言本身的学习置于第二位。蔡元培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法短期内收到了奇效，极大地激发了学生阅读日籍的积极性，“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笔者在翻阅《新民从报》时，发现了当时的特班学生的邵闻泰(即邵力子)致流亡在日的主编梁启超的信件，日：“达尔文、约翰弥勒、赫胥黎、斯宾塞等所著书，除《天演论》名学外，其余诸书，日本均有译本否?乞示复。”该信刊于《新民丛报》第九号(1902年5月1日)，以此推断，编辑部收到此信最晚应为4月。而由蔡元培日记可知，在课外教授“和文汉读法”始于同年2月；同时赫胥黎、斯宾塞尔等的著作又都是蔡元培的喜读之作。由此不难看出，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特班学生就已在蔡师的引领下，希图通过日文译本了解西学新知。非但如此，学生“试译”也卓有成绩。其中，李叔同的成绩便是翻译了日人玉川次致的《法学门径书》和太田政弘等著的《国际私法》，译者自称翻译的目的在于给国人灌输“国际思想”，以改变“外人之跋扈飞扬”，“苟国人读此书而恍然于国际之原则，得回补救不久于万一，且进而求政治之发达，则中国前途之幸也”。
当然，单单强调蔡元培的一己之力也是不准确的。南洋公学特班的“和文汉读法”实际上似乎可以理解为蔡氏与梁启超二人里应外合、综合影响的结果。一方面，蔡元培在开“和文汉读法”课程之前就在日记中提及了梁氏的《和文汉读法》：“介石来，同至日文学堂，看燕生、州髓。州髓以《寄学速成法》印本不全者见示，视《和文汉读法》为详。”(1901年11月20日)另一方面，梁启超自《新民丛报》第九号起便发表了著名的长文《东籍月旦》，并在“问答栏”里为自己草撰的《和文汉读法》做足了广告宦传，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该报在南洋公学虽屡遭校方保守势力的封禁，但是拥有众多的青年读者。“和文汉读法”以此杂志为媒介对广大学生产生影响则是顺理成章之事(邵力子向该志的投书便是佐证)。——在特班的日语教学中，“和文汉读法”的功效在蔡、梁的双重倡导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强化。
“和文汉读法”在南洋公学特班的实施也并非偶然，其背后隐藏的是国家政治战略和近代大学功能定位所支撑的双重必然。南洋公学作为第一批官办近代大学，其定位必然与国家的政治战略相呼应。在《南洋公学章程》中，盛宣怀提出了“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的办学目标，这就使日本语乃至日本学的教学、研究成为一种必然。此外，由于“时事方殷、需才至亟”，“欲速副朝廷侧席之求，必先取资于成名之人，盛才之彦”，这也是特班开办的初衷之一。虽然“环球各国学校如林，大率形上形下，道与艺兼”，时代嗅觉敏感的盛宣怀敏锐地觉察到“惟法兰西之国政学堂，专教出使、政治、理财、理藩四门，而四门之中皆可学商务，经世大端，博通兼综。学堂系士绅所设，然外部为其教习，国家于是取才。臣今设立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意，以行达成之实。”盛氏对特班的定位显然是以法兰西的国政学堂为范本的，并要求特班的知识精英“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那么，所谓的“政学”学习方向何在?在详细对比了诸“帝国”的政治统治制度后，盛宣怀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惟德意志自毕士马以来，尊崇帝国，裁损民权，画然有整齐严肃之风，日本法之，以成明治二十年以后之政绩；俄虽号君主专制之国……不若日德之巩固也。较量国体，惟日德与我相同，亦惟日德之法于我适宜而可用。臣尝谓欲求详备，必博选通达古今之士，游历德国，逐事咨询，仍于各省多设德文学堂，广翻德书，而后斟酌损益，可以万全而无弊。今兹公学，力未有能，姑就东文之翻自德文者译之，得尺得寸，为早年一溉之计。……格致、制造则取法于英美，政治、法律则取法于日德……
盛氏要求南洋公学在“政学”教学与研究上取法德日，但在译德书遭遇了“今兹公学，力未有能”的现实无奈之后，“就东文之翻自德文者译之”就成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并曾专门为此成立了译书院和东文学堂。在讲求“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实学氛围浓厚的南洋公学，蔡元培引导学生，以“和文汉读法”而求速成、将日籍汉译定位为日语教学的首要目标则不难理解。
三、结论
在蔡元培由封建而“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演进历程中，影响因素无疑是多种多样的。由以上的考论不难发现，日语的学习、日译西籍的阅读对蔡元培革命思想的成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追求速成和实用的浮躁、以及因此而生的重读写、轻听说的倾向，直接促使他开始了对“和文汉读法”这一有中国特色日语学习方法的先期探索，对此学界应予以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在日语“工具论”和“中介论”的思维下，蔡元培对西学的至高地位以及日译西籍在西学东渐路线上的中转作用强调有余，对日本语言和文化本体的独立价值则认识不足。和文汉读法和东文“中介论”对蔡氏后来的日语教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绍兴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特班执教期间，他通过课堂或业余日语教学向学生灌输日译西学，激发了学生学习日语的兴趣，并以此大大强化了西学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和影响。单从日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变身教育管理者后，蔡元培坚持使日语教学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战略及近代大学的功能定位的客观要求，做到因材施教、因时而教、强调日语教学“实学性”的教学策略都值得今天的日语教学、研究者深思。
责任编辑 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