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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甲骨文，书籍，殷商，典册
由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主编并为之作序的《中国藏书楼》认为，中国藏书事业的历史。可追溯到文字和图书已有相当发展的殷周时代，专藏甲骨的龟室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档案馆，史官贞人是早期的文献管理者。这就是说，把书籍的最早源头追溯到了这种以甲骨为载体的古老文字形式。
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并被认为是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流变之作的钱存训著《书于竹帛》，也是将殷周时期的甲骨文当作中国最早的书籍来看待，认为“这些甲骨刻辞都是商代后期和周初的文字记录，也是三千年前王室档案的一部分”。
这是两部关于中国古代图书发展史的颇具代表性而且影响较大的著作。翻检众多关于图书发展史的著作和论文，也多讲到中国最早的文献形态，是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商代后期的甲骨文献和金文文献。
正是由于这些权威学者的观点，影响着世人对甲骨文和古代图书之间关系的看法。比如在一些中学课本中，同样也持这样的观点。
如初中语文课本中的“从甲骨文到缩微图书”课，以中国古代书籍的演变过程为顺序，依次介绍了古代书籍从“龙骨”“竹简”到缩微型书籍的演变历史，开头第一自然段说到了甲骨文的发现经过和它的内容，把刻写甲骨文字的“龙骨”当作古代书籍的雏形来讲。
在江苏的新课标语文教学参考书中的“走进图书馆”，说到中国古代图书发展史时，也是把甲骨文当作了书籍的源头：“殷代和西周早期(公元前13世纪至前10世纪)，人们将占卜卜辞、重要历史事件等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了甲骨刻辞。青铜铭文，石鼓文字等。这些属于档案性质的文献资料。我们称之为初期书籍。”
对于这种说法，本人不敢苟同，愿在此作一下辨析与补正。
自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以来，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了。经过数代甲骨学家的不断研究和探索，如今学术界对甲骨文的年代和性质，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
《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说明殷商民族是一个非常迷信鬼神的民族，商人凡事不敢自专，总要通过占卜问诸鬼神，听凭鬼神的旨意。占卜材料多为龟甲(主要：是龟腹甲，及少量龟背甲)和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也有少数的牛肋骨、鹿头骨、虎骨、人头骨等)，用前经整治，并在背面(少量牛胛骨亦有在正面)施以钻、凿。占卜时，先于甲骨背面钻凿处用火烧炙，正面即现“兆”字形裂纹，以此定吉凶。甲骨占卜主要是用于商代王室或宗亲贵族的占卜活动。占卜内容多以王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保佑。殷墟甲骨文就是商代后期人们为了记录占卜过程而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所以又称甲骨卜辞。
甲骨占卜可以说是上古社会先民的一种宗教活动，也可以说是其日常生活和思维的一种模式。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甲骨占卜。但是直到商代晚期，占卜甲骨上才有了大量的刻写文字出现。这些文字刻写，是在占卜后把占卜经过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这其中包括占卜的时期、占卜者(贞人)名字、占卜的事项、占卜的吉凶推断、占卜的最终结果等等。所以说，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可以分为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文字详略不等，多者一版甲骨上达400字，而少者一条卜辞仅一两字。大多数甲骨卜辞都不完整，多作省略。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一般不做省略的部分是命辞，即占卜的事项，主要涉及王室的祖先神祗祭祀、对外征战、商王出游田猎、贵族疾病、往来礼聘以及社会生活层面的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等等，内容包罗万象，后人可以通过对这些甲骨卜辞的分析研究当时殷商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今天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即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中出土了大约十多万片的甲骨片。这些甲骨，时间持续较长，是从盘庚迁殷到殷纣灭亡273年间的甲骨占卜遗物。经过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的分期断代研究，将它们分为武丁及武丁以前、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等五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目前这些材料已被汇编成《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以及《小屯南地甲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等大型甲骨材料著录书出版发行，为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详细的甲骨文字材料。
甲骨文是现存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大约有4500个单字，如今经过几代甲骨学家的研究考释，文字可识者约1／3。它的基本词汇、语法、字形结构跟后代汉语言文字是一致的。用古代汉字学的“六书”理论来研究，在字形结构方面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均已齐备；在文义使用上转注(互训，即义近通用)、假借(音近通用)也都很清楚。甲骨文仍以象形文字为主，其中较为复杂的造字结构如会意字和形声字，也是以常见的象形字为基础而形成的。总的来说，甲骨文在文字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繁简化和形声化的趋向。繁简化，是指早期甲骨文字中一些形体复杂的字，至晚期日趋简单，笔画减少；而同时一些形体较简单的字，到晚期出现了日趋复杂、笔画增多的趋势。形声化，是指甲骨文字在象形字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大量的合体会意字，尤其是出现了更多的声符加形符的形声字，满足了表达繁杂社会事务的需要。这些都表明，甲骨文字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体系，早已不是文字起源初期的原始形态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河南郑州发现了商代早期的甲骨文。1954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二里岗遗址扰土层中发现了一版牛肋骨刻辞，上有十字：“又屯土羊乙贞从受十月”。
2003年3月24日在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发现了时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二三期的晚商甲骨文。大辛庄遗址距地面50厘米的四个探方土层中，出土了十多片甲片。经过清洗缀合，在八片有文字的甲片中，有七片甲片构成了一个几乎完整的龟腹甲。在这块长约15厘米、宽约8厘米的龟甲上，计有25个甲骨文字，由兆辞、兆数和前辞组成。据初步研究，其内容是对某位“母”进行祭祀占卜的记录。不论是甲骨修整、钻凿形态，还是字形、文法，都应与安阳殷墟卜辞属于同一系统。
除商代晚期甲骨文之外，历年来也陆续发现了西周时代的甲骨文。如在陕西周原的岐山风雏、扶风齐家、长安张家坡、丰镐遗址、周公庙遗址、山西洪洞坊堆、河北邢台南小汪、北京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镇江营d等地也先后发现了西周甲骨文。但西周甲骨文的数量、规模以及文字形态(大多数字体细小，近似微雕)都远不如商代的殷墟甲骨文为盛。这种情况表明，甲骨文字至商代后期达到鼎盛，其后由于甲骨占卜已被其他形式的占卜所逐渐代替，甲骨文字的发展也渐趋末流。
从以上所分析的殷墟甲骨卜辞的内容和形式，可约略知道甲骨文的性质。虽然甲骨卜辞的内容涉及面很广，但主要是记录王室或王公贵族占卜情况 (卜辞之外还有所谓记事刻辞和表谱刻辞等，但与卜辞相比数量极少)。甲骨卜辞只是殷商晚期社会一个极其独特方面的部分展示与再现，并且只是对可能要发生事项的占卜与吉凶判断，而不一定是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况。对于当时文字的使用情况，我们认为甲骨文只是文字的众多使用方式的一种，而不是主要使用方式。当时文字的使用，除了甲骨文字之外，还有简牍文字、玉石文字、钟鼎铭文、陶器文字等等，其中简牍文字应该是最主要的文字使用方式。所以，甲骨文只是占卜文字，不能以甲骨文来直接判断当时社会实际。
本人认为，把甲骨文作为“书籍的雏形”来看是没有道理的。在当时，甲骨文不是作为书籍而制作的，因此它也不具备书籍的性质和功能。它不是供人们阅读信息、增益知识、交流思想的载体，只是占卜者为了日后验证占卜结果是否应验而刻写的备忘文字。在甲骨文的埋藏中，虽然也有一些是以类而聚、同时同处的有意埋藏，如殷墟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的甲骨窖藏坑：127坑、大连坑、小屯南地甲骨坑、91花东甲骨坑等，但仍有大量的甲骨是被作为废物遗弃的，分散在遗址的地层中。这也是与书籍的搜集和档案的庋藏不一致的地方。
与此相关的是，在档案学界有关甲骨文是否属于档案的争论。20世纪50年代，著名甲骨学家陈梦家先生在谈到甲骨卜辞的性质时说：“这些卜辞可以视作政治的决定记录……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于是长期以来，档案工作者多将甲骨文看做是最早的档案雏形，几乎所有的档案学教科书和研究论文都认定甲骨文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历史档案，而无异议。
实际上，甲骨文虽然是商代人们在占卜活动中的过程记录，是第一手原始记录材料，但它并不符合历史档案所应有的条件和性质。首先，商王朝后期没有特定的存放所谓“甲骨档案”的场所。甲骨文出土地点十分分散，在小屯村东北、村南、村西南、村西、村中以及花园庄东地、南地甚至洹河对岸的侯家庄一带皆有大量甲骨文出土。其次，商代后期并未有意要把甲骨文当作档案长期保存下去。发现的甲骨文，皆出土于室外灰坑或所谓的“窖穴”之中，不仅不能遮风避雨，而且这些坑没有经过特殊的防潮、防渗水加工处理，著名的H127、花东H3等甲骨坑，都是作为垃圾坑的灰坑，其中破碎陶片和生活垃圾与甲骨伴出共存，且不久即遭到别的灰坑的破坏。再者，甲骨文不具备查考利用价值，其存放状况无法查考；当时人没有对甲骨文内容进行系统的捡选整理，原始文件没有转化成档案；而且大部分甲骨坑甲骨排列混乱，看不到用绳捆成束或用装具盛装的现象，更没有确凿无疑的编目现象；而那些掩埋于土坑内且上面经过土层夯实的甲骨文，也无法供后人查考利用。
甲骨文不是商代的档案，更不是商代的书籍。
说甲骨文不是书籍的雏形，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商代前期或者先商文化时期(即商汤未建立统治政权的商族先公时代)，已经有了书籍——“典册”了。
《尚书·多士》中曾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这里是说，只有殷商民族的先人有“典册”。大概文字的发明和利用，最早是在殷商民族中发生，因此殷商先人最早拥有了文字记录的历史档案“典册”。
中国古代在发明纸张以前，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子或木头制成的“简牍”，长方的木板叫“牍”，长条形的竹条叫“简”。“简牍”用丝绳或牛皮条(古书称“苇”，孔子读易经“韦编三绝”即是此义)编缀起来就是“册”。“典”就是大册，重要的简册。
甲骨文中有“典”“册”二字。“册”字，(《甲骨文合集》9356)，正像众多竹木简条以丝绳或牛皮条横编连缀起来的形状。“典”字与“册”字相关形似而作(《甲骨文合集》38305)，像以手捧“简册”或将“简册”捧放到案几上供起来之形。甲骨、辞中多次出现与“册”有关的辞例，如“作册”“称册”“册用”“册祝”“册入”等。“典”字用法与“册”相同，二字字形有时也可互作相通。
根据甲骨文字形，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并参照近世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简牍来推测，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出现了将刻写字迹的竹木简牍编缀而成的“典册”了。所以，甲骨文不是书籍的雏形，最早的书籍不是甲骨文，而是早在甲骨文之前的先商时代即已产生，并在甲骨文时代仍然存在的“典册”。只是竹木“简牍”不易保存，在今天的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商代的“典册简牍”实物。
由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主编并为之作序的《中国藏书楼》认为，中国藏书事业的历史。可追溯到文字和图书已有相当发展的殷周时代，专藏甲骨的龟室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档案馆，史官贞人是早期的文献管理者。这就是说，把书籍的最早源头追溯到了这种以甲骨为载体的古老文字形式。
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并被认为是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流变之作的钱存训著《书于竹帛》，也是将殷周时期的甲骨文当作中国最早的书籍来看待，认为“这些甲骨刻辞都是商代后期和周初的文字记录，也是三千年前王室档案的一部分”。
这是两部关于中国古代图书发展史的颇具代表性而且影响较大的著作。翻检众多关于图书发展史的著作和论文，也多讲到中国最早的文献形态，是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商代后期的甲骨文献和金文文献。
正是由于这些权威学者的观点，影响着世人对甲骨文和古代图书之间关系的看法。比如在一些中学课本中，同样也持这样的观点。
如初中语文课本中的“从甲骨文到缩微图书”课，以中国古代书籍的演变过程为顺序，依次介绍了古代书籍从“龙骨”“竹简”到缩微型书籍的演变历史，开头第一自然段说到了甲骨文的发现经过和它的内容，把刻写甲骨文字的“龙骨”当作古代书籍的雏形来讲。
在江苏的新课标语文教学参考书中的“走进图书馆”，说到中国古代图书发展史时，也是把甲骨文当作了书籍的源头：“殷代和西周早期(公元前13世纪至前10世纪)，人们将占卜卜辞、重要历史事件等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了甲骨刻辞。青铜铭文，石鼓文字等。这些属于档案性质的文献资料。我们称之为初期书籍。”
对于这种说法，本人不敢苟同，愿在此作一下辨析与补正。
自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以来，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了。经过数代甲骨学家的不断研究和探索，如今学术界对甲骨文的年代和性质，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
《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说明殷商民族是一个非常迷信鬼神的民族，商人凡事不敢自专，总要通过占卜问诸鬼神，听凭鬼神的旨意。占卜材料多为龟甲(主要：是龟腹甲，及少量龟背甲)和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也有少数的牛肋骨、鹿头骨、虎骨、人头骨等)，用前经整治，并在背面(少量牛胛骨亦有在正面)施以钻、凿。占卜时，先于甲骨背面钻凿处用火烧炙，正面即现“兆”字形裂纹，以此定吉凶。甲骨占卜主要是用于商代王室或宗亲贵族的占卜活动。占卜内容多以王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保佑。殷墟甲骨文就是商代后期人们为了记录占卜过程而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所以又称甲骨卜辞。
甲骨占卜可以说是上古社会先民的一种宗教活动，也可以说是其日常生活和思维的一种模式。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甲骨占卜。但是直到商代晚期，占卜甲骨上才有了大量的刻写文字出现。这些文字刻写，是在占卜后把占卜经过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这其中包括占卜的时期、占卜者(贞人)名字、占卜的事项、占卜的吉凶推断、占卜的最终结果等等。所以说，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可以分为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文字详略不等，多者一版甲骨上达400字，而少者一条卜辞仅一两字。大多数甲骨卜辞都不完整，多作省略。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一般不做省略的部分是命辞，即占卜的事项，主要涉及王室的祖先神祗祭祀、对外征战、商王出游田猎、贵族疾病、往来礼聘以及社会生活层面的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等等，内容包罗万象，后人可以通过对这些甲骨卜辞的分析研究当时殷商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今天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即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中出土了大约十多万片的甲骨片。这些甲骨，时间持续较长，是从盘庚迁殷到殷纣灭亡273年间的甲骨占卜遗物。经过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的分期断代研究，将它们分为武丁及武丁以前、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等五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目前这些材料已被汇编成《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以及《小屯南地甲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等大型甲骨材料著录书出版发行，为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详细的甲骨文字材料。
甲骨文是现存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大约有4500个单字，如今经过几代甲骨学家的研究考释，文字可识者约1／3。它的基本词汇、语法、字形结构跟后代汉语言文字是一致的。用古代汉字学的“六书”理论来研究，在字形结构方面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均已齐备；在文义使用上转注(互训，即义近通用)、假借(音近通用)也都很清楚。甲骨文仍以象形文字为主，其中较为复杂的造字结构如会意字和形声字，也是以常见的象形字为基础而形成的。总的来说，甲骨文在文字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繁简化和形声化的趋向。繁简化，是指早期甲骨文字中一些形体复杂的字，至晚期日趋简单，笔画减少；而同时一些形体较简单的字，到晚期出现了日趋复杂、笔画增多的趋势。形声化，是指甲骨文字在象形字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大量的合体会意字，尤其是出现了更多的声符加形符的形声字，满足了表达繁杂社会事务的需要。这些都表明，甲骨文字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体系，早已不是文字起源初期的原始形态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河南郑州发现了商代早期的甲骨文。1954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二里岗遗址扰土层中发现了一版牛肋骨刻辞，上有十字：“又屯土羊乙贞从受十月”。
2003年3月24日在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发现了时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二三期的晚商甲骨文。大辛庄遗址距地面50厘米的四个探方土层中，出土了十多片甲片。经过清洗缀合，在八片有文字的甲片中，有七片甲片构成了一个几乎完整的龟腹甲。在这块长约15厘米、宽约8厘米的龟甲上，计有25个甲骨文字，由兆辞、兆数和前辞组成。据初步研究，其内容是对某位“母”进行祭祀占卜的记录。不论是甲骨修整、钻凿形态，还是字形、文法，都应与安阳殷墟卜辞属于同一系统。
除商代晚期甲骨文之外，历年来也陆续发现了西周时代的甲骨文。如在陕西周原的岐山风雏、扶风齐家、长安张家坡、丰镐遗址、周公庙遗址、山西洪洞坊堆、河北邢台南小汪、北京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镇江营d等地也先后发现了西周甲骨文。但西周甲骨文的数量、规模以及文字形态(大多数字体细小，近似微雕)都远不如商代的殷墟甲骨文为盛。这种情况表明，甲骨文字至商代后期达到鼎盛，其后由于甲骨占卜已被其他形式的占卜所逐渐代替，甲骨文字的发展也渐趋末流。
从以上所分析的殷墟甲骨卜辞的内容和形式，可约略知道甲骨文的性质。虽然甲骨卜辞的内容涉及面很广，但主要是记录王室或王公贵族占卜情况 (卜辞之外还有所谓记事刻辞和表谱刻辞等，但与卜辞相比数量极少)。甲骨卜辞只是殷商晚期社会一个极其独特方面的部分展示与再现，并且只是对可能要发生事项的占卜与吉凶判断，而不一定是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况。对于当时文字的使用情况，我们认为甲骨文只是文字的众多使用方式的一种，而不是主要使用方式。当时文字的使用，除了甲骨文字之外，还有简牍文字、玉石文字、钟鼎铭文、陶器文字等等，其中简牍文字应该是最主要的文字使用方式。所以，甲骨文只是占卜文字，不能以甲骨文来直接判断当时社会实际。
本人认为，把甲骨文作为“书籍的雏形”来看是没有道理的。在当时，甲骨文不是作为书籍而制作的，因此它也不具备书籍的性质和功能。它不是供人们阅读信息、增益知识、交流思想的载体，只是占卜者为了日后验证占卜结果是否应验而刻写的备忘文字。在甲骨文的埋藏中，虽然也有一些是以类而聚、同时同处的有意埋藏，如殷墟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的甲骨窖藏坑：127坑、大连坑、小屯南地甲骨坑、91花东甲骨坑等，但仍有大量的甲骨是被作为废物遗弃的，分散在遗址的地层中。这也是与书籍的搜集和档案的庋藏不一致的地方。
与此相关的是，在档案学界有关甲骨文是否属于档案的争论。20世纪50年代，著名甲骨学家陈梦家先生在谈到甲骨卜辞的性质时说：“这些卜辞可以视作政治的决定记录……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于是长期以来，档案工作者多将甲骨文看做是最早的档案雏形，几乎所有的档案学教科书和研究论文都认定甲骨文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历史档案，而无异议。
实际上，甲骨文虽然是商代人们在占卜活动中的过程记录，是第一手原始记录材料，但它并不符合历史档案所应有的条件和性质。首先，商王朝后期没有特定的存放所谓“甲骨档案”的场所。甲骨文出土地点十分分散，在小屯村东北、村南、村西南、村西、村中以及花园庄东地、南地甚至洹河对岸的侯家庄一带皆有大量甲骨文出土。其次，商代后期并未有意要把甲骨文当作档案长期保存下去。发现的甲骨文，皆出土于室外灰坑或所谓的“窖穴”之中，不仅不能遮风避雨，而且这些坑没有经过特殊的防潮、防渗水加工处理，著名的H127、花东H3等甲骨坑，都是作为垃圾坑的灰坑，其中破碎陶片和生活垃圾与甲骨伴出共存，且不久即遭到别的灰坑的破坏。再者，甲骨文不具备查考利用价值，其存放状况无法查考；当时人没有对甲骨文内容进行系统的捡选整理，原始文件没有转化成档案；而且大部分甲骨坑甲骨排列混乱，看不到用绳捆成束或用装具盛装的现象，更没有确凿无疑的编目现象；而那些掩埋于土坑内且上面经过土层夯实的甲骨文，也无法供后人查考利用。
甲骨文不是商代的档案，更不是商代的书籍。
说甲骨文不是书籍的雏形，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商代前期或者先商文化时期(即商汤未建立统治政权的商族先公时代)，已经有了书籍——“典册”了。
《尚书·多士》中曾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这里是说，只有殷商民族的先人有“典册”。大概文字的发明和利用，最早是在殷商民族中发生，因此殷商先人最早拥有了文字记录的历史档案“典册”。
中国古代在发明纸张以前，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子或木头制成的“简牍”，长方的木板叫“牍”，长条形的竹条叫“简”。“简牍”用丝绳或牛皮条(古书称“苇”，孔子读易经“韦编三绝”即是此义)编缀起来就是“册”。“典”就是大册，重要的简册。
甲骨文中有“典”“册”二字。“册”字，(《甲骨文合集》9356)，正像众多竹木简条以丝绳或牛皮条横编连缀起来的形状。“典”字与“册”字相关形似而作(《甲骨文合集》38305)，像以手捧“简册”或将“简册”捧放到案几上供起来之形。甲骨、辞中多次出现与“册”有关的辞例，如“作册”“称册”“册用”“册祝”“册入”等。“典”字用法与“册”相同，二字字形有时也可互作相通。
根据甲骨文字形，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并参照近世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简牍来推测，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出现了将刻写字迹的竹木简牍编缀而成的“典册”了。所以，甲骨文不是书籍的雏形，最早的书籍不是甲骨文，而是早在甲骨文之前的先商时代即已产生，并在甲骨文时代仍然存在的“典册”。只是竹木“简牍”不易保存，在今天的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商代的“典册简牍”实物。